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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前119)，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人，是西汉抗击匈奴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千百年来深受人们喜爱。《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英勇悲壮的一生，寄寓了司马迁的无限同情，字里行间渗透着司马迁的无限悲愤，是《史记》的名篇之一，千百年来传诵不绝。古今对李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李广评价和李广不得封侯原因的探讨上。下面从五个方面，从古今对李广的研究作以简要综述。

对于李广才干和性格特点的认识，应该说古今人们没有太大分歧，都基于司马迁的《李将军列传》。首先，李广善射。李广出身“世世受(授)射”世家，“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曾因“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上郡遭遇战曾“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射杀胡白马将”;雁门出击战曾“射杀追骑，以故得脱”;右北平之战曾“射其裨将，杀数人”。有一次，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善于射箭和骑射是李广主要特点之一。其次，李广廉洁宽厚，疼爱士兵，深得士卒爱戴和拥护。“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李广“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第三，李广英勇奋战，威名远扬。李广一生与匈奴大小70余战，有胜有败，功过相当，但其名声很大。汉文帝曾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公孙昆邪曾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程不识曾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李广任右北平太守时，匈奴号之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第四，李广不善言辞。“广讷口少言”，“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第五，李广优缺点并存。在宽缓不刻的同时又气度狭小，在疼爱士卒的同时又治军松散，在勇略过人的同时又经常自持才力冒险。

后世对李广的评价，有三种明显的倾向，一是高度赞扬和肯定，一是肯定中又有批评，一是对李广一味地进行批评和否定的。

如司马贞《索隐述赞》给李广以极高的评价，说李广“猿臂善射，实负其能。解鞍却敌，圆阵摧锋。边郡屡守，大军再从。失道见斥，数奇不封。惜哉名将，天下无双!”^[1]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高适的《燕歌行》云：“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张弘范《读李广传》云：“孤矢威盈塞北屯，汉家飞将气如神。但教千古英名在，不得封侯也快人!”^[2]盛赞李广抗击匈奴的战功和在对匈奴征战中的重要地位。

也有对李广在肯定的同时进行中肯批评的。如史海威《李广的多重性格》^[3]认为，李广是一个性格复杂有着鲜明爱恨情仇优缺点并存的历史人物，有着多重性格和多面特征，扮演着多种角色。他出生于军事世家，自幼习射善射，作战勇猛，匈奴非常害怕，视为“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进攻他做太守的右北平，才气举世无双是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但李广不是一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不重视军队的操练和建设，行军打仗作风自由，不重视纪律，与士兵以恩义相结。打仗没有章法，也常常失败，功过相当，甚至功不及过。他体恤士卒，爱兵如子，但似乎流于妇人之仁。战场上喜欢表现自己，常通过展示自己的勇猛获得将士们喝彩，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严重，生活中木讷寡言，不善言辞，只以射箭喝酒取乐，看不到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炫耀自己的影子。杀霸陵尉表现出他的气量狭小。他不愿面对刀笔吏，愤而自杀，至死仍把自己不封侯归结于“天”，未能从自身找原因。潘东明《史记·李将军列传的真善美》^[4]认为，李广智勇双全，厚实仁爱，廉洁少言，善于骑射，但同时他又心胸狭窄，在黑暗现实面前麻木迷信。他身上既有我们民族优良高贵的品德，又有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鄙俗气。

对李广进行严厉批评的，当数明代王船山。王船山说：“以李广之不得专征与单于相当为憾者，流俗之簧鼓，士大夫之臭味，安危不系其心，而漫有云者也。广出塞而未有功，则曰‘数奇’，无可如何而姑为之辞尔。其死，而知与不知皆为垂涕，广之好名市惠以动人，于此见矣。三军之事，进退之机，操之一心，事成而谋不泄，悠悠者恶足以知之?广之得此誉也，家无余财也，与士大夫相与而善为慷慨之谈也。呜呼!以笑貌相得，以惠相感，士大夫流俗之褒讥仅此耳。可与试于一生一死之际，与天争存亡，与人争胜败乎?卫青之令出东道避单于之锋，非青之私也，阴受武帝之戒而虑其败也。方其出塞，武帝欲无用，而固请以行，士大夫之口啧啧焉，武帝亦聊以谢之而姑勿任之，其知广深矣。不然，有良将而不用，赵黜廉颇而亡，燕疑乐毅而偾，而武帝何以收绝幕之功?忌偏裨而掣之，陈余以违李左车而丧赵，武侯以沮魏延而无功，而卫青何以奏寘颜之捷，则置广于不用之地，姑以掣匈奴，将将之善术，非士大夫流俗之所测，固矣。东出而迷道，广之为将，概可知矣。广死之日，宁使天下为广流涕，而弗使天下为汉之社稷、百万之生灵痛哭焉，不已愈乎!广之为将，弟子壮往之气也。‘舆尸’之凶，武帝戒之久矣。”^[5]指出了李广因为无功不能封侯的客观事实，批评了说李广命运不好的观点，但全盘否定李广，又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杨宁宁《徒有虚名的李广——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6]认为，李广在汉匈战争中的表现差强人意，不得封侯的原因是他在历次战斗中没有达到封侯标准。从元光六年到元狩四年间，在参加的几次战役中，李广要么被俘，要么迷失道路，要么全军覆没，最好的也是功过抵消，军功对他来说真有点望不可即。李广杀敌立功的机会应该是很多的，但他都没能立功，李广在军事上其实是个庸才。所谓的“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只是徒有虚名罢了。李广自杀是因漠北大战被调作后援，后又因失道要接受军事审判这一偶然因素造成的。但这个偶然因素的背后潜伏着一些必然因素，例如性格因素等。李广是一位武功超群和好勇力的武将，但不等于就是优秀的将领。他勇力过多，谋略太少。首先是政治上少谋略，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他缺乏政治头脑，对复杂的政治斗争缺少基本的分析判断能力。其次是军事素质上有勇无谋，从李广的几次战斗情况看，他只是在拼勇力、拼武功、拼箭法，在逞匹夫之勇，没有看到他如何谋划，如何用兵，如何部署调动发挥全军将士的整体战斗力。李广在军队中有很高声望，是因为他体恤士兵，爱兵如子。这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带兵打仗，随意性很大，对部队和士兵没有严格的纪律和约束。李广多次参战却没能立功，是他的素质和能力问题，不是什么“数奇”，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将领。另外，李广心胸狭窄，没有容人气度，也说明他不是一个优秀将领。王双庆《司马迁与“李广难封”》^[7]也认为，李广充其量只是一名骁勇善战的虎将而已，算不上统兵封疆的真正的将军之才。

纵观古今，人们提出来的关于李广不得封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李广命运不好。汉文帝曾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陈仁锡《陈评史记》卷一百零九也说：“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如《李广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8]牛运震《史记注评》卷一O云：“一篇感慨悲愤，全在李广数奇不遇时一事。篇首‘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云云，已伏‘数奇’二字，便立一篇之根。后叙广击吴楚，还，赏不行，此其一奇也;马邑诱单于，汉军皆无功，此又一数奇也;为虏剩得当斩，赎为庶人，又一数奇也;出定襄而广军无功，又一数奇也;出右北平而广军功自如，无赏，又一数奇也;出东道而失道，后大将军，遂引刀自颈，乃以数奇终焉。至‘初，广之从弟李蔡’云云，以客形为主，及广与望气语，实叙不得封侯之故，皆着意抒发数奇本末。‘上以为李广老，数奇’云云，则明点数奇眼目。传末叙当户早死，李陵生降曰‘李氏陵迟衰微矣’，又曰‘李氏名败’云云，总为数奇不遇，余文低徊凄感，此又一篇之主宰，而太史公操笔谋篇时，所为激昂不平者也。”^[9]这种“数奇”的观点，没有什么根据。第二，李广“杀已降”。李广任陇西太守时，曾杀过已经投降了的800名羌人。他对自己没能封侯疑惑不懈，便请教望气者王朔。王朔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10]第三，李广“杀霸陵尉”。董份曾说：“广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杀降也，亦浅中少大度耳，其不侯故宜。”^[11]其实，“杀已降”与不得封侯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第四，李广“治军不严”。何去非说：“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而广每至败衄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由其治军，不用纪律。广之治军，欲其人人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警严管摄，一切驰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12]第五，李广军功不够。黄震说：“李广每战辄北，因踬终身。”^[13]司马光也认为：“效不识(即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14]现代学者多主张此说。第六，汉武帝的偏见与卫青的压制。王勃《滕王阁序》叙说历史上高才之士境遇坎坷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张耒《李广》诗说：“李广才非卫霍俦，孝文能鉴不能收。君王未是忘征战，何待高皇万户侯。”^[15]清人尤侗在论及此事时也曾指出：“以广之勇，结发与匈奴七十余战，使居前一当单于，其功可胜道哉!乃徙广部行回远，而军无导，或(惑)失道;即失道，不至死，广老将，独不能少假之耶?又使长史责之急，是广之死，青杀之也。”楚欣《飞将军李广》^[16]也认为，李广的死与卫青的歧视、排挤、问罪有关。第七，李广人缘不好，不会谋官。楚欣《飞将军李广》认为，李广没有封侯，不在于生不逢时，最大可能应是人际缘故。另一方面，李广似乎从来也没有得到朝廷真正重用，每次带兵都只不过是几千人，大大限制了他的作用。郑志惠、郑天一《谋官与谋事——〈史记〉李广、石氏父子形象略论》^[17]认为，封建社会的官场中人有两种能力，一是谋官，二是谋事。《史记》中谋事者以李广为代表，他着意于谋事，却总与封侯擦肩而过。抗击匈奴是李广一生所谋唯一之事，为其留下了千古英名，也铸就成一生的悲剧。李广之所以留下千古英名，在于他是一代军事将领，一名十分勇武的将军，具有高强的武艺和超群的箭术，在抗击匈奴南侵中建立了功勋，在长期与匈奴鏖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治军非常廉洁，与士兵同甘共苦，带兵“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而李广的悲剧，首先在于他的性格。他为人“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讷口少言”，不善伪装，犯当时为官之大忌。其次在于李广在官场中显得很幼稚，缺乏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不了解官场那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第三在于李广不谙官场规则。李广也想谋官，但他是要以浴血奋战报效朝廷，以马上战功博得封侯，以实干取胜，却不知顾及其他。官要去谋，用计谋去谋取，是他一生都未曾悟到的问题。第八，为司马迁《李将军列传》刻意造成。王双庆《司马迁与“李广难封”》^[18]认为，“李广难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马迁的刻意而为，司马迁没能对李广的功过是非从根本上给予正确评价，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可以说，没有《李将军列传》，便不存在“李广难封”的感慨。司马迁从李广悲剧身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为李广单独立传，并在作品中情不自禁地融进自己的身世之叹，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从选择材料，组织材料，到形成文字，都运用了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极力描写李广的骁勇善战，而淡化、模糊甚至有意掩饰李广自身的一些致命弱点。同情他的遭遇，并为他的不幸鸣不平，以致读者“很难区分是在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是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接受作者毕生追求的崇高理想”。李广的一生并没有建立过什么了不起的战功，他的事迹千百年来得以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传的缘故。“李广难封”本是极其自然平常的事，但由于司马迁与李家有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瓜葛，使得他对李家寄予了过多的同情和偏爱，在撰写时运用了绝妙的艺术表现手法，误导了后人对李广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说，“李广难封”应主要归“功”于司马迁。

其实，关于李广不得封侯的原因，探讨论争由来已久，纷纷扬扬，成了李广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与李广同时代的人和后世历代学者都曾就此发表意见，至今这一问题依然是人们争议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黄永堂《论李将军列传》^[19]认为，李广死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制贤能、赏罚不公、峻法严刑，其一生坎坷不幸、遭遇悲惨是封建统治者一手造成的。1987年4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敏的题为《“李广难封”的原因何在?》的文章，认为“李广难封”的原因，既非李广诱杀降羌八百而遭“报应”，更非李广自己怀疑的“命数不好”，其原因，一是“当时官府以年龄取人而不以德才取人”，二是“有嫉贤妒能的人对李广进行诬蔑陷害”。高敏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关于“李广难封”原因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张振珮《也谈“李广难封”》^[20]对高敏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李广难封”的原因，可以用“逞忿负气”四个字来概括。周晓痴《也谈“李广难封”的原因——与高敏同志商榷》^[21]驳斥高敏的观点，认为李广在文帝十四年任汉中郎并深得文帝赏识时，年仅18岁。景帝时平定七国之乱，他虽涉嫌受挫，功不获赏，也还刚到30岁，都还说不上“难封”。武帝时候“李广难封”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李广总也不能中首虏率，实际上“造成这一千古遗憾的关键则是统治者衡量功过的标准不当”。方文《“李广难封”是污蔑陷害所致吗?》^[22]认为，高敏“嫉贤妒能的人对李广进行诬蔑陷害”的说法难以使人信服，公孙昆邪对汉文帝说李广的话是爱护李广，并不是诬蔑陷害李广。“李广难封”在于“一是他的战功本就不多，二是在对匈奴的进攻战中连遭失败，就是所谓‘数奇’”。李广无功的原因是他“谋略不足，缺乏将帅素质”。林可培《“李广难封”辨析》^[23]认为，那种认为“李广难封”，是当时官府以年龄取人和受人诬陷的看法有失偏颇。李广难封，实因无功。李广始终没有中封侯之率的功劳，且数为匈奴所败，应是史实。陈筱芳《李广难封浅说》^[24]认为，高敏所论的两条原因都难以成立。“李广难封”的症结有三：一是汉法的不合理，二是皇权大于法，三是“关系风”。姚小鸥《什么是“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兼与高敏先生商榷》^[25]认为，“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将领。以李广名气之大，竟然终身未得封侯，这似乎是不合理的。“李广难封”的直接原因在于李广积功未达到封侯标准。党明德《也说“李广难封”的原因》^[26]认为，孙武子曾讲到带兵者应具有智、信、仁、勇、严五种素质。李广声威显赫，使敌人闻之丧胆，兵士乐于相从，可谓之信;李广廉洁爱兵，可谓仁;李广临危不惧，可谓之勇。李广有三而缺二(“智’、“严”)，以至于其与匈奴大小70余战，因治军不严，指挥无方，或屡次战败，或功过相抵，终与封侯无缘。这是李广声名显赫而不能封侯的根本原因。在这场讨论中，学者们一致驳斥了高敏的观点。

但经过这场讨论，这一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至于到近几年依然不断有学者对此发表意见，使讨论进一步深入。苗秀娟、朱红燕的《“李广难封”的另一面》^[27]从公关学角度分析了“李广难封”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他“自负其能，茕茕孑立，得不到信任和理解”，“不善社交，与‘人和’无缘”，“不善利用媒介事件，与扬名失之交臂”，“刚烈任性，锱铢必较，缺乏胸襟”。任怀国《李广难封原因探析》^[28]认为，“李广积功未达封侯标准是其难封的浅层原因，缺乏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性格上的缺陷、不懂用兵之术、汉武帝的偏见与卫青的排挤是其难封的深层原因”。萧平汉《军功不够是“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29]认为，汉代军功封侯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汉武帝封功臣侯有四条标准：一、捕斩敌军王、相、将军、阏氏等;二、斩敌千级以上;三、在战斗中为夺取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四、父亲在战斗中作出重大贡献而死，儿子可以获封侯。斩敌千级封侯也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只要杀了一千个敌人，就可以封侯。如果自己伤亡与敌军相当，或者没有取得胜利，打了败仗，虽然斩敌超过千级，也是不能封侯的。李广因为没有实现这些标准中的一条而未能封侯。这里有军功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汉军战略指挥失误、机遇问题，最根本的是汉武帝重用外戚这一用人政策造成的。武帝在任命将军时，首先考虑的是外戚，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其次才是别的将军。而李广作为一名与汉武帝没有任何关系的将军，既无亲属关系，又不是卫青或霍去病的好友，同时还被认为“命奇”，在古代十分相信命运的情况下，自然不会被重用，因而丧失了立功封侯的机会。颜吾芟《从〈史记·李将军列传〉看“李广难封”》^[30]认为，李广“难封”的客观原因是封建官场上的各种不定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其不谙官场政治、自负其能、心胸狭隘等。尤为重要的是，李广只是汉初战略防御指导思想下的名将，擅长防御作战，不适应汉武帝积极主动的进攻战略。所以，当卫青、霍去病等青年将领出击匈奴屡建奇功的时候，他却不知所措，以致败多胜少。史海威《李广为什么难封侯》^[31]认为，李广性格有着多面特征，优缺点并存。他善射，十分勇猛，匈奴人非常害怕他，其才“举世无双”。但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他不重视军队操练建设，行军打仗采取自由作风，不重视纪律，与士兵以恩义相结，有个人英雄主义作风，打仗喜欢逞强，多次使部队处于危险境地，代价是许多士兵战死。也有气量狭小的一面，杀霸陵尉被后人诟病不已。李广心性高傲，不愿面对刀笔吏，愤恨而自杀，至死仍把自己不封侯归结于“天”，未能从自身找原因。王峰《李广为何“难封”》^[32]认为，平心而论，李广的确有封侯拜将的实力。他骁勇善战，箭法尤其出众。然而，李广虽身经百战，却并不曾取得过什么决定性或者说是关键性的胜利，这是他没能封侯的最主要原因。李广所以不能立大功，与他喜欢逞一己之勇的性格密切相关。他喜欢炫耀箭术，不管军情多么紧急，非得等敌军进入有效射程才施射。这种冒险性格，使他多次遭到围困，也曾在射猛兽时为其所伤。李广对部下很好，部下乐于为他死战，但他不大讲究行军布阵，军中文书能省就省，军纪松懈。他虽然对部下宽容，但不能就此说明他的心胸很开阔。该不该让李广这种性格的人担当主攻任务，恐怕哪一位主帅都要三思。李广的战功与他所犯的明显过错相抵消，最终难以封侯。

客观地讲，李广不得封侯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有李广性格心胸、治军谋略、军功、统治者压制、人际关系、宿命思想以及诸多偶然情况等多种因素。各种原因互相关联，最主要的原因是李广的军功不够封侯条件。而李广军功不够，又与他性格心胸、治军谋略、统治者压制、人际关系、宿命思想以及诸多偶然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李将军列传》的写法和司马迁对李广深切同情，又对“李广难封”观念的形成，起了催化剂作用。

近年来，学者们还从其他角度去研究分析李广，引起人们一些思考。

简秀娟《时势与命运——〈史记〉李广人物类型研究》^[33]认为，《李将军列传》呈现出李广这类天才型的将领在已经成型稳定的官僚体系中，个人不羁的才华同体制冲突的悲剧，以及李广所代表的山西军人，在朝廷重用外戚集团的时势下所受到的压抑与排挤，以致出现了不同于文士类型的另一种武人的怀才不遇。汉文帝说李广“不遇时”，是国君不能用才的推诿之词，汉武帝说李广“数奇”，更是无稽之谈。李广未封侯的原因除国君不能重用李广的将才以及受到外戚集团的压抑外，李广的才华及个性也成为其不遇悲剧的原因。这正是司马迁所想呈现的有别于文士类的、天才型将领的不遇悲剧。从汉文帝到汉武帝，由于国家制度与官僚体系已渐趋成熟，出身山西军人的天才将领李广的遭遇便具有典型性。司马迁通过李广形象的刻画，突出了在靠裙带关系而掌握军权的外戚集团与凭实力一步一步累积军功而晋升的山西军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历史现实。因而，李广的终身抑郁、始终不封侯就不单单只是个人性的特殊际遇，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类型。

杨映红《浅谈李广的悲剧命运与司马迁的命运观》^[34]认为，《李将军列传》虽然对于命运还不能作出规律性的解释，但文中所蕴含的命运哲理，却给后人开启一条广阔的思路，天命和非天命的对峙使得司马迁心目中的天具有二元性的特征。李广尽管一生努力，但似乎命中注定“不得封侯”。因而他再三进取，顽强抗争，依然免不了陷入屈服与死亡的两难境地，而最终选择了死亡，无奈地结束悲剧性的一生。李广对天的怀疑与认命，其实也正是司马迁本人的认识。在司马迁看来，遇时不遇时，只不过是作为历史人物社会活动的一种外在条件，并不是人物命运的最终决定因素，司马迁似乎更强调人自己的主观努力。

《李将军列传》将李广一生写得悲壮激越，脍炙人口，李广因此成了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司马迁对李广的出众才能和高尚品德无限敬佩热情赞扬，对李广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深切同情。《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云：“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太史公自序》又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钦佩赞扬之情溢于言表。

司马迁对李广的高度赞美和深切惋惜得到了后世更多人的认可，对后人对李广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颜吾芟《从〈史记·李将军列传〉看“李广难封”》^[35]认为，后人对李广寄予同情，主要受司马迁感情的左右，强调客观因素多于重视主观因素。史海威《李广为什么难封侯》^[36]认为，由于《史记》对李广悲情描述及历代文人骚客对悲凉身世的无限感发，使得人所传唱的心目中的李广，是一勇敢善战、挽雕弓射天狼，却终未被封侯的悲剧形象。历史的舒述“累积”成就了李广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形象，他也就永远成了那个“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李广，永远成了那个能够引来人们无数惆怅，“李广不封侯，古往今来同一哭”的李广。

人们对司马迁对李广的态度多持肯定意见，对司马迁的描写多给予赞扬。茅坤《史记钞》卷七十四说：“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力摹写淋漓，悲咽可涕。”^[37]凌约言云：“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皆垂涕，广之结人心于此可见。非子长笔力安能于胜败之外乃出古今名将之上如是哉!”^[38]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十七说：“李广每战辄北，因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39]牛运震《史记注评》卷十云：“传目不曰李广，而曰李将军，以广为汉名将，匈奴号之曰飞将军，所谓不愧将军之名者也。只一标题，有无限景仰爱重。”^[40]

后世人们对李广的同情和“李广难封”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司马迁《李将军列传》的影响。王勃《滕王阁序》“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后，便有了更强烈的“李广难封”的呼声。如唐诗，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云：“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王昌龄《出塞》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高适《燕歌行》云：“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王维《老将行》云：“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杜甫《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云：“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李商隐《旧将军》云：“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霸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故将军。”崔峒《送冯八将军奏事毕归滑台幕府》云：“自叹马卿常带疾，还嗟李广不封侯。”辛弃疾“夜读《李广传》，不能寐”，曾写了一首《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霸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托封侯事，岁晚田间。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足以可见后世人们深受司马迁《李将军列传》情感的影响。

我们认为，韩兆琦对李广的评价是客观中肯的，并以此作为全文的结束。韩兆琦说：《李将军列传》“紧紧围绕着精于骑射，勇于作战;热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易，号令不烦三个特点，刻画了李广这样一位作者所理解的一代名将的英雄形象，而对李广的坎坷一生，尤其是对他以及整个家族的悲惨结局，表现了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对汉代皇帝及其宠幸排挤、残害李广及其家族的罪行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对汉代的用人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实事求是地讲，李广非大将之才，领一支小部队，旁敲侧击地进行游击战、运动战，正好发挥其长处;如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委之，则非其任矣。勇敢善射是其优点，做小军官可也，做大将则不能以此逞强……史公之过高地评价李广，过低地贬抑卫青、霍去病，盖以此也。至于史公为达此志，为抒此情而使用的描写方法，自然是很好的，前人之述备矣。”^[41]

[2]《历代论史绝句选》第231页，见《史记研究集成》第7卷《史记人物与事件》，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92页。

[8]见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史记研究集成》第六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59页。

[9]见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史记研究集成》第六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60页。

[15]《张右史文集》卷二十八，见《史记研究集成》第七卷《史记人物与事件》，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92页。

[37]见《史记人物与事件》，《史记研究集成》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92页。

[38]《史记评林》，见《史记研究集成》第7卷《史记人物与事件》，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92页。

[39]见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史记研究集成》第6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59页。

[40]见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史记研究集成》第6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