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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膑兵法》(《齐孙子》)与《孙子兵法》(《吴孙子》)两部竹简兵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破解了孙武和孙膑是不是同一个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不是同一部兵书的千古疑案，也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孙膑与《孙膑兵法》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基础。以此为契机，孙膑与《孙膑兵法》研究迅速开展起来，30多年来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从1972年到2010年，先后出版有关的各种著作包括论文集在内约50多部，发表论文160余篇。现将这一时段该专题研究概况分类择要综述如下。

银雀山汉简虽出土于1972年，但迟至1974年才对外发布出土信息。同年，国家调集一批专家学者，由文物出版社牵头，成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专司其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文物出版社先后于1975年2月和7月分别公开出版了普通本竹简《孙膑兵法》和线装大字本竹简《孙膑兵法》。竹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经过整理的竹简364枚，分为上、下两编。每编各15篇，计11000余字。这样，失传长达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终于重见天日。但是，1975年版《孙膑兵法》却存在很大问题。因为时值“文革”后期，孙武和孙膑都被看做法家，受当时“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政治大气候的影响，整理小组负责人为追求竹简本《孙膑兵法》的篇幅分量，把一些作者不明的兵家著作，也当做孙膑的东西作为“下编”收了进去。这样出版后，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张震泽在《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一书的“例言”中就曾说：“文物出版社本《孙膑兵法》，共三十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十五篇，各记‘孙子曰’或‘威王曰’，可称为‘《孙膑兵法》’;下编十五篇，无此等字样，似非孙膑之书，而应别题书名，作为附编。”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很快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文物出版社于是又对1975年版《孙膑兵法》重新修订调整，剔除原“下篇”所收作者不明的兵家著作，增补了一篇《五教法》，重定《孙膑兵法》为16篇，编入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辑里。这本后出的《孙膑兵法》应是当前较好的一个本子。不过，时至今日，仍有个别学者以1975年版为研究依据，认为原“下编”基本思想和“上编”一致，不管是出自孙膑自撰，还是弟子门徒所写，都应视为《孙膑兵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廖杨膑《孙膑兵法》，新华出版社/1991;陈相灵《孙膑兵法的理论贡献及现实意义》，滨州学院学报/2010/01)。但不管怎么说，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膑兵法》的整理出版，尤其是1985年修订版的出版，还是为孙膑与《孙膑兵法》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资料基础。

竹简本《孙膑兵法》整理出版后，对其注释注译的很多，按出版先后约有：解放军沈阳部队《孙膑兵法注释》(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2005)，邓泽宗《孙膑兵法注释》(解放军出版社/1986)，傅振伦《孙膑兵法译注》(巴署书社/1986)，刘心健《孙膑兵法新编注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李均明《孙膑兵法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张治政等译注《白话孙膑兵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荣挺进、李丹译注《孙膑兵法白话今译》(中国书店/1994)，吴如嵩、吴显林校释，林戊荪英译“汉英对照”《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外文出版社/2001)，李兴斌、邵斌注译《孙膑兵法新译》(齐鲁书社/2002)，王丽华、贾广瑞译注《孙膑兵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骈宇骞等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华书局/2005)等。

关于《孙膑兵法》的成书，有人认为，是出于孙膑本人自撰。如王兆春《中国历代兵书》(商务印书馆/1996)认为，孙膑晚年发愤著书，留下了千古生辉的兵法，其著作年代约在战国中期。张文儒《中国兵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骈宇骞等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华书局/2006)等亦持此说。杨伯峻《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1975/03)则认为，《孙膑兵法》的编定和一些先秦的其他古籍一样，当出于其门弟子之手。自然也不必排斥这样一种推断，即《孙膑兵法》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孙膑的原著，最后经过他的弟子增补编定。但无论如何，编定的年代，当在孙膑死去以后，其时已入于战国晚期。李零也认为，《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一样，都不是出于自撰，而是由他们的后学整理成书的(《〈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也有人认为，此书是战国中期孙膑和弟子一起撰写而成的。如徐子宏等编著《中国兵书十种》(湖南出版社/1993)，王丽华、贾广瑞译注《孙膑兵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等。有人甚至还给出了比较具体的成书年份，如郑良树《〈孙膑兵法〉之出土、影响及作成年代》(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认为，成书应在公元前320年前后十年间，杨善群《孙膑生平及其著述》(后载《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认为成书于公元前341年前后。尚英、黄义周《关于〈孙膑兵法〉成书的研究》(《菏泽师专学报》1997年3期)则认为，《孙膑兵法》并非出自孙膑及其弟子之手，其成书也不在孙膑时代。它是汉初某位爱好兵书的文人或孙膑军事思想研究者假托孙膑之名撰写的一部军事著作。

关于《孙膑兵法》的失传，多数学者都以《汉书·艺文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至《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这一事实为依据，认为该书的失传是在东汉以后。如许保林《孙膑与〈孙膑兵法〉》(军事历史/1986/02)、王晓雪《〈孙膑兵法〉的流传、失传及研究价值初探》(管子学刊/2008/03)，以及王兆春《中国历代兵书》、张文儒《中国兵学文化》、徐子宏等编著《中国兵书十种》等都持此说。陈克明《略论〈孙膑兵法〉》(社会科学辑刊/1981/06)则认为，唐人颜师古注《汉书》时，在《吴孙子》下注作者“孙武也，臣于阖庐”，在《齐孙子》下注作者为“孙膑”。说明颜师古见到过这两种《孙子》著作，所以“《孙膑兵法》的失传，可能是在唐中叶以后”。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李京《齐孙子兵法解》(中国书店/1990)、竞月生《中国古代兵法通解：图文本孙膑兵法》(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陈宇《孙膑兵法破解》(解放军出版社/2002)、杨玲《孙膑兵法解读》(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等。对《孙膑兵法》某些篇目进行考释解读的论文也不少，如张震泽就写有《〈孙膑兵法·官一〉试解》(辽宁大学学报/1978/01)、《〈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校理》(辽宁大学学报/1979/01)、《〈孙膑兵法·威王问〉篇校理》(辽宁大学学报/1979/04)、《〈孙膑兵法·篡卒〉篇校理》(辽宁大学学报/1980/05)、《〈孙膑兵法·八阵〉校理》(辽宁大学学报/1983/02)等多篇考释论文，这些论文既校订文字、纠正旧注讹误，又考证史实、提出新见，很有价值。其他此类论文也很多，贺卫国《〈孙膑兵法〉“篡卒”释义辩证》(台州学院学报/2003/02)认为，古汉语中“篡”和“选”虽然相通，《孙膑兵法》中的“篡”确系“选”的通假字，但“选卒”意为“善卒”，而不是“挑选士卒”或“挑选的士卒”这样的意思。周克庸《〈孙膑兵法·威王问〉“必攻不守”解》(台州学院学报/2010/05)认为，《孙膑兵法》中的“必攻不守”乃是对《孙子兵法》“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扬，而与所谓的“重视进攻而不屑于消极防守”的思想毫不相干。赵振铠《〈孙膑兵法·擒庞涓〉中几个城邑问题的探讨》(文物/1976/10)、黃盛璋《〈孙膑兵法·擒庞涓〉篇释地》(文物/1977/02)、赵吕甫《再论〈孙膑兵法·擒庞涓〉篇中几个城邑的位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01)等论文，则对《孙膑兵法》中涉及的城邑地名问题进行了辨析。

关于孙膑故里的文献记载，现存最早最权威的当数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司马迁记其故里的文字却极为简略，仅有“膑生阿、鄄之间”六字。由于昔时阿、鄄地域较为广阔，古今地名及辖区范围又有很大变动，再加上今人对名人故里荣光感和开发旅游经济双重利益的驱使，孙膑故里之争这些年一直持续不断，计有“阳谷说”、“郓城说”和“鄄城说”三说。主“阳谷说”的主要是聊城方面的学者。如原聊城社科联主席刘文学《孙膑故里考辨》(光岳论坛/1991/03)认为，今阳谷东北的阿城镇就是孙膑的故里。理由为：1.阿城镇地处古“阿、鄄之间”，在地望上与司马迁所言相合;2.清道光《东阿县志》有“孙膑营”的记载，此营即在阿城镇一带;3.阿城镇解放前有孙膑古庙;4.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孙膑条”，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霍印章编写的《孙膑兵法浅说》都认为，孙膑是“齐国阿(今山东省阳谷东北)人”。主郓城说的既有菏泽市郓城县的学者，也有郓城以外的部分学者。如史丁《全国孙膑故里研讨会在山东郓城举行》(东岳论丛/1992/03)文综述一些学者意见认为，孙膑故里在郓城古邑廪丘。根据有：1.阳谷说其地在阿，鄄城说其地在鄄，而郓城古邑廪丘正当“阿、鄄之间”，最合《史记》记载;2.近年在古廪丘所在地孙林掘出明代兵部侍郎孙时为其父孙彦诚所立墓碑，碑文中记有其祖、亦为孙膑之后的唐代武将孙伏伽的大名，以及宋人、孙膑48代孙孙岳为避金兵之乱从山西迁回廪丘老家的事情;3.古廪丘遗址孙林古墓石坊刻有“孙氏先茔”几个大字。主鄄城说的则为菏泽市的学者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孙膑故里在鄄城县孙老家。综合孙世民《全国孙氏族谱及孙膑故里论证会纪要》(烟台大学学报/1991/04)、陈奇、宫庆军《四大发现敲定孙膑故里》(春秋/1992/02)和1992年《鄄城年鉴》，其根据有：1.孙老家的地理位置正在阿、鄄之间。古鄄邑在今鄄城县城正北15公里处的旧城，古阿邑在今阳谷县城东北约20余公里的地方。阿、鄄两邑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孙老家的位置在今鄄城东约20公里处，距古鄄邑约33公里，距古阿邑约60公里，正处古阿、鄄之间，与《史记》所说相符。2.在孙老家发现的《孙氏族谱》明确记载孙膑是孙氏的始祖。清光绪年间的《孙氏族谱》序，清顺治十年的《孙氏族谱》序都说孙膑是他们的始祖，其故里就在孙老家一带。3.《孙氏族谱》记述孙氏宗脉绵衍悠久，孙老家是孙氏家族的大本营。清光绪族谱首页有副对联：“灉右立宗两千年家声未坠，古鄄分支六十世祠庙犹存。“孙氏家祠的门联也是这副对联。现今孙老家一带的孙氏世系已延续到78世。其族谱还记载，历代从孙老家分出外迁的村庄有近200个，每到年节，周围邻县孙姓村庄的长者族人都会到孙老家家祠祭祖，公认孙老家是孙氏家族的大本营。4.绘制于明清时代的“孙膑传影”、“孙膑画像”的发现。“孙膑传影”是1991年在孙老家村发现的，保存传影的是孙氏后人孙纯武。“传影”左上方有篆书“始祖膑公传影”六个大字，下书绘制时间“大明万历年岁次乙卯端月”。“孙膑画像”是1991年孙老家附近的孙花园村孙学义所献，其绘制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孟冬戊辰”。5.孙老家附近有孙膑墓址。1991年在孙老家附近发现了记载孙膑墓址的明代重修亿(驿)城寺残碑，碑文明确记载“灉右水堡之阳旧有驿城寺□□区”、“□□□孙膑墓址深邃”。平心而论，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孙膑故里鄄城孙老家说证据较为充分，比较令人信服，也得到了较多专家学者的认同。

关于孙膑生平的研究，30多年来出版的孙膑传记、评传之类的著作约有：解放军沈阳部队后勤部编写的《孙膑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周深远《吴起和孙膑》(中华书局/1981)、周广良等《孙膑故里话孙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刘敏《孙膑》(新蕾出版社/1993)、玉溪生《孙膑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王霞《孙膑》(解放军出版社/1996)、郑琴《孙膑与庞涓》(科文出版有限公司/1996)、赵则训《孙膑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吴如嵩《孙膑与庞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杨善群《孙子评传：孙武孙膑司马穰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等十余部。

王丽华、贾广瑞译注《孙膑兵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认为，孙膑在继承前人军事思想因素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所得，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1.在战争观方面，主张重视战争，慎重对待战争。认为“仁义”的宣教不能消除战争，只有以强有力的武力作为保障才能够使国家安定富强，做到“战胜而强立”。同时又明确认识到“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反对滥用武力。2.在战争认识论方面，强调统帅将领一定要知“道”。他说的“道”，相当于今人所说的战争的规律。他认为，只有掌握战争规律，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指挥得当，才能保证取胜。3.在战略思想方面，强调“必攻不守”，认为这才是战争取胜的最重要的因素。4.在战术方面，提出了“因势”、“造势”的思想。5.在军队建设、管理方面，主张君主不应“御将”，要让将领“得主专制”，有独立的指挥权。而将领也应该具备“义”、“仁”、“德”、“信”、“智”五大素质;对军队的管理，则主张选用贤能、严明纪律、奖惩公平、赏罚及时。许保林《孙膑和〈孙膑兵法〉》(军事历史/1986/02)把孙膑的军事思想概括为“战胜而强立”和“乐兵者亡”的战争观;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批亢捣虚”、“必攻不守”的战术思想;赏罚严明和“篡贤取良”的治军思想;以及朴素的军事哲理思想五方面的内涵。邱复兴《孙膑对孙子兵学的贡献》(滨州学院学报/2006/01)则从战争观、战略战术的运用、治军建军三大问题入手，对孙膑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探索归纳，认为《孙膑兵法》对战略战术理论的阐述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以“道”制胜、事备后动、必攻不守、倡导攻城、讲求阵法、灵活用兵等。孙膑的治军建军思想则包括富国强兵、精选良将、珍爱兵卒、赏罚分明等内容。其他探讨孙膑军事思想的，如张洪久《〈孙膑兵法·擒庞涓〉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河北学刊/1982/01)、丁地树《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史学月刊/1983/04)、徐勇《〈孙膑兵法〉及其军事思想考论》(烟台师院学报/1986/04)及《试论孙膑的用兵特点及其相关问题》(齐鲁学刊/1997/02)、陈相灵《〈孙膑兵法〉的理论贡献及现实意义》(滨州学院学报/2010/01)等论文，也很值得参考。

《孙膑兵法》不仅反映了孙膑卓越的军事思想，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法律思想。达知《竹简〈孙膑兵法〉法律思想述略》(中外法学/1997/05)认为，孙膑的军事法律思想源于他的道义战争观，具体表现为军中的执法思想，内容有：1.将军令在军中要有最高的权威;2.令要稳定必行;3.治军要以信为本;4.重赏罚又不惟赏罚，并把握好信用、公正、从速赏罚和罚恶不避权贵的赏罚原则;5.赏罚并非万能，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起作用。刘向阳《〈孙膑兵法〉的军事法制思想研究》(法政论丛/1998/01)认为，孙膑是从战争观上立论探讨军事法制的重要意义，其军事法制思想是主张建立一整套的军事法纪、制度，加强对军队的管理教育，实现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以夺取战争的胜利。欧阳爱辉《〈孙膑兵法〉中的战争法思想浅析》(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3)，从对战争权的态度和对战争手段方法的限制层面探讨了《孙膑兵法》中的战争法思想。认为孙膑既对战争持积极肯定态度，要求使用战争权，主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通过发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他又反对不义之战，反对穷兵黩武，希望限制战争权，具有朴素自然法思想的萌芽。孙膑同时还主张对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应有所限制，反对过度地使用残忍阴毒的手段，这和近世以来人道主义的战争法思想又有相通之处。

关于孙膑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很多论著作过较深入的论述。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第7辑/1979)认为，《孙膑兵法》在军事思想上有不少地方是继承《孙子兵法》，《史记》传文记孙膑语也有节引《孙子兵法》的地方。这都说明孙武和孙膑之间存在家学渊源的关系。陈式平《先秦“二孙”战略思想理论之比较研究》(军事杂志/1984/10、11)从三个方面对二者的继承发展关系作了比较研究：一是从战略思想理论的本源看，孙武侧重于“道”的本质与战略特性的作用关系的阐述，孙膑继承了孙武“道”的观念，但孙膑则侧重于“道”的运作与战略作用内容及范围的阐述。二是从战略指导的基本要旨看，虽然后者和前者一脉相承，但孙武完全是以“诡道”作为运用其各项主要法则的中心原理，而孙膑则是以“变道”作为运用其各项主要法则的重要原理。三是从战略艺术的基本作为看，孙膑既继承孙武的奇正多变、避实击虚思想，又将避实击虚发展为“必攻不守”。魏汝霖《孙武十三篇与孙膑兵法之研究》(军事研究/1986/01)认为，《孙子》十三篇全为原则之指示，而《孙膑兵法》则注重原则之应用，以及带兵之经验。邓泽宗、陈济康《〈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发展》(军事历史/1987/01)认为，《孙膑兵法》以战国时期的战争实践为基础，在攻城问题上把《孙子》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霍印章《论〈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军事历史研究/1987/04)认为，《孙膑兵法》在最基本的理论体系上继承了《孙子》十三篇的思想，发展了十三篇的精华，主要表现在：在战争观上，孙武对战争的基本认识是把它看做“国之大事”。孙膑则注意区分战争的性质，主张通过“战胜而强立”求得“天下服”的国家统一;在对战争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上，孙膑在创造性地继承孙武“兵者诡道”、诡诈制胜的理论基础上，发展为正确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即所谓“道”，创立以“道”制胜的理论体系;在战略战术上，孙膑把孙武的“避实而击虚”发展为“必攻不守”，创造出“围魏救赵”的新战法;在如何解决战争对经济的依赖问题上，孙武提出过“因粮于敌”的主张，孙膑对此则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提出了“富国”为“强兵之急”的观点，认为只有发展经济，使国家富裕起来，才是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根本保证。骈宇骞等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华书局/2006)认为，《孙膑兵法》不仅继承了《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思想因素，而且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上都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此外，刘心健《〈孙膑兵法〉是〈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菏泽学院学报/1991/02)、岳玉玺《孙武、孙膑战争观之比较》(东岳论丛/1991/05)，宋开霞、邵斌《从〈擒庞涓〉看孙膑与孙武的师承关系》(军事思想史研究/2002/04)等论文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孙膑这位天才军事家创造的两个著名的经典战例，2000年多来一直受到后世军事家们的效法和推崇。研究或涉及这两个经典战例的论文，有邬玉堂《太子申和庞涓死于桂陵之战辨——兼与沈后〈孙膑传〉编写组商榷》(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80/02)，张洪久《从〈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谈马陵之战及其他》(河北学刊/1982/04)，樊琪《“马陵之战”并非史实》(贵州文史丛刊/1984/04)及《再谈“马陵之战”并非史实》(江苏社会科学/1993/03)，王汝涛、薛宁东《齐魏马陵战址新说》(历史教学/1993/01)，周勋《从桂陵、马陵之战看孙膑、庞涓》(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05)，王文涛《从“擒庞涓”谈“马陵之战”及其他》(聊城大学学报/2006/03)，郭墨兰《〈孙膑兵法〉与齐兵学传统及马陵之战》(《2006年孙子兵学年鉴》)等。论文集则有王汝涛、霍印章主编的《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

相对来说，全面研究桂陵之战的论文不多，而考释记载孙膑谋划指挥并取得桂陵之战胜利经过的《孙膑兵法·擒庞涓》篇的倒有不少。其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擒”(古时作“禽”)字的解读。因为对“擒”字的不同解读，关系到此战魏军主将庞涓的生死。唐启耀《〈孙膑兵法·擒庞涓〉通解》(昭通师专学报/1997/03)认为，庞涓被齐军伏围于桂陵，所率魏军大部分遭歼，自己也被齐军擒杀，邬文清、李慧光《“禽”字与生死攸关》(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8/04)亦持此说。王汝涛认为庞涓桂陵被“禽”的“禽”字不能当捉住讲，当为战败、制伏的意思(参见许锋《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综述》，临沂师专学报/1993/02)。王文涛《从“擒庞涓”谈“马陵之战”及其他》(聊城大学学报/2006/03)认为，“禽庞涓”的“禽”应解作“捕获”，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被“禽”并非庞涓从政治、军事舞台上消失，他极有可能在漳水会盟时被释归魏，后再度为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两次战争，不能因为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被“禽”而怀疑马陵之战的真实性。而研究较多，争议也大的则是马陵之战。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究竟有无马陵之战?2.如果有，那马陵之战的战场到底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1992年山东有关方面还举行过“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100多人，提交论文30多篇。会议通过讨论和实地考察，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第一，马陵之战是存在的。根据是，残存的竹简《孙膑兵法》中虽未出现“马陵”字样，但却有孙膑如何谋划指挥设伏全歼魏军，取庞涓擒太子申等内容的记载，《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就是田忌与孙膑对马陵之战回忆性的总结，而且和《史记》记载基本吻合。至于马陵之战发生前12年的桂陵之战庞涓被擒，但这并不排除他12年后又参加马陵之战的可能。第二，关于马陵之战古战场的所在，过去有几种不同说法：一说在旧韩地今河南新郑马陵岗;一说在旧卫地元城今河北大名;一说在旧濮州今山东鄄城东北;一说在今山东郯城马陵山。专家经过实地考察比较，认为郯城马陵山道狭多险，谷深林密，最符合文献记载的齐魏马陵之战的地形地貌，而且此地相传为古战场的庞涓沟里也出土了不少战国青铜兵器遗物，如刀、剑、戈、刺和3000多枚箭镞。更有说服力的是，这里还出土了铸有“卻氏左”铭文，可断定为魏国兵器的戈。而且此地也流传着不少孙膑大败魏军的传说，留存有“庞涓沟”、“庞涓石”、“庞涓墓”的地名或遗址(参见史丁《〈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综述》，东岳论丛/1992/06;许锋《〈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综述》，临沂师院学报/1993/02)。当然，有些学术问题不是开一两次讨论会就能完全解决的，这类争论恐怕还会继续下去。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孙膑哲学思想、军事伦理思想，以及从语法、修辞学角度研究《孙膑兵法》的论著，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本文作者郭天祥为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历史系教授，郭翠婷为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研究实习员，梁建邦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