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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内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轰轰烈烈，召开了两次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一次有关项羽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古文献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史记论丛·第九集)。下面从九个方面，概览一下2010年有关《史记》研究的情况。

2010年，有几篇文章论述到了《史记》的政治、道德思想，其中陈其泰的《〈史记〉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术研究/2010/12)，认为司马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囊括在《史记》之中，其“大一统”的政治观、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民族观和广采兼容的文化观紧密交织，相得益彰，吸收了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精华，体现出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广阔胸怀，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一步奠定了深厚牢固的基础，发挥了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史记》具有“大一统”的政治观，记载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囊括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直至史家当世的全部历史;具有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民族观，以大量生动的史实，表达“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这一重要观念，认为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出于同源。

在儒家思想研究方面，李梦竹的《从〈史记·儒林列传〉看汉初儒学发展的两大趋势》(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01)，认为《史记·儒林列传》集中地展现了自孔子卒后至汉武帝前期儒林发展的情况，透过诸儒的个人境遇，可以看到，汉初儒学发展呈现出了以自救为主要方式，通过振兴教育，一方面壮大自己的学术队伍，与此同时也为大批儒生进入官僚统治阶层奠定了基础。正是汉初儒生采取的积极态度才使汉朝独尊儒术，甚至儒学在封建社会长期占据显学地位成为可能。曹巍的《〈史记〉中刺客形象所再现的儒家文化精神气质》(西江月/2010/01)，认为《史记》所记载的五位刺客，具有报知感遇的烈魂，是智勇兼备的英雄，体现出了儒家的“忠、义、信、勇”等精神气质。

在探讨《史记》复仇倾向方面，柯继红的《〈史记〉：仇者的丰碑——细论〈史记〉的文化复仇倾向》(唐山学院学报/2010/02)，从司马迁的激愤心理、复仇心态以及对复仇心态的克制和超越三个角度出发，探讨复仇心态对《史记》创作的深刻影响及其在《史记》的具体表现，揭示《史记》的文化复仇倾向。认为《史记》是一部浸润着作者激愤情感、远离儒家中庸心态的历史著作，是一部关于仇者与自我、仇者与社会、仇者与命运的抗争之书。由于李陵事件，使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发生了从“绍明世”到“成一家之言”的变化，以文化进行复仇。复仇的意志，根源于生命的冲动，构成了《史记》的主体情感色调。但《史记》的思想内容却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司马迁经历过从“继绝学”到“成一家之言”的转变，不可能不在文本中留下印记。另一方面，“成一家之言”也仍然有其人文制约，并不能等同单纯的个体情感抒发。所以，《史记》的许多文本都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在表达浓烈的主体思想情感的同时，必然设置与之相对立的理想或道德范畴，显示了作者对自己复仇情绪的反省与思考。

有几篇文章，探讨了《史记》所记载的自杀现象。孙乐、梁工谦的《信仰与意志：秦汉以前的“自杀”——以〈史记〉为中心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10/03)，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秦汉以前的自杀观念与现代社会不同，在《史记》等文献中记载的自杀现象中，古人更多地将自杀视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和文化行为，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反常的病理现象。司马迁对于自杀，很少是作为病理现象来对待的。在那个时代，自杀是可以解释的，是有意义的。即使在没有以自杀来对抗屈辱的司马迁的眼里，自杀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观念和精神现象。司马迁对无数的自杀者施予了“理解的同情”。自杀，作为一种肉体自残的极端形式，无疑是求死。死并不意味着失败，上古的人们恰恰是以求死来求胜。所以，他们的精神是贵族的，胜利的。黎业田的《论〈史记〉人物自杀现象的悲剧意蕴》(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认为《史记》中记载了大量的人物自杀现象，由于自杀行为的特殊性，故其悲剧意味更为浓重。《史记》所记自杀现象主要分为以自杀捍卫个人尊严的悲剧、以自杀的方式殉道的悲剧、遭受逼迫而被迫自杀的悲剧几种类型。其各自的悲剧意蕴有所不同，“为捍卫尊严而自杀”和“为殉道而自杀”是自觉自愿的，他们为了生命的尊严、理想的追求和所信奉的道义，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主动结束生命，给人的是一种悲壮或崇高的悲剧美感。而受逼迫的自杀，是非自愿的，是在被逼无奈、没有退路的情形下自杀的，给人的是一种悲凉之感，从而让人产生怜悯和同情。

王晶的《〈史记〉中的“重生”与“重死”思想》(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2)，认为不论是对慷慨赴死、追慕仁义者的赞叹，还是对忍辱成志、快意人生者的感佩，古人的“重生”和“重死”都反映出“人”的“自重”精神的觉醒和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这正是“重生”和“重死”现象受到太史公重视的原因，至于“自重”精神的觉醒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是通过“重生”还是“重死”表现出来，只是途径上的差异，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太史公对此特别重视，除了他的写作理想使然，还和他曾于困辱面前经历生死的抉择，并曾对此问题进行深度思考有关。从“重死”的思想传统看，“重死”往往与义与恩有关，司马迁对精神的殉道者和恩义的追慕者进行了礼赞，对“死而非其罪”者表示了叹挽与哀悼。从“重生”的思想传统看，“重生”常常与志与仇有关。

关秀娇的《论〈史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悲剧精神》(名作欣赏/2010/11)，认为《史记》不仅能唤起人们对悲剧英雄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能唤起人们为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生活、奋斗乃至献身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既是《史记》的悲剧所蕴含的催人向上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特质。《史记》通过对悲剧人物顽强抗争、积极进取以显名的奋斗精神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坚韧不拔、奋发图强的抗争精神;变法改革、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赵龙的《〈史记〉中“侠”的人格与精神》(大众文艺/2010/16)，认为“侠”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一类社会群体，在传统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之外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侠文化的亚文化圈。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和文化结构，中国古代的侠者们确实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和道德理想，参与了传统道德规范和人格精神的构建，成为传统文化中一个隐蔽但不可或缺的存在。侠在交游生活的过程中，凭借的是用自己行为建立起来的信誉和保证，具有崇尚勇毅的人格特征，他们性情激烈，意志坚强，是为了维护“义”。

李瑞仙的《〈史记〉神话研究》(文学教育/2010/09)，认为从神话类型看，《史记》中的神话有始见于《史记》的，如秦始祖大业的感生神话、汉高祖的感生神话、黄帝登天神话、长桑君、黄石老丈的神话、褒姒的神话、《赵世家》等的梦境中的神话等;也有经太史公改造过的神话，如洪水神话、部族战争神话、商始祖及周始祖的感生神话等。司马迁天命神异思想具有复杂性，一是具有二元论色彩，但基本倾向是朴素唯物主义的。二是司马迁天命与非天命思想共存在《史记》神话中。《史记》神话的特征在于，由于司马迁按照“雅驯”的原则严格挑选材料，神话的历史化成为《史记》神话的最突出的特点。寓神话于史，神话带有历史化的色彩成了《史记》神话最显著的特色。

王华的《浅论〈史记·伍子胥列传〉的思想倾向》(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01)，认为《史记·伍子胥列传》有一种鲜明的复仇思想，首先，从作者的选材、组材上来看，其所选材料被集中而有规律地组织编排，然而都指向了同一个复仇的主题。其次，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在《史记》其他篇章中多次出现。如《吴太伯世家》《楚世家》等都有记述。再次，本文中复仇思想还明确体现在赞语中。司马迁认为伍子胥的复仇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是“隐忍就功名”，是值得称道的。司马迁的复仇思想是有渊源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礼俗文化的影响，二是司马迁自身的原因。由于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和自身经历与伍子胥有相似之处，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热烈地传扬复仇思想，赞颂了复仇精神。

陈涌玲、吴朝晖的《〈史记·货殖列传〉有感》(中国农业会计/2010/03)，认为《货殖列传》的时代背景虽与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同日而语，但却能给人以正确预测供求形势、掌握运用价值规律、一定要讲求商品质量、加快资金周转、实行专业化经营、选择适宜的交易地点、善于选人用人、经营者应具备一定的素质、坚持清廉从商、不要违法经商等多方面的启迪。

项羽研究是2010年《史记》人物研究的热点。2010年6月15日至16日，江苏省“项羽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项羽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宿豫区人民政府和江苏省项羽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美国、日本等地的众多学者参加盛会。大会共收到论文100多篇，就西楚时代、项羽性格、项羽精神、项羽军事、西楚地域、项羽文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讨论。就2010年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对项羽的研究主要有，在有关项羽死地研究方面，张柏青、余恕诚的《项羽死于乌江辨》(历史研究/2010/02)，从“大名”指代“小名”、“大名”与“小名”互见、项羽在东城县邑并未身亡语证等各个方面，论证项羽死于乌江。认为《史记》《汉书》中的“东城”(秦汉县名)系“大名”，在不同语境所指称的“小名”不一，或指乌江，或指四隤山，并非皆指东城县邑(今安徽定远县大桥乡三官集);东城与乌江(秦汉亭名)见于《项羽本纪》前、后，系“大名”与“小名”互见。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在金元以前就已成为文学作品的题材而传之于世。尤其是李德裕、龚相，赋中均明确交代亲至霸王祠考察。宋代王安石更是注意调查研究，他曾于至和元年与其弟王安国等游褒禅山，考察其地形，写下著名的《游褒禅山记》。此山在今安徽含山县之东，离乌江仅六十余里，他作《题乌江项王庙》诗，必亲至乌江考察，始题于庙壁。袁传璋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研究方法平议》(文史哲/2010/02)，认为冯其庸先生发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作出“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是死于乌江”的“新的结论”，激起重大反响。该文被主流媒体奉为中国文史界“意义重大”的学术范本。但经审察发现，冯先生由于在古典文本解读方面，存在对《史记》史法的误会、句法的不明、训诂的缺失;研究方法上，征引古籍或移花接木、或以意增删，且常以想象替代考实;野外考察道听途说，以假作真，其“结论”纯属凭虚造说，更不具“‘不忘启迪’的示范意义”。

在有关项羽评价方面，陈丹纯的《生为人杰，死亦鬼雄——析〈史记〉中项羽的形象》(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12)，认为项羽不仅是历史上的英雄，在文学史上也是十分典型的悲剧形象。作为英雄，项羽有过人的才智，也曾在历史上立下丰功伟绩。他从24岁随叔父反抗秦朝暴政开始，到32岁乌江自刎，政治生命的一半是用于反秦的，特别是巨鹿一战，更为他后来成为“西楚霸王”奠定了基础。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勇武过人，盖世无双，具备一个英雄的素质。其优点首先是豪迈而自信，其次是颇有胆大心细、善用时机的英勇果敢的精神，其三是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四是性格豪爽，光明磊落。然而才智如此过人的英雄，却不得善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这个在文学上颇具审美价值的形象也由此被称为“悲剧英雄”。项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但同时又因为许多致命的性格弱点导致了最后“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从导致悲剧结果的原因来看，主要是其自身性格的悲剧，即主观的因素，这使他浪费了本来对于成就其帝王功业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项羽有几个不可克服而且十分致命的弱点，而这些性格上的弱点，决定了其命运的本身就具有悲剧的色彩。其弱点，首先是残暴的，其次是不善于用人，第三是缺乏政治远见，在一系列的方针策略上犯了错误。鸿门宴上显示了他的愚昧和缺乏远见，挑汉王独战表明了他的幼稚。但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分封诸侯与统一中国的问题，另一个是对待义帝的问题。项羽之所以被称为悲剧英雄，就在于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他被社会和历史毁灭了。徐兴海的《项羽刘邦成败的个性分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4)，认为楚汉相争，看似稳操胜券的项羽失败了，刘邦却后来居上，这不仅有时代的原因，更有个性上的因素。项羽一出场就显示出忍耐力不足。这是项羽个性上的致命弱点。而刘邦却愿意折损自己，改变自己，以适应于需要。在是否能够否定自己一点上，二人有所区别。要知人善任必须先透彻地了解自己，知己之长，明己之短，方能用人之长，方可不妒贤嫉能。正确对待别人，对待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又被事实证明反对得对，这又是难上一层，但是刘邦做到了。项羽身边仅仅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反而迫害他，疏远他。在是否重用韩信上，也反映出项羽刘邦个性的不同，对韩信的起用，关系到二人事业的成败。在韩信眼里项羽有两点致命的弱点，一是匹夫之勇，二是妇人之仁。因此项羽不能重用韩信。刘邦重用韩信，将军事大权交给韩信。刘邦有一批“狗肉朋友”，生死之交，这也是他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萧何、曹参、樊哙、周勃、任敖、夏侯婴，都是刘邦的同乡，后来成为刘邦打天下的左右手。而项羽身旁却正是缺少这样一批朋友，仅是奋其私智而已。项羽和刘邦的个性不同，因之努力之后所取得的结果不同。彭新有的《失路英雄慷慨悲歌——司马迁〈垓下之围〉中项羽形象悲剧性赏析》(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从英雄事业的幻灭、男人情感的剥夺、性格的悖论悲剧、人格悲剧、历史的悲剧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垓下之围》中项羽形象的悲剧性。认为项羽是唯一没有登上皇位，却被司马迁列入“本纪”中书写的人物，是一个神勇无敌的英雄，他有天生的神力与号召力，又有真情激荡的人格魅力，因而司马迁在写《项羽本纪》时也采用了与其人相适应的文章风格，对项羽的描述真情洋溢又豪气凌云，荡气回肠动人心魄。项羽的自刎，神色坦然，悲歌慷慨，视死如归又全无儿女情态。在作者倾其笔力的描述中，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项羽永远霸气冲天，神勇无匹，坦荡赤诚，永远充满激荡人心的魅力，司马迁怀着崇敬、赞美、惋惜、同情塑造出了项羽这样一个特殊的悲剧英雄形象。李小军的《项羽自刎为哪般》(黑龙江教育/中学教学案例与研究/2010/09)，认为项羽原打算“东渡乌江”，而最后却以“无颜见江东父老”结束自己生命，这是因为一个很不重要但却直接把项羽送上死路的人物——乌江亭长。乌江亭长劝项羽东渡乌江的话可以说绝对是一片赤诚之心，可是殊不知就是这番话“好心办了坏事”，点醒了项霸王，让项羽突然意识到自己有愧于江东子弟，从而走上了不归路。接下来项羽的赠马、赐头两个情节，也充分说明了项羽“死要面子充大头”的性格。如果不是乌江亭长这一席话，说不定项羽一路开过去，早就跑回江东了。项羽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小家子气”、“小心眼儿”等几个致命弱点，这几个性格上的弱点使其在面对政治交锋时总是显得太过孩子气，缺少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而且“死要面子活受罪”。聂凌燕、王耀臣的《也谈项羽的“残暴”》(文学教育/2010/07)，认为几乎所有学者在谈到项羽失败原因的时候，都认为残暴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后世人说项羽残暴，主要是通过《项羽本纪》所记载的残灭襄城、坑秦降卒、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烧夷齐城郭宫室、坑田荣降卒等几件事。这几件事有的已被证明不存在，比如掘秦陵。有的虽然现在的资料还不能证明其不存在，但是如果冷静思考，认真推理，完全可以相信是被司马迁夸大了。如火烧秦宫，现在考古发现证明秦宫确实被大火给烧了，但绝不可能是烧了三个月，就是一个月也不可能。关于杀降，已经有许多学者质疑，一夜之间坑杀20万握有武器的降卒，是被司马迁夸大了。首先，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距离楚汉战争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故事在人们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已被添油加醋变得面目全非了。其次，古代在战场上，对于壮士来说，杀人不但不是一种罪恶，在一定程度上说，甚至是一种勇武的表现，是一种功勋的显示。此外，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一定掺杂着个人的主观理解，人生体验，特别是中年时宫刑对他身心的伤害。写项羽骁勇善战、残暴无比，不仅仅是抒写项羽武功盖世、所向披靡的辉煌历史，展示项羽叱咤风云、威武不屈、勇武盖世的英雄形象，也是借此显示刘邦的卑琐无能，是对刘汉王朝的一种心理报复，更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范庆元的《项羽不杀刘邦非因“妇人之仁”》，认为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前来谢罪的刘邦，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项羽的“妇人之仁”。其实，项羽跟随项梁起兵举事，在许多关键时刻勇武立断，毫不优柔，丝毫见不出项羽骨子里有什么“仁爱之心”。鸿门宴上，项羽一改宴前的怒气冲天，无视范增的暗示，纵容项伯“翼蔽沛公”，泄露内奸曹无伤，对刘邦脱逃听之任之。究其原因，主要是项羽本性使然。项羽喜爱慕虚荣，意气用事，性格弱点贯穿了一生的始终。刘邦前来谢罪，卑曲称臣，高颂项王，项羽沾沾自喜，颇以为得意，遂听从项伯言而“善遇”刘邦。再者，刘邦从项梁起事开始，便紧跟着项氏集团南征北战，抗击秦军，可谓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友”。项羽不愿在对方势单力薄之际暗算对手，让自己背负杀友背义的罪名，因此，他才不理睬范增的多次暗示，宽容了樊哙的不恭。同时，范增为进击刘邦并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也是项羽所不允许的。徐晓玲的《〈史记〉中项羽与樊哙的异同》(文学教育/2010/09)，认为《鸿门宴》中的项羽、樊哙虽类同而神采异，其相同点是同为武将，叱咤战场;同为豪杰，威猛有加;同为好汉，性情豪爽。二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项羽胸无城府，寡谋轻信，樊哙心思缜密，有勇有谋。董普松、康清莲的《项羽一匹夫——论〈史记〉中项羽的形象》(古文献与岭南文化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07)，则认为项羽能大不能小，能屈不能伸，终无自知之明;不思“帝业”，胸无大志，腹无良策;有勇无谋，绝非帅才，更非帝王之才;残暴凶狠，行妇人之仁，终失天下人之心;任人唯亲，终无识人用人之智。

在项羽生平事迹研究方面，王子今的《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湖湘论坛/2010/05)，认为对于项羽“都彭城”事历来多有批评，如果排除“以成败立论”的偏见，从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视角认真考察项羽“都彭城”的诸种因素，应当是有意义的。项羽“都彭城”的抉择，虽不免“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的历史局限，亦自有深沉的战略考虑。彭城的古都历史，彭城作为楚地中心的地位，项梁及其继承者的用心经营，都可能影响项羽的决策。就经济重心的控制和海洋资源的利用而言，“都彭城”的决策客观上的积极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李振宏的《项羽“击坑秦卒20余万人”献疑》，认为《项羽本纪》所载楚军夜击坑秦卒20余万人于新安城南之事，是项羽身后2000余年被人诟病的主要问题，但揆诸史籍，关于此事的记载非常可疑，一是资料来源的单一性，使得人们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供考证。二是极端不合情理，不符合事物的正常逻辑。发端于司马迁的这个所谓事实，有着不少不能为人理解的悖谬之处。其一，关于诸侯兵力与秦军兵力之对比，不支持这种说法。其二，“击坑”一词说明，20多万秦军最后是被掩埋或活埋的，而这种坑杀的说法，也有明显的漏洞。掩埋20多万人，要挖掘多大的土坑，在一夜之间击杀并掩埋，其可操作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蒋非非的《最后的武士贵族楚霸王——项羽“负约”及刘邦病死真相》(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05)，认为据《史记》等正史记载，楚汉战争起于项羽“负约”、不遵守当初约定，将本应“王关中”的沛公刘邦分封至偏僻的巴蜀汉中，然而重新梳理秦末至楚汉之争期间的史实发展脉络则会发现，所谓“负约”一说并非史实。传统史学对刘项成败的评析往往忽略战国秦汉时期社会及民众对领袖人物自身的道德要求，后世文学作品讴歌楚霸王，寄托着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对于中国古代武士贵族身先士卒，战胜则霸、战败赴死无怨之英勇品格的肯定与怀念。

在《史记》类传人物研究方面，刘文涛的《例谈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关于〈史记〉中悲剧人物的探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12)，认为《史记》描写的大量悲剧人物，可以分为忠臣悲剧、功臣悲剧、英雄悲剧、义士悲剧等。这些悲惨人物遭遇了不应有的遭遇，但司马迁并没有去同情、怜悯他们，甚至可以说并没有把他们当做悲剧人物对待。司马迁对悲剧人物有自己的理解，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身份、名位、地位的高低传人物，不以世俗“好坏”传写人物。其悲剧观有着对传统悲剧观的突破，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观念。霍建波、赵昕的《解读〈史记〉中的刺客形象》(语文学刊/2010/07)，借用西方美学理论中的“崇高”、“悲剧”、“丑”三个概念术语，对《史记》刺客形象进行解析，认为在“崇高”文本元素方面，《史记》所载刺客是豪放者的慷慨长歌，他们具有强悍的力量与高超的武技、恢弘刚毅的人物性格和一往无前的刺杀勇气及九死不悔的刺杀意志。在“悲剧”文本元素方面，《史记》所载刺客或具有死亡结局，或具有失败结局，或具有双暴皆亡的永恒正义。个人暴力在与最高暴力的碰撞中似乎是两败俱伤，但是，当最高暴力者早已在历史中消弭无形时，而个人暴力者却在《史记》中馨香永驻，超越生死与时间，达到“最后的胜利”。在“丑”文本元素方面，《史记》所载刺客是自恋者的纵情剧演。丑并不会使艺术品成为丑的，反倒往往成为艺术美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具体体现在鄙俗猥琐的生存状态、轻生自残行为、暴力倾向几个方面。《史记》所塑造的刺客，或崇高，或悲剧，或丑，但无论哪一种，都饱含着司马迁真挚的情感，注入了他对于生命的深刻的体验，司马迁以一种至深至痛至刚至柔的笔调，为这些悲烈的人物谱写了一曲曲哀歌，伸张着一个个不屈的灵魂。汤琴的《〈史记·外戚世家〉中的后妃悲剧形象》(现代语文/2010/06)，认为《史记·外戚世家》中描写的悲剧女性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她们出身显赫，却依然无法摆脱作为男子附属品的地位;一类是努力追求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却在后宫政治斗争的旋涡饮恨败北，她们是后宫斗争的失败者;另一类是男人政治权谋的刀下鬼，她们的悲剧说明在以男人为主导的古代封建宗法制社会，女人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杨眉的《浅析〈史记〉中母亲形象》(安徽文学/2010/04)，文章对《史记》中母亲这一角色进行分析，认为她们总以背景和衬托的方式出现，或许地位卑微，或许依附男人，或许穷困劳顿，但是她们并没有淹没在男人的世界中，或者勤劳善良，或者深明大义，或者睿智多谋。可以说，男人具备的才能在她们身上有，男人不具备的品质在她们身上也有。其中有贤明高义的母亲，如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也有睿智远见的母亲，如赵括的母亲、陈婴的母亲和张汤的母亲。《史记》对这几位母亲虽然都是些只言片语的记载，但母亲这一光辉形象所具备的品质，在她们身上都有体现。

在其他人物研究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几篇有关刘邦研究的文章，尤佳的《刘邦入秦行军路线考辨》(天府新论/2010/03)，认为《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均有关于刘邦入秦行军路线的记载多有抵牾，后世学者也各有尊奉。通过对文献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重新进行梳理和考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刘邦军先攻成阳、杠里，次战成武;攻昌邑仅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07年;是年四月，刘邦南攻之城为颍阳，而非颍川;同时刘邦不走函谷关道，而是选择武关道入定咸阳。夏敏的《从〈史记·鸿门宴〉片段评析刘邦对礼仪的运用》(现代语文/2010/11)，认为“鸿门宴”体现出刘邦高超的御人之术和斗争艺术，具体运用有三。一是迎来送往之际，注意广结善缘。刘邦敏锐抓住项伯夜访这一契机，竭力争取项伯，以小弟侍奉兄长之礼礼遇项伯，奉卮酒为寿，敬重自不待言。约为婚姻，结成儿女亲家，扯上了亲戚关系。更有一大堆信誓旦旦效忠项王的好话，真假难辨，博得了项伯真心的同情与认可，为化解危机准备了人脉资源。刘邦拉拢利用项伯，靠的是礼仪，也就是礼遇(面子)、敬重、亲戚关系这些。二是访谈之中，应酬虚与委蛇。刘邦亲往鸿门谢罪，凭借其圆熟老练的处事技巧巧于遮饰，混淆视听，措辞谦逊婉转，哄骗年轻直率的项羽上当，抛除了疑忌。三是鸿门宴酒席上巧用座次礼仪，自觉地低调给自己定位以示安心臣服，从而完全打动了项王。鸿门宴中刘邦是客人，并且曾经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如果项羽尊重他，就应按宾主之礼让他东向坐(即坐在西面)，自己西向坐(即坐在东面)。当时座次尊卑依次是东向(项羽)、南向(范增)、北向(刘邦)、西向(张良)，西向最卑。刘邦退为“三等”北向坐，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范增。沛公“北向坐”值得注意。皇帝坐北朝南，刘邦坐在了臣子的位置上。项羽给他留下了西面的位置。而西向坐尚是“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刘邦没有接受这个安排。刘邦采用了君臣之礼，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显然是刻意对项羽表示归属臣服。自觉地低调定位自己，表达作为下属的恭敬与随顺以奉迎项王，都是深藏不露的韬光养晦之术，是外交手腕。蒋波的《刘邦“烹吃”父亲行为简辩》(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1)，认为《史记》等典籍中记载的刘邦欲要“烹吃”父亲的行为，其实是在特殊情况下，刘邦对双方实力、项羽的个性经过详细考虑、分析后采取的果断措施，是孝子刘邦的一次有把握的冒险行为，而非真正的不孝。首先，刘邦对当时双方的情况有清醒的认识，料定项羽的行为只不过是威胁而已。其次，刘邦对项羽这位劲敌有较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在“人质”问题上摸清了项羽的脾气。项羽喜欢做事“光明磊落”、讲究仁义，所以项羽将刘邦父亲等人扣留，而从未有过利用他们来威胁刘邦的举动。因此，项羽突然要烹吃刘太公应该是一时之计，而非早已预设的策略。刘邦正好看到了这一点。再次，就事论事，刘邦虽然有诸多弱点，但在孝道问题上，他却一直有自己的原则，即“敬老重孝”。

另外，郭联凯的《韩信形象的典型意义及其在〈史记〉中的特殊视角》(新西部/2010/18)，认为韩信以其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人们展现了人生极为动人的一面，其形象的典型意义一是奋发进取的时代风尚，一是功高盖主的命运锁链。韩信形象在《史记》中的独特视角在于，一是西汉初年王朝政治生态特殊的风景线，一是统领西汉初年以前同类悲剧人物故事。《淮阴侯列传》使得兔死狗烹的主题得到充分的展现，人物之间的相互映证更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王朝君主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的无情和残暴。

肖婧、王娴《吕后骂名驳论》(菏泽学院学报/2010/01)，认为评价吕后时，脱离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给其安上“残忍恶毒、心狠手辣”的骂名是有失偏颇的。

李梅的《纵死犹闻侠骨香——解读〈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认为《史记》中的布衣之侠郭解堪称游侠典范，他一生任侠，身上独特的侠义人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道德标准和人生追求。这种侠义人格让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之士在乱世中能坚持自己的“侠”之道义，值得后世颂扬。郭解并不遵守朝廷礼法，却忠于自己行侠仗义的道义责任，信守诺言。“侠”之于他不仅仅是少年时代的冲动轻狂，而是影响其一生的行为模式，他的人格意气受到众人敬仰，独特的道德观念和人生追求更是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其重信守诺做人信义，以德报怨为人至诚，具有一旦成功而乐于归美于人的高尚操守和排忧解难、解人危困的热情之心。郭解身上的侠义人格实质上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侠文化表现，他游走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以扶助弱者为社会义务，忠于自己行侠仗义的道义责任，信守诺言，这种真实的人格也是司马迁心目中对“侠”的规范，是侠文化的典型代表。在郭解身上，人们看到了侠文化中所赞赏的蔑视清规戒律的不安分气质和追求自由的狂傲个性，看到了重信守义和助人危困的精神，看到了对道义原则的坚持坚守。

刘建欣的《论叔孙通何以成为“汉家儒宗”》(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12)，认为在汉朝那么多文臣儒士之中，叔孙通“何以为儒”，是由于他身上具备了汉代那些受过儒家经典教育、思想观念上倾向于儒家学派的大多士人所共有的品质和精神。他博学多才、制礼得法;心胸宽广、任人为才;仗义疏财、毫不吝惜;大是大非、毫不妥协;察言观色、投主所好;顺应时变、生存至上。他“何以为宗”，除了因为他的性格和处事原则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改变了汉高祖刘邦对“儒”的看法，使“儒”的地位得到了改善。叔孙通最终没能完成复兴儒学的事业，但他从实用的角度使统治者认识到了儒学的作用，使儒的“守成”优势被最高统治阶层所接受认同，并从思想上加深了对儒学的认识，使儒学与政治初步结合。他为儒学在汉初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儒学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他所提倡的“因时立教”的儒学改良精神广为后儒所继承，汉武帝时董仲舒用阴阳家、法家思想改造儒学，以《春秋》大一统学说鼓吹君主专制集权;公孙弘凭借《春秋》学说官至垂相，封平津侯。追根溯源，二人治儒的方法莫不师承叔孙通而来。毫无疑问，西汉中期儒学能够取得独尊的地位，叔孙通功不可没。《史记》称赞叔孙通为“汉家儒宗”，再贴切不过。

胡兴华的《论萧相国在〈史记〉中的形象》(魅力中国/2010/17)，认为萧何是西汉王朝的开国丞相，在刘邦争夺天下和治理国家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洞明时世，治国有方，又温文尔雅，甘做辅臣，与主同心，虽屡受猜忌却能机智化解，且毫无积怨，大度谦逊。他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看到秦王朝的最终灭亡趋势，而坚定地舍去在秦朝任高职的机会。他重视人才，举才不必贫贱，不避仇，气度宽广，客观公正，有明确的治国思想，坚定不移的信念，面对挫折仍不改初衷。他为人低调，踏实做事，为民着想，与朝臣有非常和谐融洽的关系，能有功不争，做好本职，勤俭廉政、不求奢华。

陈曦的《李斯其人其政的儒学色彩》(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02)，认为古来学界多有以李斯为法家者，但考诸史实，李斯的一生带有深刻的儒学烙印，不管是其学术源流，还是具体的为政过程，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学色彩。可悲的是，由于他在基本的义利之辨这一点上没有“过关”，致使其在为政过程中阿顺求容，犯下了种种错误，虽帮助秦始皇建立了天下一统的功业，仍不免落下骂名。

何庄、洪华的《“司马迁肯定孙武著〈孙子兵法〉说”献疑》(档案学通讯/2010/03)，认为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肯定了以下几点：第一，孙武确有其人、其事;第二《孙子兵法》确有其书;第三，《孙子兵法》为十三篇;第四，孙膑确有兵法传世;第五，《吴子兵法》确为吴起所著，但是，并未肯定《孙子兵法》为孙武所作。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出土，为拨开历史的迷雾，带来了一线光明。已考订出墓葬年代是西汉初年，而且竹简《孙子兵法》恰好十三篇，有不少学者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孙武著《孙子兵法》和孙膑著《孙膑兵法》已经确凿无疑。事实上，出土竹简可以证明的是：第一，孙武确有其人;第二，东汉以后亡佚的《孙膑兵法》确有其书。但是，关于孙武是否为《孙子兵法》的作者及该书的具体成书年代，依然无法定案。因为孙子有两个，所以不能排除孙膑也是《孙子兵法》作者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确定的，出土竹简得以证实，而《史记》不能确定的，出土竹简依然无法确定。从现有资料看，最早明确记载孙武著《孙子兵法》的，应该是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而不是司马迁的《史记》。稍后明确记载孙武著《孙子兵法》的，应该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他在《孙子略解》中说道：“孙子者，齐人。事于吴王阖庐，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

此外，在《史记》人物研究方面，还有王恩来的《孔子“相鲁”考》(理论界/2010/01)，张伟伟、王翔宇的《“庄子故里之争”研究现状综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01)，曹天生的《屈原名、字辨正——与黄毅、张培恒诸君商榷》(学术界/2010/02)，王茂迎《吕不韦乡里探析》(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1)，何亮的《〈史记〉对伍子胥形象的塑造》(书屋/2010/01)，苏成爱、兰青青的《〈史记〉中西汉开国功臣命运初探》(魅力中国/2010/12)，王莹的《李广之“智、信、仁、勇、严”》(现代语文/2010/06)等文章发表。

在《史记》体裁体例研究方面，李芳瑜的《〈史记〉取材与纪传体的形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4)，认为纪传体是将人物事迹与时间结合而成的文学有机体，是用来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纪传体体例由司马迁首创，但却不是凭空而来，很大程度与司马迁所据的材料，尤其是战国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记》纪传体形成的过程是复杂的，但从本质上讲，是源自于叙事为本的史官传统。司马迁作为史官家族的孩子，对于史官记言、记事的传统十分了解。在运用战国策士文献的过程中，他似乎也发现了语言对于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再加上他对“人”的关注与热情，《史记》的纪传体例就逐渐成形了。司马迁经由对材料的选择，创造了人物命运，强调人物性格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又受编年体史书的影响，用时间意识来编排人物事迹，最终展现了传主完整的人生。这些都是在《史记》纪传体产生之前未曾有过的文学表现。《史记》纪传体，使人们发现了透过文学手法，经由对人物事迹的不同组合，可以解释更复杂的历史事件。不仅扩张了史书所能表达的内容，也扩大了中国文学对人物描写的掌握。历史不再是一个平面，而是由众多人物事件组成的有机体。其人物列传并非一味地虚构，它虽然隐藏了编年，却依循人物一生的轨迹进行描述;它集合了司马迁所能采集的文献与故事，经过巧笔连缀，呈现了一个个翔实的历史人物形象。

李胜召、何伟的《论〈史记〉的文学本体》(作家/2010/10)，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出发，针对《史记》中的个性共性统一、详略得当、虚实相生等文学审美范畴进行分析，认为《史记》所展现的历史时空存在形式是历史具体存在，要把握住历史原貌，就要把握具体的历史存在。在用文字这种符号记录时，注重人的情感，就是尊重人性，尊重历史，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充分认识到人的历史主体性。又因情感所及，发而为文，文学比一切文化样式更能表达这种人性的冲动——情感。由于这些原因，只能通过具体的文学存在形式来把握文学的本体，继而更进一步去感悟司马迁笔下的历史存在形式。传记本身就具有文学性，只是后人将历史与文学区分得过于清晰，忽略了人的情感存在、人的历史主体性。《史记》把人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把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这种文学性的真实才是距离历史本体最近的历史存在形式。

尤立平的《〈史记〉合传论》(语文学刊/2010/03)，认为司马迁在安排《史记》中合传时匠心独运，耐人寻味。他不只是对历史纯客观的描述，同时也加入自己颇多创见，新人耳目。《史记》中，合传占了30篇，约占全部列传的43%。在组织行文上，采用不同手法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规矩合传成文，主要采用的方法，一是以事相连。自然绾合事件是将与之相关人物连接起来必不可少的因素，合传中的某些篇目就是以事相牵来组织行文的。如《伯夷列传》《范雎蔡泽列传》《魏其武安列传》等。二是移步换形，神韵遥接。此类合传无事件的牵连，一人传完，另一人传续，独立成篇，互不交叉，移步换形。此中人物不必同时，亦无须同代。但并不是毫无联系的，各传神韵大都一脉相承，遥相呼应。如《屈原贾生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三是同根并基，引枝散叶。此类合传如一树引数枝，一枝散众叶。数人同传，事迹不同亦不似，人物性格亦千差万别，徒以一根生出。此类合传篇目较少。如《老子韩非列传》《仲尼弟子列传》《淮南衡山列传》等。四是散叙各传，聚焦一点。此类合传人物以其职位或其擅长之事而规范为一。如《孙子吴起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等。《史记》列传中的合传，乃太史公之独创，奔放恣肆，活中有法，打破了时空界限，突破了前代史学家苑囿而自成一格，以历史为载体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念，连缀成篇，包罗万象，直笔写史实，同时此种写法为合传体的开拓开了先河，也为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在《史记》校勘史研究方面，高岩的《〈史记〉版本源流综述》(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08)，全面介绍了《史记》版本的源流，认为在探讨《史记》作者方面，历代许多史学家和学者都明确提出：《史记》是集成了多人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果。当然，他们也都从不否认司马迁是《史记》的主要编著者，至今也没有人怀疑过《史记》的体制，即本纪、列传、表、世家、序言、八书，都是最早由司马迁所创造。《史记》自问世以来，有两种情况，一是历史上的一些相关资料已经显示出了司马迁不是后来流传于世的《史记》的唯一作者;二是当时社会上还流传与三家注的《史记》有别的另外版本的《史记》。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又知道了目前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中至今还存在着与三家注本有出入的另外版本的《史记》。在版本源流方面，自汉至唐，《史记》皆为写本，宋淳化年间以后，《史记》始有雕版。故《史记》版本研究含写本、刻本两部分。《史记》众多的写本、刻本间，文字或同或异，妨碍了《史记》的正确利用。《史记》得以广泛流传是在魏晋时期，因相互传抄，各本之间文字多不相同。《史记》各本，因所据底本不同，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版本系统。关于《史记》版本的较早著作是晋末徐广所著的《史记音义》，但其没有真正进行《史记》版本研究，仅是收集了众本异同的资料，然而对《史记》版本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南朝宋裴骃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著《史记集解》，对《史记》的不同版本也有所记载，可揭示这一时期的《史记》版本状况。至唐代，《史记》得到了积极的推崇，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加之裴骃的《史记集解》，构成《史记》三家注，奠定了《史记》学的基础。《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兼列诸本异同，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史记》版本状况。宋代是雕版兴盛时期，《史记》与写本告别，有了刻本。刻本的产生，标志《史记》版本定型的开始。宋朝曾多次雕版印刷《史记》，但大多亡佚。这一时期是版本研究的开创时期，主要体现在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这些书都已经开始记载书籍的版本形态，并且列出诸本异同，为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明代在《史记》版本研究上，多侧重于宋元本文本形态的考究，对文字的讹误状况与版本承继关系尚少涉及。明清时代的藏书家、版本家对专书的版本研究，只局限于传统的目录学框架里，难以澄清该书的版本系统。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鼎盛时期，学者将考证学引入《史记》研究，对《史记》文字的衍、讹、脱、误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确定《史记》版本系统及优劣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其中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杭世骏的《史记考证》、方苞的《史记注补正》、钱大昕的《史记考异》、王筠的《史记校》、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张照的《馆本史记考证》、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均对《史记》的版本研究作出了贡献。近现代的《史记》版本研究亦很薄弱。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本考》论及宋版《史记》的刊刻及其发展，但未作深入探讨。赵万里著有《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也是仅局限于宋本的研究。其后，王重民著《〈史记〉版本研究及参考书》、赵澄著《史记版本考》，是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论。这两篇论文也是在传统版本学的范畴内，概括地介绍了宋代以来的《史记》版本。至此二文发表后十几年，《史记》版本研究领域偶有单篇散论，其中以傅斯年、劳干对景祐本刊年的讨论为有所创见。此后《史记》版本领域无人问津。直至1958年，贺次君的《史记书录》出版，《史记》版本研究才又呈生机。《史记书录》是有始以来的第一部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著，作者以“亲见为限”，对现存60余种《史记》版本作了详密考究，引用实例，考辨异同，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史记》版本研究著作，对促进《史记》版本研究功不可没。进入上世纪80年代，又有两篇研究《史记》版本的论文发表，即安平秋的《史记版本述要》与易梦醇的《史记版本考索》。易梦醇的文章重点探讨的是后世对《史记》的增补及《史记》中的窜乱部分，对《史记》版本研究涉及不多。安平秋的《史记版本述要》是这一时期《史记》版本学方面的一部力著，一改《史记书录》中冗赘繁琐，缺乏条理之弊，眉目清晰、论断公允，更具系统性、条理性。国外对《史记》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最早研究《史记》版本的学者是冈本保孝，所著《史记传本考》(收入况斋丛书，写本，今藏日本国会图书馆)，主要记述了《史记》传入日本的版本及存佚状况，以明版《史记》为多，对宋本没有深入研究。其后寺冈龙含著《史记三家注合刻的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亦仅是归纳成说。水泽利忠对《史记》版本研究用功最勤，撰有《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概括介绍写本、刻本的版本形态及异文，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版本研究著作，但所用方法与贺次君《史记书录》大致相同。尾崎康是日本较为著名的版本学者，著有《正史宋元版研究》《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侧重对现存的宋元本《史记》书志形态的考察。从总体看，日本学者的研究仍限于对《史记》版本一般性的介绍和考察，没有向更深层次拓展，且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多相重复。张兴吉的《〈影宋百衲本史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02)，针对《影宋百衲本史记》的形制、形成问题以及影印所据底本的流传、存世等情况展开研究，并指出此本的影印所据底本并没有丢失，还保存在国家图书馆。

张黎黎的《简析〈史记〉“八书”残缺与补缺问题》(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08)论述了《史记》中《礼书》《乐书》《兵书》和《律书》的残缺与补缺，认为《史记》八书原本内容应是：《礼书》《乐书》《兵书》《律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其中，《礼书》《乐书》《兵书》全佚，今所见内容为后人补作，取荀子《礼论》及《议兵》之文以补《礼书》，取《乐记》之文以补《乐书》，分原本《律历书》中“律”的部分补作《兵书》，并更名为《律书》。

王明信的《〈史记·乐书〉不亡》(古文献与岭南文化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07)，认为臧庸的发现为《史记·乐书》不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史记·乐书》为司马迁采自《乐记》无疑，《史记·乐书》与《太史公自序·序目》完全相合。

赵继宁的《〈史记〉标点研究论略》(湖北社会科学/2010/01)，认为古人的《史记》标点研究状况可依时代划分为：萌芽期的汉魏六朝研究、形成期的唐代注释研究、发展期的宋明评论评点研究、高潮期的清代断句研究。古人研究常涉及《史记》篇章，多为散论;今人则致力于对《史记》全书断句标点，以便今之读者。汉魏六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传播和认识上，是《史记》的初步研究时期，给后世研究打下了基础。唐代研究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它们开始了大量的《史记》句读实践，在应当断句之处加注并说明，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定字、定句、绝句三种。宋代始开评论《史记》之风气，王若虚的《史记辨惑》具有代表性。该书分十个方面对《史记》广发疑惑、略作辨证。宋代评论《史记》的风气，到了明代日益兴盛，评点、评钞类著作在明代多达30多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和凌稚隆的《史记评林》。清代是《史记》断句研究的高峰期。据统计，该时期研究《史记》并有著作的学者达300多人，以考证方面的研究成就最大。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张文虎的《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郭嵩焘和李慈铭的《史记札记》等。涉及断句的著作有：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等。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华书局点校《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人对《史记》标点的研究，代表性的《史记》标点本，从上世纪初开始，对《史记》进行分段和标点的本子按出版的时间顺序有：许啸天的《新式标点史记》(1924)，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1934)，顾颉刚、徐文珊的新式标点本《史记白文之部》(1936)，顾颉刚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1959)，王利器的《史记注译》(1988)等等。其中，《史记会注考证》和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成就最大。

在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校勘研究方面，苏芃的《〈史记〉校点发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01)，针对中华书局整理本《史记》中存在的校点问题，参照《史记》的其他传本，结合有关资料，撰成札记20则，进行讨论辨正。周录祥的《〈史记〉十表校勘札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4)，对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十表存在的一些文字讹误，以凌稚隆《史记评林》本等版本与之对校，指出了其存在的30多处问题。

2010年，在有关《史记》考证考古研究与文字考证辨析方面，发表的成果并不多。其中，任晓勇的《南北虞姬墓考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认为安徽省定远县和灵璧县各有一座“虞姬墓”，前者在淮河南，后者在淮河北。经过考证，南虞姬墓始见于初唐文献，北虞姬墓始见于北宋晚期文献，两墓都不是虞姬真冢。所谓“南虞姬墓”应是西汉东城侯刘良(淮南王刘安之弟)墓。虞姬被埋葬之地应在垓下。

赵建斌的《“舜耕历山”在山西考辨》(文物世界/2010/02)，认为传说中的“舜耕历山”中的“历山”究竟在哪里?2000多年来聚讼纷纭。《辞海》“历山”条，列全国历山较著者有七处：1.在山东省济南市东南。又名舜耕山、千佛山。2.在山东菏泽东北。3.在山西垣曲东北。为中条山主峰之一。山上有舜王坪。4.在山西省永济县东南。5.在浙江省余姚县西北。相传舜后裔居此。6.一名釜历山。在浙江省永康县南。圆峰屹立，状如覆釜。山巅有田、井、潭，皆以舜名。7.在湖南省桑植县西北。该文章通过对尧、舜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尧、舜的活动范围，古代文献记载舜是冀州人，舜耕之历山确在山西南部等问题的考察论述，指出“舜耕历山”，只能就是在被司马迁称为“天下之中”的山西南部。之所以会出现“舜耕历山遍天下”的现象，“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遂随其族人足迹所到，而递播以递远焉”。

曲文《〈史记·李斯列传〉疑误一则》(才智/2010/05)，认为《史记·李斯列传》记秦始皇崩于沙丘事后云：“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句中“真”字当为“寘”字之误。若以“寘”代换“真”字，以“置”之意重新解读，则“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寘太子，故秘之”一句，不仅文辞通顺易晓，而且与史实相符。其原因是，寘、真字形相近，极易在传抄过程中产生讹误。

在《史记》文学特征研究方面，张丽丰的《司马迁〈史记〉文学特质三论》》(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05)，认为司马迁之爱奇，成就了《史记》的文学特质。爱奇而反经，是司马迁对楚骚文学传统的最好继承，这是历史的造就与选择，也是他对中国史学、文学所作的最巨大的贡献。司马迁之“爱奇”，简言之，就是以奇情奇文，写奇人奇事。奇人奇事，本就有违经意，而再以奇情奇文出之，其反经之尤，可谓大矣。

在《史记》叙事艺术研究方面，张海波、刘卫平的《论历史叙事的主观倾向性——以〈史记·孝景本纪〉为个案分析》(商洛学院学报/2010/01)，认为历史叙事不只是对于曾经发生了的事件的再现，还饱含着叙事主体的评述立场，这就使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总具有着或隐或显的主观倾向性。《史记·孝景本纪》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从对《孝景本纪》与班固《汉书·景帝纪》及其他相关典籍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冷峻的笔法后面，隐藏着严肃的对于汉景帝好功的道德评判。这种道德评判倾向，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概而言之，与时代精神和作者为史之动机密切相关。

在《史记》悲剧特征研究方面，李晓婉的《〈史记〉悲壮美的人物审美特征浅论》，认为《史记》的美学是属于悲壮美的范畴，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其中的悲剧人物具有与众不同的悲壮美，体现了独具的审美特征。立身扬名的宏伟理想、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和超越生死的英雄气概，使人们深深感受到悲壮美的震撼。之所以产生这种悲壮美的艺术效果，与司马迁塑造完美的审美形象的特征有关。无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还是具非常才能的俊杰之士，或有高尚情操的完美人物，在他们身上虽然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性格因素的复杂性，但都表现出共有的审美特征。代珍珍、韦巍的《〈史记〉之悲剧美》(魅力中国/2010/01)，从悲剧人生之悲剧美、悲剧人生之忠贞爱国、悲剧人生之悲剧英雄三个方面，探讨《史记》的悲剧特征，认为《史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悲剧人物形象。悲剧人物均以积极思想去面临痛苦与灾难，从而表现出一种顽强蓬勃的生命力。

2010年，在《史记》写人艺术方面，陈如毅的《略论〈史记〉的写人艺术》(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6)，认为《史记》的写人艺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用了纪传体，为写人开创了有效的艺术形式，二是采用互现法与聚焦法，为写人解决了历史真实与性格凸显的矛盾，三是娴熟运用各种技法，为写人提供了艺术的方法手段。张清萍的《论〈史记〉写人的艺术》(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11)，认为《史记》成功描写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写人手法多种多样，如选取典型事件、情节故事化、饱含激情、肖像描写、细节描写、个性化的语言描写等。朱延生的《〈史记〉人物刻画的映衬艺术》(中学语文/2010/27)，认为《史记》映衬手法的运用是其刻画人物形象比较突出的方法之一。其映衬手法，一是对比映衬，如《鸿门宴》的刘邦、项羽两大军事集团兵力上的对比、主要人物性格特征的对比、双方谋士、猛将的对比、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的对比等。一是侧面映衬。司马迁在描写人物时，特别注意突出重点，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以此作为材料取舍的标准。在具体描写过程中，作者也通过旁人的叙述，表现人物特点，也运用了以宾衬主、以次衬主的映衬手法，使主体更突出、更美好，从而收到美的艺术效果。张富春的《简论〈史记〉写人之绿叶扶花法——从吴见思〈史记论文〉谈起》(名作欣赏/2010/09)，也论述了《史记》的衬托手法。陈厚才的《〈史记〉女性形象描写手法综述》(文教资料/2010/18)，认为《史记》描写了不同阶级、阶层的众多女性形象，她们风姿有别，其中多数处于中下层地位。《史记》善于通过语言、表情以及行为和心理活动等来刻画女性形象，让她们妍媸毕现。白宇的《〈史记·五帝本纪文学考〉》(大家/2010/12)，认为《史记·五帝本纪》充满了丰富的情感，蕴含通常被认为具有美质的元素，充溢着作者精妙绝伦的想象。刘法民的《〈史记〉情节的怪诞特色》(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认为以怪诞审美形态理论审视，《史记》的情节有五个方面的怪诞特色：一是由崇高转化而来，二是轻易随意杀毁生命，三是智慧超绝，四是情事极端反常，五是清楚明白无神秘。李春草的《浅谈〈滑稽列传〉“滑稽”之思辨艺术》(中学语文/2010/36)，认为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几个滑稽“小人物”的幽默语言很有特色，体现了思辨智谋的艺术。他们在辩论过程中，纵横跌宕、捭阖挥洒、巧黠机变之精巧，所取得的实效之稳妥、准确、快捷等，都是出人意料、令人惊服的。如淳于髡的“一鸣惊人”，优孟的“以退为进”，优旃之“旁敲侧击”等。杨贺琰的《论〈史记〉刘邦形象塑造》(语文学刊/2010/03)，认为就刘邦形象的塑造而言，在选材方面，司马迁以刻画人物为标准通过精心地选材突出了刘邦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在塑造人物时，司马迁非常注意同一篇传、纪中的人物形象的统一性，在塑造人物主要性格时往往用多则材料相互说明，人物比较典型化。此外，还运用了对比、反复等文学手法。周效凰的《司马迁塑造飞将军李广的艺术手法》(飞天/2010/10)，认为在李广形象塑造方面，首先是通过具体战例塑造人物形象，其次是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再次是通过对比手法表现人物性格，第四是通过借“人”抒情手法抒发作者胸臆。

在《史记》比较研究方面，廖颖的《〈史记〉采〈左传〉材料类览》(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05)，认为《史记》受到《左传》的影响，很多材料来源于《左传》。《史记》有对《左传》材料的剪辑摘要，有对《左传》的材料归纳综合，有基本引用《左传》原文或采用《左传》原意的，有在采用《左传》材料时适当增加了文字以体现作者意图的，有与《左传》主要内容一致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有某些用词义项或某些说法可从《左传》中找到出处或缘由等情形。

吴章燕的《〈史记〉引〈易〉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11)，指出《史记》援引《周易》条例有三种方式：一为《史记》中关于占筮的记录，二为直接引用与化用《周易》经传原文，三为著述《易》事阐发《易》理。

杨海丹的《〈左传〉与〈史记〉中女性形象的比较》(安徽文学/2010/01)，对《史记》与《左传》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比较，从事迹、性格、语言、外貌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左传》中女性的事迹比较分散零乱，《史记》开始为女人立传。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左传》对于女性性格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和对话来完成的，很少有心理这种主观静态的描写，而《史记》在塑造女性人物性格除了语言方面则多是通过出色的细节，表现人物性格是常常运用细节来刻画人物。在外貌描写方面，《左传》中对女性的外貌描写较少，如多用“美”来概括描写。《史记》对女性外貌的描写也很少，对虞姬、戚夫人、卓文君这些历史上有名的美人也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来夸饰她们的容貌，只是从侧面，从男性对她们宠爱的程度让人们想象出当时她们是怎样的倾城倾国。

郭慧的《〈战国策〉与〈史记〉策士形象差异考》(西安社会科学/2010/05)，认为在策士形象事迹记载方面，《史记》和《战国策》看似相同，实际上则在人物生平事迹、思想性格和作风、结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此外，还发表有蔡忠道的《悲剧英雄与立功将领——〈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对读》(古文献与岭南文化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07)，龚剑锋、沈兴伟的《〈史记·吴太伯世家〉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二者对吴越争霸史料的互补安排与详略处理》(古文献与岭南文化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07)等对比研究文章。

在语法研究方面，段英倩的《〈史记〉名词性联合式复音词初探》(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01)，主要从语义构成、词性构成和词序构成三方面对《史记》的名词性联合式复音词进行考察，据其统计，《史记》中的名词性联合式复音词共有604个。文章总结出《史记》联合式复音词主要特点有：1.意义的整体性。联合式复音词的词义并不是两个构成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两个语素意义的基础之上概括出来的整体意义，两个语素在连用之后意义趋向于统一，共同承担联合式复音词所表示的意义。2.结构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构成语素顺序的不稳定性上，这种结构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反映出上古汉语中词汇的形式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联合式复音词在形成过程的初期只是两个词语并列形成的结构，两个语素都有各自表示的意义，后来由于意义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于是在两个语素意义的基础上，逐渐融合，表示一个概括的意义。3.构成语素的多义性。上古时期的汉语系统正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原有的单义词由于词义的引申和词性的分化逐渐表现出了多义性。在联合式复音词的组合过程中，多义性的存在使得同一个语素在不同的复音词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意义。

周莹萍的《〈史记〉被动句探析》(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5)，认为古汉语中的被动句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有标志的被动句，即借助一些被动词来表示;二是无标志的被动句，又叫意念被动句。在有标志的被动句方面，《史记》中的被动句，大抵上也是以“于、为、见、被”为常用的被动句标志。尽管《史记》成书于西汉时期，但无形式标志的被动句还占有一定的分量，这与被动句的上下文有密切关系。

洪琰的《“名(代)+所+动”结构和“名+之+所+动”的差异比较——以《史记》中的“所”字结构为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认为《史记》中“所”字结构主要包括“名(代)+所+动”、“名1(代)+所+动+(之)+名2”、“名(代)+之+所+动”、“名1(代)+之+所+动+(之)+名2”、“其+所+动”、“其+所+动(之)名”等六种格式，这几种格式存在着三种共现情况。“名(代)+所+动”是主谓结构里面加助词“所”，而“名+之所+动”里面的“之”只是古人用来凸现说话重心的一个标志。

彭旭军的《〈史记〉“何”字固定格式考察》(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0/01)，认为《史记》共有10种“何”字固定格式，使用共59例。其中“奈……何”18例，“何必……为”1例，“如……何”11例，“何乃……为”2例，“谓……何”5例，“何故……为”1例，“何……为”9例，“何……之有”4例，“何以……为”5例，“非……而何”3例。与先秦的一些作品相比，《史记》中“何”字固定格式的使用习惯不完全相同。例如，《史记》中没有“若……何”格式，而《左传》用了79次，其中仅“若之何”就用了57次，还有插入名词等成分的有22例。

陈静的《〈史记〉特指疑问句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10/04)，从疑问代词的句法、语义功能、疑问代词宾语的位置等方面考察《史记》的特指疑问句，认为《史记》处于上古汉语末期的词汇整合期，与先秦相比，数量减少，使用趋于集中。《史记》中疑问代词宾语后置句的比例占代词宾语句的24%，处于飞跃阶段。这些都体现了《史记》在从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发展过程中的承前启后的语言史价值。据其统计，《史记》中的特指疑问句共有580多句，占《史记》问句总数的1/4强。

程维的《〈史记〉重言虚词研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03)，认为《史记》中有许多由两个同意虚词构成的“重言虚词”，这些虚词其中有些是从前代流传下来的，司马迁对它们进行了改造，有些则是司马迁自己的创造。使用这些“重言虚词”，很多是由于文学性的需要，也有很多是源自文章音乐性的需求，也有是对前代的继承和对当代的吸收。《史记》的重言虚词是个不小的群落，跟其他虚词一样，也都是司马迁语气和心态的流露，只是往往更集中、更强烈。同时，重言虚词多是双音节，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有着不同的音乐性，它更适合散文的节奏，也往往更沉郁和雍容。司马迁继承了前代的重言虚词，同时又大力发展了这些虚词，还进行了大量的创造，对“重言虚词”的广泛使用，在虚词的发展史上有开拓意义。

付成波的《〈史记〉中〈殷本纪〉〈秦始皇本纪〉通假字例析》(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0/01)，分析了《史记·殷本纪》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50多处通假字现象。

贺诗菁的《〈史记〉成语管窥》(/2010/0)，将关于《史记》的成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见于《史记》的成语。有的形成于《史记》之前，为作者所沿袭使用的，有的则由《史记》作者所创构，被后人所继承。另一类是后人依据《史记》内容概括提炼的成语。其中大多为四字格形式，也包括少数非四字结构。据其统计，见于《史记》的已经具有较固定形式的成语有540余个，其主要分为袭用的成语及来源于典籍和文献资料的成语两方面。概括自《史记》的成语，是《史记》的流传过程中，同样成为一个鲜活的汉语词汇的源头。后世从《史记》一书里概括、总结出的成语不啻百数。《史记》成语的特点，一是内容涵盖面广，二是成语的可变性，三是文学及哲理色彩浓厚。

在《史记》研究综述方面，单瑞永、金家诗的《近十年来〈史记〉人物研究综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3)，认为近十年来《史记》人物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主要为类型人物和个体人物两大类。所选择的研究角度，既有以传统的史传文学和艺术为视角的研究，同时还有以全新的独特视角对《史记》人物所做的历时性研究。研究方法更加多元，有文艺学的方法、文史结合的方法、文化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态史学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还有从理论上对《史记》人物特征做整体的概括。充分显示出《史记》人物研究视野的拓宽，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新趋势。在论著方面，2000年以来关于《史记》人物研究的专著有四部，另外还有三部著作涉及《史记》人物研究。在论文方面，从2000年1月到2009年12月有关《史记》人物研究的期刊文章约有120篇，硕士论文25篇，博士论文2篇。上述成果在分类型人物研究方面包括女性、游侠、刺客、士人、商人等。研究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研究触角更加深广地向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文献学等领域延伸，研究的角度更趋向多元。研究方法不拘一格，有文学艺术的方法，有文史结合跨学科的方法，有品读的方法，有比较的方法，有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还有的从《史记》中找出写得最精彩的人物，分析这些人物在各种不同艺术形式中的嬗变发展的历时性研究方法等，开辟了《史记》人物研究的新领域。在个体人物的研究中，近十年的研究更加注重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运用心理学理论，按照人的情感发展变化逻辑与客观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对人物进行审视、分析、解读，使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更容易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和认识。另外，也有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史记》人物的品格与精神层面，并将这种研究与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形成结合在一起考察。《史记》人物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类型人物的研究对象较为集中，目前的类型人物主要集中在女性、游侠、刺客、士人的研究上，其他的类型人物如循吏、帝王、良将、外戚、儒林等研究较少。个体人物研究也过于集中在某几个人物身上，如项羽、刘邦、吕后、商鞅、韩信、张良、陈涉、廉颇、蔺相如、李广、屈原、伯夷、伍子胥等人身上。还应该拓宽视野，加强对其他人物如吴起、孙武、虞卿、季布、魏豹、彭越、张丞相、傅靳、蒯成等人物的研究，也应加强对“世家”、“类传”、“附传”人物的研究。人物对比研究少，当前人物对比研究都集中在项羽和刘邦、项羽和韩信、张良和范蠡、萧何与李斯的对比，局限于《史记》人物自身的对比上。在这些文章中，项羽刘邦对比文章较多，其他的较少，例如战国四君子的对比，人物对比研究应该扩大范围。韩大强的《“项羽死于何地”研究综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认为项羽乌江自刎，基本上是沿袭2000多年的说法。自从1985年计正山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文，尤其是2007年国学大师冯其庸先生发表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认为项羽死于东城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于是关于“项羽死于何地”，在史学界和社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的焦点：一是对“项王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如何理解与阐释;二是对“阴陵”、“东城”如何注释;三是“东城”与“乌江”在秦汉时期的有无管辖上从属关系;四是关于九斗山有无的考证;五是如何看待司马迁在《史记》中史笔手法。综观20多年来关于“项羽死于何地”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冯其庸、计正山、董书冰等先生为主的项羽死于东城(现安徽定远)说;二是以袁传璋、王贵华、呼安泰、宁业高等先生为主的项羽死于乌江(现安徽和县)说。史学界张大可、施丁、汪受宽等赞同项羽死于乌江之说。梁建邦的《李广评价及李广不得封侯原因研究综述》(古文献与岭南文化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07)，从对李广的赞扬与批评、李广不得封侯原因、司马迁对李广的态度及其影响三个方面，综述了古今学者对李广的评价和所认为的李广不得封侯原因。

张自然的《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06)，认为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从中可以看到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董焱的《清代学者对〈史记〉的考证性研究》(社科纵横/2010/02)，认为清代学者充分运用文字、训诂、音韵等知识，并结合天文、历法、舆地、金石、避讳等多方面的知识，全面开展对《史记》文本的考据研究，是在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从研究方法看，清代《史记》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治经之法来治《史记》。从研究领域看，清代的《史记》研究表现为，从唐宋时期只是对《史记》文本进行注释和考证到从各个侧面、分各个专题对《史记》进行全方位的考证的转变。从研究成果看，本时期《史记》考证研究，可以分为三类：1.对《史记》进行总体性的考证，主要包括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剳记》、杭世骏的《诸史然疑》、洪亮吉的《四史发伏》、洪颐煊的《诸史考异》、李贻德的《十七史考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史记杂志》等。2.对《史记》进行注释及考证。主要专著包括：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崔适的《史记探源》、钱坫的《史记补注》等。3.对《史记》单篇进行考证。如汪越的《读史记十表》等。

在探讨《史记》对后世文学和文体影响方面，陈莹的《唐前小说对〈史记〉体例与写作方法的接受》(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认为唐前为小说的萌芽和形成期，显示出史说同质的特点。《史记》被比喻为文学与历史的渊海，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考察唐前小说与《史记》的关系，《史记》所蕴含的丰富的小说因子被小说家所接受和借鉴，同时小说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并逐步转化为小说特有的体例和写作方法，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前小说对纪传体体例的接受表现在，对纪传体的模拟、对人物传记的模拟、对分类原则的模拟、对虚实相间的结构特点的模拟、对“太史公曰”史评理论形式的模拟等方面。唐前小说对《史记》写人叙事方法的接受表现在，寓论断于叙事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塑造方法。诸如在语言方面、描写方法、情节处理、对比烘托、诗歌民谣谚语和传说的运用等方面。陈莹的《唐前小说对〈史记〉题材的接受与超越》(青海社会科学/2010/06)，认为如果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从题材方面考察唐前小说与《史记》的关系，会发现小说在取材《史记》的同时，又不断地加以纵横延伸，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题材内容，显示出小说的新特点，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唐前小说在小说主人公的平民化、天人主次地位的转换、爱奇的深化与幻化、女侠形象的产生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了《史记》的影响。江雪松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武库与土壤——兼说〈史记〉的小说味》(新高考/高二版/2010/01)，认为魏晋南北朝小说是由于《史记》等的带动而蓬勃兴起的，这时的小说与历史相互错杂，许多作品的界限难以划分;唐人传奇是《史记》的真正继承者，其篇章结构、语言韵味、写人叙事之法都与《史记》一脉相承;元代以后的短篇文言小说与长篇白话小说都明显地受《史记》题材内容、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等的传承影响。

李春芳《〈史记〉对唐代咏侠诗的影响》(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08)，认为《史记》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侠客形象，赞颂了他们可贵的侠义精神，唐代诗人深受其影响，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咏侠诗，对《史记》中的形象和精神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并从“侠”的形象、“侠”的精神这两点着手，分析《史记》对唐代咏侠诗的影响，并对李白的咏侠诗进行个案研究，从中解读《史记》和唐代咏侠诗的关系。郝润华的《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刘灵西的《〈史记〉对唐宋时期文献整理与编纂的影响》(兰台世界/2010/05)，认为《史记》对唐宋的文献整理和编纂，在写作方式、写作风格、资料考证等方面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一是《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之先河，对文献编纂影响深远，二是《史记》的“尊君思维”对唐宋文献编纂的引导作用，三是司马迁本人对后人的影响，四是司马迁对史料考证的严谨思维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薛瑞泽的《唐代〈史记〉的研究与应用》(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6)，认为唐人对《史记》广为重视，既有学习与研究，也有实际应用。学习的方式以师徒相授最普遍，研究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朝廷还以《史记》作为选拔官员的选考书目，在讨论包括礼制在内的大事以及劝谏帝王时，《史记》常常是征引的重要依据。唐人著作以及考察官制沿革等亦均引用到《史记》。

余祖坤的《论苏轼的〈史记〉研究》(史学史研究/2010/01)，认为《史记》在唐宋古文运动的背景下，成为古文创作的典范，受到古文作家的普遍推崇。然而，陈师道、黄庭坚却提出苏轼“不好《史记》”，并对之表示不解。实际上，苏轼与《史记》不仅在文学上有着微妙的渊源关系，而且对《史记》深有研究。苏轼首次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史记》将老、庄、申、韩合为一传的深意，从而使道法两家的关系，成为后人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起点;又首次明确提出了庄子对孔子“阳挤而阴助之”的关系，开启了后世“儒道互补”的研究课题;另外，他对《史记》的史实记载，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考证和见解。

赵洪梅的《论〈史记〉精神在元杂剧中的接受》(许昌学院学报/2010/04)，认为元代文学具有其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史记》在元代的接受研究就更具价值与意义。在元杂剧中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批判精神、侠义精神、悲剧精神三个方面的接受。赵洪梅的《〈史记〉在元词中的接受研究》(社会科学论坛/ 2010/04)，认为通过《全金元词》等文献统计，在元代3637首词作中，有名姓的227位词人3470首和无名氏的267首，共引用《史记》相关内容及典故504处，其中本纪192处、世家74处、列传173处、书63处等。元词对《史记》的引用与接受，突出了当世文人的精神与思想，主要体现在爱国精神、避世思想、感慨之叹三方面。

朱志先的《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之〈史记〉情结发微》(社会科学论坛/2010/20)，认为金圣叹是明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对《左传》《水浒传》《西厢记》皆有评点。受明代“史汉风”的影响，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常常与《史记》相比照。指出《水浒传》在撰写笔法、体例方面对《史记》的继承以及两者的异趣，从中可以看出金圣叹的《史记》情结。黄美铃的《〈三国演义〉的人物刻画对〈史记〉的继承——以〈项羽本纪〉为例》(古文献与岭南文化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07)，认为《史记》中可以找到《三国演义》人物刻画的“原型”，《项羽本纪》“巨鹿破王离”是《三国演义》“关羽温酒斩华雄”的原型，张飞长坂桥退敌，人物刻画有项羽威猛慑人的影子，《三国演义》中小霸王孙策刚猛易怒的性格，复制了项羽的性格。

肖文灿的《〈史记〉对〈红楼梦〉的影响——从人物塑造角度谈〈红楼梦〉对〈史记〉的继承》(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10/03)，认为《红楼梦》深受《史记》的影响，特别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从人文精神、悲剧美感和造型艺术三个方面，接受了《史记》的影响，对《史记》人物塑造方法以继承。《红楼梦》对于《史记》在造型艺术上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善于塑造大量且个性的人物形象、善于通过心理描写突出人物性格、善于运用对比互照方法描写人物、善于根据叙述人物特点转换文风等几个方面。

俞樟华、郭玲玉的《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6)，认为京剧“史记戏”取材于《史记》，但由于戏曲和史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改编的过程中，“史记戏”对《史记》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写，包括题材的选取和主旨的改写，人物形象的改写和情节的改写等，有得有失。

在古代《史记》研究著作和学者的研究方面，刘治立的《〈史记集解〉的文献价值》(陇东学院学报/2010/03)，认为裴骃广泛搜集和征引汉晋注释家的成果，将传统的经史注释方法与史注新法融合起来，在注释的内容、方法上都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史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史记集解》的注释内容主要有注明字音、解释词句、解释人物、解释典故、诠解制度、提示年代、注释地理、校勘文字、说明凡例等。其注释方法主要是义在可疑，数家并列;未详则阙，弗敢臆说;删其浮辞，取其要实;时见微意，有所裨补;补充史料，说明正文等几种。《史记集解序》的价值一是现存《史记》注本中时代最早、内容完整的著作，二是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三是在史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史记集解》也有一些不足，司马贞认为其注释“虽粗见微意，而未穷讨论”。另外，在有些地方的句读，也偶有失误。

吴长谦的《从〈史记正义〉看张守节的史识及史观》(黑龙江史志/2010/01)，认为张守节具有高明的史识，注意利用最新资料，使《史记正义》富于鲜明的时代性，具有“疑者阙焉”的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比较注意在注释中记录有关经济的史料，如注释物产，注释水利工程，记载河东解州盐池的情况等。周录祥的《〈史记评林〉上栏内容浅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1)，认为凌稚隆《史记评林》一书正文部分的上栏汇集了历代《史记》研究者对《史记》的评论和阐发，有助于对史文、史实的理解，也可借以考察历代《史记》研究的概况，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同时，上栏也包括许多凌稚隆对《史记》的研究、阐述，可以考见凌氏的史记研究情况。朱志先、张霞的《〈史记志疑〉与明人汉史研究探析》(文化学刊/2010/04)，认为梁玉绳《史记志疑》引用了大量借鉴了明代学者的汉史研究成果，凸显了明代学人对《史记志疑》的巨大影响，是清代研究《史记》的一部佳作。梁玉绳对明人汉史学研究成就的借鉴与批判，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以明人校勘的《史记评林》为底本进行《史记》研究;2.直接征引明人观点予以佐证;3.对明人汉史学的研究论点有赞成，亦有批驳;4.对明人汉史学研究论点进行存疑;5.对明人汉史学研究成果的间接继承。

在当代《史记》研究成果评论方面，王瑜的《〈史记〉研究的新视野文学研究的新开拓——读〈史记与中国文学〉》(中国图书评论/2010/12)，认为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版)以文化为大背景，以“长安文化”为衬托，从文学的纵深探讨研究了《史记》的文学价值，开拓出《史记》研究更深的层面，从而使人们由《史记》反观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宋亚莉的《〈史记〉与民族精神》简评(东方论坛/2010/05)，认为池万兴的《〈史记〉与民族精神》(齐鲁书社2009年版)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哲学和民族学入手，对《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进行了追本溯源的阐释和思考，对《史记》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和解读，在深度发掘《史记》意蕴与精神等方面较多创获，不仅为当代多角度、多学科综合研究《史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也颇具启示。其特点在于：1.立意新颖，结构严整，思路清晰。2.突破旧说，独创新见，启人思考，新人耳目。3.资料翔实，颇有价值。4.熔铸古今，力求超越。

代莉莉的《〈史记〉〈汉书〉的叙事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认为对《史记》《汉书》叙事方面的研究，大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王充《论衡·超奇篇》为起始至明清。这一阶段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多集中体现为是否实录、词藻运用、文章结构、作者之文气几个方面，通过不同时代文人对二者的品评，可看出两者在叙事行文上的差异。第二个阶段从18世纪末19世初至今，在研究对象上，研究者的视角也开始从一些框架性的理论而逐步发展为一些细节化、概念化的具体分析。产生这种变化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前人研究的深厚积淀。从西汉扬雄到清代学者，他们对《史记》《汉书》框架式的认知和研究为后面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多方位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就是末代王朝的衰败，亡国的危机感让人们开始萌发了救国的责任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自强的欲望，于是大批的学者、文人开始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同时大批的西方学者和传教士进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影响在这时形成格局。这一阶段对《史记》《汉书》叙事方面资料的收集中，有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对《史记》《汉书》叙事方法上的归纳总结，二是西方叙事理论的影响，三是《史记》《汉书》叙事风格研究与西方美学范畴的介入。通过对这两部作品叙事异同的研究，可以为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由骈渐散，句子由口语向书面语，句式向偶句发展的线索画清痕迹，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研究事例和证据。

在其他研究方面，孙卫国的《〈史记〉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10/06)，文章从《史记》在朝鲜半岛历史上政治与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朝鲜儒士对《史记》史学成就的评价与肯定、朝鲜半岛历史上两大官修正史对《史记》之效法、《史记》对朝鲜半岛历史上其他史书的影响与朝鲜学人之批评等四个方面，就《史记》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进行了论述。认为司马迁《史记》是朝鲜儒士喜读的史著，也是其科举的重要内容和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史书，在朝鲜王朝政治与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士人肯定《史记》对纪传体的开创之功，并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而朝鲜两大正史《三国史记》与《高丽史》是效法《史记》之作，编纂意图和体例上依从以《史记》为准的中国纪传体史书。即便在编年体等其他史书中，也能见到《史记》的影响，或补《史记》之阙，或与其论难，或效仿《史记》中的某种体裁。可见，《史记》对朝鲜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

黄朝阳的《文本旅行与文化语境——华兹生英译〈史记〉与倪豪士英译〈史记〉的比较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认为《史记》在美国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翻译过程，第一次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由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伯顿·华兹生(BurtonWatson)承担的《史记》选译工程。华兹生选译的《史记》于196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Schi chiofSsu－maCh’ien。该译本选取了有关汉代人物本纪与列传的66卷(其中全文翻译57卷，节译9卷)，它的出版是当时美国汉学界一个有影响的学术事件。狄百瑞(W illiamTheodore De Bary)为之撰写了序言，强调该书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重要历史学文献，包括德效赛(HomerH.Dubs)在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为之撰写了书评。该译本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翻译系列丛书《联合国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UNESCO Col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Works： Chinese Series)之一，是《史记》在英语世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华译《史记》得到了卡耐基基金会的资助，属于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工程之一，其读者定位为受过教育的非专家型普通读者，目标是通过翻译，将《史记》作为一种普及性的经典文学读物介绍给英语读者。注重可读性以及《史记》的文学价值是华译《史记》的主要特点，华译选取的都是《史记》中具有杰出文学性的篇目，把注释和介绍性材料控制到最低限度，以归化的方式灵活处理《史记》中对于当时美国读者来说很难理解也很别扭的专业术语或头衔称号，同时还以西方文学的叙述文本构建模式为参照，“颠倒了《史记》原文的结构顺序，打乱了本纪、世家、列传的界限，按照一般历史叙事文学情节展开的结构重新编排人物出场的顺序，使得人物塑造呈现小说中人物推进情节的轨迹”。行文流畅、自然优美的华译《史记》堪称是一部文学杰作，较好地再现了《史记》的文学成就，在传播《史记》的文学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记》在美国的第二次较大规模英译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由美国康斯威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倪豪士(W illiam H.Nienhauser)等在台湾“文建会”的资助下开启的《史记》全译工程。这是一个由倪豪士领衔，依托包括郑再发、吕宗力、雷诺兹(RobertReynolds)等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团队工程，其努力方向是翻译整部《史记》。到目前为止，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项目小组已经先后翻译出版了《史记·汉以前的本纪》(The GrandScribe’s Records：Vo.l 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史记·汉以前的列传》(TheMemoirsofPre－Han China)，《史记·汉本纪》(The BasicAnnals ofHan China)、《史记·汉以前的世家(上)》(TheHereditaryHouses ofPre－han China，Part I)，《史记·汉代的列传(上)》(TheMemoirs ofHanChina，Part I)共五卷。按照计划，工作完成时，整部《史记》的英译本将达到九卷。倪译《史记》以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得到了台湾“文建会”、美国康斯威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委员会、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汉学中心、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其目标是“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的、尽可能可读的、前后连贯的《史记》全译本”。注重史学研究的严谨性以及《史记》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倪译《史记》的主要特点。倪译《史记》保留了《史记》原文本纪、世家、列传等的排列顺序，在译文下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地点考证、相关章节成书说明、互文考证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及资料依据和词汇对照表等，在每章译文后附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相关评注和说明、该卷已有的西文和日文译本书目、关于该卷的中外研究成果等。每整卷译本的后面附有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包括中外文的《史记》版本研究、参考文献、译本、历代注疏、关于《史记》及司马迁的研究、《史记》及《汉书》的比较、其他中文、日文和西文著作等，还包括汉语拼音、汉字及官职英文译文的索引、春秋战国图、秦帝国图等。倪译《史记》注解详尽，具有明显的史学研究特征，所采取的异化翻译策略标志着《史记》英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语境中人类对异质文化的渴望与尊重。

赵桦的《伯顿·华滋生英译〈史记〉述评》(科技信息/2010/17)，认为伯顿·华滋生的译作《太史公书》是《史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重要里程碑。文章系统介绍了该译本的译者、翻译思想和组织架构，并以当代著名译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为理论基础，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权力关系，探讨了该译本的特点和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