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战遗址地望考
袁传璋
汉王五年(前202)12月，相持将近五年的楚汉相争进行最后的决战。战役结局是西楚霸王项羽(前232—前202)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而汉王刘邦(前256—前195)则在同盟诸侯及部属将相拥戴下荣登皇帝宝座，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统一的封建王朝。这场决战的战场是垓下还是陈下?垓下的真正方位又在何方?近来颇有争议。[1]本文拟对以上议题做点粗略的梳理。
一、楚汉最后决战在垓下展开毋庸置疑
汉王四年九月(前203)，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在荥阳广武山缔结鸿沟和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2]。这项和约符合当时军民渴望弭息战祸、休养生息的大愿，所以汉、楚两军“皆呼万岁”。项王履约即时遣返前年彭城大战时俘获留作人质的“汉王父母妻子”，解除与汉方的战争状态，从广武前线“引兵解而东归”。由于楚都彭城已被汉军灌婴攻占，项王不得不引军向东偏南沿着鸿沟与颍淮相连的河道东侧，撤向西楚边郡陈郡，想利用那里优越的战略位置和丰饶的物力资源，进行休整补给。
张良与陈平揣摩汉王刘邦必“取天下”的欲望，献策趁“楚兵罢食尽”之时，“因其机而遂取之”。汉王采纳其计，撕毁和约，于五年十月(前202)率本部兵马追击项王。前锋樊哙攻占陈城以北80余里的战略要地阳夏城(今河南太康县)，汉王进驻阳夏西南30余里、陈城西北42里的固陵高地，与齐王韩信、梁相国彭越约期合击楚军。齐、梁大军至期不会。项羽对刘邦的背信弃义非常愤怒，向固陵汉军发起反击。汉王迎战大败，“复入壁，深堑而自守”。焦虑不安的刘邦向张良请计，张良提出汉王与韩信、彭越“共分天下”，各自为战的良策。刘邦发使告韩信、彭越：“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韩信、彭越得到分地的承诺，皆报曰：“请今进兵。”
当时能够根本改变楚汉形势的是齐王韩信的大军。然而临淄至陈下将近千里，数十万大军携带辎重粮秣以日行一舍(30里)计，一个月后方可全部抵达。在此期间，项王挟固陵初战大胜的声势，又在西楚王国内线作战，若再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在齐、梁大军到来之前，未必没有彻底解决汉王的可能。然而汉军两支外线作战的骁骑的不期而至，一支是齐王韩信于汉四年二月派出经略东楚的御史大夫灌婴统领的郎中骑兵，在攻占楚都彭城后，由东而西攻城略地，杀至距陈下不过百余里的苦县颐乡(今河南鹿邑县东)，与刘邦会合;一支是刘邦由荥阳派出在西楚薛郡、泗水一带机动作战的骑都尉靳歙的骑兵，自北向南“还击项籍陈下”[3]，使形势发生向汉方有利的转化。有了这两支极具冲击力的劲旅的参与，于是汉王刘邦与谋臣张良等策划并实施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第二次固陵之战，亦称陈下之战。这就是《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所说的樊哙“围项籍于陈，大破之”[4]、灌婴“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5];《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著录的曲城侯蛊逢“以都尉破项籍军陈下，功侯”[6]、宣曲侯丁义“为郎骑将，破钟离眛军固陵，侯”[7]、汾阳侯靳彊“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眛，功侯”[8]、广平侯薛欧“以将军击项羽、钟离眛功，侯”[9]。此战汉军大胜，十多位将领立功封侯。楚军损失惨重，大将钟离眛所部全军覆没，钟离眛脱身逃亡，左令尹吕清、令尹灵常、陈县令利幾临阵倒戈而被汉王封侯。楚军实力折损殆半，从此失去对汉军大举反击的实力。因此，近年有学者力主陈下之战即楚汉最后决战，垓下为陈下地名，垓下之战是陈下之战的别称。
笔者以为，陈下之战并非楚汉的最后决战，而只是垓下决战的序幕。对此笔者另有《鸿沟媾和与垓下会战》专题讨论。
陈下之败使项王损兵折将，加以寿春沦陷，大司马周殷叛变投敌，陈城失去腹地，兵员补充、粮秣征收皆失来源。更严重的是，情报显示齐王韩信、梁相国彭越、淮南王英布与刘贾周殷数十万大军正从东北、北方、东南开赴陈下与汉王会师途中。项王不能困守陈城，相时度势，走为上策，于是选择适宜路线东撤垓下，以利休整将士、恢复元气，或相机再战，或退保江东。于是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垓下之战。
《史记》的本纪、世家都明确著录楚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项羽本纪》叙其事曰：
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10]
《高祖本纪》叙其事曰：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11]
《荆燕世家》亦详记其事：
汉五年，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籍。[12]
诚如唐人司马贞所言，“《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史记索隐序》)。司马谈之生上距楚亡汉兴及项羽之死不过20余年，青年时代及见汉初开国功臣及其子弟，并与其中某些人士交游，熟悉楚汉之际的新鲜掌故。司马迁之生上距项羽之死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他“二十而南游江淮”时，曾亲访丰沛功臣的故里，踏勘彭城周边楚汉相争的战场遗址，他也有机会与汉初大功臣的孙辈如樊他广等交游，从他们那里获得可贵的口述史料[13]。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任职太史，不仅掌管王朝图籍计书，而且因太史职任所在有权“纟由石室金匮之书”，亲见宗庙及太常寺秘藏的皇室玉册及开国功臣的功录、剖符封侯的丹书铁券等文书秘档。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关于太史职责的自述，可知编纂大汉龙兴以来的现当代史，正是太史公的天职，在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前，《太史公书》原是太史公的职务作品，必须呈送皇上御览审定。作为楚灭汉兴的最后决战的战场所在及战役名称的著录，容不得丝毫讹错。基于以上种种因素，《史记》所述楚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异议。
二、垓下系沛郡洨国境内的一所村落
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垓下又在哪里?其实汉魏文献早有答案。《史记·项羽本纪》：“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裴骃《史记集解》为“垓下”作注，先引东晋徐广的《史记音义》：“在沛之洨县。洨，下交切。”又引东汉末人李奇曰：“沛洨县聚邑名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曹魏博士张揖的《三苍注》为“垓下”作注曰：“垓，堤名，在沛郡。”[14]《集解》与《索隐》一致指出“垓下”的地望在沛郡洨县，垓下是聚邑而非城市。李奇、张揖、徐广为“垓下”作注的依据都来自班固《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上》：“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莽曰吾符。属豫州。”沛郡共领37县，其中有“洨”。班固如此著录：“洨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莽曰育成。”[15]《汉书》系班固奉诏之作，向以谨严著称。书中的《地理志》是正史地理志之祖，极具权威性。班固作《地理志》，注重郡、县的置废析并沿革，用简明文字注明原委。郡下所属各县，一般只记录县名。若系汉前所置，或王莽更名，则于县名下出小字“本注”说明沿革。如《地理志下·淮阳国》领九县，首县为“陈”，班氏如此著录：“陈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楚顷襄王自郢徙此。莽曰陈陵。”若县内有具历史意义的乡聚山川，也于县名下出小字“本注”点出。如《地理志上·沛郡》领37县，其中有蕲县，班氏如此著录：“蕲垂乡，高祖破黥布。都尉治。莽曰蕲城。”
班固于县名下所作本注已形成规范的体例。所谓“蕲垂乡，高祖破黥布”，是说蕲县县域内有垂乡，高祖在那里打败黥布;而不是说蕲县县城就是垂乡。根据这个本注体例，可知“洨垓下，高祖破项羽”，是说洨侯国境内有垓下，是高祖打败项羽之所;而绝不能解为洨城就是垓下，垓下就是洨城。
若与范晔《后汉书》对照，就更为明晰。《后汉书》附晋人司马彪撰《郡国志二》，沛国领有21城，其中有“洨”，司马彪如此著录：“洨，有垓下聚”，其下有刘昭小字补注：“高祖破项羽也。”[16]可见洨是“城”，而垓下是“聚”。再看《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颜师古注曰：“聚小于乡。”[17]可知聚是较大村落的意思。故许慎《说文解字》说：“聚，邑落曰聚。”段玉裁《注》云：“按邑落，谓邑中村落。”[18]段氏所说的“邑”义同于“县”。垓下是洨县县域内一个村落。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淮水》经文“淮水又东，迳夏丘县南”之下的《注》文有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相似的记载：“洨水又东南流于洨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地。”[19]
洨城为西汉洨侯侯邑。洨侯吕产是吕太后之侄。《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作“郊侯”，侯功栏记载：“吕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吕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产为郊侯。”《索隐》：“郊，一作‘洨’，县名，属沛郡。”[20]吕产于吕太后元年(前187)始封郊侯，六年(前182)改封吕王，郊(洨)侯国除为洨县。洨县县邑遗址在今安徽固镇县濠城镇。
三、《史记正义》垓下“今在亳州真源县东说”不可采信
楚汉相争最后决战的垓下战场，《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在沛郡洨县境内，汉魏六朝以迄初唐，八百年中从无异说。异说出现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杀青成书的《史记正义》。张守节于《项羽本纪》“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句下，为“垓下”作《正义》曰：
按：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21]
《正义》此说得现代史家范文澜认可，其云：
刘邦得秦民拥护，又联合诸侯王，与项籍苦战四五年，屡败屡起。前二O二年，垓下(在河南鹿邑县境。一说在安徽灵璧县，按当时军事形势，应以鹿邑县境为是)决战，项籍败死。刘邦立为皇帝，统一中国，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汉朝。[22]
故垓下为河南鹿邑县说也有相当影响。
张守节长于六书地理之学，为《史记》作《正义》时，凡遇古时地名，大都引据初唐李泰主编之地理总志《括地志》(全书早佚)，以唐时地名予以对释。但所作“垓下”《正义》并未征引《括地志》，也未出具其他文献依据，显系张氏自出心裁。然而守节此项裁断是有问题的。
首先，此说与《汉书·地理志》“垓下”属沛郡洨国的权威记录背戾。而亳州真源县秦汉时为苦县，苦县秦楚之际属陈郡，东距沛郡的洨国四百余里，岂可牵合为一!又，《汉书·地理志下》有“淮阳国”，领有九县，陈为首县，其次有苦县。而于苦县，班氏本注仅简注：“莽曰赖陵。”不见苦县境内有“垓下”踪影。可见垓下与陈郡无涉。
其次，张守节关于“垓下”的注释不能自圆其说。就在《项纪》“至垓下”的上文“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句下，《正义》云：
父音甫。寿州寿春县也。城父，亳州县也。屠谓多刑杀也。刘贾入围寿州，引兵过淮北，屠杀亳州、城父，而东北至垓下。[23]
按：城父县春秋初原为陈国夷邑，后入楚，系战略要地，遗址在今安徽亳州东南70里处的城父集。张守节认定的“垓下”在真源县(今为河南鹿邑县)东十里，即秦汉时的苦县所在，其地方位在城父的“西北”，而不是“东北”。方向颠倒若此，显系向隅而造。垓下“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一与权威文献扞格，二非田野踏勘所得，自无采信的价值。
四、垓下聚当在濠城东北20余里处
近年有文物考古单位在安徽固镇县东濠城镇北二里许沱河南岸的“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进行考古发掘，有重大发现。此处20世纪80年代即号称“垓下遗址”。据发掘成果新闻通报得悉，考古专家取得共识，此处是目前发现的能够确切认可的史前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是当时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最早的城市。这里也是汉代洨城遗址。考古专家推断其前身即垓下，这是当年项羽退守至垓下，利用原有早期城址进行二次修筑，凭借优势的地理条件与刘邦抗衡所造成的结果。[24]
笔者以为，在濠城镇“霸王城”通过考古发掘，发现5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最早的城市遗址，对于研究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确定“霸王城”即西汉洨侯吕产侯邑旧址，与《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汉书·地理志》、郦道元《水经注·淮水注》等权威文献若合符契，说明固镇县濠城镇“霸王城”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将“霸王城”推断为垓下遗址，则窃有所疑。第一，将未经确切证明的“霸王城”先行定名为“垓下遗址”，发掘后又未经充分论证就宣布其即为垓下遗址，岂非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其次，“霸王城”确是洨城遗址，但洨城是城，而垓下仅是洨国境内的一个聚落，二者属于不同层级，岂可牵合为一?这种推断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
垓下聚并非濠城镇北俗称的“霸王城”，而实另有其地。明、清方志及旧版历史地名辞典称垓下在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并非空穴来风。唐、宋两代权威的舆地志书不仅为垓下在沱河之北说出具了有力的文献支撑，也为当今探寻垓下聚的真正所在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十《河南道五·宿州·虹县》有如下记载：
西至州二百里。本汉旧县，属沛郡。虹，《汉书》作“工虫”字。
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四里。汉高祖围项羽于垓下，大破之，即此地也。按：汉洨县属沛郡，洨音绞，汉垓下即洨县之聚落名也。[25]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的地理总志。作者李吉甫，《旧唐书》本传称他“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中，时多称之”。自京出任外官，“留滞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唐宪宗元和(806—820)间两度拜相[26]。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甚高：“舆记图经……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今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著诸家祖述之所自焉。”[27]李吉甫撰著此书，充分利用了皇家秘藏图籍档案，又曾居官“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而沛郡各县正是他居官江淮所属之地，对于垓下聚的著录自可征信。
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十七《淮南道十七·宿州》有如下记载：
虹县，［州］东南一百五十六里。旧十乡，今三乡。汉县，属沛郡。
濠城，在县西南七十八里，即汉洨县也。属沛郡。垓下，洨县之聚落名。
垓下，在县西五十里。汉兵围项王于垓下，大败之。有庙，在县西五十里。[28]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初年著名地理总志。乐史作为朝廷史臣，为维护国家统一，因合舆图所隶，考寻始末，条分件系，撰成《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此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书而大变。然史书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29]
按：唐、宋两朝宿州所辖之虹县县治，即今安徽泗县县城所在地。以上两部地理总志对垓下聚的地望均以虹县县治作为坐标原点。《元和郡县志》说：“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四里。”《太平寰宇记》说：“垓下，在县西五十里。”《太平寰宇记》还提供了一条具特殊价值的数据：“濠城，在［虹］县西南七十八里。”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推知真正的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镇东北24里至28里，西北距灵璧县城40余里、东北距泗县县城40至45里的范围之内探寻，其地约在灵璧县毗邻泗县西界的单圩到后翟庄一带地势较高处。
楚汉垓下会战，汉方联军刘邦本部不少于20万，韩信自将齐军30万，彭越梁军至少五万，刘贾、英布、周殷九江军当近十万，总数在70万左右，号称百万，而以韩信为前敌总指挥。所以日后汉皇刘邦论及韩信之功时才会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30]。项王兵力只“可十万”。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将近百万之众，战场应在垓下聚周遭方圆百里的更为广阔的地带。垓下聚不过是项王会战大败之后，收缩残部据此村落高地退守之所。此时项王手下的楚军仅余数万，与汉军兵力几近十与一之比。孙子曰：“用兵之法，十则围之。”[31]所以《项羽本纪》才会有这样的文字：“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军围之数重。”往日所向披靡的西楚霸王现在真的是日暮途穷了。
附：垓下之战形势图
(南京三江学院许盘清教授制图)
(本文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建邦编)
【注释】
[1]与传统认为垓下之战遗址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不同，苏诚鉴撰《垓下战场在河南不在安徽》(载《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从“四面楚歌”再探垓下战场所在》(载《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提出“垓下”即“陈下”(今河南省淮阳县);陈可畏撰《楚汉相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以为垓下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北部;辛德勇撰《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亦持与苏、陈二氏相同的观点。
[2]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史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331页。以下引用此篇，不再出注。
[3]《史记·傅靳蒯成列传》，《史记》第八册，中华书局本，第2710页。
[4]《史记》第八册，第2656页。
[5]《史记》第八册，第2670页。
[6]《史记》第三册，第911—912页。
[7]《史记》第三册，第921—922页。
[8]《史记》第三册，第961页。
[9]《史记》第三册，第885—886页。
[10]《史记》第一册，第332—333页。
[11]《史记》第二册，第378—379页。
[12]《史记》第六册，第1994页。
[13]对此，《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有明确交代：“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史记》第八册，第2673页)。
[14]《史记》第一册，第333页。
[15]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二十五史》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北宋景祐刊本，1998年，第397页。
[16]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27页。
[17]《汉书》卷十二《平帝纪》，《二十五史》第一册，第325页。
[18]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藏版，1981年，第387页。
[19]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20]《史记》第三册，第980页。
[21]《史记》第一册，第333页。
[2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第28页。
[23]《史记》第一册，第332—333页。
[24]据《安徽日报》2010年6月12日新闻稿《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遗址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及相关报道。
[25]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6年，第467册，第244—245页。
[26]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浙江古籍出版社缩印宋刊本，《二十五史》第四册，第272页。
[27]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地理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95页。
[28]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6年，第468册，第74—75页。
[29]《四库全书总目》，第595—596页。
[30]《史记·高祖本纪》，《史记》第二册，第381页。
[31]《孙子·谋攻第三》，《武经七书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