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影响择业观的因素
一、影响择业观的主要因素
择业观是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深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需要是价值观形成的客观前提，自我意识是价值观形成的主观条件。因而，毕业生择业观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一）自身条件的影响
毕业生个人政治素质、知识技能各异，成长环境、兴趣、爱好、气质、性格、体质有别决定了毕业生不同的就业观念。
（二）社会观念的影响
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一个时期的就业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作为资源进入市场，为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天地，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也趋于多元化。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业有尊卑”的观念有所淡化，人们对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的考虑较过去更多。
（三）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
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部分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仍受家庭左右，回家乡谋求职业、就近发展的思想仍占有相当市场。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伦理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毕业生们越来越追求个性发展、思想及人格的独立，家庭的影响正在不断淡化。
（四）价值观念的影响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价值观必然要在社会的各种职业中得到体现，这势必影响毕业生的职业价值取向，从而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形成不同的择业观。
（五）职业技术构成的影响
职业技术权威的影响即对新从事的行业与工作的技术性的认识。大学所开设的专业在一定程度上既规定又限制着社会的职业选择，规定着职业技术构成。因此，目前在各类学校开展的全面素质教育其目的也在于提高毕业生适应不同行业、不同专业的能力。
（六）职业岗位的性质和地位因素的影响
一个单位的薪水福利、工作环境、文化氛围、专业性质、职业发展和培训机会对毕业生的择业观有直接的影响。岗位的地理条件也明显地影响着毕业生对其未来职业的选择。
（七）竞争意识的影响
就业制度改革增强了毕业生就业的紧迫感、危机感，竞争意识得到了强化。随着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专业优、能力强、素质高的毕业生被用人单位争相聘用，这就促使毕业生原有的理想和就业观念发生变化，主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八）媒体宣传和学校教育的影响
一方面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利用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不断把社会的职业观在潜移默化中渗透给每个毕业生，促使他们择业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和学校教育管理部门也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使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协调一致。
毕业生个人价值观在择业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一种择业观形成之后，就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发挥其导向和动力作用，左右着毕业生的择业思想和择业行为，但择业观亦是社会现象的反映，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折射出时代的变化。
二、中国青年择业观30年回顾
2008年以来，由于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应届毕业生都想抓住各种就业机会，铆足了劲儿找个好“婆家”，但什么是满意的工作已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好”字代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大学生择业观的变化则成了时代变化的晴雨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自己的理想，但服从国家分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学生开始有了自己选择职业的意识，但大多数青年在找工作时仍然是服从国家分配。当时青年的这种状况与所受的集体主义的教育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就业时最看重的是“社会地位”，九成以上的大学生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
现在在外企有较高职位的王先生回忆说，他是1982年毕业的，当时大学生全部由国家分配，虽然许多人有自己的理想，但很少有不服从国家分配的。就这样王先生留在大学教书，一待就是十几年，总算在事业上小有成就。但是到了90年代失落感越来越强，觉得“自己在专业方面毕业了，可是在社会这所大学里还没有毕业”，最终他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20世纪80年代初青年择业标准第一位是社会地位，第二位是社会意义，第三位是发挥个人才能和报酬。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既要地位高，也要挣得多”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大学生的思想日益活跃和开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生崇尚“自我设计”、“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但仍很看重职业的社会意义。据1984年“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的调查显示，75.6%的青年希望在职业劳动中“把人民的需要和发挥个人的才干结合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年们开始重视经济收入，当时人们在对职业的经济地位进行评价时，把“个体户”排在了很靠前的位置。中等文化水平的青年都较愿意从事个体经营，以求得高收入。但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就业时首先考虑的仍然是社会地位。
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常先生说，他们当时毕业时，在同学中流行“红道、黄道、黑道”之说，“红道”即走向仕途，“黄道”即经商，“黑道”则是出国。他在大学时学的是理科，毕业后可以去大公司、大企业工作，但他当时却选择了“红道”，干起了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事情。这个时期，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大学生比例降到五成以下，他们在择业时，往往以“双高（高收入、高地位）”作为标准，89.3%的青年希望从事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高的职业；若“双高”达不到，则选“单高”，经济收入可以暂不考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青年人中开始有了“跳槽”的念头，青年的职业流动也已浮出水面。67.5%的青年希望改变职业，但是可以看出青年流动还集中在职业和行业间的变动，跨所有制和跨地域的变动则比较少。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生择业时不再一味追求“社会地位”，“符合个人特长”成为他们择业的首要标准。与此同时，大学生最看好的热门职业与传统职业相比，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青年的择业标准符合个人特长占51.90%，收入高占12.10%，能实现个人抱负占10.1%。20世纪80年代后期青年心目中认为最好的职业中企业家占81.10%，科研人员占79.90%，艺术家占71.9%，大学教师占69.4%，医生占64.7%，公安、法院占62.5%。
（三）20世纪90年代前期：“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
与20世纪80年代末不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更看重“工作稳定”（31.6%）和“发挥个人特长”（12.6%）。受这种“求稳”心态的影响，科研、文化、卫生部门成为大学生毕业后最想去的地方，其次是三资企业、党政机关等单位。
1992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当时青年的“最迫切需要”，许多青年打出了“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当年全国约有一半的知识分子在从事第二职业。人才的流动又逐渐活跃起来。那时所谓的青年择业“三级跳”即指从“国营”跳到“集体”，从“集体”跳到“合资”，从“合资”跳到“独资”的现象，这使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生活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全民企业”工人急剧萎缩，“集体企业”职工纷纷外流，“三资”企业“人丁兴旺”。尤其到了1993年、1994年，出现了大学生踊跃奔赴沿海开放地区的热闹景象。
现在在外企工作的魏先生，1992年毕业时留在了一个国家级新闻机构，他坦言：“我们毕业时最好的选择是去进出口公司工作，不仅社会地位高，生活稳定，有房子，还有出国的机会。而外企只有胆子较大的人才会去，因为这意味着你要放弃很多东西。”但是工作三年后，由于无法忍受单位僵化的体制，看不惯同事之间为了十几元钱的一级工资也争得你死我活，魏先生还是跳槽到了外企。
除了去三资企业，还有的大学生选择了“出国”。1994年时有六成（62.9%）以上的大学生愿意出国学习。在国内，当时最理想的择业地点是北京（59.6%），其次是东南沿海（38.1%），“收入与福利待遇”已经成为择业的首要标准。
20世纪90年代初期青年的择业标准，36.6%的人看重收入和福利待遇，27.9%的人看重自我价值实现，23.4%的人看重社会地位，12.1%的人看重其他。20世纪90年代初期青年择业喜欢的行业，金融保险业占26.8%，工业企业占20.8%，国家机关占12.1%，商、饮、服务业占12.1%，科研机构占10.6%，文化教育占7.9%，其他占9.7%。
（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我要找到最佳结合点”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流行的“待遇决定职业选择”的模式已基本过时，“能否发挥专长”又成为大学生择业的首要标准。这时“跳槽热”有所收敛，一项调查显示，57.9%青年表示安心或比较安心工作，只有21.7%的人近期有调动工作的打算。“效益好的国有企业”重新受到大学生的青睐。还有一些年轻人选择了自己当老板，开始尝试“下海”经商。来自湖南的刘小姐1993年毕业后如愿进入当地一家三资企业工作，1996年时她毅然决定到北京做书商，在经历了最初的忙碌艰辛后，她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公司、跑车和别墅，成了别人眼中的成功者。
近几年来，大学生在就业时，更加表现出多样化的选择。这边考研热、出国热继续保持高温，那边自己创业当老板忙得同样不亦乐乎。而大多数大学生在今天求职时，已经显得更为成熟和理性，努力在现实提供的条件下尽可能谋求个人的发展。1998年大学毕业后，李先生放弃了5个去机关和企业工作的机会，从北京来到上海殡葬服务中心工作，短短几年使“网上祭扫”、“海葬”等新服务在殡葬业流行起来。他对我们说：“在个人和社会两个价值之间，我找到了最佳结合点，就是这个别人不愿意去的单位，带给我许多别的大学生不可能得到的机会。”
当前青年的择业标准第一位是发展前景，第二位是施展才干机会，第三位是薪酬福利，第四位是工作环境。当前大学生首选行业是IT业，第二位是金融保险业，第三位是日用品行业。
三、毕业生择业观的时代变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毕业生的择业观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择业观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一）文凭与能力并重
不少毕业生把文凭或学历作为择业的主要硬件，期望借此获得理想的职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日盛，文凭的价值急剧上升，一度在全国形成了“文凭热”，在这一“热点效应”的灼烤下，一纸文凭被抬高到异常显赫的位置，甚至成为提干、提级、职称评定的必要尺度。因此，文凭成了大学生求职择业优越于其他人的重要实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才竞争的加剧，引起了人们行为方式进一步转变，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改变，对文凭的价值评价回归到了恰当的地位。从近几年企业用人观和毕业生双向选择洽谈会上可以明显看到，用人单位需要的是素质高、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只有文凭而没有工作能力，不能独当一面的人正在被社会所淘汰。可见，社会期望的不再是一纸文凭，而更看重求职者是否具有真才实学，是否“货真价实”。
（二）毕业生积极进入人才市场
现代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把过去“不愁嫁的皇帝女儿”———大学生引入竞争的市场环境。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被市场所淘汰？这就需要具备市场意识，将自身纳入流通渠道，懂得并运用推销技巧，构建公共关系，宣传自我、推销自我。无情的市场已不承认“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定律。
美国教育家卡耐基指出，推销自己是一种才华，一种艺术；有了这个才华，你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有些人确实很有能力，但就是内秀而不外露，不善于抓住机会推销自己，才能无法展示，最终也不能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三）直面竞争，积极择业
当前，随着市场用人机制的成熟，竞争机制已引入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以自身才能为基础的竞争是公平竞争的重要前提。用人单位根据实际工作岗位选择满意的人才，而每一个毕业生都应彻底抛弃过去“等、靠、要”的被动心态，必须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主动出击，积极创造接受选择的条件，培养竞争意识，勇于从竞争中获得择业的成功。对于每一位毕业生来说，只有具备了竞争意识，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最佳机会，从而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独占鳌头，成功地实现人生价值。
（四）择业方向不断变化，就业渠道日趋多元
目前，广大毕业生择业的标准不再仅仅以用人单位所有制性质为选择界限，而是勇于到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和单位就业，不再仅仅注重用人单位的地理位置、经济效益和福利待遇，而更侧重于单位的发展前景、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和用人机制；不再过分强调“专业对口”，而是关注能否发挥其作用和特长。
同时，从近几年毕业生实际选择就业单位的情况看，他们不仅通过学校获得就业信息，参加学校组织的招聘会，而且也充分利用外校、外地及社会上的人才交流会来落实就业去向。部分学生还借助于家长、亲朋好友、同学及老师的推荐来获取就业信息，签订就业协议。而对当前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有的毕业生采取“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策略，有的宁愿暂时待业，而不愿匆忙就业，有的更是为了复习考研，先回原籍再设法寻找就业单位。还有一部分毕业生毕业后将档案放在学校或原籍人事代理部门，暂不就业。这些毕业生并不是赋闲在家，而是通过一定的工作获得收入，如有的毕业生创办企业或者租赁、承包小型企业及商店等，这就是近几年表现出的毕业生灵活就业。总之，毕业生择业观念的变化使其就业空间扩大，就业领域拓宽，就业渠道明显增多。
四、当前毕业生的择业取向
择业取向是毕业生在选择职业过程中，在社会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下，价值取向的表现形式。毕业生作为社会机体中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他们的择业取向处在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传统的择业意识和新型的择业观念错综复杂地交织于毕业生的思想中，呈现出多层次、多渠道的趋势，这正是他们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典型反映。
（一）择业价值取向社会化
1.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统一的价值观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统一的价值观即利与义相统一的价值观为广大毕业生所认同。过去他们从国家的振兴看到了个人的希望，现在则希望通过个人的奋斗同样能实现国家的未来目标。当代毕业生不是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纯利他主义，而是形成了以主体意识、公民意识逐渐增强为基础，以自主、自由、平等为实质内容的新的价值观。在择业的取向上，大多数学生更多地关注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素质的统一。他们更多地将社会的需要与个人的追求相结合，选择适合自己并能服务于社会的职业。近年来国家大中型企业、招考公务员、入伍服役等受到毕业生的青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服从祖国需要，实现社会理想
爱国主义情感深植于青年学生心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服务社会、奉献祖国、建功立业一直是广大毕业生的共同心愿。许多学生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祖国的建设事业，把祖国的需要作为他们的选择。一些石油、地矿、师范专业的学生纷纷要求去新疆塔里木、柴达木盆地工作，去艰苦地区工作，相当数量的学生积极响应团中央号召，报名参加西部志愿者队伍等。这些毕业生的择业观具体地反映了“祖国需要是第一需要”，“个人服从集体”的价值观念。这值得我们提倡，这个主旋律仍需唱响。
（二）择业价值标准趋向利益化
面对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各种思潮的冲击，毕业生价值观受到商品意识的不断碰撞，部分同学在择业观上则表现为浓厚的功利色彩，他们在择业上一反过去那种“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转到“到外企去，到国外去，到挣钱多的地方去”。这说明当物质利益在某些毕业生眼中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时，他们往往会选择那些能迅速使自己的知识转化为金钱的单位。甚至有些学生推崇“理想不如有钱”、“成才不如发财”的观点，把人生价值定位在纯粹追求个人和家庭的物质幸福上，而抛弃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有志的毕业生应反对的。
（三）择业理想趋于务实化
1.注重实际需要，追求安逸生活
当前，一部分毕业生较多地倾向于留在文化设施先进、工作环境好的大城市，而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生源毕业生的返回率下降，不少学生不愿意下基层、不愿回乡，有的把各种关系转回家乡所在地或在大中城市的人才交流中心进行人事代理后，继续在城市间流动以谋求发展。
2.注重个人成才，强调自我发展
随着毕业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不包分配，自主择业”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大多数毕业生希望找到发挥自己能力，有利于今后全面发展的好单位。同时较为关注竞争的公平性，希望能以自身较好的条件谋到较好的职位。
（四）择业目标居高不下
在择业目标方面，许多毕业生趋于高薪水、高地位、高层次的工作，回避待遇低、地位低、层次低的工作。在就业地域方面，多数毕业生向往大中城市，尤其是沿海的中心城市，看重这些地区的发展前景好，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较多。部分毕业生认为小城镇特别是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思想观念比较保守，缺乏发挥自己才能的环境和机遇，因而不愿下基层。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行政机关公务员制度和机构改革的推进，人事代理制度逐步完善，国有单位对毕业生的吸引力有所下降，而非公有制的外资、合资企业对毕业生吸引力逐渐提高。但仍有部分毕业生，特别是女生，仍以选择工作较轻松、稳定、竞争不是很激烈的单位为主。
在职业选择上，大部分毕业生愿意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以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但更愿意从事高层的管理和高收入的工作，不愿到艰苦的行业中去。这种择业目标往往给择业造成心理和认识上的障碍，并进一步影响毕业生顺利就业。
（五）择业方向多元化
目前，在毕业生职业流向上，就业“终身制”的观念开始动摇，择业互动呈现出多方向性，在对毕业生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毕业生已不像过去把参加工作看成是一次性就业，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终身的职业。一旦发现所从事的工作前景不佳或出现其他不如意的情况，诸如才能不能正常发挥、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如意等问题，就会寻求机会“跳槽”。据对部分已毕业3年的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因种种原因调换工作的占37.5%。职业流向也由过去的单向流动（由集体、个体、私营企业流向国有企业，由企业流向机关事业单位）变为双向流动（既有集体、个体私营企业流向国有企业，又有国有企业流向集体、个体私营企业），有的甚至来回流动，在一个单位几进几出。还有一部分在从事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和精力兼做其他工作。如一些有技术、有特长的毕业生，在业余时间搞修理、加工、服务性工作；也有的文体爱好者组成一些自发性的文体组织定期开展收费服务等。
（六）灵活就业渐显端倪
灵活就业是指那些未办理正规的毕业生就业手续而已经实现就业的。在这种就业中，就业方和用人方一般不签订契约型的合同，即使有合同，也往往因为福利、待遇等规定不明确而形同虚设，没有法律效力。这类就业主要包括自我雇佣、家庭内就业、阶段性就业、钟点工、临时工、季节工等。其突出特征是就业的灵活性和低成本性（包括低组织成本、低人力资本、低管理成本）。目前习惯说的毕业生“隐性就业”很大程度上就属于灵活就业。它的特征是学生毕业后没有明确的签约接受单位，把档案放在学校或原籍人事代理部门，但是这些毕业生大多数并不是赋闲在家，而是通过工作获得收入。
近年来，一大批新型的灵活就业方式正在不断涌现，如自由职业者、网站管理员、自由撰稿人、微型的公关公司、调查公司等，他们尽管大多数仍处于一种无组织、无保障的状态，但与传统的正规行业相比，拥有相对自由、宽松的工作方式，工资报酬也不低。如今的灵活就业在逐步改变，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开始加盟这个领域。海南大学进行的一次就业问卷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900多名毕业生中，通过正规程序就业的仅有16.9%，而未通过有关部门办理手续，与用人单位只存在君子“协议”关系的灵活就业占到了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