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与历史地理学其他分支相比，研究的路径虽然是不同的，但其基本的要求和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最基本要求而言，都以复原工作作为研究的基础；就最终目的而言，又都是探讨地域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及与环境的关系。在涉及相同的问题时，依据资料尽管不一样，但如前面几章中所做的研究，科学的结论应该是相同的。

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具有独特性，其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直接对象是方志舆图这一类比较特别的文献，通过方志舆图中符号所表示的历史景观进行历史地理研究，应采用适宜于方志舆图的方式方法，最主要的是提出问题的方法。针对方志舆图符号所表示出的直观的历史景观提出问题，是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方法最突出的特点。

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是方志舆图符号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景观，是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双重属性的历史景观，对历史景观客观性的分析是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条主线，这与历史地理学的其他部门分支主要研究客观历史景观、或主观历史景观、或文献不同。

2.研究方法与途径的独特性

客观历史景观的复原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历史人文地域系统结构的分析则是历史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区域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但是，如前所述，在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中，客观历史景观的复原与历史人文地域系统结构的分析都是通过对具有直观性的方志舆图的符号所表示的历史景观的客观性的分析来进行的，所以其无论是提出问题的方法与途径，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都与历史地理学的其他分支有着一定的差异；最主要的不同是提出问题的方法。从表面上来看，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具体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围绕着历史景观的客观性分析来进行的；从本质上说，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的具体的研究是遵循着人们认识事物的最基本的过程来进行的，由表及里，再由里及表；这里的表是具有直观性的方志舆图符号所表现的主观历史景观个体，里则是客观历史景观与其背后的历史人文空间及其结构。

3.研究问题的独特性

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同，因而，提出的具体研究问题往往不同。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具体问题是针对方志舆图符号所表示的历史景观提出的，由于方志舆图的符号所表示的历史景观是很具体的，所以可以提出的问题也往往非常具体，景观历史地理研究提出的问题是感性化、表面化、直观化的问题，往往具体到很小景观的个体。比如本文第二章至第八章中对于诸多方志舆图符号所表现出的历史景观的研究的具体问题，多数不是历史地理学的其他分支的研究实践中所直接考虑的问题；又由于一些方志舆图记录的内容具有独特性，如对于较小的空间里的历史景观的构成及其空间位置表示直观而明确，因此可以将历史景观的空间特征的问题做到很细微。

直接对具体而细微的问题的研究是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始，通过对具体而细微的问题的研究，揭示隐藏于直观的历史景观个体背后复杂的关系，和一般性问题共有的答案，是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其风险性来源于其较高的难度。虽然相对于本文是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方式进行探索而言，在明确了研究思路的基础上进行具体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难度要小一些，但难度与风险依然是比较大的。

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难度与风险出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提出问题，一个是解决问题。

提出问题的难度在于面对方志舆图符号所表现的纷繁复杂的历史景观，提出具体深入研究价值的问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尽管第一章分析了提出问题的基本方法，但对于具体的方志舆图而言，具体问题的提出必须基于对方志舆图符号的细致深入的分析，而且对相应的历史景观有一定的认识基础，才能提出较好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难度在于景观历史地理研究往往由于具体问题的相关资料非常匮乏，以至于研究者在一定时期内不能获取有价值的相关信息，对于所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难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我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能完成者要远远多于比较完整地做完的这十几个个案，这其中大多数并不是不可能完成，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在有限的时间里，难以完成。也有一些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要完成不知何年何月。

如明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嘉靖二十二年刻本《陕西通志》中有建置沿革图，嘉靖《陕西通志》称：“今日之制作，有城郭焉，其志在山川各异，则规模亦殊；有公署焉，有学校焉，有庙社及诸坛宇焉，其所在方所虽异，而制度则同。悉列之，则剧繁且複，总著之，则挂一漏万，亦未宜也，故于诸建置各图以画之，而弁于其首，庶览者按图而徵说，若视诸掌云”^[1]。也就是说，该志中的建置一节的应由文字叙述的历史景观的信息，全部赋予了各建置图，因此，嘉靖《陕西通志》的建置图，已经成为了该志的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内容，因而也就成为明代嘉靖年间陕西城市景观研究的最基本的信息来源。而从建置图的表现来看，其实就是嘉靖时期陕西省的会城图及各府、州、县的城图。这些建置图的制作是有统一标准的，城墙内外的公署、学校、庙社、坛宇等重要的城市景观都列在其中，还有城池体量方面的说明性的文字注，及离城市较远的公署机关等。如《朝邑县》中城内有儒学、文庙、朝邑县、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城隍庙、察院、府署、启圣祠；城外西北有社稷坛，东北有邑厉坛，东南有风云雷雨山川坛，图的左下方有“城周四里余，高一丈五尺，池深一丈”，又有“税课司在县东三十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嘉靖时期陕西省所有县城级以上城市的基本面貌。一些城市景观的空间格局一目了然。如坛宇，各图中除了会城图和潼关城外，各图都标注有三个坛，即社稷坛、邑厉坛和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各图中三坛的空间相对位置非常明确，详如表9-1。

表9-1　嘉靖《陕西通志》的建置图三坛的空间相对位置一览表

与诸多的文献记载中对陕西各府、州、县的三坛相对空间位置记载的不直观、不集中相比，嘉靖《陕西通志》的建置图中三坛的相对空间位置表现得如此明确，而且集中，我们会很自然地提出与之相关的问题，图中三坛的相对空间位置是客观的吗？三坛相对空间位置共性特征与多样性如何？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三坛相对空间位置的共性特征？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图中三坛的相对空间位置的客观性？三坛相对空间位置多样性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针对方志舆图内容提出的问题，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其他分支而言，并不是必须要研究的问题，但对景观历史地理来说，则应该是研究的主要的问题，而围绕着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探讨，必然会深入涉及陕西历史人文空间的诸多层面、诸多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对这些问题分析、解答的过程也是对以三坛为表象的陕西历史城市人文空间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进行解析的过程。

我们可以提出的关于社稷坛、邑厉坛和风云雷雨山川坛相对空间位置的上述问题，对于历史城市景观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其中一些问题是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的，如三坛位置的共性特征，是有制度规定的；但对于更可能反映地域人文空间特征的少数不合规定的三坛相对空间位置的形成原因，却鲜有文徵，故而难以分析。

下面再举两例。

清程罗雍修、白遇道纂、光绪十年刊本《高陵县志》的舆图有9幅：《县境全图》、《县境分图一》、《县境分图二》、《县境分图三》、《县境分图四》、《城池图》、《县署图》、《文庙学宫图》和《五渠图》。其中的《县境全图》，无论从符号特征，还是从标注的内容方面看与樊景颜修、丁应松等纂、雍正十一年刻本《高陵县志》的《县境全图》具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该图为上北下南，无画方，采用形象符号；图中标注有彭城闸以下的五渠：中白渠、中南渠、昌莲渠、高望渠及禑南渠，还有众多的陵墓祠寺庙，如唐刘公祠、行人孙先生墓、原陵、荣孝子墓、刘烈妇墓、烈女赵腊梅墓、习静寺、隆昌寺、唐魏公庙、汉赵贞墓、汉景帝陵、安陵、河间公墓、汉李广墓、汉张耳墓、明吕文简公墓、崇皇寺、敕建东岳庙、冯公祠、明少保墨公墓、元杨文唐公

墓、保界寺、清真观、竹林寺、庄严寺、唐李忠武王墓、观音阁、西平王祠等等，这些景观能反映出高陵县的历史文化与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光绪《高陵县志》的《县境全图》中最有特色的要数村落的符号。该图标出的村落符号比较多，有磨子桥、张市里、店子头、二所寨、新家庄、昆沙堡、船张村、高桥、王化村、仁寿屯、常家村、三杜村、墨张村、北樊村、贾店、阳官寨、梁村、耿家集等。这些村落符号多是由门楼符号与重方框符号组合而成的符号，这样的村落符号表明这些村落是有高大的围墙与高大的门楼。当我们将该图中上述村落在其后的县境分图中作进一步细致地考察时，我们发现《县境全图》的上述村落的符号及注记与四幅县境分图中村落的符号与注记并不能做到一一对应，其对应的情况如表9-2。

表9-2　光绪《高陵县志》的《县境全图》与县境分图村落景观对照

这里，以光绪《高陵县志》的《县境全图》中的符号为参照进行村落景观的对比，其对应有如下几种：

一是光绪《高陵县志》的《县境全图》中村落在县境分图中找不到对应者，如二所寨、新家庄和贾店；

二是光绪《高陵县志》的《县境全图》中村落在县境分图中的相对应位置上没有对应者，但在其他的图上有对应者，如仁寿屯；

三是光绪《高陵县志》的《县境全图》中村落在县境分图中的相对应位置上有对应者，符号与注记一一对应，如磨子桥、昆沙堡和阳官寨；

四是光绪《高陵县志》的《县境全图》中村落在县境分图中的相对应位置上有对应者，符号相近，但注记有差异，如墨张村、船张村分别对应于《县境分图一》中的墨张堡和《县境分图三》中的船张堡；

五是光绪《高陵县志》的《县境全图》中村落在县境分图中的相应位置上有对应者，但却有多个相关的村落，如王化村、仁村、梁村、店子头、张市里、三杜村、耿家集。

当然大多数各县境分图中的村落并没有被标注到《县境全图》中，这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地图概括的结果，但就上表中所列出的景观的差异来看，针对第五种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光绪《高陵县志》的《县境全图》与各县境分图中对上述村落的标注都是真实的吗？这种对应关系的实质是什么？怎样形成的？这问题由于目前难以找到直接的证据，难以形成满意的解释。

又如，清马毓华修、郑书香纂、光绪十四年木刻《宁羌州志》的《州城图》是一幅上北下南的写景式的地图，图中以图画式的象形符号表示出了清光绪年间人们视野中的宁羌州城的基本面貌，直观地反映出了这一时期宁羌州城市景观的构成要素、空间特征及城市环境。在该图中，城市中的建筑景观是用房屋形符号来表示的，如火神庙、游府署、千总（署）、五皇庙、城隍庙、文庙、学署、书院、文昌宫、监狱、药王庙、考院、刘公祠、吏目署、钟楼、关帝庙、守备署、常平仓、马神庙、马号、义仓等；而图中最多、也最显眼的是“民房”，共标有8处注记，在城东北的守备署的西侧2处，南侧3处，城东南马号的西侧1处，南侧1处，城西墙南端内侧1处。可以说图中民房的符号与注记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其他的符号与注记。并且，除了“游府署”对应三个房形符号外，其他景观的注记所对应的房形符号一般是一个，而与“民房”相对应的房形符号却普遍是两到三个，8处注记对应的是21个房形符号，占城内42处房形符号的50％。在城墙内的各景观的房形符号的画法，除城隍庙、学署、文庙等三处稍微复杂，其余皆无明显的差异，且大小相差无几，因而，整幅图看上去民房的符号确也能占约城市的一半。在绝大多数陕西方志的城图中，一般都不表现出民房景观，所以《宁羌州志》的《州城图》中城墙之内的“民房”景观，在明清时期陕西方志舆图中十分罕见，应是别具特色的城市景观了。对此，我们有诸多的问题要问，比如图中8处21个房形符号所表示的民房景观客观性如何？该图为什么标注如此之多的民房，而其他方志城图不标注？其反映了宁羌怎样的地域与城市特征？等等，但我们只在该志中发现一个公署和民房有关，即“中军守备署，在城东北隅，发逆乱后，止存有堂数椽，历任守备俱赁民房”^[2]，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因而问题难以圆满解决。

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是利用方志舆图这一类别具特色的文献资料，采用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作为客观历史景观与主观历史景观的统一体的历史景观的客观性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的尝试，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理论意义

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历史地理学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首先，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与历史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学科相比，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与途径。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直接针对主观历史景观个体表现提出问题，提出的问题有较强的具体性、直观性、细致性及表面性，在研究过程中强调由表及里的研究，即通过对历史景观的表面特征的研究，探求历史人文空间的内在结构。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一般途径，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中，比较完整地贯穿了科学研究的两个步骤，即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是由表及里的研究方式的必然要求，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探索了这样一条新途径。

其次，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将主观要素的研究纳入到了对客观历史地理现象的研究中。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历史景观是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双重属性的综合体，对历史景观研究不能回避的是它的主观性。对于历史景观及其客观性的研究是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主线，是景观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点，也是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特色之所在。而在历史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和以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较少关注主观景观，较少将其作为主要的问题来探讨，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将主观要素的研究纳入到客观历史地理现象的研究中，无疑会拓展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领域。

再次，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直接研究的对象是方志舆图这一历来不为历史地理研究所重视的文献形态，以利用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研究，既为方志舆图的充分、全面地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探索了一条途径，也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挖掘了一方文献宝藏。

二、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实践意义

作为历史地理学的特别的研究方法，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目的相同，即通过对历史景观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求地域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当前的社会实践服务。

由于方志舆图所表示的历史景观的种类是特定的，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的范围也是有限的，主要涉及水利、城市、村落、生态及土地利用等方面。景观历史地理研究以独特的视角在这些方面进行规律性的探索，会为当前的水利建设、城市与乡村建设、生态建设及土地利用等提供有益的帮助。

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是以方志舆图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必然要对方志舆图绘制与方志的编纂进行分析，对其得失进行评判和总结；而方志的编纂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结论对当前方志的编纂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