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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陕西通志》中有《石川金定水渠图》（图7-3），其所标注的水渠是位于耀州与富平县境内、以石川河及其支流漆水、沮水与金定河水等河流为水源的多条水渠。石川河是渭河的一条支流，上游的两条支流分别为漆水和沮水，二水在耀州境内合流，称漆沮水，又称石川河。石川河流入富平县境内，两岸引水为渠者相对集中，成为关中平原上重要的灌溉农业区。尽管《石川金定水渠图》是采用象形的符号绘制的，但其中所标出的石川河两岸的诸条水渠却是十分清楚而明确的，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条水渠的相对位置：在石川河的东侧由北向南有判官渠、文昌渠、通镇渠、永济渠、石惠渠、自在渠、永兴渠、新渠、顺阳渠、石水渠、永润渠、广济渠、永丰渠、溢水渠、遗爱渠、千年渠、阳九渠共17道水渠，在石川河的西侧由北向南有堰武渠、中渠、小白马渠、白马渠、永兴渠、洞子渠、河西广济渠、永寿渠、长泽渠共9条水渠。同样是表现富平县境内石川河两岸的水渠，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图7-4）却表现出了另外一番景象。为了使二者的差异更清楚，现列表7-1：

表7-1　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与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石川水渠对照表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与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石川水渠的变化，大致而言，各渠的异同有如下几种：

一是在两图中都有，名称相同，相对位置一致，如偃武渠、中渠、小白马渠、文昌渠等；

二是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出现的水渠，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没有，如河西广济渠、洞子渠、自在渠、顺阳渠、永润渠、广济渠、阳九渠；

三是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没有的，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出现了，如永济渠、兴隆渠、永长渠；

四是名称有所不同，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的石川河东侧的永济渠、西侧的石惠渠、白马渠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标成了东永济渠、实惠渠、大白马渠；

五是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与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都有，名称相同，位置不同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相对于漆沮水来说，东西互异，如新渠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位于石川河的东侧，而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却在石川河的西侧，又如遗爱渠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位于石川河的东侧，而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则位于石川西侧；另一种是前后异位，这种情况最多，如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永丰渠位于石水渠之南，而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永丰渠位于石水渠之北，又如，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石川河西侧的永兴渠位于永寿渠之北，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永兴渠位于永寿渠之南，等等。

在两幅图中所标出的石川水渠的种种变化中，有一些变化是很容易理解的，如各水渠名称的微小差异，实际上并非该水渠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而是用字习惯的差异，如石惠渠与实惠渠，或者本就可用两个名字，如白马渠与大白马渠，石川河东侧的永济渠与东永济渠等等，这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需要我们作出解释的是两图中所标出的水渠此有彼无的变化是怎么回事，两图中所标诸多水渠相对位置的变化又是怎样形成的。

二、石川水渠的变迁过程

1.河西广济渠、洞子渠、自在渠、顺阳渠、永润渠、广济渠、阳九渠

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河西广济渠位于石川河西岸，永寿渠之北、（大）白马渠之南，而该志卷四○记载，“河西广济渠，起侯家滩至西闾村，灌田六百亩，雍正三年新开”，这一记载源于《县册》，应该确实存在；由于为雍正年间新开，所以又名“新渠”，新渠“起窑子头，又名广济渠，俗名新官道渠，［旧在杨家滩］，自西闾村觅子镇南及姚营坊、冯黄何堡十里，灌田二千亩”^[22]，对于两个渠名所指代的是同一条渠的表述是特别明确的，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水渠。但是两种志书中所记载的渠的起始点有所不同，流经也有差异，灌田亩数也有3倍多的差距，似乎表明两者并不是同一条渠。事实上该渠的起始点确实有所变化，至少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在乾隆五年以前该渠起始点至少经历了由杨家滩到窑子头的一次变化；因而雍正三年新开时起始点在侯家滩，而后改变到了杨家滩，后又改到了窑子头，是说得过去的。至于雍正时该渠仅止于西闾村，而乾隆初年则到达觅子镇，最终到达了姚营坊、冯黄何堡，我们可以理解为该渠在这一时期渠道得到了延长；灌田亩数由六百亩变为两千亩，则是渠道延长后灌溉面积扩大的必然结果。

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石川河西侧由北而南第六条渠的名字为“新渠”，这条新渠“自县西乡白马渠骆驼巷引灌起，觅子镇止，长一十里，灌田二十顷五十亩。旧志灌田二千亩。”^[23]从该渠的流经地、长度及灌田亩数来看，此新渠就是乾隆年间的新渠，此时起始点又有所变化，而灌田亩数显然又有所增加。因此，《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的河西广济渠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不再出现，并不是客观上该渠消失了，而是其名称发生了变化，该渠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被标注成了新渠，并且该渠从起始点、经流地及灌田亩数都发生了若干次变化。

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洞子渠是石川河西岸由北而南的第六条渠，“起十八坊，灌铁佛寺田[县志]，今十八坊、赤兔坡续开白马渠，因移洞子渠口于金台堡，经流涧里至董家堡止，灌田五百亩”^[24]，可这样一条作用较大的水渠，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不复存在，在光绪《富平县志稿》所记载的水渠中，并没有一条起于金台堡、经流董家堡、灌田五百亩的水渠。倒是在乾隆五年《富平县志》卷二中提到了洞子渠，称“永寿渠，起窑子头，又名洞子渠，俗名旧官道渠［旧在骆驮项］，历十里自觅子镇、姚营坊，过东南上官村，西至桶杨，又南至铁佛寺十五里，灌田二千亩”，这时所说的洞子渠与永寿渠是同一条渠的别名，而这一条洞子渠（或称永寿渠）的起始点、流经与河西广济渠，亦即后来所称新渠基本一致，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河西广济渠又称新官道渠，而永寿渠又称旧官道渠：二者在空间上接近，在流经上相似，而修筑时间上有先后。乾隆后期永寿渠“自白马渠骆驮巷起，历赤兔坡、觅子镇、上官村，至铁佛寺止十五里，灌田二千三十亩”^[25]，光绪年间永寿渠，“自县西乡白马渠骆驼巷引灌起，至铁佛寺止，长一十五里，灌田二十顷三十亩”^[26]，可见在此期间该渠变化不大。

但问题还在于，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有一条名为永寿渠的水渠，它是石川河西岸的第八条渠，“起西闾村，至官庄里[县志]，今因西闾村新开广济渠，乃移永寿渠口于觅子镇，灌田七百亩[县册]”^[27]。按照这一记载，在永寿渠口移迁之前，永寿渠与洞子渠不可能是一条渠，由于在洞子渠之南、永寿渠之北的地方开广济渠，而广济渠起始与永寿渠十分接近，流经又十分相近，永寿渠口做了改动，广济渠的起始点及最初一段，取代了改动前永寿渠前半段，因而才得以继承原来永寿渠所拥有的“官道渠”的名号。只是改动后的永寿渠渠口是在觅子镇，由于觅子镇离石川河有相当一段距离，因而改动后的永寿渠是不可能直接在石川河中取引水，最可能的是改动后的永寿渠渠口开在了原来洞子渠的渠身上，洞子渠与永寿渠成为一条渠的上下两部分，而后来，也就是乾隆时期，就将该渠统称永寿渠了。

自在渠是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石川河东岸由北而南的第六条渠，“起檀山寺，至张家河[县册]，灌田一百八十亩[县册]”^[28]，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没有标注自在渠，而在该志的文字记述中也没有出现自在渠的名字。与雍正《陕西通志》所称自在渠的位置最接近的是东永兴渠，该渠“自县西乡檀山寺引灌起，至南牛村止，长一十里，灌田一十顷［旧志灌田四百余亩］”^[29]。但东永兴渠在《石川金定水渠图》中已经存在，应该是位于石川河东侧、自在渠的南侧的永兴渠，此时据称该渠“起孙姜村，至神芝坊[县志]，灌田三百六十亩[县册]”^[30]，似乎与光绪年间东永兴渠差异较大；同名为永兴渠的水渠在乾隆初年却“起檀山寺［旧起杨家滩］，自张唐家河及庄里西南二门，下抵西磑头，东至南吴村、訾保十里，灌田四百余亩”^[31]，显然，光绪《富平县志稿》关于永兴渠的记载与乾隆五年《富平县志》是基本一致的；而此时名为自在渠的水渠“起檀山寺，至张家河，灌田一百八十亩”^[32]，与永兴渠的位置确实十分接近；乾隆后期就已经看不到关于自在渠的记载了，只有关于东永兴渠的记载，称其“自檀山寺起，历张唐家河、庄里西南二门，下抵西磑头，东至南吴村止十里，灌田一千亩”^[33]。

雍正《陕西通志》所记载的永兴渠的起止位置的信息来自于“县志”，该志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富平县志》，其记载的永兴渠的起止位置准确地说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而并非雍正时期的，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从中得知雍正时期永兴渠的准确位置；而该志关于自在渠的位置信息来源于县册，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乾隆五年《富平县志》关于永兴渠与自在渠的信息表述都比较明确，表现出两渠的位置是十分接近的；从记载来看，虽然此时永兴渠与自在渠起始地与流经地相去不远，但却应是两条不同的水渠。永兴渠与自在渠在雍正时期位置差异比较明显，而乾隆初期才较为接近，其主要原因在于永兴渠的明显变化，其引水口由万历以前的孙姜村，后来移至杨家滩，直至乾隆以前才移至檀山寺，位置如此相近的两条渠的存在实际上是很不经济的，尽管我们不清楚到底是自在渠被废弃了，还是永兴渠最终夺了自在渠的渠道，总之至乾隆后期，起于檀山寺，流经张家河（张唐家河）的水渠就剩下了一条，此渠名为永兴渠。

顺阳渠是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石川河东岸由北而南的第九条渠，“起许家河，至树连坊[县志]灌田六百亩[县册]”^[34]，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没有标注顺阳渠，在该志的文字记述中也没有顺阳渠的记载，在乾隆五年《富平县志》卷二中称“顺阳渠，今名永丰渠，起别家滩，［旧在许家滩］，自西磑二堡南，抵索村二堡，又南至西贾堡五里，灌田五百六十亩”。这段记载明确地向我们表示至乾隆初年顺阳渠就已经被称为永丰渠了，但在雍正《陕西通志》中，无论是《石川金定水渠图》中，还是文字记述中，永丰渠与顺阳渠是两条不同的渠，“起许家河至贾家堡，灌田三百亩”^[35]。依照记载中两条渠起始于同一地点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肯定顺阳渠与永丰渠是同一条渠的说法；但同一记载中所记两渠流经地点分别是树连坊和贾家堡是不同的两个地方，这似乎表明两条渠渠口在同一地点只是渠口相近而已，可雍正《陕西通志》中关于顺阳渠位置的记述是来源于“县志”的，而该“县志”就是万历《富平县志》，也就是说树连坊不一定是雍正时期顺阳渠所经之地，或者说它不是雍正时期顺阳渠所经之地的地名，或许万历时期树连坊就是雍正时期的贾家堡，如果是这样，那么顺阳渠与永丰渠就应该或必然是一条渠。即便树连坊与贾家堡从来都是两个地方的地名，也可能是一条渠既流经树连坊又流经贾家堡，而仅仅是因为不同时期的人或文献的撰述者对流经地的关注点不一样，记录的地点不一样，会给人们造成的一种不同地方的错觉；而光绪时期永丰渠，“自县西乡许家滩引灌起，至树林（连）坊西贾堡止，长五里，灌田五顷六十亩”^[36]，表明树连坊与贾家堡是同一渠经过的不同的地方。

因此顺阳渠与永丰渠是同一条水渠，该渠在明代以顺阳渠为名（明万历《富平县志》只有顺阳渠，无永丰渠），清雍正年间至乾隆初年顺阳渠与永丰渠二名同用，乾隆后期仅用永丰渠，且“自许家滩起下流五里，始行灌田，历西磑二堡，南抵索村二堡，又南至西贾堡止，五里灌田五百六十亩”^[37]，而不用顺阳渠之名，光绪也只用永丰渠之名。

永润渠是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石川河东岸由北而南的第十一条渠，“起木节口，抵故漏泽园，近则水至南关[县志]，灌田千余亩[县册]”^[38]，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没有标注永闰渠。但在光绪《富平县志稿》卷四《水利》的文字记述中却清楚地记下永润渠的情况，称其“自县西乡骆村后郭家滩引灌起，至南湖止，长三十里，灌田十一顷”。那么，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文字记述出现而没在该志的《沟渠图》中出现的永润渠与雍正《陕西通志》文字记载及《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所标注的永润渠是什么关系呢？由于雍正《陕西通志》对永闰渠位置记载来源于万历《富平县志》，该渠的起始及流经其实都是明万历时期的；至乾隆初年“永闰渠起骆村后郭家滩［旧在木节口］，自木节口、科子头南社教场，又东北至良村，东历南湖三十里，灌田一千亩”^[39]，很明显，最迟在乾隆初年永润渠的起始点由木节口移到了骆村后郭家滩，流经木节口、科子头南社教场是以前的文字资料中没有提及的，而终点则由南关移至南湖，总之，这一时期永润渠都是有明显变化的；在空间结构上变化最大的一次是在乾隆后期，“永润渠自骆村后郭家滩起，历木节口分作两渠，引灌新移堡、莞豆村、杨党堡、太宁东西两堡、元亨堡、东西咸宁堡、中和堡、永润堡、萧袁堡，东至南湖三十里，灌田一千亩”^[40]；光绪年间，永润渠则基本上沿袭了乾隆后期由郭家滩至南湖的永润渠主干。由此可见，光绪时期的永润渠不是一条新的水渠，而是由万历时期的永润渠发展、演变而来，尽管其渠口历经变化，但其灌溉的范围和效能却是基本稳定的。

从明万历年间至清光绪年间，永润渠一直是存在的；它的起始点、流经和终点都经历了变化，甚至在乾隆后期主干道一度曾一分为二，但永润渠一直是一条与其他水渠不相干的水渠。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没有标注永润渠应是漏标了。

广济渠是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石川河东岸由北而南的第十二条渠，“起唐家滩，抵南吴村，灌田一百八十亩”^[41]，该渠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没有被标注出。但是广济渠至乾隆初期仍在，“起唐家滩，今名新渠自庄里西磑头，东至毛吴村三保五里，灌田二千亩”^[42]，所灌田亩较雍正时期要多；乾隆后期广济渠除了引水口由唐家滩改至张家滩外，“历庄里镇西磑头东，至毛吴村止五里，灌田二千亩”^[43]；这种情况一直维持至光绪时期。自县西乡张家滩引灌起，至西磑头毛吴村止，长五里，灌田二十顷。与永润渠相似，广济渠从雍正到光绪时期也是一直就存在的，其变化比永润渠还要小，而灌田大幅巨增。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没有标注广济渠应是漏标了。

阳九渠是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石川河东岸最南的一条渠，“在县西南二十八里，引漆沮水溉民田十五里[长安志]。阳九渠一名广惠渠[县册]，渠即宋敏求长安志之阳渠也，自赵氏河入漆沮处开渠，至牛村止[县志]，灌田一千二百亩。遇雨泽时降，则引石川河，水旱则由金定渠筑堰借引赵氏河水”^[44]，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没有标注阳九渠。阳九渠实有三个名称，另外两个名字分别为阳渠和广惠渠，阳渠是元代时的通用名，而阳九渠和广惠渠则是雍正时期的通用名，广惠渠显然不如阳九渠更为有影响。《长安志》只说阳渠引漆沮水溉民田，而没有说其位置是在石川河西还是河东，但各种文献中没有关于阳渠或阳九渠变化的记载，我们对元至明时期阳九渠的变化姑且不论；但明万历时它是在赵氏河入漆沮处却是明确的。赵氏河，就是金定河，“即耀州涧谷河之下流，经盤龙原入石川河”^[45]，该河在石川河河西，既然它是自赵氏河入漆沮处所开之渠，且它能在水旱时由金定渠筑堰借引赵氏河水，也就是说它平时是引石川河水的。光绪年间，该渠仍在，“广惠渠，一名阳九渠，为金定入漆沮所上流，引灌者多，则堰于中流，横引金定水，即长安志所谓阳渠石川堰也”^[46]，引流一如以往，没有变化。所谓“横引金定水”应该是指在石川河中、金定水入石川河口的南侧筑堰，使金定水横过石川河，入广惠渠，因而广惠渠应该在石川河的东岸，所以从雍正时期至光绪时期，阳九渠（广惠渠）在金定河入石川河口的对面。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阳九渠在雍正时期确实存在，而且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将阳九渠标注在石川河的东岸是正确的，但细节上不够准确；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没有标注该渠也是一个不应有的疏漏，不过如若标注，则应以广惠渠为名。

2.遗爱渠、新渠

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遗爱渠是位于石川东岸由南而北的第三渠，而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遗爱渠却是位于石川河的西岸由南而北第二渠，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据记载，雍正时期遗爱渠“起安家滩，经流永润等堡，灌田四百亩”^[47]，但雍正《陕西通志》中的这一记载是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记载中的遗爱渠的起点安家滩应在石川河的西岸，位于石川河西岸的其他水渠如西永济渠、兴隆渠及后来清泉渠都起于安家滩；但在该记载中其流经地永润堡却是在石川河的东岸，位于石川河东的永润渠就流经于此。

从文字记载来看，从乾隆初年至民国时期，遗爱渠没有明显的变化。乾隆初年“起安家滩，自木匠杨家、南北韩家及尚家二堡，西至官生里，南至铁佛寺，又东南至康家洞十里，灌田七百亩”^[48]，乾隆后期“遗爱渠，自安奥滩起，旧在朱黄滩，经过别家堡、木匠杨家堡、官庄、南韩堡、尚家堡，铁佛寺至康家洞止十五里灌田七百亩”^[49]，光绪年间“自县西乡安奥滩引灌起，至康家洞止，长一十五里，灌田七顷”^[50]。民国时期遗爱渠“自安奥滩起，至康家洞止，灌田七顷，渠长十五里”^[51]。由此可见，在近200年间，无论是起始点，还是流经，甚至灌田亩数都没有明显的改变；而这一时期，不论遗爱渠的起始点安家滩（安奥滩是安家滩及邻近奥家滩的合称），还是流经地别家堡、木匠杨、南韩堡、铁佛寺及康家洞，都是在石川河的西岸。别家堡也是西永济渠、兴隆渠、永兴渠所经之地；木匠杨是西永济渠、永兴渠和长泽渠的流经之地；南韩堡也是永兴渠、长泽渠、西永济渠的流经之地；铁佛寺是白马渠、永寿渠和兴隆渠的流经之地，而西永济渠、兴隆渠、永兴渠、白马渠、永寿渠及长泽渠都是位于石川河西岸的，所以从乾隆初年至民国时期遗爱渠一直是位于石川河的西岸的，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关于遗爱渠的标注是正确的。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将遗爱渠标注于石川河东岸是不是正确的。

如果在雍正时期，遗爱渠确实流经位于石川河以东的永润渠同样流经的永润堡，该流起始点安家滩是在与河西安家滩对岸同用同一名称的某一地方，那么遗爱渠确实可能在这一时期位于石川河的东岸，这就意味着从雍正年间至乾隆初年遗爱渠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从雍正年间至乾隆初年只不过数年的时间，而对于这一变迁也没有任何记载或指示，因此，遗爱渠变化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雍正时期遗爱渠位于石川河东岸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这样，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将遗爱渠标注于石川河东岸是错误的，而这一错误显然是来源于该志的文字记载，因为在文字记述中就将遗爱渠放在石川河的东岸。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雍正《陕西通志》关于遗爱渠流经永润堡记载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遗爱渠所流经的永润堡并非石川河东岸永润渠流经的永润堡，而是位于石川河之西某一村落，与河东永润堡同名；一是该记载本身就是错误的，而这一错误很可能是杨绎在编辑志文时产生的。

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有新渠，为石川河东岸由北而南第8渠，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也有新渠，为石川河西是由北而南第6渠。两渠的名称相同，但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渠。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的新渠实际上是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的河西广济渠，即新官道渠简称；而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的新渠“起西魏斗，灌涧裏地”^[52]，雍正《陕西通志》关于新渠的记载是来源于万历《富平县志》“新渠三，起西魏斗，灌涧裏地五里”的记载，似乎这一新渠是自明万历年间就存在的“新渠三”；而这一位于（东）永兴渠南侧的渠，在乾隆初年称“新开渠，起杨家滩，灌张唐家河，灌田三百余亩，雍正十三年开”^[53]，虽然两种说法存在着差异，但毕竟都能证明雍正时期确实有这样一条渠。但在乾隆以后的文献中，再也没有永兴渠之南的新渠的记载，可能在乾隆时期被废弃。

3.兴隆渠、永济渠、永长渠、广泽渠

兴隆渠是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石川河西侧由北而南的第8渠，“自县西乡朱黄滩引起，至铁佛寺止，长十五里，灌田一十五顷。旧志灌田一百七十亩。”^[54]这里所谓“旧志”是指乾隆五年《富平县志》，该志称兴隆渠“起朱黄滩［旧在安家滩］自别家堡及上官村，西至官生里、桶杨南、铁佛寺十里，灌田一百七十亩”^[55]。文中所提“旧在安家滩”的旧所指的最早的时间我们不能确定，但应该在雍正或雍正以前，因雍正时期兴隆渠很可能已经存在，而且与遗爱渠、西永济渠非常接近。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却没有标注兴隆渠，或许是因为在雍正时期兴隆渠还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渠，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其起点变更以后，其规模和灌溉功能才凸显出来，乾隆初年长达十里，灌田达一百七十亩，而乾隆后期“自朱黄滩起，历别家堡、上官村，西至官庄裹、统杨家，南至铁佛寺止十五里，灌田一千亩”^[56]，长度增长一半，而灌田增长五六倍，这种规模维持到光绪年间。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对兴隆渠的标注应该说是正确的。

永济渠，又称“西永济渠”，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永济渠是石川河西侧由北而南第七渠，“自县西乡侯家滩引灌起，至南韩堡止，长一十里，灌田一十顷八十亩”^[57]，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没有它的影子（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石川河的东岸由北而南第四渠注记为“永济渠”，但很显然这一渠是和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石川河东侧由北而南第五渠相对应）。事实上，西永济渠最晚在乾隆初年就已经存在，“起安家滩，［旧在龙王嘴］灌别家堡及木匠杨家，南至南北韩家堡六里，灌田一千零八十亩”^[58]，可见此时渠口已经至少有过一次改变。但在雍正及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发现关于河西永济渠的记载，或许是文献漏记了，更有可能是此时渠的规模太小，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乾隆后期西永济渠又有所改变，“自侯家滩起，旧在安家滩，历别家堡、木匠杨家，至南北韩家堡止十里，灌田一千零八十亩”^[59]，渠口变动明显；至光绪年间该渠变化不大。所以，东永济渠是一条单独的水渠，且在光绪年间确实存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关于西永济渠的标注基本正确。

永长渠又名永昌渠，是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石川河东岸由北而南第9条渠，“自县西乡别家滩引灌起，至董阎白三堡止，长一十五里，灌田七顷［旧志启昌灌田三百亩］”^[60]，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没有该渠。永长渠起于何时，各志中没有明言，但在乾隆初年就已经存在，“起庄里滩［旧在金台堡］，自索村二堡下抵东贾，东过树连坊，张王堡及香白，又至涧里堡五里，灌田三百亩”^[61]，且其渠口已经有过一次变动，但比较短小，至乾隆后期永长渠“自别李滩起，历庄里镇、金台堡、南北索村、东西贾村、张王二堡、西南北流三堡，至董阎白三堡止十五里，灌田七百亩零”^[62]，长度增长近三倍，而灌溉数量增长一倍多。光绪时期基本维持了乾隆后期的水平。永长渠在光绪年间确实存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标注的永长渠是真实的。

广泽渠是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石川河东岸由北而南第8条渠，“自县西乡李家滩引灌起，至西磑头金台堡止，长五里灌田十顷”^[63]，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没有该渠，广泽渠开凿于何时，各志中也没有明言，与永长渠相似，它在乾隆初年就已经存在，“起唐家滩，灌庄里西门及西磑滩里余，一百亩”^[64]，规模是非常小，至乾隆后期它的起点移到了李家滩，“历庄里镇西门外，至西颊头、金台堡止五里，灌田二百亩”^[65]，长度大大增加，灌田数量增长一倍，至光绪时，灌田数量在此基础上再增长五倍。广泽渠在光绪年间确实存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标注广泽渠是符合事实的。

兴隆渠、永长渠、广泽渠从乾隆初年至光绪年间，都明显地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其中广泽渠的灌溉田地的数量增长至乾隆初年的11倍，兴隆渠也增至约9倍。我们可以推测，在雍正时期，即使它们已经存在，其规模也是非常小的。因此，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没有标注它们是可以理解的。

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所标注的大部分水渠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也都标注出来了，但是有一些水渠的相对位置显然是颠倒了，如大白渠与小白马渠，永兴渠与永寿渠等等。图中这种南北顺序上的颠倒表示出了水渠的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差异？下面我以三组水渠为例探讨一下其中的缘由。

4.1永兴渠与永寿渠

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石川河西岸的永兴渠与永寿渠分别为由北而南的第5条渠和第8条渠，而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永兴渠与永寿渠分别是石川河西岸由北而南的第9条渠和第5条渠，其相对位置显然是颠倒了。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九《水利一》的记载，永兴渠“起洪水镇灌田至上官村[县志]，今因岸高河深，移于蒙家滩开渠，经流上官村至南吴堡止，灌田二百亩[县册]”，而永寿渠，“起西闾村，至官庄里[县志]，今因西闾村新开广济渠，乃移永寿渠口于觅子镇，灌田七百亩[县册]”，其中所说的“县志”是明万历《富平县志》，该志所记载的永兴渠与永寿渠的流经之地是明万历时期的情况。永兴渠起点在洪水镇，洪水镇在石川出岔口而南不远，约有2km，而永寿渠的起点在西闾村附近的石川河段，这里距岔口则有约8km，石川河由洪水镇段至西闾村段相距约应有6km，水位落差约有30m；永兴渠所至上官村在永寿渠所至官庄的东北，二者相距不到1km，上官村比官庄地势要高5—10m。从这一点来看，明万历年间永兴渠在永寿渠之北是可以确定的。

雍正时期永兴渠与永寿渠都有所变化。永兴渠变化是因为“岸高河深”，其起点所移之地蒙家滩今难寻其旧，但其起点肯定在原来起点之北。永寿渠的变化，前而已经述及，即应与洞子渠相合，洞子渠在明万历年间“起十八坊，灌铁佛寺田”^[66]，十八坊在西闾村之北大约2km，而在洪水镇之南约4km；按乾隆五年《富平县志》卷二的说法，“永寿渠起窑子头，又名洞子渠，俗名旧官道渠”，窑子头在十八坊北约2km，仍然在洪水镇南2km多；永兴渠所至之地向南延到南吴堡，但此时永寿渠南半段没有变化，所以说雍正时期永寿渠应在永兴渠之南，问题不大。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关于二者相对位置关系的表示是正确的。

乾隆初年，永兴渠与永寿渠都发生了大的变化。永寿渠由窑子头起，“历十里自觅子镇姚营坊，过东南上官村，西至桶杨，又南至铁佛寺，十五里灌田二万亩”^[67]，延展了大约4km，其南半段所经与雍正时期永兴渠的十分接近，而且永寿渠终点铁佛寺，在雍正时期永兴渠的终点南吴堡的西北，二者在路线上存在着交叉。只是乾隆初年的永兴渠的变化更大，“起朱黄滩［旧在安家滩］，稍灌别家堡，正灌木匠杨家，南至北乾、南韩七里，灌田六百八十亩”^[68]，安家滩在窑子头之南，别家堡在之东，北韩在上官村之东，南韩在铁佛寺的东北；永兴渠经过路线的地势较永寿渠低10m左右。显然这条永兴渠在永寿渠的东南一侧，相距大约有2km。可见，这条永兴渠已完全不是万历至雍正时期的那条永兴渠。

万历至雍正时期的永兴渠到哪里去了？

乾隆初年，从洪水镇至上官村一线，有数条渠，而与原永兴渠最为接近的是白马渠，“起岔口，自陵李沟、十八坊、寺东下抵赤儿坡、西闾村，东南至上官村十五里，灌田三千亩”^[69]。这时的白马渠与明万历时期的白马渠“起山南五里铺，灌至铁佛寺”^[70]不同，与雍正时“又续开至十八坊之赤兔坡”^[71]也有很大不同，从起点来看，这时的白马渠更为向北、向南两个方向延伸，而且其南部大半，过了洪水镇就与原来的永兴渠路线基本一致了，只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因为白马渠的变化取代了永兴渠的功能而导致了永兴渠被废弃，还是因为变化了的白马渠就是取用了永兴渠的主要渠道而取代了永兴渠本身，总之在其相近的范围内，永兴渠确实已经没有立身之地了。

至光绪时期，永寿渠，“自县西乡白马渠骆驼巷引灌起，至铁佛寺止，长一十五里，灌田二十顷三十亩”^[72]，除了起点再次有所变化外，总体上没有明显的变化；永兴渠“自县西乡朱黄滩引灌起，至南韩堡止，长七里，灌田六顷八十亩”^[73]，没有明显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关于永兴渠与永寿渠相对位置关系的表示是正确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和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对石川河西岸的永兴渠与永寿渠的标注都是符合事实的，二者的差异来源于永兴渠与永寿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二图反映了这一变化，是客观的。

4.2大白马渠与小白马渠

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大白马渠与小白马渠分别为石川河西岸的由北而南的第4条渠和第3条渠，而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大白马渠与小白马渠分别是石川河西岸由北而南的第3条渠和第4条渠，其位置显然是颠倒了。

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所标注出的大白马渠与小白马渠的相对位置与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九《水利一》的文字记述是一致的，而且从明万历《富平县志》至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文字记述中关于大白马渠与小白马渠的相对位置的记述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关于大白马渠与小白马渠的标注与光绪《富平县志稿》卷四《水利》中的记载不一致。

光绪《富平县志稿》卷四《水利》载：

小白马渠，自县西北乡岔口引灌起，至县西乡陵李沟止，长一十五里，灌田一十七顷。旧志灌田一千亩。

大白马渠，自县西北乡岔口引灌起，至县西乡上官村止，长二十里，灌田三十顷。

小白马渠与大白马渠引水的位置是十分接近的，但是其途经之地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到陵李沟，一个是到上官村。尽管我们可以确定上官村在陵李沟的西南，但我们不能说大白马渠就是在小白马渠之南。

乾隆五年《富平县志》给了我们关于水渠经行更为详细的说明：

小白马渠，起梁家泉，自庙沟、横水，西及周刘家坡，南至安朱党三堡，西至陵李沟十里，灌田一千亩。

白马渠，起岔口，自陵李沟、十八坊、寺东，下抵赤儿坡、西闾村，东南至上官村十五里，灌田三千亩。

梁家泉在石川河自耀州流入富平的交界处。乾隆初年偃武渠、中渠与小白马渠三渠渠首都位于梁家泉，但偃武渠渠首是在耀州境内，中渠与小白马渠在富平境内。可见小白马渠渠首是在大白马渠渠首之北的。小白马渠南段所经过的周刘家坡、安家堡、朱家堡、陵李沟等村落的基址基本上是在海拔600m至650m之间的南北狭长地带，也就是说小白马渠的南段实际上是沿石川河谷地的西缘南行的；渠首位于小白马渠之南的大白马渠，在这一段不可能跑到小白马渠之北，而且大白马渠的主要灌溉的寺东、赤儿（兔）坡、西闾村及上官村一线整体上是位于小白马渠之东南。

从乾隆初期至光绪时期大白马渠与小白马渠除了渠口有小的变化，没有大的改变，因此实际上光绪时期大白马渠在小白马渠之南，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小白马渠在大白马渠之南是错误的标注。

4.3石（实）惠渠与永济渠

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通镇渠、永济渠与石（实）惠渠分别是石川河东岸由北而南的第3、4、5条渠；而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通镇渠、永济渠与石（实）惠渠分别是石川河东岸由北而南第4、5、3条渠，其位置显然是颠倒了。

从起点与终点上看，三条水渠是很相近的，而且有一些小的、但却是明确的变化。在雍正时期三渠都始于奥家滩，不过通镇渠在明万历时期“起奥家滩，至守（庄）里镇”^[74]，永济渠原本起于韩家沟，“后因河低渠高不能引水，雍正四年移渠口于奥家滩”^[75]，从永济渠渠首移动的原因来看，永济渠渠首是由低向高移动，结合石川河流经的地势特征，我们断定永济渠渠首是由东南向西北移动，移动的结果是到了通镇渠一直所在的奥家滩，所以从万历到雍正年间，永济渠一直是在通镇渠的南侧。

石（实）惠渠在明万历时期不存在，应该是在万历以后雍正之前所开，位置就在通镇渠与永济渠所在的奥家滩；石（实）惠渠与通镇渠、永济二渠在渠首及渠干的关系，当时的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说明。至乾隆初年实惠渠“起侯家滩［旧在奥家窑］”^[76]，渠首实际上是由奥家滩移到了侯家滩；移动的原因没有明确地说明，但最可能的与永济渠渠首由韩家沟移到奥家滩的原因是一致的，移动的方向也应由低到高，也就是由东南向西北，即由位于东南的奥家滩移到了位于西北的侯家滩；而此时通镇渠与永济渠首仍在奥家滩，所以就渠首而言，石（实）惠渠当在通镇渠与永济渠之北。

从三渠的流经地及所达地来说，石（实）惠渠与通镇渠、永济渠的关系可更为确实，实惠渠从侯家堡起，“南逾数里，自朱黄堡始灌田，东历三里堡、崔黄、太和、寿阳等堡，过孙姜村、樊白邵三堡，下抵唐家河、杨家斜，东至庄里北门外十三里”^[77]，通镇渠从奥家滩起，“自街子倚家及太和、寿阳，南抵张唐家河，东及杨家斜、庄里镇，又南至神芝坊十里”^[78]，永济渠从奥家滩崔黄街子起，“东至太和、寿阳，下抵张唐家河，南至庄里镇西南二门”^[79]。三条渠所经极为接近，都过太和、寿阳等堡，但石（实）惠渠在过寿阳堡之后，所过之地樊家堡是在张家河之东，唐家河的东北，而后南下至位于张家河东南唐家河，因此所经是明显比通过张唐家河的通镇渠和永济渠靠东北；过唐家河之后，石（实）惠渠是一直向东，到了庄里镇北门外十三里，应是庄里镇东偏北；通镇渠向东至庄里镇后向南，到达了位于庄里镇南偏东神芝坊；而永济渠则由唐家河南过庄里镇西门，向东到庄里镇南门，这样庄里镇很明显就可以作为一个坐标点来看了，石（实）惠渠下游在庄里镇东北方较远的地方，通镇渠过庄里镇向东南，而永济渠则在庄里镇之西南。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就下游而言，石（实）惠渠在北，通镇渠居中，永济渠在南。这与我们对渠首位置的判断是一致的。

光绪时期三渠的相对位置没有变化，因为文献记载中三渠起止没有变化。因此光绪时期石（实）惠渠在北，通镇渠居中，永济渠在南的情况没有改变，所以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对通镇渠、永济渠与石（实）惠渠的标注是正确的。

从上面分析，我们知道从雍正时期到光绪时期通镇渠、永济渠与石（实）惠渠相对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因此雍正时期三渠的位置实际也是石（实）惠渠在北，通镇渠居中，永济渠在南，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关于通镇渠、永济渠与石（实）惠渠的标注是错误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错误，我们认为首先是因为绘图的人对于三渠位置认识上的依据，即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九《水利一》对三条渠的排序是错误的，它把通镇渠放到了最北，永济渠居中，而石（实）惠渠在南。但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九《水利一》的文字记载只记载三渠渠首均位于奥家滩，而对于各渠位置的细节记述却十分简略，因此依据这样的记述，三渠的相对位置是模糊的，除了万历《富平县志》明确地表述了通镇渠在永济渠之北外，其排序并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作为出现较晚的石（实）惠渠相对于通镇渠与永济渠的位置的佐证。依据当时可以掌握的信息，对石（实）惠渠位置的判断可有三种，一是在通镇渠之北，一是在通镇渠之南及永济渠之北，一是在永济渠之南，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九《水利一》文字记述的是第三种，与第二种一样，这样的记述是错误的。

5.渠道的平行与交叉

在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石川河两岸的20多条水渠基本上都是平行排列的，而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却不完全是这样，该图中的小白马渠先是向西，而后转向南，越过永寿渠和新渠，呈现出了明显的交叉，在图中永寿渠与新渠的符号均为两截。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图中的小白马渠实际上是大白马渠；那么大白马渠与永寿渠、新渠在空间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如前所述，雍正时期，白马渠起最南到达十八坊之赤兔坡，赤兔坡在十八坊之西南大约1km，在西闾村西北大约1.5km，实际上与永寿渠的前身洞子渠起点十八坊（实际在十八坊之东的石川河西岸）有一段距离，与永寿渠的起点西闾村（实际在西闾村之东的石川河西岸）、所经之地铁佛寺、官庄里、觅子镇等也有一段距离，因此二者关系不大。新渠的前身起点在修家滩，达于西闾村，与白马渠也不会有什么瓜葛。

但乾隆以后的白马渠却延伸到了西闾村，而且还直接向东南到达了上官村，这一渠实际上是横在了觅子镇与姚营坊的东北两面，而此时的永寿渠是由东北向西南，经过觅子镇与姚营坊，再向东南至上官村、桶杨及铁佛寺，因此它在觅子镇与姚营坊的东北方向必然与白马渠相交；由于新渠也自西闾村至觅子镇及姚营坊，所以它也必然与白马渠在觅子镇与姚营坊的东北方向相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光绪时期。因此，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所绘白马渠与永寿渠、新渠交叉也是符合事实的。

6.判官渠、杨家渠、清泉渠、小判官渠、广惠渠

我们只要稍稍作一对照，就发现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标注的水渠的信息均源于该志文字记述中，图中水渠的名称、位置顺序与文字记述完全一致；而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所标注的水渠却与该志的文字记述不一致，如表7-2所示，一是文字记述中有，而图中没有，这样的渠有六条，为杨家渠、清泉渠、小判官渠、广济渠、广惠渠和永润渠；一是图中有，而文字记述中没有，这样的渠有判官渠；还有一种是文字记述没有记载其位置，如通镇渠、永丰渠，这使我们对石川水渠的变迁有了更多的考虑，下面我们看判官渠、杨家渠、清泉渠、小判官渠与广惠渠。

表7-2　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与文字记载的对照表

在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判官渠是石川河东岸的由北而南的第一条渠，但该志文字记述中没有判官渠的名字，其实不仅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文字记载中没有判官渠的记载，乾隆五年《富平县志》与乾隆四十三年《富平县志》的文字记载中同样没有判官渠的记载。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标注了判官渠，但雍正《陕西通志》文字载引《县册》称“今失修浚，无资灌溉”，也就是说在雍正年间判官渠就已经成了废渠。当然，雍正时毕竟判官渠址尚存，而且判官渠的历史比较悠久，影响比较大，而当时人们还期望能修复它以资灌溉，将其标注《石川金定水渠图》中，或可理解，并不为错；但从乾隆初年至光绪年间文献的失载说明判官渠已经消失，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的判官渠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6.2杨家渠、清泉渠、小判官渠、广惠渠

杨家渠、清泉渠、小判官渠是光绪《富平县志稿》卷四明确记载的位于石川河西岸由北而南第8、9、10条水渠，杨家渠“自县西乡侯家滩引灌起，至杨家堡止长四里，灌田二顷”，清泉渠“自县西乡奥家滩引灌起，至崔家滩止，长四里，灌田一顷”，小判官渠“自县西乡侯家滩引灌起，至崔家滩止，长四里，灌田一顷”。这三条渠没有出现在该志的《沟渠图》中，是漏标还是文字记述有误？

事实上这三条渠是自乾隆初年就已经存在的水渠，其中杨家渠“起侯家滩灌安奥杨三家滩田四里，二百亩，乾隆元年新开”^[80]，开凿的时间比较明确；清泉渠“起安家滩，自太安红崖滩田水至崔家滩四里，灌田一百亩”^[81]，小判官渠“起侯家滩，自侯马安杨至奥家窑五里，灌田五百亩”^[82]，二者都没有明确的开凿年代，但其开凿时间应该比杨家渠早。乾隆四十三年《富平县志》中没有杨家渠，称清泉渠“自奥家滩起，旧在侯家滩，至崔家滩止，四里灌田一百亩”，起点有变化；又称小判官渠“自侯家滩起，至崔家滩止四里，灌田一百亩”，终点、里程与灌田亩数都有变化。光绪时期三条渠又全都出现在文献记载中，与乾隆初年相比，杨家渠与清泉渠的起始地点有变化，与乾隆后期相比，清泉渠与小判官渠没有什么变化。基于这样的记载，我们可认为这三条渠最晚在乾隆初年就已存在，而且在光绪时期这三条渠也是存在的。

广惠渠就是雍正年间的阳九渠，二者关系的论证见前“阳九渠”。

为什么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没有标注这四条渠呢？是绘图者不知道这四条渠吗？不太可能，光绪《富平县志稿》的绘图者是有名有姓的生员武访箕，作为专门的地图绘制人员，绘制渠图不会连沟渠的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沟渠图》中不标注杨家渠、清泉渠、小判官渠与广惠渠四条渠，应该有所考虑。

我们看一下四条渠的特征。杨家渠、清泉渠、小判官渠是石川河西岸偏南的紧邻的三条渠，这三条渠非常接近，而且长度短、灌田亩数少，规模最小；而广惠渠长度与灌田数量都是不清楚的。当我们对比光绪时期富平县境石川河两岸各渠长度、灌溉田亩时，如表7-3，一些情况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了：

在全部28条渠中，只有杨家渠、清泉渠、小判官渠和广惠渠灌田少于三顷，这四条渠都没有在图中标注出来，看来标准还是比较统一的，可能是绘图者考虑图中水渠标注28条太多，就将一些不重要的水渠简化掉了，这四条水渠是可以省掉的。

7.偃武渠、中渠、文昌渠

对比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九《水利》中的《石川金定水渠图》和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二者都有、名称及相对位置相同的水渠有偃武渠、中渠、判官渠、文昌渠4条，也就是石川河东岸由北而南的前二条水渠和西岸由北而南前二条水渠。从图中的表现看，此4渠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水渠，但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判官渠在光绪时期已经不存在，而在雍正时期它也不过是一条没有用处的废渠，二图所反映的情况与事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其他的几条渠怎么样呢？

作为石川河西岸的第一渠，偃武渠在明万历时“起梁家泉灌至庙沟田二里”^[83]，雍正时“灌田百三十五亩”[县册]^[84]；乾隆初年仍起耀州梁家泉，而后“自岔口魏家堡、岭南赵家堡三里，灌田一百三十亩”^[85]，长度有所增加，但所灌田亩却有所下降；乾隆后期偃武渠起止点没有改变，但“灌田三百三十亩”^[86]，效能大大增加，这种情况直至光绪年间。

作为石川河西岸的第二渠，中渠明万历时“起岔口灌至宝峰寺”^[87]，雍正时“灌田一百二十亩”^[88]，乾隆初年，中渠起点移到了梁家泉，“灌岔口魏家岭南赵米堡及庙沟西南刘周家坡，至横水五里，灌田一千亩”^[89]，乾隆后期中渠的起点、经行及终点都没有变化，只是“灌田三百亩”^[90]，功效大减；这种情况直至光绪年间。

石川河东岸的文昌渠，明万历时为由北而南第二渠，“起韩家沟抵方井灌田十五里”^[91]，至雍正时期，由于判官渠已处于失修状态，实际上成为第一渠，仍起韩家沟，“至纪家堡，灌田一千五百亩”^[92]，纪家堡在富平县城北不到1km，在方井堡东南约10km，也就是说文昌渠长度至少增加了一倍多；乾隆初年，文昌渠渠口移到了许公桥，且“自奥家窑历孙姜村一带，下至杨家斜、庄里镇，东及元陵方井吴村，南抵董家村，至怀阳城三十余里，灌田一千五百余亩”^[93]，其所经路线应与雍正年间相差不多，但却只到了距纪家堡西北4.5km的怀阳城，长度有所减少，但灌田亩数并未减少；乾隆后期水渠起止经行没有明显改变，只是功效大幅增加，“灌田三千五百亩”^[94]；光绪时与乾隆时基本相同。

由此可见，即使是图中没有变化的水渠，实际上各渠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只是由于大多没有影响到其自身的存在及各渠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而没有在这种示意图中表示出来。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和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所标注的石川河两岸水渠符号及其空间位置，相对于客观实际而言，并不细致，最主要的表现是雍正《陕西通志》的《石川金定水渠图》和光绪《富平县志稿》的《沟渠图》中所标注的石川河两岸水渠符号基本一致的地方，客观上也是有变化的。事实上，由于位于黄土层上的石川河季节变化大、泥沙含量高，河床较软致使河道下切快，渠道所经黄土层使渠道易于淤塞，及人们的现实需要等原因，石川河两岸的绝大多数水渠的渠口位置与流经都曾有过变化，许多水渠的渠口位置经历过从下游向上游的位置变化，从表7-4，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这些渠口与流经发生过变化的水渠中，如前面所论述的，有一些因为这些变化导致了相邻水渠间空间置关系的变化，已经反映在了方志舆图中，而更多的则因为方志舆图的绘制上的不细致而无法将其表现出来。

本章对方志舆图中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的变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方志舆图中历史景观变迁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对方志舆图中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的变迁的研究实际上是从分析方志舆图中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的差异作为开始的。因此，历史景观差异分析的方法是提出关于方志舆图中历史景观变迁研究具体问题的主要方法。

其次，对于方志舆图中的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变迁分析的首要任务是复原客观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的变迁过程，而对客观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变迁复原的过程也是对方志舆图中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客观性的分析过程。所以对于方志舆图中历史景观变迁的分析首先要对方志舆图中历史景观变迁的客观性进行分析。

第三，对于方志舆图中的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变迁的分析需要对方志舆图中的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变迁原因进行分析，这涉及了客观上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所存在的诸多环境因素，这其中既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也就是要对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所处的历史人文空间进行分析。所以，对于方志舆图中的历史景观的变迁研究最终也会涉及对相应的历史人文空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