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韩城森林景观的变迁

明至民国时期的陕西韩城的官修县志今存五种，分别有如下舆图：明张士佩纂、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韩城县志》，有《北斗魁入龙门图》、《分野图》、《城郭图》、《邑署图》、《学宫图》、《芝川镇城图》；清康行僴等纂、康熙四十二年刻本《韩城县续志》，有《龙门图》、《韩侯庙图》、《少梁图》、《太史墓》、《苏山图》、《罗石书院图》；清付应奎纂辑、乾隆四十九年木刻《韩城县志》，有《县境全图》、《城邑图》、《邑署图》、《学宫图》、《汪平书院图》、《龙门山图》、《少梁图》、《太史墓》、《苏山图》；清冀兰泰等纂、嘉庆二十三年刻本《韩城县续志》，无图；程仲昭等纂修、民国十四年石印《韩城县续志》，有《县境图》、《城郭图》、《邑署图》、《学宫图》、《第一高级小校图》、《第二高级小校图》、《蚕业校图》。其中能够在宏观上反映韩城地域整体生态景观的主要有三幅，即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和民国《韩城县续志》的《县境图》。韩城县志中这三幅图在表现韩城县境景观上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下面就这三幅图所反映的韩城县境景观的变迁进行分析。

一、韩城方志分野（县境）图的制作及内容的比较

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图7-1）基本上采用传统的计里画方的画法，作者称“余尝观广舆图计里划方之法而善之，因令工仿为新图，每十里为一方，环韩境得二百五十五方”，^[1]即全图东西15格，南北17格，画方之线仅在平原之处画出，图中山水皆为简笔形象画法，山占据了图幅的绝大部分，大多数山上都有乔木形象的符号，或单个树形，或三两成簇，并散见有零星的单个建筑。而平原之地，则有村镇注记27处、县邑3部分注记、祠寺注记2处，基本上位于东第1—3格、南第2—7格内。西北山区则无一处村落注记。整幅图中看上去可截然分为两部分：西北大部分的山区和东、南偏于边境的小部分平原聚落区。

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图7-2）与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基本一致。基本上采用传统的计里画方的画法，也是每方十里，全图东西15格，南北17格，每格横约为1.7cm，竖约为1.5cm。画方之线仅在平原之处画出，图中山水皆为简笔形象画法，山占据了图幅的绝大部分，并散见有零星的单个建筑。而平原之地，则有村镇注记27处、县邑3部分注记、祠寺注记2处，且基本上位于东第1—3格、南第2—7格内，西北山区则无一处村落注记。山川、村落、城镇、祠寺等内容及注记位置与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基本一致。结合对两志的城邑图、邑署图、学宫图的分析，我们可以推定：乾隆《韩城县志》的修纂人员在制图时肯定是见到了万历《韩城县志》的舆图，并且是以万历《韩城县志》为蓝本，根据当时的客观事实作了修改，重新刻印的，因此二者有明显的袭旧关系。

图7-1　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

图7-2　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

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与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的不同之处有如下几点：(1)山的画法不同，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中的山形的线条弯曲柔和，各山峰近似拱形，而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山形的线条曲折生硬，似突兀的岩石。(2)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中的文字注记笔画线条圆润，近似圆幼体，而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中的文字注记笔画线条端直有棱角，接近宋体。（3）两幅图的内容的最大的不同是，在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中的大多数山上有乔木林的象形符号，而在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中除了东北龙门西岸山上有小片林木的象形符号外，其余的山上均没有林木的象形符号。

民国《韩城县续志》的《县境图》是一幅具有一定现代地图制作技术的地图。地图尺幅较大，横约为42cm，竖约为45.9cm，符号及注记文字比较小，标注内容比较细致，密度大，因而容量较前两幅图大得多。虽然该图仍然采用计里划方，每方格横约为3cm，竖约为3cm，但已经有比例尺，为“二十万分之一”，并有标尺，还有方向标。基本上已经采用比较抽象的地图符号，诸如县城、市镇、村庄、县界、道路、山脉、高峰、高原、河流、重地、古迹、渡口、森林、庙宇等景观要素的对应符号在图例框中一一列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制图者对景观要素的区分已经非常细致；而且对所涉及的景观要素表示非常全面，如韩城县境内的村庄，大大小小基本都被标示在图中，其他景观要素也基本如此。

二、韩城方志舆图中韩城县境森林景观的变迁及其原因

1.韩城方志舆图中韩城森林景观的变迁

韩城方志的分野图（境图）中能够反映的韩城县境景观变迁的内容比较少，韩城县境景观变迁的主要表现是西北山区森林的减少与童山的增多。

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中西北山区的山上大多数都有乔木形象的符号，或单个树形，或三两成簇，而在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中，除了东北龙门西岸山上有小片林木的象形符号外，其余的山上均没有林木的象形符号。由于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和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在制作上有明显的承袭关系，所以，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中林木符号的缺失，应该不是制作方法上差异的原因。如果上述推测是真的，那么，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是森林符号的缺失就是制图者真实原意的反映，也就是说这两幅图的差异表明，在万历时期，韩城境内山区的主要景观是以乔木为主的森林景观，而在乾隆时期山区的森林景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观，即森林景观已经基本消失了。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呢？

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中对森林景观的表示应该说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相关的证据。如时人有很多描述韩城西北山区景观的诗文都表现出该地区是以森林景观为主的。“不见三光，唯有乔木，倚塔高张”，^[2]“有如横山，苍柏万行”，^[3]“自巅至麓，红翠斑斓，世称姚黄”^[4]。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时韩城境内西北山区的诸多山上为较为完整的森林景观。

韩城境内西北山区森林景观应该持续了很长时间。康熙四十二年刊刻的康行僴等纂的《韩城县续志》8卷，可视为万历《韩城县志》的补续之篇，其中舆图为邑庠生程万所绘，显然也是对万历《韩城县志》舆图的补充，其中有龙门图、韩侯庙图、少梁图、太史墓、苏山图、罗石书院图，而万历《韩城县志》舆图中已有的分野图、县境图及邑署图皆不重绘。对前志已有之图不再重绘，首先是因为这样可以省工夫，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万历《韩城县志》舆图中的分野图、县境图、邑署图中表示的客观事实直至康熙时期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事实上韩城境内西北山区的森林景观依旧，如苏山“老柏三百余柯，多南向，麓多柿树，霜后满山皆红”；^[5]巍山“前后山椒无数”；^[6]五池山“山多松，中池尤胜，自麓及颠青葱夹路，幽绝人寰”；^[7]三峡山“三峰积翠，罗纶留烟”；^[8]天蹲头（山）“中山富松，尤称葱蔚”^[9]；远望韩城县城，则“南枕梁麓，千岩竞秀，登高而望之，如织如绿，郁郁葱葱”。^[10]即便是在平原地区，也有很多林木，而且许多是具有经济价值的，“韩山广松，平地亦宜松槐，柏桐榆柳之盛，望之蔚然而深秀也；西北山椒迤逦，溪间柿树殆满，霜落时一望红紫如二月花，人曝其实，食以佐。^[11]

这些足以使人们相信，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中所反映的韩城西北部山区的大部分是以森林景观为主，应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时人称韩城“山多虎，有豹，有麝，有鸡”，^[12]也就不足为奇了。

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中林木符号的缺失，给我们传达的直接信息是，在乾隆时期韩城西北山区的森林景观已经基本消失了。这在志中可以找到零星的佐证：“《诗》称韩有猫、有虎、有熊、有羆，今熊羆靡睹，则耕者众而山童，熊羆用是他徙尔”，^[13]由于耕田者增多，使原来的郁郁青山变成了濯濯童山，这应该是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中林木符号的缺失所显示的森林景观的消失，并非是因为地图制作（地图概括、刻印等）问题，而是有制图者有意表现森林景观的消失这一历史事实。

当然，由于这两幅图制作所依据的基础数据是不准确的，也就是说舆图中森林景观分布的范围或地点并不是来自实地的测量，而是靠目测尤其是登高远望，或是郊游所见，因此，这两幅图中森林景观的大小与客观的历史景观原貌有一定的出入，事实上我们也无法更为细致地考察历史景观变化的细节。但无论是舆图中所表示的主观历史景观还是历史上的客观历史景观，从万历年间至康熙年间基本保持一致，而至乾隆年间森林分布则差不多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民国《韩城县续志》的《县境图》的制作是建立在比较科学的测量基础上的，二十万分之一的比例尺，能够证明这一点。图内景观要素的空间位置比较准确。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所反映的景观的可靠性。该图中的森林符号标记在五个地方：神道岭北、西池山西、南池山南、东池山东及中池山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韩城的森林景观也大致仅仅限于以上五个地方，而且面积十分狭小，不能成片，仅成点状分布，且不上山岭，若不是到跟前，恐怕也是很难见到这小片森林的。这五片森林中有四片在五池山，但当时的人却说“近年五池森林已经濯濯，”^[14]是说这些话的人看不到五池山的这几片小片森林呢，还是连这几小片森林都已经砍伐光了呢？不管怎样，韩城县域景观已经今非昔比。距韩城县城15里的澽水河谷中有一村，名为竹园村，民国时有人路过此村，观景而赋诗曰：“山中本无竹，胡以竹为名？远近皆童山，更无嘉卉荣。孤村占水北，四面连榛荆。路断当年雪，田荒今日耕。”^[15]按竹园村北为横山，东北为苏山，东为象山，东南为魏山，这些山在万历至康熙年间均是森林布漫之山，此时却不仅无树，连花草也不起眼，各山均呈现童山景观。

由此，对于韩城县境景观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基本的认识：在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康熙年间，在韩城县境内占大部分的山区以森林景观为主，至清乾隆年间森林景观大多容易到达的地方森林已基本消失；而至民国时，韩城县境内的森林只有零星几处，大部分为童山景观。

2.韩城县森林景观变迁的原因分析

对于万历至乾隆时期客观历史景观的变化，仅仅作现象的表述而不作原因的说明显然是不够的。韩城县境景观的变迁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较为深刻的自然与社会原因的。史称“耕者众而山童”，那么韩城人口是不是有巨大的变化？人口变化又是怎样影响山区森林景观的变化的？

据明天启年间的《同州志》记载，明嘉靖年间韩城有7293户，62652口人，而根据明万历年间张士佩所纂《韩城县志》中记载的里甲表计算，当时韩城县有户2640左右，有丁口（16—60岁的男子）15840左右，估计总人口不过40000。人口是减少了，里甲数量的减少也与之一致，“国初四乡五十里，成化间并为四十里，嘉靖中并为三十六里。”^[16]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没有户口记录，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户口大量增加的可能性比较小。在韩城县1600平方公里的疆域上，尽管山地居多，但承担40000—60000多人是不会有多大压力的。因此，从明万历年间到清康熙年间韩城县境景观以森林为主，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应在情理之中。但至乾隆年间，户增至24867，口增至194442人，^[17]以至于“中人之产田不能过五亩”^[18]。到嘉庆二十二年韩城县户增至38047，丁口增至199326，总人口可能达到30万人。韩城自来以地狭而著称，所谓“不山之方无几”，平原之地没有变化，人口增加了数倍，将山区适宜的土地开发为农田为势所必然。在山区开发土地发展农业，精耕细作的可能性很小，基本上是以粗放经营为主，而山区粗放农业所带来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在所难免，所谓“耕者众而山童”指的就是这一情况。

事实上人口增多对山区森林景观的变化的影响不仅仅通过增加耕地面积与范围来实现的，而且韩城人的生活方式也对韩城的景观变化有重要影响。早期韩城人少林多，做饭取暖皆赖林木，“取薪有枫，求牧有草”^[19]是真实的写照。随着人口的增多，林木消耗也必然增多。尽管韩城蕴藏有大量煤炭，而且至迟在康熙年间就已有所开掘，但是挖煤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用薪问题，“荒山绝壑，人穿穴以出之，艰苦万状。每岁数十百艘，连尾上下，由韩而南……自河连渭，至于长安、周至之西，载以易粟，岁用为常。”^[20]显然，韩城人辛辛苦苦挖煤是为了换取粮食，因而不会改变当地人以林木为薪的生活习惯。另外，木料作为手工业及建筑业的基本材料，基本来自韩城西北山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当时有人感叹五池山森林已经濯濯，而“其他川原亦皆日寻斧斤，绝少树艺，以致木料缺乏，价值较昔年倍蓰。”^[21]可见砍伐韩城西北山区的森林是韩城木材的主要的来源。

自然条件中土地资源与森林资源自身无法增加的情况下，人口增多，毁林耕田，取薪取材导致了韩城森林的减少与童山的增多，导致了韩城县境景观的巨大变迁。韩城县历史人文空间中诸多自然与人文要素，如人口的数量、土地资源、动物、耕地、生产与生活方式等，这些要素与森林景观与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以森林景观为表象的历史人文地域系统；人口的不断变化与“地狭”始终如一的矛盾是韩城西北山区森林景观变迁的基础，也是韩城人文地域系统变迁的基础。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尽管韩城方志分野（境图）难以体现更多的县境景观问题，但万历《韩城县志》的《分野图》、乾隆《韩城县志》的《县境全图》与民国《韩城县续志》的《县境图》所反映的韩城县境森林景观变迁的基本趋势和阶段特征基本上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