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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县今存县志有如下几种：秦凝奎等纂、康熙三十三年木刻《山阳县初志》（以下简称康熙《山阳县初志》），何树滋等纂、嘉庆三十一年木刻本《山阳县志》（以下简称嘉庆《山阳县志》）；邱沅等修、段朝端等纂民国刊本《山阳县志》（以下简称民国《山阳县志》）。其中康熙《山阳县初志》与嘉庆《山阳县志》的舆图比较多，图目基本相同，除星野图外，都有《县境全图》、《山阳县衙舍图》、《文庙全图》、《城隍庙图》、《关帝庙图》。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最值得关注的要数二志的《县境全图》所现出的城市和地域。下面对方志舆图中山阳县的城市与地域景观进行历史地理学分析。

一、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的承袭关系分析

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图3-5）与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图3-6）是两幅看起来十分相似的图，准确地说，它们是具有袭旧关系的图，即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是承袭了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

它们的承袭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二者都有作为方志舆图重要构成部分的图说，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图说为“古者图书并重，后人每详书而略图，不知图绘形势，令人身

处其地，使了然在目，若仅索之于书，终惝恍靡定，如学禹贡者，记问虽精，终须按图指援，山川经纬乃无遗误，是邑所志者图虽不能尽绘而聊绘六图，令观者皆指画已得其概。图之开人心目，固作志者首务也，爰图绘于左。”落款是“金陵梁亭渊渡氏绘并题”，后有两个印章。而嘉庆《山阳县志》的图说及落款与康熙《山阳县初志》完全相同，只是落款后面没有了印章。这显然是抄袭。这充分说明，在嘉庆《山阳县志》舆图的绘制者绘图时，手边就有康熙《山阳县初志》，就有包括《县境全图》在内的舆图，也就是说嘉庆《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应是以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为蓝本的，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

其次，在绘图的风格上，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与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也是完全一致。二图均无画方，无四至八到；山川均用形象符号，且符号的形式多数也很接近；中间的县城内的景观表现比较多，嘉庆《山阳县志》的舆图与康熙《山阳县初志》的舆图中都没有城图，城图的内容被合并到了《县境全图》中。而事实上，在嘉庆时，陕西已经有许多地方开始用画方的方法来绘制方志舆图中的境图，显然，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没有受到那些方志舆图的影响，而是接受了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的熏陶。

再次，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与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的内容也多相同。在表示境内山川大势上，二者基本一致，尤其是对河流的表示，作为县河的丰水及其支流的构成、流向十分接近；而一些重要景观符号在图幅中的位置也十分接近，如县城、合河、色河铺、桃园子、永安寺、孤山、方庙、城隍庙、下关坊等等。

最后，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与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的一些微小的差异，恰恰表明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如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中的城的东南方有一处注记为“□寨”，前面的字迹十分模糊，难以辨认。事实上，山阳县城的东南方的寨有两个比较符合该图的这一注记，一个是东南70里的龙眼寨，一个是城东南120里的宜娘寨。而在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中却成了“娘寨”这一难以理解的地名注记，山阳县重要的聚落中并没有所谓的“娘寨”。这样的错误根本原因在于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的绘制者对山阳县的村寨本就不熟悉，而直接的原因是其所依据的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中的注记又已模糊不清，在没有认真核对的情况下，就认定模糊不清的字是“娘”，而将其标注在了新的方志的《县境全图》上。其他如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中的“丹江州河也”的注记，在嘉庆《山阳县志》《县境全图》中成了“丹江河也”，不知是绘图人没有看清原注记，还是绘图人的笔误，抑或是刻版人的失误。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中的“丰阳关即漫川关”也应是由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中“丰阳关即漫川”而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足以说明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与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的承袭关系。

二、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的差异

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与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的承袭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就是抄袭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因为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是在沿袭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绘图方法与风格及其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图的符号作了些有意的改动，因而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是一幅新的地图，这两幅图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不同之处如表3-5。

表3-5　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与嘉庆《山阳县志》的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与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中的差异，下面我们对两幅图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

三、方志舆图中山阳城市与地域景观差异的直接原因

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与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中的上述差异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在依照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绘制新图的过程中，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绘制者意识到了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中的一些错误，并予以了纠正。如九里坪铺本来就在金井河以西，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错误地将其标在了金井河东，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将其标在金井河以西是正确的标注。

其二，有些景观的名称本不止一个，而不同时期的人们或不同的绘图者对它的习惯称呼有所不同。如县治康熙时的文字表述中多称山阳县，而嘉庆时习惯称县署；康熙时的雷雨坛与嘉庆时的南坛为同一景观；康熙时的关帝庙与嘉庆时的武庙也是同一景观。

其三，在对景观信息处理过程中，其执掌的简化尺度是有差异的。如花水河、厉坛、簸箕河、儒学等在康熙及嘉庆时都是存在的，在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中有厉坛、儒学，而无簸箕河、花水河，嘉庆《山阳县志》《县境全图》中有簸箕河、花水河，而无厉坛、儒学，就是因为厉坛、儒学在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的制图者的心中是很重要的景观，而簸箕河、花水河在他们心中就显得可有可无。其中的簸箕河其实是很小的一条支流，是季节性的，即便是再详细的地图也很难将其表示出来，但是在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中，它不仅被标示出来，而且非常明显，这只是因为簸箕河是在嘉庆《山阳县志》的纂修者、当时的山阳县知县何树滋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镜泉渠时，重点防范的一条河流，在修渠的过程中，处理簸箕河的沙石对渠道的淤塞是最让人伤脑筋的问题：“水乃田之根，苟无水何以为田，既修田何无水。因遍阅上游各沟之水，有无皆无定，惟土桥上有水常聚，昔人因其照人如镜，名之为镜泉，相传此水踢大旱不涸，以其近由山出，远自各沟通而来也，宜于此引之，遂于其下一丈许旁土土佥筑埝一道，曲曲折折，绵延一百三十三丈，经簸箕河口，自堤东头达于内渠，一月之内倏然而成，人皆以为庆。可虑者，簸箕河实沙河也，其上有七八十里之遥，平时无水，一遇暴雨则水势汹涌，带沙夹石，齐奔不可捍御，若不旱为之所势必壅塞渠道，常费疏浚。如此渠不可恃，而田终不可为田，于是当河口横挖宽五尺，深五尺，长三丈余，两边砌石，上以坚木盖之，又铺以石，一概筑以三合泥，使渠得由上下行于河上，两岸远远共石埝两道，后宽前窄，逼水于中，由渠上经过，使沙石不得落渠内，为一劳永逸之计。”^[20]因而，在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的制图者中，簸箕河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其四，景观属性的变化，也会影响符号的制作。如教场为练兵之地，塘汛为驻军之所，按照一般的规定，都应配置有营房、墩台等，墩台之上一般有旗幡，因而其符号也是房屋、墩台与旗幡的组合。山阳塘汛的设立始于嘉庆初年，一般来说，铺、关多为塘汛所在地，山阳塘汛有七处，分别在高八店、银花铺、竹林关、漫川关、色河铺、九里坪、下关坊。上述地方在康熙时并无塘汛，因而其在康熙《山阳县初志》的《县境全图》中仅表示为房屋形的符号，即表示为较为重要的居民点；而在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中上述景观的符号已为房屋、墩台与旗幡的组合的形式，表明景观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最后，也是导致二者差异最重要、最普遍的原因是客观历史景观的变迁。在康熙时，太平观、十方院、臬司、旧文昌祠等是山阳县境内重要的景观，至嘉庆时，几处景观皆已废弃无存，相关的文献记载中对此也一字不提；城内东南的养济院也被废弃，而在城外西北另建新居^[21]；社稷坛由教场西迁至西门外北侧^[22]；混元洞也不再被当文昌阁来用；典史宅、丰阳楼、石坝（2处，在南堤南侧）、石矶、丰阳书院、湖广会馆、六公祠、钟楼、魁星楼（城上东南角）、石桥（在东西二门外的濠上）、农水源、惠士田、城与南堤之间的水渠、田地等则均为新添建的景观，而且大部分是在何树滋的主持下添建的。

四、方志舆图中山阳城市与地域差异的深层原因

如上所述，具有承袭关系的康熙《山阳县初志》与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内容上差异的形成有种种原因，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幅图制作的时期不同，图中所涉及的山阳县境内的诸多历史景观确实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问题是图中所反映出的这些历史景观的变迁与客观历史景观的真实变迁有多大的差异？

首先要指出的是，两幅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中所反映的历史景观变迁是不完全的，这一点是很容易得到验证的，如这一时期山阳县境内村落的变化是很大的，但在图中我们却看不到。

就两图比较所反映出的历史景观的差异，特别是新增景观来看，也是比较片面。图中所增加的景观几乎全是与何树滋的政绩有关。如石桥，本也不大，是在何树滋为防外水入城而建城濠之后的一个辅助工程，“有濠不可无桥，于南关正中添修大石桥，俾行人往来，无虑阻滞。城之东西各沟虽有旧形，实多淤塞，东西二关亦须石桥，由此俱修之，未尝无小补云”^[23]，因而在图中也醒目地标出。又如石矶，并不算大，但由于也是何树滋修建的重要的工程丰阳楼的附带项目：“前面添筑一矶，周围深其根脚，砌以石而筑以三合泥，其中实之以土，前宽二丈八尺五寸，后宽九丈五尺，长九丈五尺，以之挡水南行，俾勿北趋，矶上宽平，可为禾场，可为晒场，遇城隍会可为会场。予修楼之意专为培植文风起见，今所用俱无不宜，登斯楼者其以予言为然乎？”^[24]何树滋对此非常满意，所以图中将其按位标出。惠士田也是如此，它是专为何树滋所建养济院的支出提供费用的，也是何树滋所修镜泉渠所惠及之地：“……统而名之为镜泉渠，所修惠士田即恃此为命，其余民田亦多资其余润。后之司土者勿令上游有所阻滞，俾水得源源而来，所赖岂有涯也哉”^[25]。其实这些并非重要的历史景观，即使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也可能不值一提，但是因为该图是嘉庆《山阳县志》的图，何树滋是山阳县令，嘉庆《山阳县志》的主修，上述何树滋如此中意的景观，当然是要在图中标示的。

但二图中所反映出的某些历史景观的要素变迁，确实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且对于地域历史景观变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历史景观的变迁反映出了人文地域系统的某些质的变化。如前所述，铺、关符号的变化是因为其景观性质的变化。城中典史宅的增加也是地方官制变化的直接体现。而钟楼、魁星楼、湖广会馆及丰阳楼等景观的出现，则是地域文化发生质变的重要体现。

魁星楼的出现与何树滋有关，是他遍观形势，认为“县城为一邑主脑，坐山逼窄，面山高耸，西面龙头山又有塔峙其上，惟东西平衍无势，须于巽位培补以壮之。乃于城东南角加高加宽，建为魁楼，”^[26]但魁星楼的出现不仅是何树滋兴建的结果，也是这一时期城市建设文化发生变化的结果，即城市的建设已经从需要什么建什么的实用型转向了讲究“形势”的景观理想型。钟楼的修建目的也与魁星楼类似，“后山丰隆，南山高耸，而城在其间，未免低小，须于城中添建高楼，方足以壮形势，而增气象，城隍庙在中宜乎。前人即建钟楼于其前，此楼即宜复建，莫若即以建乐楼之费再加扩充，建楼两层，上悬殊大钟，下为乐楼，斯一举而两得矣。即有此楼，又有魁阁以配之，行见规模宏敞，大改前观，所造于地方可言胜乎”^[27]。湖广会馆及丰阳楼也都具有培补“形势”的功能：“县治背倚苍龙山，面对翠屏山，右有龙头山建塔足为护卫，因左首少弱，为文奎楼以补之。城中平衍，为钟楼以壮之。艮位建有湖广会馆，更足以助青龙之势，独南面空阔，气象不振，于文风犹有未宜。予观正南远山文峰高耸，其下亦有秀峰特起，俱对南门，因右有石碪，土人所筑也，料出南关前，南门之路径出东南，遂不觉正南有远近峰。今岁因修堤修田，去其碪而各峰皆出。现有目共睹，遂于正南堤上宽其基址，建为楼，因其滨临丰水，名之曰丰阳楼”^[28]。这些景观的出现，反映出的是同样的城建理念，因而图中增加出的符号与注记，既是对这一理念的认可，也是对这一理念的宣扬。两种方志舆图的差异，将城市建设文化的质的差异反映得清清楚楚。

这种景观上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差异的反映。魁星楼、钟楼、湖广会馆及丰阳楼等是典型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反映的是地域文化中更为深层的东西，即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就是地域的精神文化，其中特别是以地方管理者的精神需求为地域精神文化的代表。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地域精神文化的特点是人们对“文风”的需求，前面所述各景观在建设时人们所抱有的壮形势、增气象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为昌盛“文风”。地域文化中的这种精神需求是以一定的地域物质文化为基础的。康熙时山阳人少县贫，这是当时为政者对山阳县的最深印象，乡村聚落情况是“由东关至观音寺计一十五里亦仅草舍数椂，寥落悲细，询东乡远地及西南各道亦皆峻谷深谿，山水漫行，谷间平原大陆，烟火莑集之地，云实不可多得”，^[29]的确难以让人高兴；而城关内外也是“惟沽酒市腐，屠宰稀少，牙行绝综，萧条之况，惨人心目”^[30]。当时全县总共只有1443户人家，对当时山阳县令秦凝奎来说，“为培植男女婚姻以蕃生齿以广户口”，以充实版籍、兴市富民是他的主要政务。兴建像魁星楼、钟楼、湖广会馆及丰阳楼这样的景观对秦凝奎来说既不是正务，也是财力难以允许的，因而这种景观在当时的山阳县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在康熙《山阳县初志》的舆图中没有出现上述景观也是理所当然的。至嘉庆时山阳县的境况改变很大，户口增加数倍，有7806户，63201人；仅县志中所统计的村落就有100余处，其中的市镇有十余处，有如高坝店、中村、银花等铺户多达一二百家的大集镇；而漫川关则由于具有水旱码头的优势，铺户更多达三百余家。县城的变化更大，“今城关街集无虚日，懋迁化居者，栉比鳞次，视初志所云萧条阒寂，奚啻什佰”^[31]。地域经济发展到人繁地富时候，户口、赋税已不再是为政者的政绩中特别予以标榜的事情，科第与文风成为地域差异的主要关注点。作为一县之宰的何树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因此，与其说嘉庆《山阳县志》的《县境全图》所反映的是以何树滋为中心的山阳县志纂修者心目中的山阳地域景观，不如说它反映的是当时能代表山阳县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景观。

本章以方志舆图中杨填堰与山阳地域与城市景观为例，详细地展示了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的方法——景观差异分析法。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景观差异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景观差异分析要确定方志舆图中符号所表示的历史景观的差异，这是景观差异分析的起点。从直观的方志舆图中的符号的差异确定景观的差异，是较为表面化的，看起来较为简单，但是对符号表示的景观的差异的确定应该掌握好相应的尺度，即在什么前提下，我们可以判断两幅方志舆图中符号所表示的历史景观是有差异的或者是相同的。如果是有或无的差异，如山阳县志舆图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当然好说；如果是比较两个或几个历史景观的相互的相对空间位置，也好判断；但如果不是比较两个或几个历史景观的相对空间位置，它们之间相互的空间位置却又不同，那么我们首先确定所讨论的历史景观相对空间位置的参照点，五间桥就是这样一个参照点。

当然在确定方志舆图符号所表示景观差异时，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用来进行比较的方志舆图在相同的历史景观表示方法上，应有较大的相同性，也就是说方志舆图的绘制方法是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这样在图的内容上才具有可比性，我们对其中差异的讨论才有历史地理学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一些细节上的差异。如果舆图的差异太大，则我们的讨论则可能主要对地图学有意义。从上面两个例子来看，无论是表示杨填堰的方志舆图，还是山阳县志的舆图，在绘制方法上都是有一致性的。

第二，景观差异分析要探讨方志舆图中历史景观差异形成的原因，这是景观差异分析的核心。对景观差异形成原因的探讨的过程，首先是对客观真实的历史景观复原的过程；由于所讨论的方志舆图中符号所表示出的景观差异往往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所讨论的结果往往是表示出具有差异性的历史景观的方志舆图有一个是客观的，而另外一个则可能是不客观的；也往往方志舆图中符号所表示出的景观差异恰恰是历史景观变化的真实反映，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样的分析过程也是对相关历史景观客观性分析的过程。

第三，景观差异分析在探讨方志舆图中历史景观差异形成的原因时，特别要对方志舆图中不真实的历史景观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正常情况下，方志舆图应该如实地反映历史景观，对于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景观的方志舆图，一般不需要进一步探究；如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景观，并由此导致了方志舆图中符号所表示的历史景观的差异，我们就不应该轻易地放过，而应该探讨这是由于制图者的失误，还是制图的客观需要，还是制图者另有什么考虑。

在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中，景观差异分析的方法，是具体研究过程中提出具体研究问题的一般性方法，是具有普遍性的，本文后面章节中所做的围绕着其他主题所进行的个案研究中，有很多都是以方志舆图中历史景观差异的分析开始的。

[1]康熙《城固县志》卷之一○，谢景安：《请均杨填堰水利详》。

[2]康熙《城固县志》卷之一○，谢景安：《请均杨填堰水利详》。

[3]康熙《城固县志》卷之九，李时孳：《新建杨填堰碑记》。

[5]康熙《城固县志》卷之一○，谢景安：《请均杨填堰水利详》。

[13]康熙《城固县志》卷之一○，袁勃：《开国侯杨公墓志铭》。

[20]嘉庆《山阳县志》卷二，《山川》，何树滋：《修镜泉渠序》。

[21]嘉庆《山阳县志》卷三，《营建上》，何树滋：《修养济院序》。

[23]嘉庆《山阳县志》卷三，《营建上》，何树滋：《修城壕并石桥序》。

[24]嘉庆《山阳县志》卷三，《营建上》，何树滋：《修丰阳楼序》。

[25]嘉庆《山阳县志》卷二，《疆域下》，何树滋：《修镜泉渠序》。

[26]嘉庆《山阳县志》卷三，《营建上》，何树滋：《修建魁文楼序》。

[27]嘉庆《山阳县志》卷三，《营建上》，何树滋：《建乐楼复建钟楼序》。

[28]嘉庆《山阳县志》卷三，《营建上》，何树滋：《修丰阳楼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