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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四十四年顾声雷修、张埙纂《兴平县志》有25卷，其第25卷的内容为舆图与旧序，其中的图有6幅，分别为《县图》、《城图》、《村堡图》、《黄山图》、《茂陵图》和《千福寺图》，其中的《县图》和《城图》两图，在舆图的绘制上，如数理基础、地图概括、符号绘制及图面的处理等方面，具有较为典型的乾隆时期陕西方志舆图的一般特征。在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县图》（图2-2）中，在县境南部边缘的渭河与川河之间（在渭河与川河交汇处有“川河入渭处”的注记）的大片空地上标有一个注记：“马厂”，但却没有相应的符号，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文字型符号；当我们继续翻阅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村堡图》（图2-3）时，我们会发现在相应的位置上，有3处房形建筑的象形符号，由西向东，符号旁分别注有“厢白旗马厂”、“正白旗马厂”和“厢蓝旗马厂”。在该图中，密密麻麻的符号是村落的符号，其符号是几何形的，即小方框形，旁注村落名，也有很多村落的符号是几个小方框连以直线，旁注村落名；该图中的房形建筑符号很少，主要表示的是寺庙或铺驿，因而，马厂的符号在空旷的南部边缘显得比较独特醒目。同是表示马厂这一历史景观，但不同的方志舆图中表示的马厂的符号却是有差异的；并且马厂只在兴平、武功等少数地方方志舆图中有所表示，在其他的陕西方志舆图中是很难见到的。我们很容易地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方志舆图所表示的马厂是一些什么样的历史景观？图中所表示的差异说明了什么？“厢白旗马厂”、“正白旗马厂”和“厢蓝旗马厂”的关系怎么样？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历史时期的设在陕西的八旗马厂的真实情况进行探讨。

二、八旗马厂的位置、分布范围及大小

关于清代设在陕西的马厂，《大清会典》与《八旗通志》等都有提及，当时称“西安牧场”，说其“在渭河旁”^[13]；现代学者谢成侠根据《大清会典》等的记载，称之为“西安马厂”，其位置则在“渭水滨”，有地1730顷^[14]。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县图》中的马厂就是嘉庆《大清会典》所称“西安牧场”，也即谢成侠所说的“西安马厂”的一部分；这个马厂不是一般的马厂，而是八旗马厂。所谓八旗，实指满洲八旗，史载“溯自世祖入关，迄于康、乾之际，盛京、吉林、黑龙江、直隶、江南、浙江、广东、福建、湖北、四川、陕、甘、山东、山西诸省设驻防满洲营，马凡十万六千四百馀匹……”^[15]此马厂当为驻防陕西的满洲营所用的牧马场地。这一马厂的范围显然是超出了今西安市的范围，而且其周围也有几个绿营的马厂，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陕西八旗马厂。

清初满洲八旗进驻陕西，实驻西安，统领称西安将军。清代的西安城内有满城，且有八旗校场，已为众所周知。当时驻防陕西西安的满洲八旗的马匹数量曾非常多，“官员马1014匹，兵丁马13170匹”^[16]，这些马匹按常规是要放养的，且“夏秋出场，冬春收槽，出场时留马一半”^[17]。最初的牧场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已很难知道了，至康熙时有人建议在川渭一带牧马，理由是这一带“宽平沃，青垆黄壤，甚宜粱粟，但界居两水，卑湿相仍，往往喜旱而恶涝，每夏雨过多，淫潦四集，即不免有泛滥溃决之虞，自明季水旱，继目兵革，穷民转徙失业者不可胜数”^[18]，作为马厂最好不过了，得到朝廷许可后，得以实行。

位于渭水之滨的陕西八旗马厂具体在什么地方？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说其地“毗连扶风、武功、兴平三县，在川河之南，老渭河之北”，这与该志舆图所表示出的是一致的，但这只是在兴平境内，扶风与武功又怎么样呢？在该图中只表示出了坐落在兴平县境的三个旗马厂的位置，图中所标出的三个马厂即“厢白旗马厂”、“正白旗马厂”和“厢蓝旗马厂”与该志卷中所提的乾隆四十一年将东四旗地亩委理事厅及地方官勘丈招垦时所提到的位于兴平县境的三个旗即“镶白旗”、“正白旗”和“正蓝旗”不一致。在马厂内，各旗牧场是怎样划分的呢？

康熙时，陕西八旗马厂的范围大小无定。“东抵鄠杜，西尽扶眉，凡八十余里，计地一千七百余顷，悉为旗营牧地^[19]”，当时分疆立界多听旗人，其定数至雍正年间稳定下来，“坐落兴平县界者，东自思义坊川渭两河交口处起，至屈家桥武功县交界止，除蒿沙地七顷九十三亩不计外，实存正蓝旗、镶白旗地各一百二十顷，正白旗地四十七顷四十六亩四分，共二百八十七顷四十四亩六分四厘”^[20]，也就是说，在兴平上述范围的295顷37亩6分4厘的土地均为八旗马厂领地。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县图》和《村堡图》表示出的马厂地界是准确的。此时马厂最东在川河入渭处，向西过武功至扶风。而渭河以南的地界也是马厂，不过不是八旗马厂，而是绿营马厂，兴平境内渭河南侧的东部即是川陕督标右营的两个马厂中西马厂的地界，西马厂南北阔数836丈，其“西边下南北自梁了墩台起，北至渭河止净滩阔一百六十五丈”^[21]，兴平境内“自兴平交界（与户县）起西至中营西马厂止，长一百八十五丈”^[22]。在川陕督标右营的西马厂的最北界均止于渭河南侧的滩地，因此，该马厂是位于渭河以南的。而其西为川陕督标中营的西马厂，当然也是绿营马厂，且也在渭河以南，因此，位于渭水之滨的陕西八旗马厂在乾隆时期，应该是位于渭河以北。图中所标出的川渭之间的马厂应是陕西八旗马厂在兴平的全部。

从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县图》和《村堡图》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坐落于兴平县境内的陕西八旗马厂的范围，即在渭河以北、川河以南的夹道中。那么，其他地方的情况又如何呢？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图2-4）中对嘉庆时期武功县境内陕西八旗马厂做了标注。

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具有较为典型的嘉庆时期陕西方志舆图的特征：计里画方，为“每方五里”，有边界线，地名多用文字符号。在该图中的南部边缘有两处“马厂”标注，有边界，且界内无其他地名标注。按其边界，马厂在由左第三格至第十四格，由下第一格上缘至下第三格下缘之间，以下第二格为主；渭河是自西而东，在左第七、下第二格处东北折，又在左第八、下第二格向东流的。如标注一样，马厂显然也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东，在渭河以东以南，一部分在西，渭河以北以西。马厂的东半部，北界为渭河，渭河以北为诸多村落，没有马厂的地盘；其东界为兴平县界。可如前所述，在兴平县境内的马厂应是在渭河以北，川河以南，且按在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县图》和《村堡图》中的标注，马厂是应该继续由渭河以北顺延到武功县境内；可紧邻其西的武功境内的马厂怎么会一下子到了渭河以南，而完全不在渭河以北呢？而且川河靠渭河以北，与渭河相去很近，也是应顺延至武功境内，可在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中我们根本看不到川河的踪迹。关于川河的源流，雍正《陕西通志》记载得非常详细：“川河，即雍水，在县西南渭河之北，自武功县川口流入，有三支，其自武功西北来者曰漆水，俗名游丰河，源出麟游，其自武功东北来者，曰沮水，亦曰浴水，俗名沐浴河，源出永寿，其自武功西南来者曰湋水，俗名浑水河，源出凤翔县。漆沮二水合流于武功县城东五里，其下流又合湋水，经川口东流入本县界胡浃桥，又东至清化坊东南入渭河”^[23]，其中所载的位于武功县境内的地名与河流名，我们均能在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中找到，而且川口以上的各支流的流向与汇合则基本相符；在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记载更为确切，称“三水合流，经川口东流四十里入兴平县界地名胡浃桥，”在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中，按划方计里，从川口附近的川河向东到兴平县界也确实有40里左右，只是在该图中，三水在川口合流后，并未东流40里入兴平县，而是弯曲东南五六里入渭。很显然，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表明嘉庆时期渭河与川河合流比乾隆时期向西上移了35里。这一合流之后的渭河和川河应该是原来的渭河呢，还是原来的川河河道？

如果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上所标注出的渭河是原来渭河河道，也就是说，原来的川河改变了河道，不再在川口以南与渭河平行向东流40里入兴平县境，而是向南流入渭，那么图中武功县境东部渭河以北应是原八旗马厂所在地，之南所标马场或许是绿营马厂。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图中武功县境东部渭河以北有普集镇和薛固镇两个大镇，其位置如果不是原来的马厂，就应是川河河道，即便就是在乾隆末期被允许开垦的东四旗位于武功的境内，但要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如此神速而成为大镇，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普集镇和薛固镇自明代以来就是武功大镇，其位置以前并非距渭河只有二三里，而应该更远，因此，我们只能推断，是渭河北移，夺取了川河河道。

事实上，渭夺川河河道并非至嘉庆时开始，也不是仅此一次。正如胡蛟龄所说“川河在渭河之北距渭河远者二三里，近者里许，每夏雨淫潦四集，渭水泛溢，常挟川而东，川河北岸为民地膏腴，自胡浃桥目下川河之势渐趋而北上，疏水悍堤防莫及日朘月削，暗受其损。而自雍正元年，目来渭于眉县之槐芽镇、周至县之景家寨，武功之永安镇北徙归川，不由故道，川南之渭淤为浅滩，舟楫不行，人可厉涉，夫川与渭不相敌，今目一川受全渭，隘不能容，渐至冲决，此兴平之害，可为隐忧。十三年夏，县南有水警，余请于台司，同武功杨令于马坊村决口筑堤捍御，建议请于上流之景家寨加筑长堤，使渭河复由故道”。^[24]所以，从雍正以至乾隆四十四年间，马厂是在渭河以北，但乾隆四十四年后的某一时间，渭河再次北徙归川，因而本来位于渭河以北、川河以南的陕西八旗马厂，在此以后，位于武功东部的部分就到了渭河以南。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明确地标注出了嘉庆时期陕西八旗马厂在武功境内的分布及范围，并没有原则性的错误。

根据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的标注，我们可以看出位于武功的陕西八旗马厂的东西约为30公里，南北大约2公里，面积大约900余顷。但是事实上此时武功境内的陕西八旗马厂并没有那大，因为至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西安将军傅良奏：“八旗马兵原有五千三百名，养马八千六百有奇，自节次移驻新疆等处，现在存营满兵只一千五百名，每人拴马一匹，连出征金川马兵二千名，共存马三千五百匹，实无需厂地九百六十顷之多，臣与抚臣毕沅商议，若以四旗厂地四百八十顷参牧放现在存营及将来四川凯旋马匹实已宽绰有余，其余四旗厂地四百八十顷，招募附近居民开垦耕种，即照民种厂外余地例。”^[25]乾隆时期马厂地的定额是960顷，嘉庆时所余四厂之地即为右翼四旗马厂，应在武功及扶风等地，只有480顷，因而在计里划方的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上，所划马厂的范围显然是大了。

三、陕西八旗马厂内部空间的划分

与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县图》表示马厂的方法与内容都有所不同，该志的《村堡图》对马厂表示的细致得多，这与图的主题有关。该图对位于兴平的三旗的相对位置的表示是清晰的：由西向东分别为“厢白旗马厂”、“正白旗马厂”和“厢蓝旗马厂”。但该志卷二中反复提到正蓝旗，从未提厢（镶）蓝旗，且对三旗位置记载得非常详细：“正蓝旗共地一百二十顷，东自思义坊前川渭两河交口起，至镶白旗东界富仁坊止，南至渭河，北至川河，东西长八里九分八厘，南北宽二里四分二厘四毫。镶白旗共地一百二十顷，东至正蓝旗界富仁坊起，西至正白旗东界屈胡桥止，南至渭河，北至川河，东西长九里五分一厘零，南北宽二里三分二厘零。正白旗共地一百二十顷，东至镶白旗西界屈家桥起，西至武功县界止，南至渭河北至川河，东西长二里八分八厘零，南北宽三里八分一厘八毫零，共地四十一顷三十四亩六分零，余地七十余顷，俱在武功县界内。”^[26]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

按照入关以后的清朝旗制，八旗起居方位有严格的规定，左翼为自北而东，自东而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右翼为自北而西，自西而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27]。这一制度在西安城中满城内的八旗汛地的排布上得到了完全贯彻^[28]，可见，陕西驻防营的八旗对待旗制的规定是十分认真的。作为其牧马场的陕西八旗马厂，自东向西平延，左翼即为东侧一翼，应为镶黄旗马厂、正白旗马厂、镶白旗马厂、正蓝旗四旗马厂，由东向西分别为正蓝旗马厂、镶白旗马厂、正白旗马厂、镶黄旗马厂，最东三旗，也就在兴平境内的三旗应为正蓝旗马厂、镶白旗马厂、正白旗马厂。因而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文字记载中有正蓝旗马厂而无镶蓝旗马厂是正确的，该志《村堡图》中镶蓝旗马厂的标注是错误的。

同样的道理，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村堡图》标注的另外两个马厂的相对位置也是不正确的。按旗制，最东马厂为正蓝旗马厂，东第二为镶白旗马厂，东第三为正白旗马厂，该图中却将东第二厂标为了正白旗马厂，东第三厂标为了镶白旗马厂，所以也是错误的。

陕西八旗马厂位置是有变化的，在康熙时的范围比较大，分布相对散开一些，但其相对位置并没有变化，“如今之正蓝旗乃昔之镶白旗地，今镶白旗乃昔正白旗地，今之正白旗乃昔之镶黄旗地”^[29]，就说明这一点。

在兴平县境内的三个八旗马厂的大小是不同的。乾隆四十一年巡抚毕沅等奏明将东四旗地亩委理事厅及地方官勘丈招垦时，“正蓝旗、镶白旗地各120顷，正白旗地四十七顷四十六亩四分”^[30]，而三个马厂的全部占地实际上都是120顷，其原因在图上看得也很清楚，正蓝旗马厂与镶白旗马厂在东侧，根据方志的记载及各图的标注，这两个马厂的全部均在兴平县境内，因而上面所说这两个马厂面积均为其全部面积，而正白旗马厂在西侧，位于兴平县境的西部边缘，而八旗马厂则一直向西延伸至武功、扶风县境内。在各旗马厂中，只有正蓝旗马厂的疆界的记载，即目川河为界，没有证据说明各旗疆界与县界有任何关系，所以，正白旗马厂地不只限于兴平县境内，而上述正白旗马厂的47顷46亩4分只是位于兴平县境内用于招垦的面积数，该马厂的另外一部分则应在武功县境内。

按旗制，“凡八旗序次：曰镶黄，曰正黄，曰正白，为上三旗，曰正红，曰镶白，曰镶红，曰正蓝，曰镶蓝，为下五旗。”^[31]正白旗属上三旗，而镶白旗与正蓝旗属下五旗，那么八旗马厂所占面积是不都是相同的呢。事实上，在马厂设立之初，各其占地大小并无明确规定，“昔时镶白旗地止八十二顷余，昔时正白旗与镶黄旗乃多至一百六十顷与二百四十顷，多寡不均，凱觎渐起”，为由于占地不均及与民争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雍正七年三月多方共同确加勘丈，确定每旗给地一百二十顷。^[32]1700余顷的面积应是在康熙、雍正时期，“乾隆四年，题明每旗分地一百二十顷，共地九百六十顷”^[33]，即按规定每旗120顷，总数应为960顷。但事实上川渭之间的不止960顷，八旗也不一定会严格遵守此规，有可能超出960顷。

此后，由武功向西至扶风境内，最东为正白旗马厂的一部分，向西依次为镶黄旗马厂、正黄旗马厂、正红旗马厂、镶红旗马厂及镶蓝旗马厂。

但这种情况维持到乾隆四十七年，在东四旗马厂地被划为招垦以后，所有八旗军马，包括其隶属的军马如出征金川的军马的牧放全都放到了原西四旗马厂地界，也再难以划分出各自的明确范围，因而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也就没有作细致的标注。

在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村堡图》中，房形建筑符号是很少的，马厂的符号是房形建筑图形旁注以某某马厂，这与该图中密密麻麻的村落的符号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村落的符号是几何形的，即是小方框形符号，或几个小方框连以直线组成的符号，旁注村落名。马厂内的这些符号所表示的是一些什么建筑呢。

这些建筑确实是马厂的专用建筑——马棚。西安将军容保在乾隆三十二年“在马厂地方每旗建盖马棚一百间，共八百间”^[34]，至于每旗一百间的马棚怎样布局，我们不得而知，但马棚当时是花费了5100余两的巨资，与当时周围的民宅相比，应该算是宏伟的了，在马厂内，或许确实也没有比马棚更有代表性的景观了。而且，马棚在许多方志的舆图中，如光绪《略阳县志》的《县境图》与《县城图》中，确实也是用房屋的象形符号来表示的。

五、马厂“作古”

民国二十二年《校订兴平县志》的《重修兴平县志》（图2-5）中将“古马厂”作为单独的景观类型，并制定相应的符号，标出了位于兴平县境内的三处“古马厂”。陕西的八旗马厂何时“作古”的呢？

如前所述，兴平县与武功县境内的正蓝旗马厂、镶白旗马厂、正白旗马厂、镶黄旗马厂四旗马厂早在乾隆四十八年就不再用于牧马，而是租给居民，“由县征解司移送将军，给八旗养赡，穷民及兵丁庆吊奖赏等费”。^[35]至光绪二年，西四厂地480亩地也由于经久匹马无存，招民垦种，眉县分得20顷，武功分192顷57亩4分4厘9丝1忽，又拟留233顷99亩；拟留之地在光绪十年由周至分得203顷4亩6分，武功分得30顷94亩4分，另有33顷43亩5分5厘9毫9忽民国改为民地。这其中也有不少地在河道的变化中被冲蚀。详细情况见表2-2。

位于渭河之滨的陕西八旗马厂从康熙时开始确立并发展，至雍正、乾隆初稳定下来，乾隆后期逐渐缩减，以至民国时期最终消失；其中各旗厂地在雍正、乾隆时期位置明确，界线分明。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县图》和《村堡图》及嘉庆《武功县志》的《舆地图》对位于兴平与武功县境内的陕西八旗马厂所作的标注，为我们了解当时陕西八旗马厂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其标注的范围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村堡图》在对马厂内部结构与景观的细节的表示上，更为细致、直观，分辨率更高，客观性也应更高，但该图标注的并不准确，存在一些错误，这又影响了其客观性。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推测出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首先很可能是，由于该图的绘制者并非是方志的正文的编纂者，因为该志正文中有关于马厂的记载，虽不直观，但还是没有错误的；而从图中的标注来看，绘图者只知道在兴平境内有三个马厂，且与蓝、白旗有关，至于准确的情况，本来就不太清楚；并且可能由于主修者的要求或其本人确实认为马厂比较特殊，而勉强画上去的。其次，八旗文化与中国传统文人存在一定的隔阂，八旗文化长时期只局限在较小的范围里，对普通的汉人影响较小；绘图者毕竟也只是一般的文人，对于八旗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制度的了解不是很清楚、确切，如果比较了解的话，很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民国二十二年《校订兴平县志》是民国十二年王廷珪修，冯兴裕、张元际纂《重修兴平县志》的校点本，校正了前志不少漏伪，又增官师数十人，补建置若干条，比前志取裁严谨，在地图上更是对前志中的舆图全部放弃，夹进一幅具有明显的现代测绘地图性质的《最新兴平县全图》，其绘图者为贾盛羲，校正者为赵王玺，调查者为晁建文等6人；该图于民国二十二年一月绘，陕西省陆地测量局代印。该图将“古马厂”作为单独的景观类型，制作了特定的符号，“七万五千分之一尺”的比例尺也显示出该图表示的景观更加明确和清晰，也确比民国十二年《重修兴平县志》中《兴平舆地图》详细，因为《兴平舆地图》中没有关于马厂的任何信息；两图都表示出在民国时期陕西八旗马厂作为现实的景观在兴平县境内已不复存在，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如上所述，清乾隆以后兴平县境内的陕西八旗马厂确实已变为民田。但该图对乾隆时期陕西八旗马厂中位于兴平县境内的3个八旗马厂名称与相对位置的标注与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村堡图》是相同的。该图绘制时很显然是受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兴平县志》的《村堡图》的影响，且完全承袭了相同的错误，其错误的原因，则是对于八旗马厂认识上的更为不清，也可能是对八旗制度文化的不了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