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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潜能体现在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两个方面，它们是自然与社会共同的结晶。从宏观上来讲，它们是自然创化与自然人化的产物，前者体现为自然的力量，后者体现为文明的伟力。

一、自然的创化

大自然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它造就了无限的宇宙，也造就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地球。自然的创造力既伟大又神奇，它的造物无一不精，无一不奇，无一不巧，无一不美。自然创化可以说是审美潜能的重要起源之一。美国美学家吉尔伯特与德国美学家库恩说：“宇宙——美的源泉。”⁽⁴⁾

自然创化的结晶可以分为无机自然界与有机自然界。它们都蕴藏丰富的审美潜能。无机界虽没有生命，但它们是生命的摇篮。它们极其宏伟的力量与极其精微的匠心，将这个世界雕塑得极富魅力。星汉灿烂，海潮澎湃，云霞满天，风吼雷鸣……这一切所蕴藏的审美潜能无比丰富。它们不是生命的形态，其实也无需让人联想到生命，但只要对人的生命特别是情感生命是肯定的，它们就有可能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化为动人心魄的美。

生命现象作为大自然最伟大的创造，最能见出大自然审美匠心。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生物都有适合自己的色彩、形态，无一相同，千变万化。拿动物的保护色来看，那种美妙的色彩与构图，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生存的保护，分明见出一种叫人匪夷所思的审美韵味。你看，斑马的皮毛，黑白相间，整齐又不呆板，变化而又见整一，真是恰到好处。美国动物学家纳塔莉·安吉尔如此深情地描绘动物世界的恩爱与美妙：“啊，多么浪漫的情景！两只野鸭在池塘的水面上轻柔优雅地滑过，雄鸭紧依着雌鸭，一副耳鬓厮磨，白头到老的样子，哪有比这个情景更加动人心肠、甜蜜可爱的呢？也许还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两只号手天鹅，它们乳白色的长颈彼此浅吻，有若两颗爱心的交接，雪白的羽毛如同灵魂般清纯，双双相守，直至生命的终结，这是何等醉人的情景啊！”⁽⁵⁾

人，作为审美主体亦来自自然，人的生命可以分为自然性的生命与社会性的生命，自然性的生命是人的生命的基础，它就是自然创化的产物。人的前身为类人猿，类人猿之所以能发展成人，根本的原因是自然创化为类人猿准备了较之其他生物优越得多的生理基础。审美，是人的生命的一种形态，本质上属于人的社会生命，但植根于人的自然生命。人有一种本能性的审美欲望，婴儿生下来不久，就对鲜艳的色彩、美妙的音乐感到兴趣。挪威的音乐学家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认为：“人类的每一成员都与生俱来地有一种伟大的创造性力量——有着本能的缪斯。本能的缪斯是人类生存和人类自我意识的基本源头。”⁽⁶⁾所谓“本能的缪斯”就是指本能地对艺术、对美的兴趣。这种本能的审美欲望与能力是一种审美潜能。荣格发现，某些表现在古代神话、部落传说与原始艺术中的意象反复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民族与部落中，其中包括具审美意味的意象，如花朵、十字、车轮等图形，这些意象以“原形”的形式存在于人类心理，荣格称它为“集体无意识”。人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人的审美潜能。不论是“本能的缪斯”，还是“集体无意识”都是自然创化的产物。

自然人化是审美潜能的重要来源。自然人化是黑格尔最早提出且为马克思重新改造过的哲学概念。黑格尔讲的自然人化是自然的精神化，马克思说的自然人化则立足于实践，指人通过生产劳动，使自然与人的那种陌生关系不仅在精神上更重要的在物质上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自然人化，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其一，自然的人化。这又可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自然物是人的实践对象，这主要指人用劳动直接改造自然界，如在三峡上修建大坝，创造出高峡出平湖的景象。第二种情况是人没有用劳动直接地改造自然物，自然物只是作为人的科学认识对象和艺术表现的对象。如对三峡进行自然科学性质或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将三峡风土人情画成画，谱成曲，写成诗，编成戏。两种人化，后一种人化与前一种之不同，在于前者是物质性地改造自然物，而后者只是精神性地作用于自然物。前者可以包含后者，因为物质性地改造自然，必须建立在精神性地认识自然的基础之上，但后者却仅止于精神的层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过这两种人化。他说：“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⁷⁾通过这两种活动，自然与人就建立了一种关系，自然就成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具有了一种肯定人的生命、肯定人的需要的性质。这样的自然对人具有多种价值，其中包括潜在的审美价值。

其二是人的人化。人的人化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的“文化”。人本来自自然界，原本是动物——类人猿，只能简单地适应自然，在进化的过程中，类人猿学会了劳动，通过劳动，部分地改造了自然，从而使得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适应人。通过劳动，人不仅创造了价值，而且也使自己越来越脱离动物。人的这种进化，最重要的成果是属人的生理结构与心理结构的建立。正是在运用工具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人的生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人的躯干逐渐变直了，经过无数代的努力，人的手、脚，尤其是手变得非常灵敏，与之相应，人的五官、大脑，变成了重要的接受并加工外界信息的器官，最后导致语言产生。属人的心理结构的建立与属人的生理结构的建立是同步的，而且也是难以分开的。事实上，人的心理结构就依托于人的生理结构。在人化的过程中，逐渐地，人的意识不再只是简单地反映对象，而且也能反思自我；人的情感不再只是原始的情欲，还具有理性的意蕴；人的思维不再只是简单地反映现实的世界，还能借助于想象与推理在精神中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人的这个方面的人化，不仅使个体的人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生理—心理结构，而且也使个体的人联合起来，建立了不同于动物群体的社会。人的人化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称为“文化”。

人的人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人的“野化”。人的进化存在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越来越脱离动物，成为文化人；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又根本不可能全然脱离动物，人性中原始动物性或者说自然性仍在主导着人。人性中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础，它与人的社会性共同构成人性。人的生命之本是自然性的生命。生存，是第一要义。当然，生存，不能只理解成个体人的活着，还应理解成人的种群的延续。人的生存需要如食、色是自然性的，但它们是人的基本需要。人的高级需要——精神需要并不是脱离生存需要的空中楼阁。它们都建立在人的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审美需要是人的高级需要，但审美需要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割断与人的生存需要的联系。美感固然不等同于生理快感，但美感决不脱离生理快感。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无所谓美食。美食的前提只能是不饿。剥夺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文化性需要，让人如动物般地活着，那是人性的异化；同样，剥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必需的自然性需要，那也是人性的异化。在体力劳动变得越来越少，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的现代社会，人们渴望原始的野性，渴望创造性的工作，渴望艰苦的体力付出。这样做正是为了克服异化。

人性的健全发展就在这种二律背反中行进着。人在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既具自然性又具社会性，既具动物性又具文化性的生理—心理结构是审美的基础，审美就在这种结构中进行着。不能说这种结构中有独立的审美部件存在，它只是在主体的审美需要被激发的情况下担负着审美的功能的。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也只能说成是审美潜能。人都具有审美的潜能，但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潜能才转化成现实。

全部自然人化的成果，包括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都是人类的价值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审美的价值。但是，审美价值有其特殊性，审美的价值只对审美的人而言，也就是说，只有在主体进入审美状态，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成果时，才有审美价值的实现。在此之前，它只是作为审美潜能存在着。我们无疑要充分肯定自然人化的全部成果的审美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将自然人化的成果简单地等同于美，准确地说，自然人化的成果只是审美潜能。这种潜能是无比丰富的，它是审美价值的主要源泉。

(一)劳动。自然人化的基本方式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对审美潜能起源的意义是巨大的。由于生产劳动，人才成为人，审美的生理—心理结构才得以建立。生产劳动，除了创造了人外，还改造了自然，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类的文明都是审美的潜能。

人类最早的审美活动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体现在艺术活动中，而是体现在生产劳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讲，生产劳动是审美的母亲，最早的美与美感都孕育在生产劳动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劳动工具与劳动产品。劳动工具是劳动的物质手段，劳动产品是劳动的成果，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也正是因为它们能给人们带来功利，所以人们感到快乐，这种快乐当然不是美感的快乐，却是美感快乐的胚胎。当人们对劳动工具与劳动产品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它的实用性，而专注于它本身的形式之时，这种快乐就成为了审美的快乐。另一个方面是劳动过程。为了取得最高的劳动效率，并减轻劳动强度，劳动者需要尽可能深入地认识某些与劳动有关的事物的规律，人们对劳动的规律认识得越多，越深入，人们的劳动就越能进入到自由的境地，而当进入自由的境地，劳动的人就自然会获得一种美感。《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可以作为此理论的最好的说明。庖丁初解牛时，因为没有认识到解牛的规律，所见到的是一只庞然大物，不知从何下手，高度小心，劳动强度自然很大。三年后，对牛的筋肉结构十分熟悉，“未尝见全牛”，一眼看去，可以将牛体每个部件看得清楚，这样一动刀，就能做到在骨头缝隙里运行，“游刃有余”。牛体解析完毕，“牛不知其死矣，如土委地”。这样的劳动，不仅效率极高，也极富美感。庄子说是“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完全艺术化了。劳动作为一种活动，它也有节奏，如果让劳动的节奏与人的生理活动节奏实现和谐，也能获得快乐。普列汉诺夫说：“在原始部落那里，每种劳动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⁸⁾这种节奏感，首先是功利性的，它能带来较高的生产效率，减轻生产者的疲劳；其次包含有审美性，当人们不再把功利看成唱歌目的，而将快乐看成目的时候，唱歌就成为了纯粹的审美活动，歌也就脱离了劳动，成为了艺术。

由劳动到艺术，有许多中介，最为重要的中介是游戏。最早的游戏是对生产活动以及战争活动的模仿，这种游戏的主要作用是学习生产与作战的技巧，除了学习的目的外，游戏也可能出于重新体验一下生产劳动与战争中运用体力快乐的目的。普列汉诺夫说：“当狩猎者有了想把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他就再度从事模仿动物的动作，创造自己独特的狩猎的舞蹈。”⁽⁹⁾由于游戏毕竟不是实际的生产与作战，其功利性较弱，它就有转变成艺术的可能。当游戏作为学习手段这点功利性也淡化后，游戏就成为艺术了。这是艺术的来源之一。

(二)性爱。生产劳动其实不是人的生产的全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¹⁰⁾第一种生产关系是人的个体生命的保存，第二种生产则关系人类种的生命的延续。两种生产对于审美潜能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最初的审美活动也许更多地始于这第二种生产，因为第二种生产与生物本能性的活动直接相关。凡生物都有性的需求，性的需求基于生命延续的需要。我们肯定性爱中的自然性、本能性，因为它是合乎人性的。出于对种的繁衍的敬畏，早期人类将这种活动神秘化、巫术化，表现为生殖崇拜。生殖崇拜以种种方式显示出来，其中就有文学与艺术的方式，如史诗、歌舞、雕塑、绘画等。印度的著名史诗《罗摩衍那》中有一个叫做《恒娥降临》的故事，说的就是荒诞无稽的生殖的故事。黑格尔在谈到这个故事时说：“这些描绘简直要搅乱我们的羞耻感，因为其中不顾羞耻的情况达到了极端，肉感的泛滥也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¹¹⁾为了强化生殖功能，早期人类有关生殖崇拜的歌舞，都是极其猥亵的，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不堪入目，但在早期人类那里是对生殖神灵的敬奉与欢娱。欧洲出土了好几件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裸体雕塑，这些雕塑无一例外都突出与生殖有关的身体部位。比如，奥地利出土的约公元前三千年的一件女人裸体雕塑，乳房突出，腹部宽大，腰腿粗壮，女性特征被强调得十分夸张。这显然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女人是最美的，因为她们最会生孩子。这件雕塑被称之为《温林多府的维纳斯》。

性的吸引通常借助雌雄双方外在的特征来体现，这外在的特征包括各种感觉的对象。动物在发情时，体貌显得特别漂亮，声音也格外动听，有些动物还能排出一种体液，发出一种让对方感兴趣的气味。男人与女人的美是离不开性特征的。事实上，男性与女性具有性特征的体貌是形式美的重要来源之一。

当然，人的性行为与动物的性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人不仅有自然性，还有社会性。人的性行为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内涵。首先是情感性的爱，超出性吸引的爱。如果仅从性的吸引来说，林黛玉的魅力未必赶得上薛宝钗，但贾宝玉爱的却是林黛玉。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非性的成分在。无疑，男女性爱是美的潜能的大本营。性爱的快感是美感的重要潜能。男女之爱直接导向人类社会两种最基本的美：男性美与女性美。值得指出的是，男性美与女性美虽基于性爱，但只有男女基于性本能而形成的生理特征注入精神性的意蕴，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脱离性的行为后，它才成为社会认同的美的范式，才成为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两性关系是人的基本的关系，两性关系中的内涵非常丰富而且复杂，绝不只是性爱。事实上在人的婚姻生活中，就夹杂有很多非审美的因素，诸如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法律的、民族的、习俗的，等等。就是基于爱的两性关系，也未必都是审美的，过强的功利性的爱是伤害审美的。审美性的性爱必须在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张力。

从古代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生殖崇拜与女性崇拜以及大量的有关性爱的神话传说、民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性爱孕育着人类最早的审美活动；性的吸引孕育着美的吸引。最早的美感孕育在性感之中，它们与人类种的延续有着密切的关系。由男性与女性的审美特征产生了美的两种范式：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或者壮美与优美。由男女性爱实现的高度和谐，形成审美的基本规律。

(三)宗教。宗教是人类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按美国人E.O.威尔逊的看法，“宗教信仰的先天倾向是人类心理中极其复杂而强大的力量，也很可能是人性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部分”⁽¹²⁾。人的确是有一种先天的宗教情怀的，处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人类，对这个世界感到极为神秘，也极为恐怖，于是，设想有一种如同人一样有思想有情感的神灵存在，这种神灵具有极大的能量，是世界的主宰。人只有获得它们的同情、认可，方才能够生存，于是就产生了最早的神灵崇拜。自然神灵其实是人按照人自身的模式想象出来的，只不过，神灵比人伟大得多，本领高超得多。人能够设想这种自然神灵的存在，说明人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对象化的意识，说到底，宗教也是自然人化的产物。

人类都经历过原始宗教阶段，而且在早期人类，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特别突出，特别重要。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在宗教的主宰下进行，哪怕是生产劳动。据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介绍，原始部落苏兹人在出发打猎前，一连几天不断地跳熊舞，所有去打猎的人都唱一支歌，这支歌是对熊神唱的，希望熊神能对自己产生好感，以保佑他们的狩猎成功。就是打猎回来，对猎物开膛破肚，也要祷告神灵，恳求猎物之神不要报复他们。⁽¹³⁾原始宗教几乎是人类一切意识形态的胚胎。人类的审美潜能也孕育在原始的宗教活动之中。

原始宗教具有强烈的巫术性。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认为，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二是物体一经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前者可以称为“相似律”，后者可以称为“接触律”。基于相似律产生的巫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产生的巫术称为“接触巫术”。它们都属于交感巫术，共同的思想原则是交感律。巫术广泛地存在于原始人的生活中，根据顺势巫术，英属哥伦比亚印第安人，做一个游鱼的模型放在水中，在举行一定仪式后，就会有成群结队的鱼来到这片水域。马来妇女光着身子去割稻子，人问为什么，回答是这样可以使稻壳变得薄些，因为她很厌倦捣碎稻壳的劳动。奥吉布威印第安人企图加害某人时，就按照那仇人的模样制作一个小木偶，然后将一根针刺入其头部或心部，或把箭头射进去。他相信那仇人就必然会死亡。接触巫术同样是神秘的，按接触律，可以用伤害一个人的脚印来伤害其本人。如果你打伤一个人并为此感到歉疚时，你只要向自己的那只打人的手吐口唾沫，受伤者的痛苦将立即得到缓解。这些巫术在澳洲原始部落广为流传。⁽¹⁴⁾

巫术是原始艺术的摇篮。上面所说的交感巫术许多具艺术的雏形。在欧洲所发现的距今几十万年前的洞穴壁画，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著名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有一幅巨大的壁画，用刻入石内的线条组成，表面涂上红色，画的是一群奔跑的野牛。野牛中还有一个披着牛头的巫师。原始人在这个不见日光的山洞画画，显然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一种功利的目的，那就是借助模拟巫术引来成群的野牛，便于猎捕。著名的莱斯·特洛亚·费莱尔洞穴中有一幅壁画，在一群纷乱的动物中，有一个直立的形象，他戴着动物的头盔，在拉着乐弓，他很可能也是巫师。中国的岩画堪与欧洲洞穴壁画相媲美。这种岩画在中国的广西花山、宁夏的贺兰山、新疆的阿尔泰山、内蒙古的阴山都有发现。它们的秘密至今还未得到确解，不过，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巫术性质的艺术。除了这类造型艺术外，原始艺术歌舞也是极具巫术色彩的。这种歌舞有强烈的情感，有整齐的节奏，也有必要的化妆包括面具，场面宏大，气氛热烈。《尚书》中记载，舜帝时的巫术歌舞：“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吾，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显然，这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艺术，而是一种巫术。古人通过这种方式以通神、娱神。尽管这种巫术功利色彩很重，也未必能给人带来愉悦，却是审美活动的胚胎。

巫术对审美潜能的产生最为重要的可能还不在于它是原始艺术的摇篮，而在于它培育了一种审美的能力和审美的方式。巫术思维是一种情感性的思维，万物有灵论的思维，在巫术思维中，整个宇宙都充满着生命，充满着活力。巫术思维将整个世界看成是神的世界，而神又是人的想象，是伟大的人和人的伟大，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神化，也是人化。神与人的统一，是巫术思维的重要特点。所以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这种思维是“神话思维”。神话的世界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体验的对象、想象的对象。所有这一切，都与审美心理有着血缘关系。可以说，从巫术思维里，我们几乎发现了审美心理的全部基因。

宗教的形象性使它靠近审美。宗教不是抽象的说教，也不纯粹是情感的迷狂。宗教总与感性的材料结合在一起。宗教故事特别是宗教创始人的故事，往往成为宗教的经典。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讲的就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传教的故事。中国的禅宗经典《坛经》相当于中国禅宗始祖惠能的宗教传记。这也说明宗教孕育着丰富的审美潜能。宗教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也都有与审美相通或相近之处。中国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其对生活的态度非常类似审美的态度。基于这些，我们认为，宗教也是审美潜能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