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与人格
一、“文化中的人格”和“人格中的文化”
“文化与人格”包含着“文化中的人格”(personality in culture)和“人格中的文化”(culture in personality)两个命题(Oishi,2004)。这两个命题分别对应于人格与文化研究中居主导地位的两种理论观点:特质心理学观和文化心理学观。“特质心理学观”将特质作为理解和预测所有文化中人们行为的基础,并得出了人格特质具有普遍性的结论(McCrae,2000)。同时,一些文化心理学家却对特质概念的功用持怀疑态度,认为个体行为更多地由背景因素而非特质因素决定(Markus & Kitayama,1998)。
人格特质普遍性问题关注的是,人类是否具有由一些共同的特质所组成的人格结构。五因素模型(FFM)及人格的跨文化研究大都致力于为人格特质的跨文化普遍性寻求证据。例如,人格特质在年龄上的变异模式具有文化普遍性。在从青少年期向老年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的男性和女性在神经质、外向性和开放性三种特质上的得分都渐趋降低,而在随和性和尽责性上的得分则有所升高(McCrae & Costa,2003)。总之,特质心理学家关于人格的基本假设包括:(1)个体的社会行为由特质决定;(2)在理解个体行为时,可以撇开其特定的社会经历和社会角色。文化心理学家则认为,人格特质不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特质维度只有在个体主义文化中才有意义。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的行为更多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反对特质普遍性的理由如下:(1)特质理论是西方人格心理学家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得到的。因此,对特质的描述未必可以应用到所有文化中的所有人。(2)“特质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一致性,可以根据特质来描述人格和预测行为”(Popenoe,1987)这一假设只有在特定文化中才有意义。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理解人格的单元是特质,人格具有跨时间跨情境一致性。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中,理解人格的单元并非特质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个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从事的社会活动。中国心理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格结构上有显著差异。用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大五”理论去研究西方文化以外的人,实际上采用了“强制的一致性策略”,即用西方文化下建立起来的人格概念和工具去测量西方文化之外的人的人格特点,然后比较各种文化是否相似。由此而来的结果只在各人格维度上的程度不同,在人格结构上不会有实质性差异(崔红、王登峰,2003,2004)。
关于特质普遍性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体现了人格心理学中的“emic/etic”问题。站在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人格结构可分为两部分:(1)emic成分(独特性),指某一文化下的人们所特有的人格成分,它是该文化下的人适应其特有生存压力的结果;(2)etic成分(一致性),指所有文化下的人所共有的人格成分,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适应共同的或相似的生存压力的结果(Church,1987;崔红、王登峰,2004)。持人格跨文化普遍性观点者关注的是人格中的etic部分,而反对者则关注人格中的emic部分。
二、文化与人格的作用机制
在文化与人格的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对文化与人格之间的作用机制一般持循环论观点:养育制度塑造人格,个体人格综合成群体人格或基本人格结构,再往上走才是文化,而文化又影响着养育制度,即养育制度—人格—群体人格—文化—养育制度—……现在的学者认为应充分考虑到文化与人格之间起作用的中间机制。美国社会学家T.Parsons(1951)提出,人类行为由人格、文化及社会三种系统联合决定。他认为,从动态的意义上讲,社会化在人格与文化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系统分别同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互动,对两个方面都产生影响。文化与人格研究应克服一些简单化的倾向,充分考虑到文化与人格之间双向的、交互的和动态的影响作用。
Allport(1937)认为,不论个体的气质、需要和价值观如何,文化、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处情境对个体人格都有巨大影响。以Allport的观点为基础,有研究者提出了人格与文化的新Allport模型,如图17-1所示(McCrae,2004)。该模型包括以下动态过程:(1)个体的气质和生理状态影响个体的感觉、思维和行动(如图中A所示)。而这种心理倾向会受到情境、角色和文化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如图中B所示)。(2)个体对社会—文化需要的内化程度受其对这些需要的喜好及知觉影响,这些需要反过来由个体的气质和生理状态决定(如图中C所示)。因此,个体的情感、思维及行动同时是生物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函数。(3)经过一段时间后,个体观察自己的行为和他人对自己的反应而形成自我概念(如图中D所示)。自我概念反过来调节生物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如图中E、F分别所示),因此,许多个体力争获得并维持特定的自我概念。图17-1描绘了人格与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文化在限制或增强人格在行为上的表现时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个体的气质和人格限制了文化影响个体的程度以及个体对文化的选择性内化。

图17-1 人格与文化的新Allport模型
与上述观点相反,McCrae从特质论的角度提出,人格特质在总体上会影响文化(McCrae,2004)。McCrae提出了一个人格与文化的系统模型,如图17-2所示。人格特质并非直接影响文化,而是经由个体“独特的适应”影响行为,进而影响文化。“独特的适应”是人们为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而掌握的所有心理结构,包括知识、技能、态度、目标、社会角色、关系、图式、自我概念以及除人格特质以外的许多心理结构。由该模型可以看出,个体“独特的适应”同时受人格特质和文化的影响。我们在此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该模型从特质论视角阐述了人格作用于文化的机制,但它过于强调生物因素,而忽视了环境尤其是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其实,在此图中,还应加上“特质”通过“独特的适应”影响“文化”,以及“文化”通过“独特的适应”塑造“特质”这两条路径。

图17-2 McCrae的人格与文化系统模型
三、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理解个体性和个体差异是人格心理学的基本任务,但在跨文化人格研究中,个体差异常常处于次要地位。一项跨文化研究显示美国人在外向性上比日本人得分高,这并不能说明所有美国人都外向而所有日本人都内向。因此有学者批评这种跨文化研究将文化同质化,忽略了文化内部的变异。现有学者认为,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不同文化间的比较;二是同一文化内部不同亚文化群体间的比较。前一种研究将处于同一种文化中的个体同质化,关注不同文化中个体之间的人格差异,如国民性格的研究;后一种研究则将同一文化中的不同个体的人格看作是异质的,并致力于探究同一文化内部人格的异质性或个体性。不言而喻,同一种文化中的个体在人格上有某种一致性和同质性(homogeneity)。经过相同文化的熏陶后,人们会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和态度。但是,在任何特定文化中,个体对文化的喜欢/不喜欢以及不同的内化会导致多样化的个体差异。也就是说,即使生活在相同的文化氛围中,个体对该文化的认同程度也并不一样。Allport(1961)就曾指出,个体主动地选择适合于自己气质、价值观和生活哲学的生活方式,并且“没有哪一个人是典型的或一般性文化模式的镜象(mirrorimage),我们被真实的文化而非经过人类学家提炼的文化概念所塑造”。
四、文化与族群认同
种族(race)与族群(ethnicit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种族指在某个地理区域生存繁衍下来的具有独特遗传因素的一群人。科学意义上关于种族的分类主要依据生物学上的体质特征。而族群这种关于人类群体的分类概念具有文化的而非生物学的含义,它指具有自己习俗方式或文化的某一特定民族的成员。有的学者相信,不同种族间的遗传差异造成了群体间的人格差异。然而,另有许多学者认为,在研究文化对人格的影响时,族群似乎是更合理的概念。这是因为,种族是在生物学上存在区别的遗传群体,而在漫长的繁衍过程中,人类的血统逐渐变得复杂,因此对他们的定义应该更多依据文化而非遗传。Marvin Zuckerman(1990)曾指出,任何有1/32黑人血统的人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就会被称为黑人,而在巴西,任何具有高加索外貌特征的人就足以被称为白人。这种分类方式受到文化、社会因素的影响,是社会学而非生物学的分类。再说,遗传不可能脱离文化环境而独自对人格产生作用。
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可以通过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来完成。族群认同指将某族群的文化接受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随着个体族群认同的发展,他开始接受族群中所有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与该群体有关的刻板印象。来自相同客观背景的人可能在族群认同上存在很大的主观差异。强烈的族群认同通常意味着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和承诺感,以及对该文化实践和传统活动的投入;族群认同感弱的人则与全体的联系不密切,对族群的活动和实践也没有兴趣。身处多重文化中的个体(父母来自不同的文化)面临着艰难的取舍问题,族群认同过程错综复杂。有的人虽属少数族群,但强烈认同主流文化,对少数族群文化仅产生微弱认同,这种情况叫做同化;如果他也强烈认同少数族群文化,这叫做双重文化主义。有的人微弱认同于主流文化,若他对少数族群有强烈认同,这种情况叫做分离;若对主流文化和少数族群都只是微弱认同,就被称为边缘化。解决族群认同问题是青少年时期自我认同感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接受族群有助于良好的调节和适应(Spencer & Markstrom-Adams,1990)。认同于少数族群而与多数人不同会产生一些独特的认同问题和压力,但过于认同主流文化也会导致一些适应问题。
有时,原本生活在某种文化中的人会迁入另一种新文化,两种不同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交流、碰撞和融合,而与个体原来传统相关的心理特点就会发生改变,这一过程称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文化适应方式多种多样,有人提出了五种:(1)同化模式(assimilation model),即认同新文化,放弃旧文化。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已往的熔炉模式,许多到了美国的移民者为了更加美国化而放弃了自己的旧文化传统。(2)文化适应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即吸收新文化,但仍保留对旧文化的认同。对旧文化的认同可能会导致个体被视为二等公民。(3)更替模式(alternation model),即个体在不同情境中能够完全参与到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去。与同化模式和文化适应模式不同,更替模式并不认为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优越。(4)多文化模式(multicultural model)则把具有同等价值的文化扩展到两个以上,这种模式尤其适用于多种文化群体相互作用的学校、商业以及其他机构环境中去。这种相互作用会改变参与者,而不是使多种文化毫无意义地共存。(5)融合模式(fusion model),它是一种共享的新文化,形成于彼此接触的多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中。融合模式与熔炉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这种模式中没有主导文化,每种文化都在自身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其他文化(LaFromboise,Coleman,& Gerton,1993)。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心理调适问题。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文化适应对应着更多的心理冲突和症状,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文化适应对应着良好的心理调适(Moyerman & Forman,1992)。有研究让墨西哥裔美国学生自由选择英语或西班牙语进行16PF测验,不同的选择隐含了他们对美国文化的适应程度。结果表明,选择不同语言的两组被试在量表上的得分也不同,英语组(文化适应较多组)比西班牙语组(文化适应较少组)更类似于欧裔美国学生(Whitworth & Perry,1990)。这说明文化适应不仅影响了语言和其他行为,也影响了人格。
五、文化与心理健康
文化还会影响心理健康和变态行为的评判标准。在美国,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比白人更多地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这一现象早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Bulhan,1985;Lindsey & Paul,1989)。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黑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面对更多生活压力,因而更容易患上心理疾病或出现行为问题。另一个原因是治疗师对少数民族的成见和期望使其做出了带有偏见的诊断,即将那些与自己的民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白人诊断得较轻,却倾向于将少数民族患者诊断为严重的心理疾病(Pavkov,Lewis & Lyons,1989)。心理测验虽有助于治疗师对患者进行心理健康和变态行为评判,但由于绝大多数心理学者都是白人,因此他们在编制这些测验时,难免受到自身所处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这样的测验得出的分数自然也不能摆脱偏见。
对变态行为的跨文化研究也是许多学者感兴趣的问题。第一,不同文化对变态行为的界定标准并不相同。在一些西方国家,女性袒胸露背是大家认可的正常行为,但在另一些国家它会被视为裸露癖的表现。第二,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造成一些独特的变态行为。学者们对发病区域极为特殊的极地歇斯底里症、拉塔尔症等疾病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些独特的变态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特定文化的影响。第三,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变态行为的表现形式。变态行为可以从病人以往的全部生活经历中找出根源。如我国某地区精神病患者的症状之一就是整日嘟囔“鬼师”念的经文。这表明在当地文化中深入人心的鬼神观念使变态行为也带上了“鬼神”的色彩。第四,文化差异对变态行为的分布也产生影响。一般认为,文明程度越高,社会越复杂,人们的心理紧张程度也越严重。在大都市中心区,人们的紧张情绪更为常见,心理异常的比例也较大。同时,次文化因素即阶层差异也影响了心理异常的分布。下层社会中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较高,而上层社会中躁狂抑郁症的发病率较高。第五,文化因素也使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的人在对待心理异常的态度上存在差异。例如,在我国,人们倾向于把心理疾病说成是生理疾病,看心理医生时遮遮掩掩,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心理疾病是难以启齿的事情。而在美国,有困难去找心理医生则十分自然。总之,心理健康问题与变态行为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具有跨文化差异性,但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也认为在精神病问题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跨文化一致性。比较严重的精神异常,如系统的幻觉、妄想、严重的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等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都可被确诊为变态。
此外,文化还以各种方式影响心理治疗的过程。为了尽量消除文化差异对治疗效果的不良影响,治疗师必须学会恰当地理解患者所处的文化,包括患者对治疗的期待,对治疗师的态度,对工作和成就的态度,以及与家庭和宗教有关的价值观。亚洲患者比西方患者更期望从治疗师那里获得直接指导并认可治疗师的权威。积极的个人奋斗并不是普遍的健康模式;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往往表现为适时地接受现状、期待改变自然发生。然而,尽管了解患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对于保证良好的治疗效果非常重要,但并没有证据表明治疗如果要成功,治疗师和患者就非得是同一种族或群体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