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幸福感

以上我们提到的都是消极情绪，这显然不是生活的全部。除了苦难，生活中还有幸福。否则，我们将失去活着的乐趣和希望。那么，什么是幸福？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幸福，但却又没人能够给出精确定义。几千年来，人类无时无刻不在通过探索幸福来寻求自己存在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幸福的反思史。这种探索反映在今天，具体到科学心理学领域，就是积极心理学对幸福感的科学研究。

一、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

秉承不同的哲学渊源，对幸福感的研究自然分流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除了哲学传统，两种幸福感研究取向在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测评技术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分歧。

以Diener为代表的研究者提出的主观幸福感可以追溯到享乐主义哲学观，即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在快乐论者看来，快乐和痛苦彼此联系、相倚而生，“当缺少快乐或感到痛苦时，我们就会感到需要快乐；当没有痛苦时，我们将感受不到快乐的需要”。与其哲学渊源一致，快乐感研究者强调广义的生理、心理愉悦，认为幸福感主要由主观的快乐构成，重视个体对积极或消极生活事件的判断和由此产生的愉悦或不愉悦的情绪体验。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近来提出了新的概念——主观幸福感。

根据主观幸福感研究者的观点，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整体生活质量的判断，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主要包括情感和认知两大成分。其中情感成分包括频繁的积极体验和较少的消极情感两个方面；而认知成分则是生活满意感，不仅包括整体生活满意感，而且包括具体领域的生活满意感(Diener，1999)。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内容和结构如表10-2所示(Diener，1999)。

表10-2　　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和内容

对于主观幸福感情感成分的两大组成部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关系，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大量研究表明，尽管从一段时间来看，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相互独立的，但在特定时刻二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次，两种情绪的长期平均水平(即强度和频率的共同作用结果)相关程度较低，但是控制了情感程度后，两种情感呈高的负相关。最后，两种情感在发生频率上并不独立，即积极情感越多，消极情感越少，反之亦然。研究表明，个体似乎更倾向于将积极情感看作是整体幸福感的决定因素，而幸福感的判断主要是根据愉快情感的频率，而不是情感的强度(Diener ＆ Lucas，2000)。

研究者认为，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是不同的，但存在着相关，其相关程度会受到文化因素的调节。认知成分是个体对其生活所作的整体性评价，而情感成分是个体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事件的情感反应，有可能受到潜意识目标和生物学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二者存在一定的相关，可以共同归于总体幸福感因子；但其变化趋势并不完全一致，并且与不同的因素有关。例如，不同文化下的两种成分的相关程度不同，在个体主义文化下，二者的相关系数高于.50；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二者的相关系数甚至低于.20(Suh et al.，1997)。

与主观幸福感不同，心理幸福感的研究秉承实现论的哲学渊源，认为幸福感涉及人与真实自我的协调一致，幸福发生在全身心投入与深层价值相匹配的活动、充分发挥自我潜能的过程中，是一种实现自我的愉悦。在他们看来，快乐经验是活动的伴生物，活动是快乐的媒介；活动有带给人快乐的可能性，但快乐是否发生，则取决于人的因素。其他研究者(Ryff，1995)则根据人的发展理论提出了心理幸福感的多维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心理幸福感的6个基本维度：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生活目的(purpose in life)、良好关系(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情境把握(environment master)、独立自主(autonomy)。其中，生活目标和与友好关系是心理幸福感最重要的特征。其他研究者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icision theory，SDT)指出了3种对幸福感来说至关重要的心理需要：自主需要(antonomy)、认可需要(competence)、关系需要(relatedness)。尽管心理幸福感的模型不尽相同，但都强调潜能的充分实现和心理机能的良好状态，与快乐取向的主观幸福感大相径庭。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内涵是截然不同的，许多研究者也认为二者是相互独立的。有研究者将两种幸福感结合，抽取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因子：快乐感(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和意义(包括个人成长、生活目标、与他人的积极关系和自主性)，证明了两种取向的差异：快乐感与目标成效(goal efficacy)有关；而意义则与目标整合(goal integrity)有关(McGregor ＆ Little，1998)。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两种取向的相互联系。一项研究表明，心理幸福感的两个维度——自我接受和环境控制与快乐感和生活满意度有中度的相关，而其他四个维度——自主性、个人成长、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生活目标则与主观幸福感有弱相关。其他研究者(Keyes，2002)进一步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拟合，得出了一个理想模型，如图10-2所示(Keyes，2002)，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虽然彼此不同，却又密不可分。

图10-2　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拟合模型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交叉分类模型，包括水平交叉分类对角类型和非对角类型个体。属于对角类型的个体在两种幸福感取向上水平相当，如两种幸福感都偏高或偏低，而非对角类型个体的两种幸福感水平则相互分离，即或者有高的主观幸福感和低的心理幸福感，或者有低的主观幸福感和高的心理幸福感。

二、幸福感的群体差异

早期研究者就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种族差异乃至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幸福感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有研究者对146项整体幸福感研究进行分析发现，性别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不到1%的变异。其他研究者对39个国家1803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男女被试对自己生活感到满意的比率基本相同。可见，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但也有研究表明，男女被试体验到积极和消极情绪的频率虽无显著差异，但女性情感体验的强度显著高于男性。

幸福感的年龄差异是幸福感群体差异研究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发现，各年龄段的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都大体相当，尤其是生活满意度，几乎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情感维度却随年龄不断变化。Diener等(1998)的一项跨文化研究也发现，在18～90岁的人生阶段中，生活满意感的平均水平非常稳定，几乎是一条完美的扁平曲线；在20～80岁间，积极情感则呈缓慢而稳定的下降趋势；消极情感在20～60岁间有缓慢的下降趋势，但在70～80岁间却出现了缓慢的回弹趋势(Diener ＆ Suh，1998)。关于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也表明，各年龄段的整体幸福感水平大体相同，但各个子因素的变化趋势却不相同，如生活目的和个人成长的水平随年龄而下降；情境把握和独立自主则随年龄而逐渐增加。

国家和个人水平的经济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也是争论的焦点。根据几十年来相关研究结果，Diener等(2000)得到以下结论：富裕国家人们的幸福感水平高于贫困国家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发达国家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导致幸福感水平的增加；在同一国家内部，个人收入水平与幸福感只有微弱的相关关系；个人财富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感水平的增加；看中金钱和财富的人并不比漠视财富和金钱的人幸福。另外的研究发现，当收入水平到某一高度时，收入的增加将不再导致幸福感的增加。从国家水平讲，国家的富裕程度越高，国民收入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越小。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也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接受、人生目标、情境控制、个人成长等因素的相关程度并不高。过度的财富和物质欲望导致心理幸福感下降，并且当经济成功欲望高于友好关系时，社会感觉和自我接受程度都将下降(Ruff，1999)。

研究者还研究了教育状况和年龄对两种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高主观幸福感和高心理幸福感者往往处于中年，而且受教育程度较高；而低主观幸福感低心理幸福感者则比较年轻，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低。其他研究也发现，相对于受教育少于11年的个体，受过17年甚至更多年教育的个体更少出现高主观幸福感低心理幸福感的情况；同时低主观幸福感高心理幸福感者的受教育程度比低主观幸福感低心理幸福感者高，而高主观幸福感低心理幸福感比低心理幸福感低主观幸福感者受过更少的教育却更年长(Keyes，2002)。

三、幸福者的人格特征

研究者发现，上述人口统计学变量只能解释20%以下的幸福感变异，个人的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目标等对幸福感有更大的作用。研究者就与幸福感有关的人格特征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首先，幸福者最突出的人格特征是外向和低神经质。Eysenck指出：“幸福可以称之为稳定的外向性……幸福感中的积极情绪与易于社交的性格有关，这样的性格容易与他人自然而快乐地相处。同样，抑郁和焦虑等导致的消极情绪不是幸福感，因此，情绪不稳定和神经质与不幸福相联系。”(Eysenck，1983)有研究发现，外向性与积极情感的相关系数为.38，还有研究用另外的测量方法发现，二者的相关高达.80；在用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神经质和消极情感的关系时，相关也高达.80(Lucas ＆ Fujita，2000)。

还有研究者发现，人格五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相关。经验开放性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都有正相关，随和性和尽责性与生活满意感和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五个人格因素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分数43%的变异(Casta ＆ McCrae，1991)。关于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也发现，神经质、外向性和尽责性是心理幸福感中诸因素如自我接受、环境控制和生活目标的有力预测源，随和性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体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经验开放性和外向性预测着个体成长，神经质则是自主的决定因素(Keyes，2002)。Keyes等(2002)将两种幸福感结合发现，神经质是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有力预测源；外向性和责任心是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有力预测源；而高心理幸福感低主观幸福感者的经验开放性比高主观幸福感低心理幸福感者高；高心理幸福感低主观幸福感者往往有高神经质和高尽责性。

幸福感还与很多与认知有关的人格因素有关。有研究者指出，自尊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达.50甚至更高，总体自尊与积极情感的相关系数达.50，与消极情感的相关为－.43。但跨文化研究发现，这种相关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不具普遍性，如印度妇女的自尊与生活满意感的相关为.08，美国妇女则为.60(Kitayma，1991)。

此外，乐观、控制点、生活目标等也是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有研究发现，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高达.75，尤其在压力条件下，乐观可以使个体保持高的幸福感(Hills ＆ Argyle，2001)。关于控制点的研究发现，内控者相信自己的力量，也往往有更好的应激方式，因而幸福感程度较高。关于生活目标的研究也发现，参加有价值的活动和努力为个人目标工作都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Cantor ＆ Sanderson，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