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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戒台楼建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该楼阁的兴建是清乾隆政府为迎接西藏第六世班禅大师罗桑巴丹益西进京的多项筹备事务之一，也是清中央政权为加强对西藏内聚力的重要举措。

乾隆中期，乾隆皇帝通过改革西藏的政治制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的影响和加强中央与西藏佛教领袖的关系的重要性，而当时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六世班禅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和重视。自顺治九年(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朝清之后100多年间，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这两个黄教最高领袖始终没有入京朝见过，这在清朝皇室与西藏地方佛教领袖的关系方面使乾隆皇帝不能不感到是一种缺憾。乾隆认为，如果在他的70大寿外藩毕集之时请来六世班禅朝见，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二月，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后，乾隆皇帝为了防止噶伦擅权滋事，派遣三世章嘉·若必多吉进藏，主持寻认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授意三世章嘉邀请六世班禅进京陛见。

章嘉·若必多吉三世生于甘肃凉州西莲寺附近，1719年被认定为二世章嘉·阿旺曲丹的转世。雍正12年(1734年)雍正依前世章嘉活佛之例正式封章嘉·若必多吉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并赐金册、金印等。

乾隆对三世章嘉入藏非常重视，再三嘱咐:“国师此行，事关西藏政教大局，殊为紧要。”并派一名大臣和两名御医随同前往。

1757年12月，三世章嘉抵达拉萨，次年4月前往后藏扎什伦布寺，拜会六世班禅。三世章嘉向六世班禅转达了乾隆皇帝邀请他进京朝见的旨意，班禅答应在适当的时候进京陛见。他们就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认定一事达成了协议。当三世章嘉离开扎什伦布寺时，六世班禅向三世章嘉馈赠了无量寿佛像等许多礼物，希望三世章嘉紧密配合他认定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三世章嘉返回北京后，转达了六世班禅对乾隆皇帝的悃诚敬仰。因此，乾隆将班禅朝清一事开始列入议事日程。

18年后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西正式作出前往北京参加乾隆帝70寿庆典的决定，并通知了三世章嘉。为了迎接这位西藏的活佛，乾隆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同时大兴土木工程，在热河仿照扎什伦布寺兴建了须弥福寿之庙，在北京建造了宏伟的西黄寺，并在被乾隆皇帝誉为“噶丹敬恰林”的雍和宫修造了两座殿阁班禅楼、戒台楼，以供六世班禅届时临幸所用。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6月17日六世班禅由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起程，乾隆命驻藏大臣留保住亲自专程护送。六世班禅一行东渡通天河，跨巴颜喀拉山，于年内10月15日抵塔尔寺留住过冬，后途经陕西西安、内蒙古绥化城，沿途有地方督抚或驻防将军迎接，送行。至岱罕庙，乾隆命皇六子永躨及章嘉呼图克图前往迎接。到了多伦诺尔，三世章嘉·诺毕多吉率数千僧俗官员，接六世班禅至汇宗寺广场行辕安禅，然后乾隆又命御前侍卫前往，赐:“敕书，并赏给珍珠僧帽、珍珠偏衫、珍珠数珠、雕鞍、白马、银茶壶瓶、大缎、哈达。”

1780年7月，43岁的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西抵达热河避暑山庄。

六世班禅对佛经的造诣很深，是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的老师，在黄教格鲁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自后藏跋涉两万余里赶赴热河祝寿的行动，在蒙古各部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各蒙古王公台吉及喀尔喀、卫拉特等一闻其来，无不欢欣鼓舞，欲执役供奉。”班禅的到来，反映了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权的关系更加密切。毕集热河之外藩领袖，亲睹他们共同尊信的黄教最高领袖，备感殊荣，加强了他们对清王朝的内聚力。

九月初一日，六世班禅到达北京。乾隆在谐趣园会见六世班禅，叠加赏赍。此后，六世班禅参观了圆名园、万寿山、香山等京城的各处宫殿及旃檀寺等许多寺院。

9月13日，班禅大师与皇六子等其他随员莅临雍和宫，向大经堂上下的身、语、意三所依及皇帝寝宫献供，为宫内诸僧摩顶，并传授《兜率上师瑜珈论》、《大慈悲论》、《二时怙主陀罗尼经》。9月22日，应雍和宫的邀请，六世班禅与皇六子等随从再次莅临雍和宫祈愿法会，详细观看了寺院中的佛像、坛塔，献供哈达、祭品、诵经，为新建起居室开光。皇六子永瑢设宴款待之后，班禅大师又到新建的戒台楼为宫内17名僧侣授出家戒，为19名僧侣授沙弥戒。晚宴毕，大师又为雍和宫78名僧侣授近圆戒。

12月28日，乾隆皇帝请六世班禅再次到达雍和宫，利用当时刚刚落成的戒台楼讲经说法。届时，楼内佛灯千盏，梵香飘缈，乾隆皇帝头戴赤金嵌东珠五佛冠，身着明黄缂丝团龙鄂其里戒衣，手执青玉铃、杵端坐汉白玉三层戒台上紫檀大罗汉床，聆听大师说《迅捷智慧六臂依怙随许大法》，精妙之处由三世章嘉国师译成满语，讲与乾隆皇帝。六世班禅给乾隆皇帝进献两支仿印度式样雕龙镏金双筒火枪，一柄雕龙镏金仿古剑，以合乾隆皇帝“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示自弱”之敕谕。

雍和宫内戒台楼的兴建和改造由于是所谓的“钦工”，皇家对工程的各项要求极为严格，许多主体建筑的重要部位，殿宇内部的造像、挂画、陈设的细部纹饰都需要按比例放大图纸，经主管大臣奏明朝庭后方可施工。例如，各殿宇的外檐、窗棂、门扇的装修式样;楼、台、阁内部的空间划分;桌案的尺度;供器的安放和选材;挂画的装裱;额匾的镌书;每种图纸均先行画出草图，逐步修改，定稿后，再行呈报。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雍和宫戒台楼修建工程开始。修造奏案这样写道:“旨雍和宫戒台楼甚小，照广安寺定决戒台烫样改造。如房间窄小，即将现在房间另行改造，量势酌拟画样由报”经现场查看，又上奏“雍和宫详细踏看，现有戒台殿三间，木戒台一座甚小。今将此三间拆卸，并将西院墙拆去，足敷造面宽三间，进深五间殿一座，内照热河广安寺奏准戒台样成造，其属如式。谨将查看戒台图贴说由，先行具奏”。

在清代没有任何起重机械和电动设备，重达万余吨的砖石瓦料，只能靠人力和畜力搬运，数以万计的木构件，木工们只能靠锛、凿、斧、锯、刨子等原始手工工具制作完成。《清内务府营造档》这样记载戒台楼的施工和用料:“雍和宫法轮殿西边，添建重楼戒台楼一座，下层各显五间道，见方五丈，檐柱高一丈三尺，上层四面各显三间，停瓦头号布筒抱瓦，内里地面铺墁细尺七方砖，背地旧样城砖一层，地基长八尺，柏木地，丁丁上筑，打大夯，缟灰土五步。殿内成造青白石戒台一座，计三层，高一尺一寸;内下层见方三丈三尺四寸，高三尺;中层见方二丈二尺，高二尺七寸;上层见方一丈四尺一寸，高二尺四寸。露明安青石土衬白青石，须弥座通见方三丈，錾金柱高三丈三尺八寸，重檐歇山做法成造，下层四面安蚂蜂腰木四槽，锨窗十六槽，上层安风窗十二槽，桢枋板十二槽，安砌青沙石，柱顶土衬陡板。阶台踏跺台阶明高一尺八寸，埋深二尺，通高三尺八寸;跺墩并陡板背后用旧样城砖成砌，砌坎墙里外用细新样城砖成砌头，周围栏板柱子八十四堂，踏跺四座，台面铺墁细尺七方砖，地皮往下不露明，周围安豆渣石大料三层，高四尺五寸，中心背砌旧样城砖，地基下长八尺，柏木地丁丁，上铺厚七寸豆渣石，装板一层，并成做椴木榫。神台像一百二十九尊，并油饰彩画……”

在修建过程中，黄金的耗用是惊人的。庙宇内盼顾四望，如同置身于黄金的世界，令人眼花缭乱，满目生辉。殿宇木结构部的彩绘需用大量的上等叶金，殿宇内供奉的大小神像要装金，桌案上的祭器、法物多为嵌金，四壁悬挂的唐卡画均采描金，神坛、佛塔、佛龛、香炉、海灯、七珍、八宝也采用黄金来装饰。

戒台楼修建时所采用的木料多是从千里之外运载而来。这些木材中，有极为名贵的楠木;也有盛产于北国大、小兴安岭的红松;有难得成材的黄杨木;质地飘轻的紫杉木;也有高雅珍稀的花梨木;扣之有声的紫檀木等等，真是举不枚举。这种类繁多的名贵木料，经造办处工匠们的精雕细琢后，就成为造形各异、大小有别的一件件桌、案、椅、几、橱、阁、屏、蹬、托、座、镜、床、踏、龛、坛、炉、瓶、钎、花等家具和陈设物器。

为迎接六世班禅大师在此为乾隆帝讲经说法，雍和宫戒台楼各殿堂使用的呢、羽、丝织品也选自全国各地。如氆氇产自西藏，毡子产自内蒙，都是蒙藏贵族献给朝庭的贡品。雍和宫喇嘛们大量使用的缎、纱、绸、绫及纺织布匹等物则产自江南。而乾隆听经时所穿用的鄂其里坎肩、鄂其里围裙、鄂其里斗篷均系选用青海西宁地区所产的“明黄缎”下料。而这种“明黄缎”是清宫庭的御用品，每尺面料“值银三钱九分七厘”之高。各殿还悬挂幡幢数以百计。

戒台楼内汉白玉雕三层戒台，是佛家对世俗世界所称的“欲界、色界、无色界”学说在庙宇建筑中的实物显现。学说的原意是指十地众生，均飘游于三界之中“生死轮回，转世化生”。昔日，六世班禅大师在此戒台上为乾隆传法;清乾隆以后此戒台成为“清代各帝静坐、唪经、持戒之处”;而今，戒台楼修缮一新，三层汉白玉雕大戒台洁白无瑕，其戒台又为陈列展出“雍和宫秘藏乾隆御用珍品遗物”等众多件国宝级文物所用，以反映雍和宫的由来和发展。

这里，我们仅用陈列于戒台上《高宗坐禅图》两侧的爱新觉罗·溥杰先生撰提的楹联，来作此文的结束语，联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