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自夏王朝开始到鸦片战争前(前21世纪—1840年)产生和发展的军事理论。它是我国古代千百次战争的经验总结和理性升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载体主要是兵书，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不但对中国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世界军事理论宝库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及其发展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提高、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1.萌生时期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即夏时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由此，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就开始了一些初步思考。商、西周时期战争更加频繁，夏王朝正式建立了奴隶制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阶级矛盾便成了社会的中心矛盾，自此战争也随即成了实行阶级统治、维护阶级利益、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则成为国家机器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关于军事与战争活动的记载特别多。例如，有些是占卜征伐用兵是否吉利;有些是占卜军队是否稳定;有些记载了战争的掠获等。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字中也有关于军事与战争的记载。

西周时期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也广泛应用于军事，出现了戈、矛合为一体的戟。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作战方式多为“堂堂之阵”的集团列阵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芽，产生了以“天命观”为中心内容的战争指导思想，经常以占卜、观察星象等来决定战争行动。夏商之间的鸣条之战和商周牧野之战，已注意讲究军事谋略的运用。《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就有一些反映商周之际谋略思想的内容。军队的治理以“礼”和“刑”为基础。“礼”主要适于上层的贵族和军官，讲究等级名份，上下有序;“刑”主要指对下级和士兵的管理，即主要靠严酷的刑罚。这个时期已产生了萌芽状态的兵书，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后虽失传，但在《左传》《孙子》等书中，还保留着一些片断的引文。这些均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已处于萌芽状态。

2.形成时期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西周时期的“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¹⁾。王权下移导致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争霸的局面。因而促使各大国兵力迅速增加，如晋、楚、齐、秦、吴、越等国兵力都已达到或超过10万。经过长期的争霸、兼并战争，进入战国时已经形成齐、秦、楚、赵、燕、魏、韩七强鼎立的局面，七强都想统一天下，为此积极谋求改革，力求富国强兵，因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期间也导致了军事技术和军事诸领域的长足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兵制上，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武器上，随着冶炼技术新的发展，出现了更加坚韧而锋利的兵器;战争规模上，战争指挥更加复杂，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春秋时期一次战争用兵不过几万，战国时期已经动辄几十万。另外，职业化军官出现，学术上百家争鸣，不但兵家谈兵，诸子也都谈兵，各个学派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出发，共同研究军事，彼此切磋，相互补充，促进军事思想空前发展。这一时期产生的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都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巨著，尤其《孙子兵法》，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这些著作从战争论、治兵论、用兵论以及战争的方法论等方面加以研究，探讨了战争爆发的原因、性质和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在战略战术上总结出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全面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已基本形成。

3.提高时期

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叶，即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十国，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其中汉唐两代素称“盛世”，反映在军事上是“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军事上的迅猛发展，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不断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晋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汉匈百年大战中的大骑兵集团、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装甲骑兵、唐朝的轻骑兵，都是当时的主要战斗力量。各朝军制多有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这一时期发生的多次大规模战争，如秦灭六国之战、楚汉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战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的制定以及战争指挥艺术都提高到了相当的水平。

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兵书，如《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淮南子·兵略训》《战略》《李靖兵法》等，表现出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使我国自汉初建立起的由战略学、战术学、军事地理学、军事气象学、兵器学等构成的军事科学体系更加完整。

4.完善时期

从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北宋时发明了火球、火箭等燃烧性火器，并用于战争，至南宋时，已经发明了世界最早的管形火器——长竹杆火枪和能发射子窠的突火枪，是近代枪炮的先导。随着火器的发明，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形式更加多样。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不断广泛深入，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北宋从建国之初，就面临着民族矛盾扩大、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的局面。因此，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宋仁宗四年编辑了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军事地位、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方面都有论述。宋朝还颁布《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和《李卫公问对》等所谓《武经七书》，并官定为武学教材。武举的设立、武学的兴办、武经的颁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提高了将帅的素质，繁荣了军事学术。

随着将帅素质的提高，战争中战略思想的运用也达到了新的层次。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例如，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平，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建立明朝过程中，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筹海图编》一书，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提出了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和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明代前期建立了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用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历经漫长的丰富和发展之后走上体系化的时期。其主要表现是兵书数量繁多，门类齐全，概括性强，自成体系。例如，《十一家注孙子》《历代兵制》《百战奇法》《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车营叩答合编》《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内容丰富，分门别类概括了军事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充实、完善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总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崇尚武德、热爱和平、反对侵略、荣誉感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以及平原大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具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使得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战争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因而，在这样战争实践基础上概括、提炼、升华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必然有着鲜明的特色，成为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1.战争的起因、性质和作用

(1)战争的起因。我国古代军事家对于为什么要引起战争多有精辟论述。《吴子》兵法认为:“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就是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是争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三是因积恨深怨，要报仇平怨;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吴子》兵法受历史的局限，虽然未能揭示战争的本质，即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形式，但是对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的战争起因的归纳和论述还是很精辟的。

(2)战争的性质。春秋时代的孙武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精辟地论述了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可不认真对付研究。《吴子》兵法指出:“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即平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军队叫义兵;仗恃兵强、征伐他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师的军队叫刚兵;悖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兴师动众而出的军队叫逆兵。这里已经明确指出义兵与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的界线。义兵与非义兵之说，已明显地触及到了战争的性质。

(3)战争的作用。《尉缭子》说:“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认为战争的作用是镇压暴乱，制止不义行为。《司马法》中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即是说，杀掉坏人，保护好人，故杀人是可以的;进攻其国，解放其民，进攻是可以的;用战争制止战争，即使开战也是可以的。它明确指出以战争制止战争这一重要思想。

2.战争与政治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孙子兵法》最早提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意思是善于指导战争的人，修明政治、确保法制，所以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尉缭子》也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即在战争问题上，军事是从属的，政治是基本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是本质。《司马法》指出:“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意思是说，采用合乎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这是正常的方法;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治理目的就要采取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是战争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现出来的。《淮南子·兵略训》中阐述得更加明白:“兵之胜败，本在于攻。……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意思是军事上的胜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政治。实行仁政的，国家虽小也能生存;实行腐败政治的，国家虽大也会灭亡。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家们虽然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还不可能从阶级的实质上揭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即不同的阶级的政治给予不同的阶级战争的影响。

3.战争与经济

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以巨大的物质消耗为代价的，这一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孙子兵法》中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师举矣。”意即就用兵作战的法则而言，准备1000辆战车及1000辆辎重车，配合10万穿着甲胄的战士，自千里之外运送军粮，则前后方的军费，外交情报的支出，胶漆器材的补充，车辆甲胄的维修保护，每天都要大量的金钱，然后10万大军才能行动。因此《孙子兵法》中又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意即善于用兵作战的人，兵员不用征集两次，粮秣不用三次运送，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粮秣要向敌国征发，这样，军队所需的粮草供给就充足了。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管仲对比也有比较深刻的论述。他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即是守住疆土关键在于守住城池，守住城池关键在于守住兵士，守住兵士关键在于每个人，而人能坚守关键在于有足够的粮食。因此，他明确指出:“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管子·参患第二十八》)意思是，军队一次出征，十年的蓄积就会用完;一次战争的费用，几代人的储备就会耗尽。正因为战争对经济如此依赖，所以古代军事思想家明确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慎战思想和“因粮于敌”(粮秣要向敌国征发，从敌国取得粮食)的补给原则。

4.关于治军的理论

古代治军理论主要突出三个方面:一是非常重视将帅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将帅不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还是“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并规定了选将的具体标准。孙武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黄石公三略》认为，一个良将必须具备十二能，即“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总之良将要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二是法规法令的建设与实施，《孙子兵法》中谈“庙算”时强调了一点，那就是敌我双方“法令孰行”。吴起在回答武侯问话时也明确指出，兵是“以治为胜”。《尉缭子》一书中设有《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勒卒令》《经卒令》《兵令》等，就是为了“明刑罚，正功赏”，使军队“方亦胜，园亦胜，错邪亦胜，临险亦胜”。法规法令建设和实施的基础，是建立在“视卒如爱子”之上的，体现了爱兵与用兵相结合，教育与纪律相结合，厚赏与严罚相结合。三是“教戒为先”。《吴子》中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兵略丛言提纲》中指出:“不教则不明，不练则不习。”要求从实践出发训练士兵，在训练方法上主张“教得其道”，“练心”“练胆”“练艺”，提高作战能力。

5.关于战略战术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对于战争谋略与战术的论述是颇有见地的。例如，“上兵伐谋”，“以全争于天下”的以谋制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战略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知彼知己”的因敌制胜论;“先人有夺人之心”的“兵贵先”的先发制人论;“后人发，先人至”的后发制人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奇正相变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的进退无形论;“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的集中兵力的“以众击寡”论;“兵贵胜，不贵久”，“兵之情主速”的速胜论等。

6.关于制胜的其他保障

古人通过战争实践，逐渐形成了诸如后方补给、用间、地形、天象、筑城、攻心夺气等各种专门的知识，使其成为克敌制胜的保障。

(1)关于物质储备和后方补给。《孙子兵法》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积委则亡。”《六韬》则说:“三军用备，主将何忧。”古代军事思想家还指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2)关于地形。《孙子兵法》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管子还阐述了使用地图的一般常识，认为“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水经注》中也有不少有关军事地理的内容。

(3)关于筑城。除了迄今尚保留下来如举世闻名的长城等各类筑城的遗迹外，我国军事思想家还创造了一整套筑城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墨子·守城》篇就应用了当时的科学知识理论，既讲了如何筑城，又讲了如何守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4)关于用间。孙武专列篇论述了用间的重要性及方法。《孙子·用间》篇提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意即军队中一切事情，没有比间谍更亲信了。《兵经百篇》提出“通”“谍”“侦”“乡”四种察明敌情的方法。《武备集要》还提出可用“尝战”(战斗侦察)的方法查明敌强弱虚实。

除此之外，古代军事思想中还有有关阵法、守城、攻城、乡导、行军、安营、警戒等方面的论述。这些专门的知识，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仅有济于当时，而且传益于后世，成为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孙武及其《孙子兵法》

1.孙武简介

孙子名武，字长卿，后人又称孙武子或吴孙子，生于春秋末期(生卒年月已不可考，约与孔子同时代)，齐国乐安(今山东省惠民县境内)人。孙武为齐国田氏家族后裔，后因齐国内乱出奔到吴国，经吴国重臣伍子胥举荐被吴王阖闾任命为将军。

孙武为将之后，为吴国建立霸业立下了卓越的功绩。公元前506年，孙武率领吴军对楚国实施战略奇袭，以3万之兵大败楚20万大军，一举攻占楚国都城郢;公元前484年，孙武带领吴军在齐国艾陵重创齐军;公元前482年，孙武协助吴王在黄池会盟取代了晋国成了霸主。孙武在吴戎马生涯30年，辅佐吴王统治国军，“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名显诸侯。对于孙武的评价，早在先秦著名兵书《尉缭子·制谈》中就有赞誉，说他“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孙武乃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2.《孙子兵法》十三篇简介

《孙子兵法》十三篇各成一体，又相互连贯，构成了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各篇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1)《计》篇。这是全书的总纲，概述了孙武的军事思想，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和探讨战争胜负决策的重要条件。基本点有:兵者，国之大事;指出，道、天、地、将、法“五事”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阐明选将、造势、用诡道并提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两大奇袭原则，是实现战争胜利的基本手段等。

(2)《作战》篇。本篇从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关系出发，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速决原则，并提出以“因粮于敌”作为速胜和减轻人力、物力、财力的一种手段。基本点有:举兵十万，日费千金;兵贵胜，不贵久;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

(3)《谋攻》篇。本篇主要论述运用谋略战胜敌人，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不经直接攻击而使敌人屈服的思想和谋取制胜的四种手段。基本点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即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再次是用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是攻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

(4)《形》篇。主要论述了军队作战时，战前要善于积蓄作战力量，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尔后积极创造条件寻求战机，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基本点有: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即先造成使自己不会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以等待寻求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自保而全胜，即巧妙运用攻守两种作战形式，达到战胜敌人，保全自己等。

(5)《势》篇。主要论述作战必须善于造成和利用有利态势，最有效地发挥军队的作战力量，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基本点有:重视优势，即掌握主动权和作战有利时机;善用奇正，即善用机变和通常的作战方法;择人而任势，即挑选人才，利用有利的形势等。

(6)《虚实》篇。主要论述在作战指导上须“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灵活主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基本点有:因敌变而取胜，即只有根据敌情的变化，而采取的相应对策才能取得胜利;避实而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等。

(7)《军争》篇。主要论述两军作战如何趋利避害和争取先机之利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军事原则。基本点有: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即善于把迂回曲折之路转化为直路，把患害转化为便利;趋利避害，避锐击惰，即避开敌人初来吮的锐气，等待敌人松懈疲惫时再去打他等。

(8)《九变》篇。主要论述根据情况随机应变、灵活应用的用兵作战之道，并提出了有备无患的备战思想。基本点有:通九变之利，知九变之术，即将帅要精通各种机变的运用和各种机变的方法;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即将帅必须全面地看问题，权衡轻重，趋利避害，才能做出明确的抉择，要做到有备无患等。

(9)《行军》篇。主要论述军队行动在各种地形上的处置和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并提出了“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即用道理教育军队，用军法、军纪统一军队的行动的治军思想。基本点有:处军，即善于利用地形，使自己的军队经常占据有利之处;相敌，即对敌情必须进行周密细致的观察，善于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力、料敌，即准确判明敌情，集中使用兵力;文武治军，即文武并用，恩威齐施等。

(10)《地形》篇。主要论述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及对军队作战行动的影响。基本点有:地形者兵之助也，即地形同作战的密切关系和重要相助作用;地之道不可不察，即对各种地形要进行综合研究，构成对全面情况的判断等。

(11)《九地》篇。主要论述在九种不同作战地区的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即用兵的情理贵在神速等作战指导思想。基本点有:掌握“九地之变”，即掌握九种战区的变化;深入敌国作战，兵之情主速等。

(12)《火攻》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的方法，同时提出了慎战的思想。基本点有:火攻;慎战，即对战争必须持慎重态度等。

(13)《用间》篇。专门论述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并提出了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要明了敌情不可祈求鬼神去获取，一定要从知道敌人情况的人口中去取得。基本点有:知敌之情，必取于人，即知晓敌情，在于人;五间俱起，莫知其道，即使用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等五种间谍，使敌人摸不到我的规律;圣智用间，即使用间谍，必须机智、果敢和精心细微，以防敌欺骗和利用等。

3.孙武军事思想的特点

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的孙武，其军事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近乎实际，最少空谈。纵观《孙子兵法》十三篇，6076字，讲战争性质、讲战略、讲战术、讲为将用兵之道，文章精粹，言简意赅，没有废话，没有空话，没有俗话，没有陈言，多有新意，为变法强国、成就霸业所实用。

(2)驱除迷信，最讲科学。集中体现在倚重人谋。《孙子兵法》十三篇，没有一句涉及宗教迷信的。战争胜负重要的如孙武所说“必取于人”，依国力定战略。战争本是军事行为，然而它与国力密切相关，孙武看到这一点，提出凡用兵必“日费千金”，因此他主张“速决”，“因粮于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武认为这是指导战争的最根本的规律。《孙子兵法》十三篇充满了知与战、知与胜的辩证关系，提出“知胜之道”，“知天知地”，“知战之日”，“知敌之情”等。

(3)最多智慧，善用计谋。在作战指导上，孙武主张“谋攻制胜”。他提出“兵者诡道也”(《孙子·计》)，兵以诈立，认为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要依靠诡诈多变取胜。孙武将诡道归纳为十二法和“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两大奇袭原则。

(4)注重人才，强调法治。孙武十分重视将帅的选拔与修养，他认为“将者，国之辅也”(《孙子·谋攻》)，“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作战》)，即将帅是国家的支柱，他掌握军民的生命，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对于将帅的选拔他提出了五条标准，即“智、信、仁、勇、严”。此后，成为我国历代选将的武德标准。同时他强调以法治军，指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孙子·计》)，即是说，军队的管理要严明法纪，严格编制，明确各级职责分工，掌握好物质器材、费用，以使军队严明有序。同时在军队管理上他还强调赏罚分明，教育与法纪同时并举等原则。

4.孙武军事思想的地位及影响

孙武被后人称为兵圣，他集兵家之大成所撰的煌煌巨著——《孙子兵法》被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它揭示了军事领域中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总结了具有科学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和谋略制胜的精辟思想，提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警句。《孙子兵法》成为举世公认的“兵学经典”，在中外军事史上占有显赫的重要地位，两千多年来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极为深刻的影响。

我国自战国时代起《孙子兵法》已广为流传，境内“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中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宋代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成为习武之人必读之书。战国后各朝代的兵家名将以《孙子兵法》指导战争者不计其数。例如，战国时期的孙膑(孙武的四世孙)，西汉时代的张良、韩信，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曹操(《魏武帝注孙子》是现存的《孙子兵法》最早注本)，唐代的李世民、李靖，宋代的岳飞，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刘伯温，清代的曾国藩，民国的蔡锷等，这些军事家对《孙子兵法》有的作注释，有的进行理论上的创见和发展。近代以来，孙中山曾评价说:“那十三篇兵书，便成为中国的军事哲学。”毛泽东称孙武是“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多次引用《孙子兵法》的一些原则来说明问题。

《孙子兵法》在国内流传的同时，已于8世纪初流传到国外，首先是传入日本，其次为朝鲜。18世纪，《孙子兵法》开始传入西方，相继出现了法、英、德、俄、意等泽本。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孙子兵法》译本，《孙子兵法》受到广泛推崇，并出现“孙子研究热”。经济、商业、体育、教育等方面也应用《孙子兵法》的原则和哲理解决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将《孙子兵法》列为必读参考书，日本一家大公司每月轮训高级职员，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孙子兵法》。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布什从对伊拉克采取经济制裁、警告到多国部队包围等速战速决的部署都用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总之，诸多事实充分说明，《孙子兵法》已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世界军事、政治、经济理论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