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乐器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仅从出土的文物可证实，远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多种多样的乐器。如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仰韶文化遗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埙，河南安阳殷墟中出土的石磬、木腔蟒皮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公元前433年入葬）出土的编钟、编磬、悬鼓、建鼓、枹鼓、排箫、笙、箎、瑟等。

古乐器一般都具有双重功能，即表现性和实用性。这些乐器既是表现音乐的工具，又是劳动生产的工具，或是生活用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有：“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文中所说用生活器皿———缶，蒙上麋鹿之皮而成鼓。而“拊石击石”则是先民们将狩猎的石器，敲击成声，用以伴奏化装成百兽的原始舞蹈。《汉书·杨恽传》记载：“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这一记载，描述了人们酒后兴趣大发，一面敲击盛酒用的器皿缶，一面仰天歌唱。乐器的实用性不仅表现在某些乐器原来是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器，并且人们用它们来传递一些特定的生活信息，如击鼓出征、鸣金收阵、晨钟暮鼓、打更报时、鸣锣开道、击鼓升堂等。在中国有些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以吹奏口弦传递爱情的信息，口弦成了表达爱情的工具和信物。

乐器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达和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磬是石庖丁的演化，由石磬演变成金属的磬和出现金属的钟，在石器时代是绝无可能，只有当人类掌握了较高的冶炼技术才成。埙和骨笛最初可能是捕鸟时摸仿鸟鸣用的工具。“丝附木上”的琴、瑟、筝也只有当养蚕业和丝绸业发展后才可能产生。

在中国古代乐器中最早出现的是土制和木制的鼓，商代出现了铜鼓，随后出现了磬、钟、编铙等。最早的吹奏乐器有骨笛、埙、龠等。骨笛又称骨哨，用禽兽肢骨制成，源于先民的狩猎生活，如利用骨哨发出的声音诱捕禽鸟，也可以吹奏简单的曲调。埙，陶制，故亦称陶埙。也有用石、骨或象牙制成的，称为石埙或骨埙。形状如球或呈椭园形，有音孔一至三五个不等。五个音孔的埙，能吹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和部分半音阶。埙的历史十分久远，据考古测定，约出现于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埙发出的声音苍凉悲凄，很有特色。

先秦时期的乐器，文献记载的有近70种。仅在《诗经》一书中提及的就有29种，打击乐器有鼓、钟、钲、磬、缶、铃等21种；吹奏乐器有箫、管、埙、笙等6种；弹弦乐器有琴、瑟等2种。由于乐器品种的大大增加，于是在周代时产生了根据制作乐器的不同材料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作“八音”分类法。

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大墓的地下保存了124件古乐器，有重达五千多斤的编钟，还有无论是在造型、制作和彩绘上都很精致的鼓、排箫、笙、瑟等，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状况，它是中国古代乐器光辉创造的见证。战国时期，比较重要的吹奏乐器有笛、排箫、笳等，弹拨乐器的箜篌、琵琶等。

自秦汉以来，又不断涌现出新乐器。如秦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弹弦乐器———“弦鼗”，弦鼗是一种圆形音箱、直柄的琵琶，后至汉代发展成四弦十二柱的“汉琵琶”，又称“阮咸”。

自汉以来，广泛吸收了大量的外来乐器。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时传入的横吹（亦称横笛）；汉灵帝时传入竖箜篌（曾称胡箜篌）；约在公元350年前后的东晋时，从新疆、甘肃一带传入了“曲项琵琶”；明代传入了扬琴和唢呐等。这些外来乐器，经过不断地改进，使它们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乐器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

隋唐时期，出现了我国的拉弦乐器奚琴。奚琴可以说是胡琴的前身，到了宋代，作为拉弦乐器的胡琴就广泛流行了。义管笙为唐、宋时期流行的十七簧笙，除装有定音的十七根笙管外，另有两根备用的笙管，用时装上以便转调。

明清以来用于军中的吹奏乐器长尖又名招军、先锋、喇叭。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记载有：“其制以铜为之，一窍直吹，身细尾口殊敞，似铜角。不知始于何时，今军中及司晨昏者多用之。”现代多用于浙东锣鼓、十番锣鼓等乐种中。

在中国乐器发展史中，值得注意的是拉弦乐器的出现大大晚于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和弹弦乐器。据文献记载，唐代才出现以竹片轧之的“轧筝”和“奚琴”（在宋时作“嵇琴”）。宋时的嵇琴用马尾弓拉奏，并出现了“胡琴”的名称。如宋代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云：“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如怨单于。”自元代之后，在奚琴、胡琴的基础上发展成各种类型的拉弦乐器。

中国的“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对传承乐器的音质不纯、音律不统一、音量不平衡、转调不方便、固定音高乐器之间的音高标准不统一、在综合乐队中缺少中低音乐器等不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涌现了许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