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西宝卷的产生和发展

2006年6月7日，国务院通过新华社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酒泉市肃州区申报的“河西宝卷”榜上有名，而且被列为“民间文学”部分31项中的第13项。这意味着，曾经流传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几尽失传的“河西宝卷”这种较为古老的说唱式民间文学，从广袤的农村到穷乡僻壤，名正言顺地开始进入中国文学的大雅之堂，并成为我国民间文学中深入研究、挖掘、整理、保护和发展的重点。

“河西宝卷”是我国自明清以来，在甘肃河西走廊广为流传的一种说唱艺术———宣卷（又叫念卷）的底本。至于“宝卷”一词，是一种民间化的“嫡传”，它最早是由佛教的俗讲发展而来。最早寺院里的和尚将佛经有关章节夹杂民间故事，编成一种极易传唱的底本，在寺院传唱。后来，因这种带有极浓佛教文化思想的说唱文学，不论在内容、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内容与佛学思想相悖，所以，此后它就被明令禁止。虽然在寺院没有了生存的环境，但这种说唱形式却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不少钟情于这种文学的和尚悄悄走出了寺院，寻找各种讲场，聚众说唱。这种说唱形式，和尚们开始称之为“诵经”、“说经”或“说译经”、“说参谋”等。因为这种说唱艺术是一种比较古老，而又充满浓厚宗教色彩的通俗文学，待它大面积地散传河西民间时，普通百姓已将它视为“镇家祛邪”之宝，收藏在家中，经常在传统节日，聚亲朋家人一起说唱。所以，在进一步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民间就把这种用来说唱的底本———石印本、手抄本称之为“宝卷”，这就是河西宝卷一词的来历。

实际上，这种说唱“经文”的方式，真正从源头考证，它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甘肃河西民间文学“土产”。据散存的有关史料记载，它的“雏形”源自我国唐朝和五代十国的“讲唱经文”、佛经故事“演讲”的“变文”（在《郑史》第十一章所列宝卷目录和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李世瑜先生所著的《宝卷新研》所附目录有文字记载）。这种说唱民间文学，最早从中原传入甘肃河西走廊，同时也传入陕西、山西等北方其他一些地域。但在河西流传最广、最深。而且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文化，通过说唱的艺术形式，渗透到河西人民生活的许多思想领域，并与河西的其他民间文学艺术思想相隔合，形成了河西走廓古老的民间文学的“大文化”。

在明清时代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河西宝卷”在河西极为盛行。特别是在武威、张掖、酒泉三地的二十多个县区都有流行的通道和说唱的场合，而且越是交通不便、越是文化相对落后、越是穷乡僻壤，这种说唱文学传播得越为广泛。其传播方式第一是口头流传，第二是文字（或文本）传播，而口头传播又是最主要的。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诸多文化形式的出现，口头传播的方式已经消失，现散存于民间的主要是文字（底本）传播。如在张掖市甘州区花寨乡一户农民家，收藏有20世纪30年代由其父亲亲手抄写的十多本宝卷，主要有《天仙配》、《劈山救母》、《唐王游地狱》、《康熙私访山东》、《鹦哥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等。卷本基本完整，均为毛笔抄写，格式工整，字体隽秀。这批宝卷故事大都很长，最短的五六千字，最长的甚至八九万字之多。据当地一些年龄较长的农民讲，过去，抄卷一直是他们村里的一种习俗，即便不识字的农家也要请人抄上几本放在家中。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上，都认为抄卷是一种积功德、积善事的好事。抄得越多，功德越大，罪过越少。解放前他们这儿抄卷、念卷的人很多。解放后，随着农村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新的文化思想的传播，抄卷、念卷的人才少了起来。“文革”期间破“四旧”，村里不但完全没有了传抄、说唱活动，绝大多数人家的宝卷藏本也被烧毁，因此，现在民间所有的宝卷藏本非常稀少。今天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基本没有听过，也更没有见过宝卷的样子。河西宝卷几乎到了失传的境地。现在，能够传承宝卷风格，娴熟表演说唱的人也几乎罕见了。尤其是《哭五更》、《刮地风》、《叫号》、《莲花落》等多种曲调，因没有乐谱文字记载，只有口头传唱，所以绝大多数已经失传，即便能保存下来的，不少已经变调、走调。

在张掖，河西宝卷在民间流传的最基本的形式和过程是这样的。不论读卷、还是抄卷，说唱者、抄写者，开始前都要洗手、漱口，要点上三炷香，向佛像或西方跪拜，念一段经文或默默祈祷一番，等待静心后，这才开始读卷或抄卷。读卷时，读者与听者都必须宁静专心，不得喧哗，不准走动，一直到活动结束。读卷时，听众中有几人“接语应声”，几位“接语应声”者通常都称之为“接佛人”或“接卷人”。接佛人是等念卷人念完宝卷中的一段韵文或诗文之后，在重复最后一句时缀尾而念“阿弥陀佛”或“阿弥陀佛，弥陀佛！”。这也正是《敦煌遗书》中《俗讲仪式》一文中有关“念佛一声”，“念佛一两声”的记载。变文中韵散相处“菩萨佛子”的记载，大约也是这种接佛声。这种方式在早年比较严格，到后来就随意多了，娱乐的成分进一步放大，而宗教的色彩却开始逐渐淡化。如在民间较为广传的《西游记》、《孟姜女哭长城》、《何仙姑》、《张四姐大闹东京》等宝卷，一些现代新人在说唱时，在故事中加入了不少自编、自创的情节。这些情节大多偏重于教化与娱乐，说唱更加注重音色、音律与传神动听。它的表现形式是韵散结合，句与句之间讲究押韵是为了便于读念，便于传唱，便于记忆。但从文字结构和章法看，它又很具有古代记叙散文的风格，除了包含生活哲理的精美文字，还有供听众和读者共同享受的生动故事。

同一曲调在各地的说唱方法又各不相通。念卷人可以在开头加进自己想说的词句，使说唱自然过渡，有头有尾，娓娓动听。散说部分一般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经历、结果等发展过程。散说部分文字上没有特别的规矩，而韵文部分的故事、句式大多以十字句最多，其次是七字句、五字句或四字句。句子都有一定的平仄韵律。宝卷中就散说与韵文部分的比重说，韵文占的比重要大些，但绝大多数宝卷韵文与变文（散说部分）在分量上基本相等。每部宝卷在说唱的开头、过渡、结尾处都有一些固定的格式。

据有关史料记载，目前，酒泉、张掖、武威等地搜集到的河西宝卷大约有700种以上。搜集最多，最全的是武威，其次是酒泉、张掖。在张掖市民乐县，已经成立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管理机构，保护民间艺人，整理宝卷文本。目前从搜集到的河西宝卷藏本分析，宝卷的基本内容有三类：一类是纯佛教内容的，如《目边游地狱宝卷》。这一类宝卷是从敦煌佛教变文发展而来。第二类是民间故事类，如《孟姜女哭长城》，它最早还是源于《孟姜女变文》。类似的还有《天仙配》、《还金宝》等。第三类是寓言类，如《老鼠宝卷》、《鹦哥宝卷》等。这些宝卷中的寓言故事可能来自西汉时的《神鸟赋》，三国时期的《鹞雀赋》或唐代时的《燕子赋》等敦煌民间文学。以上主要是从它的内容上分类，并非宝卷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