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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文化绝大部分都是传自中国，书法就是其中之一。据史料记载，汉朝和北魏时代书法金石是通过高句丽，即今天朝鲜传到日本的。后来随着佛教传入，由于书写经书的需要，书法得以发展。到了公元6世纪，一批又一批遣隋使，特别是遣唐使，使中国书法的文化，包括书法传到日本，对日本书法的繁荣发展起到主要作用。宋、元、明、清时代，中日间的文化、贸易交流频繁，人员往来也多，书法自然更加发展。特别是明末清初杨守敬先生来日本教授书法，对日本近代书法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日本除了传统的汉字书法艺术，还有自己本国独特的平假名书法，与中国一样，各朝历代，书法家辈出，流派繁多。

一、早期接触汉字的历史

一万多年前，日本进入石器时代，但由于与外界隔绝等原因，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包括农耕和金属工具在内的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传到了日本，使日本社会从石器时代迅速进入了铁器时代。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汉字也随之进入了日本。

3世纪后半叶至4世纪前半叶，大和兴起并基本统一了日本国土。从“应神”（或仁德）到雄略五代天皇（中国史书中的“倭五王”），大和多次向中国的南朝奉表贡献。仅在南朝刘宋时，与宋之间的使节和诏表往来就有10次。应神天皇时期，朝鲜半岛百济的学者王仁将《论语》和《千字文》等带入日本，并为其皇子讲授这些汉籍，汉字和汉文在此时开始进入大和朝廷的生活。此后，汉字的使用逐渐广泛起来，在日本的出土文物上，可以管窥一二。例如，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墓葬出土的大刀上面刻有40字左右的铭文，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内容大意是“佩带此刀的一定长寿，子孙荣耀”之类，其中日本人的名字也用汉字表示，一字一音。琦玉县行田市出土了古坟时期（约471年）制作的铁剑，其上镶嵌有包括雄略天皇名字在内的文字，这些文字均具有隶书的意趣。此外，和歌山县“隅田八蟠宫”传世的“人物画像镜”上也可以看见隶书风貌的文字，这枚铜镜是大和国的产物。以上3件是现存最早有关古代书法的遗物，日本书法历史的序幕由此拉开。

二、日本书法的黎明

佛教在公元6世纪经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从中国传入日本，佛教初传日本时曾经被视为“蕃神”而遭到抵制，但是在圣德太子的倡导和扶植下，终于深入日本社会。史载圣德太子自幼深受中国汉文化的熏陶，爱好汉文书法，“学王右军书，既得骨体，流笔如电”（《太子传历》）。其代表作为《三经义疏》中的《法华义疏》。该作品全4卷，书写于公元615年，笔触柔软圆润，纵横铺展，格调优美而和谐，具有强烈的六朝书法风韵。卷头上写道“此是大委国上宫王私集，非海彼本”，表明这出自倭国朝廷，从中可以看出此时中国的书法已经在日本被完全接受。

光明皇后也是日本皇室杰出的书法家。天平十六年，她摹写了王羲之的《乐毅论》，这个临本写在纯白的麻纸上，她的字一笔一画、彬彬有礼，但其间蕴含着强烈的力量感，将王羲之书体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奈良时期最有名的书法作品。

此外，具有六朝书风影响的还有奈良法隆寺的药师如来佛造像铭文，以及释迦如来造像的铭文。两篇铭文文字流畅，线条肥瘦变化和谐，六朝楷书的影响十分明显。元兴寺僧人道登，因发“救济众生”之愿在湍急的宇治河造桥，竣工后立碑（今名“宇治桥断碑”）以志。其碑文亦体现出风靡北魏的雄浑书风。

还有一批时代较早的碑文也是以六朝风格为基础的，如“船王后墓志铭”、“小野毛人墓志铭”、“名胡碑”等。但是，被认为是7世纪末的“长谷寺铜板铭”（藏奈良县长谷寺三重塔）则脱离了六朝的书风，上面镌刻的《法华经》铭文显示出初唐欧阳询楷法之风范，笔法强健劲瘦，文字风格典丽。

随着佛教的传播，写经事业亦发展了起来。《日本书纪》所记载的天武天皇二年（673年）三月在飞鸟“川原寺”书写的“一切经”是写经中最早的记录，其中天武天皇十四年的《金刚场陀罗尼经》非常引人注目。该经卷字体细长，显示了欧阳询风格的笔致。

奈良时期盛行讲经，常讲的有《金光明经》、《仁王般若经》、《维摩经》、《无量寿经》，与此相应，写经也被视为保佑国家的大业而大力推行。

保存至今的写经有蓝纸银字的《二月堂烧经》（奈良东大寺、东京国立博物馆等藏），描写佛祖释迦牟尼本生故事和佛传的《过去现在因果经》的《绘因果经》（京都上品莲台寺藏）等。还有相传为圣武天皇手笔的《贤愚经残卷（大圣武）》（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其字体略显粗大，端正而有气魄，充满力量，与中国北魏的《始平公造像记》的风格极为相似。虽然关于此经的书写者是否为天皇仍有疑问，但还是列于“古笔手鉴名作”之首位。

东晋王羲之书法的传入亦与佛教有关。《扶桑略记》记载，鉴真和尚到达日本带来了右军（王羲之）真迹。据《东大寺献物帐》（正仓院藏）记载，在天平胜宝八年六月圣武天皇的七七法会上，天皇奉献给东大寺的物品目录中就记载有王羲之的书法20卷。其中有《丧乱帖》（宫内厅三丸尚藏馆藏）、《孔侍中帖》（前田育德会藏）、《妹至帖》（私人藏）等，以圣武天皇、光明皇后为首的宫廷大臣们纷纷以中国书法为范本，开始学习书法。在《双仓北杂物出用账》中就有出借法帖给恒武天皇内宫的记录。

通过写经活动，更多的人掌握了汉字及汉字书法，为日本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和样书法”的形成

假名的使用是日本书法“和样”化的先声。所谓假名，就是“假借”汉字来表示日语的读音。假名最初萌芽于平安时期贵族妇女幽深的御殿和淑房，被称为“女手”，具有柔弱的女性形态。这种假名利用了汉字的偏旁简化而成。男性社会原本一直使用汉字，但在“女手”魅力的迷惑下，也学习起假名书法，并涌现出许多假名书法的高手以及包括草书在内的各种书体。最终，利用汉字草书笔法创造的假名规范成了“平假名”，利用楷书部首创造而成的假名则被归纳为“片假名”，二者一直沿用至今。

大约在延喜八年或九年，根据天皇旨意撰写的《古今和歌集》登场了。这部歌集共20卷，收集了120余人的歌谣作品。和歌是用假名书写的诗歌形式，其诞生标志着假名书法开始登上日本书法的舞台，获得了与汉字并驾齐驱的地位。使用假名书写的书法作品的收缩舒张、轻重缓急、开张聚拢有如行云流水，粗细浓淡相间，具有独特的典雅而流丽之美感，大大丰富了日本书法的表现空间。另外，假名使日本人能比用汉字更加彻底而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与思想，因此和歌很快成为贵族中的时尚之选，并促进了其“国风”文化的昌盛与书法上“和样”的形成。

《高野切古今集》是现存古今集写本中最早的一本，原是20卷本，后纷乱散失，现在依然保持完整的有3卷，残断的有6卷。所用的纸是麻纸，纸面上飘洒着细碎的云母，书者似乎是3人，体现了3种不同风格。第一种风格形态端正，贯穿着贵族式的冷静；第二种风格文字连绵流动，强调透明的节奏韵律；第三种则是上述两种风格的交织，具有爽利的美感。从《高野切古今集》中，可以清楚地了解早期假名书法的风貌。

奈良时期以来，出于对中国典章文物的敬仰，能理解汉籍、流畅诵读汉诗在宫廷中是受人青睐的。同时，书法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养和修养。书法高手挥毫的作品当时被称为“字帖”，“字帖”有时还是随身携带、装帧豪华的观赏之物，在仪式和各项活动时可以作为礼品相赠。其规格比常规的礼品琵琶、琴、笛或者骏马等高得多，保存至今的字帖有许多就是当时王朝贵族相互赠答的礼品。

平安时代初期的书法，流行晋唐书风。当时书家中最杰出的是空海、嵘峨天皇和橘逸势，被誉为书道“三笔”。代表作有空海的《风信帖》、嵯峨天皇的《光定戒牒》。平安时代中期的小野道风以王羲之的书法为范本，创建了合乎平安贵族好尚的“和样”书法，具有丰富的日本文化旨趣。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一起被誉为书道“三迹”或“三贤”。代表作有小野道风的《屏风土代》、藤原佐理的《离洛帖》、藤原行成的《白乐天诗卷》。

平安时代的写经比前代更为盛行。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装饰的华美更远胜于奈良时代。从现存的写经中不难体味此中的魅力。如《浅草寺经》（浅草寺藏）经卷所用的纸张底纹洒金，其上画有金线，包首以金字题签，引首以金银泥“大和绘”的法式绘有《法华经》经意的场景，画上小字端正而温和，具有典型的平安书风。

平安时期国风文化的潮流也波及书法领域，将和样书法推入鼎盛时期。另一方面，宫廷贵族的生活方式对和样化的形成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藤原氏的专权，宫廷的许多活动成了形式化的礼仪；同时由于庄园的繁荣，贵族的收入源源不断，生活奢侈而悠闲，大多数贵族成为特权阶级，他们有足够的闲暇欣赏艺术、诗歌和自然风光，促成了那种独特的，以“雅”（高雅）、“物之哀”（自然伤感）、“佗”（幽静）和“寂”（雅静）为特征的文化，如《源氏物语》、佛教绘画和“大和绘”所描绘的那种富丽堂皇，对自然怀有丰富细腻的感情，一种略微的伤感和幽静的“和式美”，这同样影响着日本书法。

四、个性书法的显现

1185年，镰仓幕府建立，新兴的武士阶级取代了传统的贵族统治。这一时代留下的墨迹，多为禅宗高僧的作品，其中曹洞宗的道元和临济宗的妙超最为优秀。道元曾入宋学佛，是日本曹洞宗的祖师，他的《普劝坐禅仪》是其34岁所写的关于坐禅方法的教科书，用楷书书写在中国传来的蜡纸上，笔间洋溢着新颖而壮美的气魄。妙超留下的作品相当多，如《梅溪字号》、《溪林南岳之渴》、《看榜真诊榜》等，作品气魄宏大，具有居高临下、目空一切的姿态。

从中国东渡日本的僧人中也有很多书法高手，他们都精于禅学，各具风格。大休正念（是宋朝高僧，他的作品《舍利启白文》（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为供奉佛舍利而作，楷书规整，反映出宋代书法的风貌。

在镰仓到室町时期，出现了各种书法流派，其中主要有以藤原行成为开山祖师的和样书法嫡传流派“世尊寺派”，以持明院基春为祖师的“持明院派”，以伏见天皇为祖师的“伏见院派”，以尊圆亲王为祖师的“青莲院派”等。

室町时代，书法不仅重视形式表现，同时强调“道”的精神实质。家喻户晓的一休宗纯是大德寺高僧，他的著作《读狂云集》中，记载着他酷爱竹子、爱用竹笔的癖好。他的书法作品《大灯国师上堂语》（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一气呵成，运笔的缓急、行间的起伏等都显现出大师卓越的书法才能。

安土桃山时期，欧洲的异质文化进入日本，从此一直到江户时期是日本少有的造型艺术活跃的时代。在书法界，近卫信伊、本阿弥光悦、松花堂昭乘为代表的“宽永三笔”展开了积极的创作活动。

出自名门的近卫信伊，确立了表现与生俱来之霸气的鲜明强烈的书法风格。他是一位尊重传统文化的贵族，从展出的屏风亦可看出其个性强烈的书风。他的屏风画开辟了以往和歌挥毫样式所不见的大字假名世界，其创新性引人注目。

出生富裕家庭的本阿弥光悦在平安时代和样书法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宋朝张即之等的影响，作品丰满艳丽。《色纸帖》（五岛美术馆藏）、《折下绘和歌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等，均是在装饰华丽的纸张上，以流畅的粗、细线条书写的。

松花堂昭乘是岩清水八蟠宫的社僧，在以空海为祖师的大师流的基础上形成了稳健的书风。他充分发挥大师流的文字最后一画有起伏的装饰技法，书写有《三十六歌仙帖》（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等。

此外，受到这个时代风气影响的后阳成天皇、照高院道澄亲王等人的书法，以其独具的魅力，为传统的书法世界吹进一股新的气息，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这一时期在幕府内从事书写的官吏称为“右笔”，代代从“御家流”选用人才。因此，这一流派书法在幕府官员、大名将军及其家臣的武士阶层之间，甚至在市井庶民中广泛盛行。

“唐样书法”——中国书法在此时期仍然盛行着。随着江户幕府的儒学奖励政策，中国的文物和书法被大量带到日本，在江户中后期成为一大流行书风。尤其是禅宗一派“黄檗宗”的传入，更促进了日本向往中国书法的热情。隐元、木庵、即非等擅长书法的僧人来到日本，以“黄檗三笔”而闻名遐迩。

江户时期，日本书坛推崇宋代的米芾和张即之，元代的赵孟顺，明代的祝允明、文征明和董其昌等人的作品，这些书法家的法帖被多次刊印。这些法帖在宽文、元禄、享保年间数量还不算多，但到了宝历年间，仅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的就有70余种。在这3位书法家中，人们先爱好文征明，不久逐渐转向董其昌。说明这两个人的书法容易为日本人接受。学习文征明书法的著名书法家，有细井广泽、三井亲和，他们均留有笔力强劲流畅、笔致巧妙的遗墨。到了幕府末期，出现了市河米庵、卷菱湖、贯名菘翁这“幕末三笔”，以及佐藤一斋、赖山阳等众多书法家。

纵观日本的书法，是在不断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下发育、成熟的，是东方传统文化的产物。在日本书法的成长过程中，日本文化表现出强烈的适应性和开放性，将中国六朝、晋唐以及宋元明清的历代书风和谐地融入自己的美学结构，在重视内在高雅的同时，刻意追求外表的辉煌，从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

五、日本现代书法的流派

关于“现代日本书法”这个概念，应该有个准确的分期。按照日本书法界习惯的看法，它的上限是以1880年即明治十三年杨守敬以外交官身份赴日，并在日本掀起碑学新高潮为标准。小木太法在论文中尊称杨守敬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毫无疑问，杨守敬刮起的碑学旋风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作为日本书法历史上的最后一个闭幕时期起到了总结过去的作用，而且还作为近代日本书法的开端而受到了普遍的尊重。日本现代书法的流派可以分为五派。

汉字派通过向空海、小野道风等本国汉字书法大师们学习；向王羲之、颜真卿等中国书法巨擘们学习；向新崛起的碑学大师如杨守敬、吴昌硕等虚心请教，并努力追摹篆隶书法在丰碑巨额中的恢宏气度，这三个途径，基本上构成了现代日本书坛汉字派书家的追求风貌。追求的对象可能各有不同，但追求的类型则不出乎此。这部分作品以楷、行、隶、草、篆等书体为基础，遵循中国书法对线条结构的各种规范和法则，书法内容也以汉诗汉文为主，努力追求中国式书法审美的趣尚。

假名书法的立足点，是日本假名字母。所谓假名，是相对于中国汉字的“真名”而言。日本假名的形态，完全是依赖于汉字，平假名是取法于中国古老的草书，带有相当强烈的动势；片假名是撷取中国楷书的部首偏旁，也保留了方块汉字的一些特征。因此它的艺术表现就不会离开草书楷书的一整套表现方法，如疾徐顿挫的用笔、疏密交叉的结构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假名书法正是一种比草书还要“草”的草书，当今的假名派书法，正是以此作为他们的基点的。这部分作品以日本的和歌、俳句为主要书写内容，以假名书写。它的特色表现在通过书法的意境，抒发一种古典式的日本风格的情怀。

（3）前卫墨像派

前卫派致力于吸收西方抽象绘画的特点，试图从最简单的黑白概念中进行突破。在这种突破中，文字的限制、线条的限制都可以在摒弃之列。严格地说，它已经不在写字。既不是“写”，完成的也不是“字”。如上田桑鸿的“品”字形书，取名为《爱》，表达了对儿童的情感。他明确指出:“书法不仅是造型空间，还是时间艺术。”他的作品是用墨像来探索，使作品介于绘画和书法之间，是一种调和的手段，目的是在创造书法艺术的艺术性，创造新的形式美。这一派离传统很远，逐步走上抽象绘画的道路。

少字派不抛弃文字，通常选择汉字书写，在传统书法上加上现代意识，根据字义，利用字形加以夸张、渲染，有很强的感染力。如手岛右卿的作品《崩坏》，他利用被原子弹破坏的建筑残留形象，使其形象在崩坏二字中有所体现，识的人能看到字义、字形，外国人也能看出字义，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

（5）近代诗文派

日本书界认为古典诗词离时代太远，传达不了自己的感情，因此用传统笔法创作近代诗文，包括日本民族自己的俳句、假名等，形式趋向大众化，也很快形成一种声势。努力体现文字内容的通俗化和书法艺术的大众化，在书体上则是考虑到作为书法所具有的难能可贵的形式特征——汉字结构和假名结构互相掺杂，这种掺杂即汉字和假名的调和。对汉字与假名进行“调和”，这才是近代诗文派的真正内涵。与现在应用日文最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