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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论证中国文字目前可知最早的是在龟甲、兽骨上刻画的甲骨文。因其是用以占卜、预测吉凶祸福，故称“卜辞”。但其已具备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用笔、结构、章法等。殷周时期，铸刻在钟鼎等器上的铭文即金文，又称钟鼎文，广泛流行。秦始皇大统后，统称为“小篆”，也称“秦篆”。所谓篆书，就是官书，是一种规范化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据文献记载，秦以前汉字书体并无专门名称。而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由于是官书，小篆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权量诏版、兵虎符之类。标准篆书体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秦篆有圆笔方笔之别。圆笔以秦刻石为代表；方笔以秦诏版权量为代表，为秦篆之俗体。汉魏之际是秦篆的强弩之末，除用于碑铭篆额和器物款识之外，难得有独立的篆书。唐篆，因李阳冰出而复苏。秦篆的浑厚宏伟之气已荡然无存。宋代金石之学和元朝的复古书风，使用篆书得以起微潮。以篆书著称者不乏其人但乏超越之力。明代承元之风，步趋持平。清朝篆书百花斗艳，进入了推唐超秦的大繁荣阶段。

先有大篆后有小篆。早在六十多年前，陶器上刻划的符号和描绘物象的图画就具有文字的雏形，在随后漫长的发展中，产生的象形（图画）文字。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在龟甲兽骨上刻划的文字，即“甲骨文”，书法细劲挺直，笔画无顿挫轻重。商周时代，出现的铸在钟、鼎、货币、兵器等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或“钟鼎文”。书法渐趋整齐，风格圆转浑厚，字形变化丰富，参差不一。春秋战国时代，刻在石簋、石鼓上的文字叫做石鼓文。笔画雄强而凝重，结体略呈方形，风格典丽峻奇。上述的甲骨、金文、石鼓文，秦代称之为大篆。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结构上，笔画长短大小多少均无一定，正反向背不统一。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严格讲中国的书法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一）小篆的结构

篆字结构千变万化，必须善于随形布置。随体赋形，丝毫马虎不得，布置得当，才能使字字生动有趣，整篇血脉贯通。

字有独体和合体之分。独体结构的字没有偏旁，独立而自成体势。篆字的独体结构一般分直势和曲势两种。直势形正，而骨涵其中，要不偏不倚，严整端稳；曲势和婉而字形美观，要掌握好重心，稳而得势。

篆字中有内抱和外抱之分。弓之背向外，弦向内者，指内抱，谓之“相向”；背向内，弦向外，指外抱，谓之“相背”。两者各有体势，不可等而视同。相向者虽向内抱，但两部分皆有独存之势；相背者虽向外分，但两部分皆存联络之形。

有的篆字由于自身的特点，两部分的字都朝向一个方向，安排不好，极易歪斜。这就要求对字作出相对的提升左侧或提升右侧的安排，彼此相让，以达到和谐统一。

有的篆字存在有主有次的情况，也就是说字的一部分附于另一部分，两者不可偏离。这类字一般是以曲附正，字的正势要写得端庄凝练，而旁附的另一部分要写得多姿多态，这样才会静中有动，风神飘逸。

这类字属上重下轻者，状如顶戴，欲得其势，应注意上下对准，不可偏倚，更不可头重尾轻。

这类字多半是上轻下重者，状如生长之草木。承上部分要耸起，地载之笔要托住。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幅作品中，地载结构的字最下面一画要略高于有垂脚篆字的底线。

字的左右为排，上下为叠。称排的字，书写时要有收有放，宽狭得所，自成体势；称叠的字要布局停匀，放缩得当，连接紧密，不可太纵。

包裹结构都有围包着的体势。上包下、右包左的字宜阔，要围中有缺，有舒展秀劲之气；下包上、左包右和四包围的字宜收，使外围而不死，有静穆之感；使内布置爽然，内外有呼应。

（二）小篆的用笔

篆字用笔，在尚婉尚劲的同时，还尚均，即所谓如玉箸、似铁线。故有几个方面要特别注意。

1．藏锋起止提按隐迹

篆书的用笔之美是均、圆、劲。

2．以画代点接笔无痕

篆字中的点，往往被线化，要么与某一可能连在一起的笔画合写，要么单独写成一短线。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例如九鼎则为传国重器，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铸刻上面的文字，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内容。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以后书法“款识”或“款式”的名称即由此演化而来。

金文具有下列特点：

（1）笔画往往首尾尖细，中腹肥重。

（2）字形大小、斜正不一，多具变化。

（3）章法上有的严整规矩，有的显得疏朗开阔。

宰丰骨匕刻辞：图为商代一块牛骨，匕首形。镶嵌十四颗绿松石，相传也为安阳出土。殷商时期甲骨文，多为卜辞，记事者甚少，此骨匕记载了帝乙或辛帝时，宰丰受到商王赏赐之事。宰丰骨匕一面刻辞纹，另一面刻有文字，一端残，文字分两行，完整无损，罕见之极。其布局精妙奇美，疏密得当，笔力雄健浑圆，结体错落有致，显示出卜辞书法成熟之美。

散氏盘铭文：西周晚期，铭文铸于盘内底上，共357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散氏盘高圈足，左右两耳，满器施饰，庄重华丽。其书法浑朴雄伟，字体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奇隽纯正，壮美多姿。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散氏盘，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盘并称四大国宝，散氏盘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石鼓文（北宋后劲本）：石鼓文是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10行，器5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峄山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李斯书，高218厘米，宽84厘米。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战乱，原石被野火焚毁。此石是宋太宗赵光义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根据原石拓本翻刻立石，碑阴有郑文宝题记。《峄山刻石》摹刻甚多，而首推由宋代人所刻的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现藏西安碑林。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还有一套书法理论，他在谈到用笔的方法时说：写字，用笔要急速回转，折画要快，像苍鹰俯冲盘旋一样。收笔好比游鱼得水，运笔就像景山行云，笔画的轻重、舒卷，应自然一体，大方美观。从《峄山石刻》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动之势。书艺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