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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法的总体特点是书法向着多元化发展。至宋时书艺已不仅限于立碑、公文、书信等场合，扩大至主要以文学作品为媒体的纯艺术创作，还被文人一派画家大量用于绘画的题跋上。这样的风气至元更甚，以至于我们要了解有些书家的风格，有时还只能在画作的题跋中见到（如倪赞的书作）。明清以后，诗词、文赋、对联（始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佳句以及精湛的画作等，更是成为书法创作的主要来源。至明代，书法上还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对前人法书的赞、践、题、记、识等新样式。

“台阁体”（清代称馆阁体）也出现在明代初年。当时明代统治者不满于元人统治下的书风，于是上层官僚中便出现了一种迎合皇室口味，务求端正、工整且大小一致的书写方式。其出于功利目的，书法绝少生气，但却被官方拟定为科考取士的标准书体，使这一书风弥漫于明清之际。“台阁体”代表者有“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不过由于“台阁体”的致命弱点，最终还是没有对明代书法的整体发展有大的影响。

从整体来看，对明代书法起支撑作用的是两大书风，一方面是承元人一脉“尚态”趋古以求雅正的宋克、祝允明、董其昌等人的创作取向；另一方面则是有扎实的功底，但却不愿守古极富反叛精神的徐渭、张瑞图、倪元璐，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王铎、傅山等辈的大胆探索。

宋克，字仲温，号南宫生，吴郡（今苏州吴县）人。其书法在王羲之、孙过庭、黄山谷基础上融入自己的个性，笔精墨妙，草法娴熟以极。谙熟于几成绝学的章草，只是笔笔飞动生风，笔锋峻利如锥，已非古拙之气。其作品有《急就章》、《杜甫壮游诗》（图44）、《唐宋人诗》、《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等。

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苏州）人。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祝枝山擅长草书和小楷，作品有《赤壁赋》、《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洛神赋》（图45）等。他的草书烂漫纵逸，学怀素，得力于黄庭坚、米芾，小楷清劲古秀，学钟繇、王羲之。

文征明，初名壁，字征明，后改字征仲，自号“衡山居士”，人称“文衡山”，长洲人。有“好古笃修，大雅君子，书名雄天下”之誉，书善行、草、真、隶诸体，尤以小楷、行书为工，深得智永笔法。有“明楷以衡山第一”之说。流传墨迹有一百余件。其中，以《醉翁亭记》、《离骚》、《七言律诗》等最为著名。《后赤壁赋》（图46）为文征明八十九岁所作楷书，人书俱老，苍古有神，秀密遒劲，坚实挺劲。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上海松江）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为晚明四家（邢侗、米万钟、张瑞图）之一，也是一位占据书画两域并对后世极有影响的人物。

绘画上，董氏将禅宗的分宗立派引入而提出了绘画上的南北分宗论，在历史上影响深远。书法擅长行草书，初师唐碑晋帖，后临摹真迹，终有所得，创成“董体”。古今书家对其评价极高，清康熙也对董书情有独钟，形成举世“专仿香光”的局面，使价增百倍。董其昌强调书家要有广博的知识，字中要有精神注入。书多行草，主从王右军而稍变，并喜以淡墨作书，笔法峻拔清雅，俊逸飘洒，内涵丰富，对清初影响很大。传世作品有《临禊帖》、《跋智永千字文》、《乐毅论》、《王维五言绝句》（图47）等。此外还有大量行草书卷轴等。

明代反叛一脉的书家中，当首推徐渭。

徐渭，字文长，号天池生，晚号青藤，浙江山阴人。明代中期重要书家。他极具反叛精神，消解了自钟王以来建立起的一套精微、周密的法度。追求书法作品用笔上的乱头粗服，结体的幼雅笨拙，形成天然随性的个性风貌。由于用笔与结体的解放，使书法的抒情性功能得到了质的飞跃，可以说徐渭的许多作品，都是纯抒情性的。袁宏道称徐渭“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是极具慧眼的。除书法之外，徐渭更有着广泛的业绩，他也是画史中的显赫人物，明代文学中的诗文家和剧作家。书法代表作有《青天歌卷》及大量行草书作（图48）。

张瑞图，字长公，号二水，福建晋江人。

他的草书用方笔直折，以北碑的体势写草。张瑞图是继明中期徐渭之后又一突入破法境界的重要书家，极善行草。他学古而来，却了无眷恋之情，正如清人秦祖永所谓：“瑞图笔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很难在张瑞图的笔下看到明显的前人痕迹，但他对孙过庭《书谱》，苏轼《醉翁亭记》以及“二王”的书迹都下过很大的工夫。张瑞图书作宏富，有《邓公聪马行》、《乐志论》（图49）及大量卷轴书作。

倪元璐，字玉汝，号鸿宝，天启进士，善书画，行草极佳。其书古劲奇绝，茂逸超迈。与黄道周、王铎等人曾进行书法复兴活动，主张取法高古，而实践上破法自立，与徐渭、张瑞图殊途同归，致力于解决文字媒体与线的自如变化之间的矛盾，敢于置文字的尊严于不顾，变以往的用笔屈从于结构而为结构服从于用笔之需。这样的观念，依稀让我们感受到了今天人们已普遍认同的形式美意识。倪元璐的作品有《金山诗》与大量诗书卷轴。

王铎，字觉斯，号痴庵，又号蒿礁，别号烟谭渔叟。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明天启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入清再官礼部尚书，卒谥文安。王铎篆、隶、楷、行、草书均工。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与倪元璐、黄道周一道致力于书法的复兴。自家面目极强，但与倪黄相比，传统意味要浓烈许多，张瑞图与倪、黄作行草已多侧锋，王铎仍多守中锋。但对于结体却同样显示出了很大的自由度，对书法的革新起到了支持与推进作用。他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刻石，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图50）和《琅华馆帖》等。

傅山，字青主，别号公之它、石道人，山西阳曲（今太原）人。精通诗文、金石、书画及医学。以医学及书法最为驰名。是明清之交的著名人物。（图51）

如果我们把明代出现的徐渭、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等一系列人物的书法现象看成是一场革新传统书法审美向度的破法运动的话，傅山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总结者和代言人。他明确地提出“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守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的美学原则，实际说出了自徐渭以来一系列杰出书家的共同追求。傅山的书法，是一种纯度极高的以线抒情的艺术。说是草书却不一定有草法，说是行书，却勾连不断，说是楷书，却全无楷则，唯有线的流动变化。从视觉上说，有初学之拙，愚笨之钝，更有一种大辩若讷的宝贵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