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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发展到战国时代，人们已不仅关注于文字的使用，对于文字书写的自身价值也有觉悟。文字的萌芽产生，其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应该说它产生的原动力是纯功利的。可是在产生形成过程中，就很难说其中没有一定下意识的审美选择，比如蒙昧时代的文字记事符号也不只是标明或暗示某种事物，就是从今天所说的形式语言角度来说也不能不说已颇具魅力。可以设想原始人在完成了符号记事的功利性功能之后，书写时便会有意无意地带有一种装饰美心理，就像原始的人们用树叶掩身时不会只将树叶胡乱挂在身上而是排列得颇为美观有序那样。这也许应是人作为自然之子所具有的本能要求。到了甲骨文字的刻写，这种要求表现得就更为强烈与明显，以至于今天的书法家仍时常陶醉于古人的伟大。不过，被动的创造与自我的觉悟还是有着质的区别，直到战国时代人们才能动地把书写当做一门艺术来看待，并且产生了一批有史可考的因书写而著名的人物——书法家的出现，摆脱了以往工匠抄录的状态。当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字还未定型，仍处在改进与变化之中，书法家的留名，还或多或少与文字的革新演进紧密相关。

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秦汉书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古代书法艺术时期的结束和书法自觉时期的开始，其独特、多样、雄强、质朴的风格，在中国和世界艺术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秦代的书法处于一个特定的时期。除了当时官方日常最为通行的小篆外，尚有多种书体共存，谓秦书八体，《汉书·艺文志》说：“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图6、图7）不过这八体中实际只有篆隶两种基本书体，其余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等都是篆体的不同用场。刻符是专刻于符信上的文字，符在古代是一种凭据、凭信的工具，如虎符等。虫书，即鸟虫书，是一种用在幡旗一类物上的文字，结构为篆，笔画却用各种鸟虫形来构成。摹印，即缪篆，专再于印玺之上。署书，则是门匾上的题字，亦称榜书。殳书，是专刻于各种兵器上的一类文字。篆书有大小篆，小篆最为常用，大篆是籀文的遗留，相当于当时的繁体字。与代表官方书体的篆书相对的便是隶书，是民间或下层官吏徒隶为了应付繁忙的事务而使用的比篆更为简便的书体。有史可考的最早书家，是秦代的小篆书家李斯、赵高、胡敬母与隶书家程邈。

秦代隶书墨迹，首推1975年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图8），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秦简再现了秦代社会画卷。

竹简即在竹片上墨书文字，用绳索将其编组而成的书。中国在没有发明纸张以前，竹片是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云梦睡虎地11号墓中出土的1155枚秦简，近4万字，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上启商鞅变法，晚至秦始皇三十年。这批秦简绝大多数保存完好，整简一般长为23.1～27.8厘米，宽为0.5～0.8厘米。简文为墨书秦隶，字迹清晰端秀，笔画浑厚朴拙。有的简两面均有墨书文字，但大部分只书于篾黄上。竹简系用细绳分上、中、下三道，将竹简按顺序编组成册的。

云梦秦简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秦简文字书法承篆启隶，是我国最早的隶书。从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秦隶在破坏、肢解秦篆的书写方式中，尽管仍留有大量的篆书圆笔中锋的笔法，但比《青川木牍》隶化的特征更为明显。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部分简上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与石刻文字相比，此简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从《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到《云梦睡虎地秦简》之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秦篆至古隶的演变过程。

李斯，秦上蔡人（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战国名儒荀卿的学生。始皇统一六国，李斯为丞相。据载李斯曾与中车府令胡敬母、太吏令赵高一起整理、规范、省减大篆而为小篆。李斯有《仓颉篇》、赵高有《爰历篇》、胡毋敬有《博学篇》。

程邀，字元岑，秦下杜人（今陕西长安县境内）。做县吏时因得罪幽系与云阳狱中十余年。狱中他将小篆结构进一步收集、整理与归纳。变篆书的圆转为方于，绵长为短捷，形成更便于书写的隶书体。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隶书为王次仲所创。

隶书在战国末期出现后，经秦代渐渐以自身的优势淘汰了篆书。到了汉代成为公私通用的主流文字，成为使用书体，空前的繁荣。也就成为汉代书法的代表性书体。不过真正精妙佳品的出现，还是在东汉桓、灵帝时期。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做成的筷子，横平竖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不然，它的点划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可惜当时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图9）、《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门颂》、《华山碑》（图10）、《曹全碑》、《西狭颂》（图11）、《张景碑》、《张迁碑》等。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图12）。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

汉代书法的主要成就是隶书，但历史永远不会是静止的、单向的，汉字还远没有发展到令人满意的格局，与后来以至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字相比，隶书在实际使用中，便易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理想的解决，它的结构笔画过多的装饰成分，还阻碍日常的应用。故汉魏之际仍在变化，删繁就简最终形成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字相差无几的楷书（传为王次仲所首创）。随隶书的出现与使用，草书（章草）也必然出现。

章草的名称来历多有争论，说法不一：一说因汉元帝时史游写《急就章》，所用书体而得名；又说因后汉章帝时，杜度善此书体，曾用以上书章帝，章帝甚为赞许，并要杜度上奏时都用这种书体，故名章草（以第二种说法为可信）。

据史料记载，今使用最为普遍的行书也出现在汉末。唐代张怀瓘所著《书断》中说：“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但刘氏的行书并未见有流传。汉代以隶书为主流的同时，完成了楷、行、草三大书体的形成演变与定型，建立了我们今天仍在延续并最为常用的书法格局。

汉代的书家中，不乏杰出之士。而且书家的行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书家的身价也日贵一日。其中主要书家有：崔瑷、杜度（即杜操）、张芝、蔡邕之属，更有师宜官、梁鹄、刘德升等人。

张芝，字伯英，东汉时敦煌酒泉人。少即有高操，号张有道。书法初学崔、杜。后省改章草之波磔而为今草，自成一体。《书断》中说：“草之初，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毛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足见张芝草书纯熟有化境。故三国时韦诞说张芝“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

蔡邕，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工于书，篆隶书精绝。灵帝时为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曾因见工匠用刷白粉帚在墙上写字而受启发，创飞白书。灵帝熹平四年，亲书《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证》等经典于四十五枚石碑之上，并让工匠刻立于太学门外，以正谬误，即所谓的《熹平石经》（图13）。而且据载，初立碑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可见蔡邕名重当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