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书法

一、文字起源

什么是文字呢？后汉许慎《说文叙》的解释是：“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多也。”即指文字是以事物的类形取象而得来的，“文”是依类象形的线条组合，“字”是在“文”基础上的形声兼备，并随着事物、社会的不断丰富发展而渐渐形成并多样的。这是对文字形成的总体说法。

文字的形成在时间上是漫长的，文字萌始于何时这已无据可考了。《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是笔画之意，“契”是锲刻之意。书契即是刻画的文字。在没有文字作记录手段之前，结绳记事倒不失为一种可信的途径。而“后世圣人”却是一种模糊之说。《荀子》、《韩非子》始有言仓颉造字，但时间亦不清楚。直到后汉许慎，才在《说文序》里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达之迹，知分理之可有别异也，初造书契。”即仓颉为轩辕黄帝的史官，他仰观天象，俯察鸟兽虫鱼之迹，创造出中国最原始的象形文字，从而结束了远古时期结绳记事的蒙昧时代，并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汉字，仓颉也被后人尊称为“字圣”。另外还有一种以八卦为文字之始的说法，其依据也源出《易·系辞》：“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认为伏羲以八种不同符号来象征事物，已有文字之意，后来世事日繁，八卦也无法尽赅，便不断完善丰富而成为文字。

如果我们以迄今出土的实物为证，西安半坡陶片上刻划的符号，显示出六七千年前人们已经尝试着创造文字：而稍后的大汶口陶器文字（5000年前），因其不只限于一处一地，类似的符号在两三处都同时出现，足以证明当时大汶河两岸已有通用的文字流行。

二、甲骨文

甲骨文是3300年前的文字，晚于大汶口文字1000多年。甲骨文出土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殷为商代第二十位王盘庚迁都后的所在地，因武王灭殷后被废弃。故殷又多被后来人称为殷墟。据说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王懿荣、刘鹗发现，后来在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努力搜集考证而成为一门显学。殷墟出土的甲骨（龟甲、兽骨），大多是用于占卜纪事，如占卜日期、占卜者姓名、占卜内容及结果等都刻写其上。至今为止，甲骨出土数量已相当可观，达十万多片。甲骨文字不仅内容容量巨大，而且文字数量也已有相当的规模。已能够完成对多种事件的记事功用，只是仍有很多字形明显存留着图画的象形痕迹，且规范性很不够。甲骨文虽大多用刀刻成，但从书法的角度看，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章法、结字三要素。从用笔上说，在甲骨文中发现了朱文和墨书的痕迹，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毛笔之类的工具。其用笔起止均显露锋芒，线两端尖而中间略粗，反映了毛笔的弹性和柔韧性。从章法上看，甲骨文是纵成行，横则有序列与无列并存；行款错落，大小变化，疏密有致。就结字而言，一方面具有对称或一字多形的变化美，另一方面又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揖让等结构形式。总之，甲骨文因刀刻的原因，以方折为主，笔道尖细、挺劲。字体大小不一，大则寸余、小则入厘，即使同属一字，也繁简不同，常在一篇文中，有反有正，有顺有逆，或合或分等。

图1　甲骨文图画式文字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图2）、《宰丰骨匕刻辞》（图3）、《四方风名刻辞》是甲骨文各期的代表。其中《宰丰骨匕刻辞》为商代一块牛骨，匕首形。镶嵌十四颗绿松石，相传也为安阳出土。殷商时期甲骨文，多为卜辞，记事者甚少，此骨匕记载了帝乙或辛帝时，宰丰受到商王赏赐之事。宰丰骨匕一面刻辞纹，另一面刻有文字，一端残，文字分两行，完整无损，罕见之极。其布局精妙奇美，疏密得当，笔力雄健浑圆，结体错落有致，显示出卜辞书法成熟之美。

图2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图3　宰丰骨匕刻辞

三、金文

金文亦称钟鼎文，是一种铸刻于古代铜器上的字体，无论从时间还是写法上都与甲骨文先后承接。它曾与甲骨文并存，自成体系而不受甲骨文的影响，且在甲骨文之后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古代把钟鼎看作重器，故其上多铸有纪念文字。钟是一种乐器（部分量器、酒器也叫钟）；鼎主要是祭器一类用品，三足两耳，形似香炉，大小也不一。鼎在用于祭祀时，往往用来装盛牺牲，还有作为烹饪饮具来使用的。最重的鼎器可作传国之宝，如夏禹曾收九州之金属铸成九鼎。后三代之时，九鼎皆随王都而迁移，而建都则每称定鼎。

殷商时期在钟鼎上刻的铭文字数不多，如《礼·大学》所载，成汤铸成一供沐浴用的盘后，在盘上仅铸了“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数字，字体也与甲骨文近。到了周代，所铸铭文文字多者已增至500余字，文字排列也开始讲究，变得整齐雄伟。内容也更宽，有祀典、锡命、征伐、约契等。战国末年钟鼎文字体进一步同化接近小篆。文字数量与内容重新出现省减，有时只有督造者或铸工的姓名和器物名称。

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诸侯割据的动乱时期，也是文字体例上的多变年代，因时代的复杂性，也因史料的局限性，使得长期以来关于金文、古文、籀文、六国文字及小篆等书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多有争议。

籀文（大篆）是后来汉代人所取的名称，即因周宣王时，太史籀所著大篆15篇以作为学童识字的课本而得名，而这时实际更多还是以铸字的方式出现，仍多属金文的范畴。小篆是沿籀文正脉的更进一步变化，更为简捷，易于造型。是战国时秦国已使用的文字，且所出现的方式已不再是以铸字为主，故已不主属于金文一类，而多是以刻石等形式出现。与小篆同时并存的，还有战国时其他六国的文字，它不像秦小篆与籀文间所建立起的那种必然的演变关系（因为秦在西方，受到中原六国的影响较小，故文字上相对正统稳定），而是将文字传统随意增删，极不规范，其原因是国与国之间长期的相互争斗与制约，各立门户，于是文字上也形成了各种异体或一字多形，甚至是怪体，奇诡难识，即所谓六国异文。

大盂鼎（图4）：为周康王时期器物，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浑厚典丽，是世间珍宝。相传此鼎于清道光年间在陕西省眉县礼村出土，当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年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氏后人捐献国家。

图4　大盂鼎

散氏盘（图5）：散氏盘铭文铸于盘内底上，共375字。是一件风格非常突出的作品。其书法浑朴雄伟，字体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寄奇隽于纯正，壮美多姿。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

图5　散氏盘

泰山刻石：现仅存九字，其书法是标准小篆书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