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夏商社会的自然界与夏商地缘

人类的发展，从鸿蒙的太古时代到现阶段，始终没有挣脱生存的生物链羁绊。生命有机体的性质决定了人必须不断从外界获得能量，但人不能像植物一样完全直接从大自然的空气、阳光和水中实现能量的转化，也就是说，人不能像植物一样只简单地晒晒太阳就行了，人只有通过生产才能获得其生存所必需的能量，这就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则这种生产必定又是不间断的生产。正是在这种不断进行的生产中，不仅实现了个体和种族的繁衍，而且创造了人类的文化。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立场就是主张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理解人类的精神样式，也就是说，生产从来就表现为双重的结果，生产不仅生产出人类的物质存在，而且也同时生产出人类的精神气质，亦即文化。马克思提示我们，无论怎样荒诞离奇的思想，都可以从生产中找到它的根源，都是生产的“反响和回声”，而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又无非是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能动—受动”的实践过程，所以马克思告诉我们，只有从感性出发，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因此，我们对中国上古文化的研究，正确的路径就是从先民的社会生产出发，如果我们能够循序地把握他们的生产发展的历程，我们也许就找到了进入他们心灵和思想的钥匙。但对生产的理解首先在于对先民生存环境的理解，亦即对先民的“感性”和自然界的理解。但太渺远的过去不属于本文的范围，这里的研究局限于从中国文明的初曙到夏商时代。

农牧业是一切民族踏入文明门槛时所能进行的最主要的产业，但早先的农业是一种纯粹“自然”的产业，基本上是在纯粹自然的条件下进行的，大自然的阳光、降水、气温和土壤与动植物是一切原始农业得以进行的自然条件和前提，也同时是它的限度。中华上古先民从大约距今8000～7000年前开始，就进入了农耕文明时期^[1]，这时期的农耕聚落，其农业生产水平已进入初级耜耕的农业阶段，在此以后的这七八千年时间，农业一直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形式，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自然界的变迁虽然极为缓慢，但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自然的变迁对农业生产而言实际上可能已经非常巨大，以至于如果我们不了解先民社会的自然界，我们就很难了解先民社会的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