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文书的流散

敦煌文书发现后，即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文书发现之初，王道士就请城中绅士来参观。绅士们不知其可贵，只认为这些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都叮嘱王道士仍藏洞内。“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时嘉峪关税务司比国人某将回国，来谒廷栋，临行，廷栋出数卷赠之。此比国人行过新疆，复谒长庚将军（亦满人）及道台潘某。相与道敦煌事，复以经卷分赠长庚和潘道台”。⁽²⁾

1949年4月出版的谢稚柳《敦煌石室记》

1902年，敦煌知县汪宗瀚把王圆箓送给自己的部分敦煌遗书、遗画和拓片等，转送给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深知这些文物的重要价值，立即建议甘肃省当局，要求将藏经洞全部文物运送兰州保管，而政府当局则以经费困难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1904年3月，甘肃省藩台令敦煌知县汪宗瀚对藏经洞出土文物进行清点并封存。汪宗瀚乘机择其精品，送给了新疆、甘肃等一些地方官员。敦煌文献从此开始在外界流传。

斯坦因、伯希和盗劫文献后，藏经洞文物才开始为人们所知，并引起政府的重视。1908年，清朝政府责令敦煌知县并王圆箓“将此项经卷，妥为保存，毋再遗失私卖，致于咎戾”。⁽³⁾于是将残存卷子分装两大木箱，名为“转经筒”，藏于第367窟。但狡诈的王道士还是私藏了不少经卷，偷偷出售。当1909年敦煌遗书运送北京时，由于王道士做了手脚，并没有全部运完，因此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从王道士手中买去五六百卷。当时在新疆一带也不时有人向外国人兜售。后来又在莫高窟发现了一批藏文佛经，甘肃省政府教育厅便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⁴⁾并派人会同敦煌县地方政府共同清理查验，共清理出藏文经卷94捆，重440余斤；带夹板经书11打，重1744斤。这些藏文经卷由敦煌劝学所、莫高窟寺院和甘肃省图书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