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余断片又遭劫

自从斯坦因、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后，中国政府便将劫余部分共8000余卷，运送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既然如此，为何橘瑞超、鄂登堡还能盗去大量遗书呢?斯坦因于1914年来敦煌时，又能从王道士处骗购600余卷呢？在运京途中及入藏京师图书馆前，又有许多散失呢？因此，探讨敦煌遗书之流失和被盗劫，不仅要研究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华尔纳等外国“考察家”、“探险家”的劫夺，而且要分析国内官僚地主及一些权势人物对敦煌遗书的盗劫，从而使一部分珍贵文物流散出去，造成了我国学术文化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