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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回巴黎后，其考察团携带回去的物品分别归几个机构所得。自然历史博物馆得到了“岩石标本，800种草木标本，200头鸟，还有哺乳动物和昆虫”；考古文物和考察沿途发现与搜集的数千枚钱币几乎全部交给卢浮宫博物馆；在库车绿洲克里希发现的100来枚钱币则入藏于国家图书馆钱币、纪念章、古玩部。国家图书馆抄本部（写本部）在1910年4月26日得到了东方收藏品中最丰富的一次赠藏，即伯希和所获的敦煌文献。⁽²⁷⁾

根据目前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现将伯希和搜集品的编号和数量简介如下：

1.汉文　以“伯希和汉文”编号，从2001号～6040号，中间有多段空号，还有少量失号（“失号”往往与拼合、改编等有关，不一定是真正遗失），实存2747号。

2.藏文　由马赛尔·拉露整理，以“伯希和藏文”编号，0001～2224，实存2224号；未经整理的文献暂编号为3500～4500。共计3175号。

3.梵文　敦煌所得13件；又有得自新疆地区的梵文文献，总计约1000余件。

4.焉耆——龟兹语　总计近1000件。

5.于阗文　共计75件。

6.粟特文　共计30件。

7.回鹘文　30件。另有从181号窟（敦编464）发现的回鹘文文书363号。

8.西夏文　出自伯希和编第181、182号窟，共计211件。

9.西伯来文　1件。

10.伯希和新疆都勒都尔·阿护尔汉文文献249件。⁽²⁸⁾

综上所述，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共约9000件，其中敦煌文献约7000件。

伯希和来敦煌盗劫文书，虽然比斯坦因晚一年，但比斯坦因有着更优越的条件。他懂得汉文、俄文、藏文、突厥文等10多种文字，特别是他多次来中国，并于1902年至1904年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对汉文尤为熟悉，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正是由于伯希和的汉学知识渊博，所以，他窃去的敦煌遗书，在数量上虽然没有斯坦因多，甚至没有俄国人盗走的多，但却是敦煌遗书中最菁华的部分，其中有许多孤本。

敦煌遗书中标有年代的卷子本来不多，却大部分为伯希和所得。据有的学者统计，在伯希和原编的2700号草目中，标有年月的有515件，占19%，即将近1/5；斯坦因所窃部分，有年月的卷子占4.3%，不到伯希和的1/4；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年月的卷子仅占0.58%，是伯希和的1/32；俄罗斯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年月的卷子为1.36%，是伯希和的1/14。“人所共知，卷子上的年月记载完整多半表示卷子的首尾较少残缺，有纪年的卷子对于科研的价值自然大为增高。只此一端，人们也可以体会巴黎所藏卷子的重要性”。⁽²⁹⁾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卷子约占90%以上，所以有人称敦煌遗书为佛教遗书。世俗文书，即直接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非佛教经典，数量很少，但伯希和盗去的卷子中这部分的比重却很大。目前法国所藏的世俗文书数量最多，研究价值最大。据统计，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95%以上为佛经卷子；英国所藏的佛经卷子约为85%；俄罗斯所藏的佛经卷子也为85%；而在巴黎所藏的3900卷汉文卷子中，佛经仅占65%左右，约为2500卷。⁽³⁰⁾由此可知，伯希和所盗的敦煌遗书中，佛经的数量最少，世俗文书的数量最多，现将巴黎所藏敦煌遗书，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1）《水部式》

《水部式》编号为P·2507，是研究唐代水利灌溉和水上运输的重要著作。此卷首尾皆残，没有书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罗振玉就将此卷影印入《鸣沙石室佚书》之中，并撰有详细跋文。“检宋本《白氏六帖》卷二十二（水田类）引《水部式》：‘京兆府高陵界清白二渠交口，置斗门堰，清水恒佳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若雨水边多，即上下用水处相开放，还入清水。三月六日已前，八月二十日已后，任开放之’云云，正在此卷中，知此书为《水部式》也……有唐初叶，式凡四修：曰永徽，曰垂拱，曰神龙，曰开元，此卷不知属何时矣”。⁽³¹⁾首次确定了《水部式》的篇题。其后，日本学者仁井田陞、那波利贞也对《水部式》残卷进行了研究。仁井田陞根据《水部式》中的京兆府、河南府等地名，确定现存《水部式》的制作年代为开元十三年以后的开元年间。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集发表了王永兴先生的《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将该写本全文发表，并利用大量资料进行了详细校释，是目前最好的校录本。

（2）《沙州都督府图经》

该写本编号为P·2005、P·2695。唐代的沙州，约当今天的敦煌，《沙州都督府图经》就是一部唐代敦煌的地方志。它保存了中古时代有关敦煌历史、社会、地理、文学、宗教、自然资源、中西交通等方面，如河流、水渠、池堰、

古城、学校、殿堂、歌谣、祥瑞、驿站以及北凉、西凉史事等多方面的丰富资料，从未为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此卷首尾残缺，伯希和曾考为《沙州记》。1909年罗振玉借得伯希和所印该卷照片，易名为《沙州志》，收录在《敦煌石室遗书》中。1913年罗振玉又认识到它是唐代的“图经”著作，又易名为《沙州图经》，收入《鸣沙石室佚书》中。1916年，伯希和在通检其所窃敦煌遗书时，发现P·2005残卷，内容与《沙州图经》基本相同，而此残卷（P·2005）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字样，至此，才知道P·2695与P·2005都是“沙州都督府图经”。

（3）《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编号为P·3532。该书发现后，罗振玉即根据照片校录，收入《敦煌石室遗书》中，并撰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此卷首尾残缺，楮纸写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记周游五天竺行程，及国土、宗教、物产、民风。初不省其书名及作者之姓氏，检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就其《音义》，证以此卷，合者凡十五条，其次第并与此符，知此即《慧超传》矣。”⁽³²⁾首次确定了该卷的篇题和作者。1912年，日本著名东方学家藤田丰八根据罗振玉的刊本用汉文写出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证》，对这部行记进行了详细的考定。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该写本进行了全面整理，完成了《往五天竺国传笺释》⁽³³⁾一书，收入中华书局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中，是目前最完整、最详尽的校录本。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记述比较详细，可以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互为补充，学术价值很大，是研究中西交通史、中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4）《众经别录》

该卷编号为P·3747。它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也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第二部最古目录。约在1937年至1938年初之间，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得见P·3747号原件，将其摄制照片带回国内。1948年12月，北京大学纪念建校五十周年，由向达和王重民主持举办“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展出此卷照片。其《展览概要说明》内记载：“P·3747，六朝写本，存九十七行。据《历代三宝记》，知为刘宋时所撰《众经别录》，为今存经录之最古者。”⁽³⁴⁾这是《众经别录》残卷以照片形式在国内首此公开露面。1951年，苏晋仁先生依据周叔迦先生所藏照片，写成《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³⁵⁾首次公布了该卷录文。

1956年7月，王重民先生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的重版作“后记”说：“原卷首尾残缺，没有原来的书名，仅有书内的‘类目’名称：‘三乘通教经录’第二和‘三乘中大乘录’第三。按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十五所记的《众经别录》类目，第二、第三正是这两个类目，还记‘三乘通教录’著录的佛经是‘五十一部，九十七卷’，残卷所载的也正是五十一部。所以，可以断定这个残卷就是《众经别录》的残本。”从其内容可知，其“残存部分是《众经别录》第一卷中的中间部分”。⁽³⁶⁾

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所著录的佛经，都有简略的解题。解题内记载着译人和译时，尤其是还极其扼要地揭示了佛经的宗旨和体质，这是后来的佛经目录所没有的。这一种体例是我国古代目录学遗产中的新发现，值得重视与研究。

伯希和最后于1909年10月24日回到巴黎，其后他立即与老师沙畹等共同研究他所带回的文书。并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了《甘肃发现的一座中古书库》，详细介绍了其盗劫敦煌遗书的经过。同时，伯希和还着手编写所窃敦煌遗书的目录。20年代初他就把其中的一部分编成了一本目录，共著录了1532个汉文卷子，即从2001号～3511号，以及从4500号～4521号，在60年代以前，这个目录一直是我们参考巴黎敦煌遗书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为什么伯希和的目录从2001号开始呢?这是因为他所窃遗书中有许多藏文卷子，当时估计有2000卷。故2000号以前的序号是他生前留给藏文卷子的估计数字。

事实上，藏文手稿不止2000号，因此法国国家图书馆在后来的编目中，便采用了写本部通行的原则，即以收藏品的文种分类。为了保持总体的统一性，每种前都冠以伯希和的姓氏，即P。

在编目工作中发现，有一部分文献是用两种文字书写的，通常正面是汉文，背面是藏文。在为伯希和藏文收集品编目时，改动了编在汉文收集品中藏文文献的原来编号，使这些文献归入藏文收集品中。

其他文字如粟特文、于阗文或回鹘文文献，数量不多，很早就编在3509号以后了。因为当时伯希和认为，有1500个编号就足够汉文文献使用了，所以就将2001号～3500号留给了汉文文献。

目前，法国国家图书馆正在集中力量，对伯希和收藏品全面整理编号，并与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名，从1995年开始，陆续出版法国所藏敦煌西域文献。全书共34册，现已全部出版。

除了文献外，伯希和还携去了一部分艺术品，包括220余幅图画、21尊木雕、丝绸和其他纺织品残片。由于伯希和窃去的文书都是精品，价值极大。而艺术品数量小，价值也没有斯坦因盗去的大，因此人们对法藏敦煌艺术品都不大留意。实际上，伯希和所获艺术品虽然数量不多，但也不乏珍品。如集美博物馆中有两幅关于阿弥陀天堂的画和许多断片，其中一幅可能是最古老的可移动的图画，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内一幅出自8世纪的佛说法画十分相似。集美博物馆的这幅画，堪与日本奈良法隆寺正殿内的画媲美，是现存敦煌唐代绘画中最美丽的作品之一。另外，法藏水月观音、救苦救难观音、降魔变等画和一些木刻、木雕像，也是很有艺术价值的。⁽³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希和应征入伍，整理、研究敦煌遗书的工作暂时停顿。大战期间他曾出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1918年回到西伯利亚。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巴黎，在法兰西学院工作，该院专为伯希和开设了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座。1921年5月6日，被选为法国碑铭与古文字学院院士。1927年，巴黎大学成立高等汉语学院，伯希和被任命为中国语言学、文字与艺术教研室教授。从1932年起，伯希和又负责主持关于远东研究的重要刊物——《通报》。1935年，他又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并担任苏联列宁格勒科学院的院士。1939年，被聘请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支持盟军，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战争，于1945年10月26日因患癌症去世。

1945年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不仅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法国汉学史上也是发生了巨变的一年。在这一年前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最杰出的三位汉学家先后去世。除了伯希和外，葛兰言死于1940年，马伯乐也于1945年惨死在德国的集中营里。

(1)（法）M·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8期。

(2)（法）M·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8期。

(3)《戴密微汉学论文选》，1971年荷兰莱顿出版，译文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1期。

(4)（法）谢和耐《二战以来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3期。

(5)见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张元济诗文》第243页～244页，1986年版。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载《历史研究》1997年5期。

(6)《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载《历史研究》1997年5期。

(7)郭恩《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8)（法）M·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8期。

(9)转引自（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转引自（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参阅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41页～4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0)参阅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6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3)参阅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载《历史研究》1997年5期。

(24)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载台湾敦煌学会编辑出版《敦煌学》第6辑（1983年6月出版）。

(25)《敦煌石窟》第1卷前言，转引自（法）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6)（法）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1卷序言，耿昇译文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4年2期。

(29)张广达《国外近年对敦煌写本的编目工作》，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12期。

(30)参阅周丕显《敦煌佛经略考》，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2期。

(31)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第20页，转引自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第12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33)（唐）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版。

(34)转引自白化文《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校释》，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1期。

(36)转引自白化文《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校释》，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1期。

(37)参阅（法）苏合·福奇兀著、杨汉章译《伯希和在敦煌收集的文物》，载《敦煌研究》199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