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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藏经洞遗书和土地庙遗书外，敦煌是否还有其他的批量遗书发现?早在伯希和的敦煌笔记中，就已经对此作了初步探讨。在伯编181号窟，即敦编464号窟中，伯希和有这样的记录：

该洞部分地被废物碎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了。我们于那里发现了用于印刷蒙文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它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那里在元代可能于该洞中有一个刊经厂。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它们至少属于4部不同的书籍，1本几乎是完整的蒙文小册子，写有从中加入的汉文词组短语，从而使人联想到了我在163号洞（敦编第16号窟，作为藏经洞的17号窟即开在16号窟的甬道上）中于经捆之外而发现的那个本子，我曾怀疑它是蒙古文而不是回鹘文的。如果它是回鹘文的，那么它就应该是自1900年以来才后放入第163号洞中的。这些书籍都已遭虫蛀和被撕毁了。⁽¹⁴⁾

从伯希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考察笔记可以看出，当时就已在敦编464窟中发现了部分文书。但由于伯希和笔记一直没有公布，因此，伯希和的这一记载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464窟中出土的文书却已流散开来。

1974年10月，日本龙谷大学百济康义先生曾赴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回鹘文写本，对该馆所藏回鹘文写本进行了编目、定名等整理研究。此后百济先生又几次访学斯德哥尔摩，并对日本各家所藏回鹘文写本与瑞典藏本进行了对比，从中发现一些写本出自敦煌，但并非藏经洞（即第17号窟）所出，因为它晚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

1982年，百济先生又根据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181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464窟）出土资料，得知一批写本（主要是回鹘文写本）确实出在464窟，而且其中一部分与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劫去的敦煌遗书为同一写本。这批回鹘文写本有：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藏41件；日本藤井有邻馆藏西域古语资料27件；羽田亨氏藏西域古语摄影资料75件（下落不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均收藏若干件。由此推断，这批写本估计同出于敦煌蒙古期（元代）建造的窟中，书写年代在13世纪至14世纪。由于伯希和在资料中明确说得自他编号的181窟，从而可知，这批资料出自敦编第464窟。

这批回鹘文经典既有写本，也有印刷本，时间在13世纪至14世纪间。其书写者是蒙古人，而使用的语言却仍是沙州回鹘语。其中继速来蛮西宁王之后，其子阿速歹、速丹沙、养阿沙仍崇信佛教，书写印刷佛典。速来蛮西宁王之后坐镇沙州的后继人史无明载，从这批资料可知为速丹沙，从而证明西宁王之王统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

464窟为元代重修，其东壁门南、北有回鹘文题记。该窟的封闭时间，从回鹘文文献年代看，最早应是明代初年。这批写本的发现和开始流失应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斯坦因到敦煌时，伯希和也劫走了464窟的一些回鹘文文献。其后，瑞典人似亦涉足敦煌，窃走一部分回鹘文写本，至于日本各家所藏，除天理图书馆的藏品乃张大千先生赠送外，其他情况都不清楚。⁽¹⁵⁾

(1)录文经李永宁先生整理，刊于《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录文经李永宁先生整理，刊于《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草册》原文引自子青《记王道士催募经款草册》，载《西北日报》1945年5月22日。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附录也录有此《草册》。

(4)苏莹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北魏写经颠末记》，载《西北日报》1944年12月1日。

(5)该报告见苏莹辉《敦煌学概要》（修订再版），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1年10月版。

(6)原载《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12月出版）。又见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苏莹辉《记本所新发见北魏写经（附录）》，载《西北日报》1945年4月24日、5月9日。

(9)阎文儒《莫高窟与敦煌》，载向达等著《敦煌》，学习书店1951年版。

(11)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载《敦煌研究》第3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池田温《1944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1987年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

(13)参阅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载《敦煌研究》第3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池田温《1944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1987年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

(14)［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38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参阅刘永曾《回鹘文写本与莫高窟第二藏经洞》，载《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