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汉骊靬县

西汉开疆河西后，在玉山之一的嘉峪山东西置酒泉、敦煌二郡，在焉支山东南置武威郡，西北置张掖郡。焉支山西置删丹（山丹）、山东置番禾（永昌西北毛卜喇）、山南置鸾鸟（鸾水旁鸾鸟城）、山北置骊靬（山丹东丰城堡）共四县。焉支山与北山之间是玉关道要隘，置峡口要塞；与南山之间是优质草原，西汉放养军马，上世纪已成为世界最大军马场。史家对番和、鸾鸟、骊靬的县址都有争议，今只考近年热炒的骊靬县遗址。

西汉后期匈奴内讧，五单于争立，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被迫于公元前53年（宣帝甘露元年）向汉称臣，成为西汉属国；北匈奴郅支单于（呼韩邪之兄）畏汉率众西迁西域。公元前36年（元帝建昭三年）宫女王嫱（字昭君）嫁于呼韩邪；同年，“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中亚锡尔河流域），诛灭郅支单于”^[18]。《汉书》又记“:秋，使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诸京师，悬蛮夷邸门。”^[19]此后，这支匈奴人的下落退出了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然后，他们出现在俄罗斯、匈牙利的诗书和法国、英国、德国人类学家的记述以及罗马教皇、游走牧师的见闻录中。在康居之战中，北匈奴用的是罗马军队惯用的阵势和战法，由此推断，坚守康居国城堡的主要是罗马雇佣军，匈奴人则大部西逃，罗马人被俘，带回中国，安置在河西走廊。中国古籍中，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犁靬或骊靬，而西汉在河西张掖郡设置骊靬县，应该与罗马人有关，或为罗马商人的聚居地，或安置罗马战俘，学界对此没有异议，问题是骊靬县址在哪里。

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的一支军队东征西亚，几经转战，被俘，再战，尔后就神秘地消失了，成为欧洲历史上困扰史家多年的千古之谜。近年，西方学者经过研究认为，这支军队后来成为匈奴的雇佣军，守卫中亚的一座城堡，被西汉军队打败，再次被俘，带回中国，可能安置在河西一带。此说一出，举世关注，甘肃的学者当然不会置身事外，有人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著书立说，认为永昌县祁连山下的者来寨遗址，就是当年安置罗马人的骊靬县城，主要根据是这里居民中有血红蛋白异常现象，时有黄发碧眼特征的人出生，这是一种欧洲人种的返祖现象。永昌县的官员们如获至宝，在县城里树起了汉使安置罗马人的雕像，在者来寨围起围栏，挂出骊靬县址牌子，供游人参观，使这个土围子一夜之间举世闻名。然而此说此举尚缺更多的史料和考古支持，疑点很多，骊靬之谜依然是一桩公案。

笔者查阅《汉书》记载，并经实地访问，互相对照，得出结论：西汉骊靬县位于山丹县之东、焉支山和北山之间、峡口西面的丰城堡，不在永昌县者来寨。

调查显示，山丹人群中的血红蛋白异常现象比永昌者来寨多。

山丹丰城堡一带有罗马文化遗风，而者来寨没有。丰城附近的甘泉子有一个小山村，民俗很特殊，村民全部信奉天主教，至今保留着古老的传统，不与外村人通婚。上世纪末为了脱贫，整体搬迁到山下平地，在312国道旁修筑居民点而居。中国西北角的深山中，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他们信奉的天主教，显然不是近代从东南沿海传入的，而是从古代世袭下来的。

《汉书·地理志》所记骊靬县不在南山下，而在北山下。认真研究《地理志》就会发现，河西4郡35县的排序并非完全随机写来，而有一定规律可循，或按方位、或按设置先后排序，其中酒泉郡9县和敦煌郡6县都大体上自东向西排序，这也是置县先后的顺序；武威郡10县大体上也是自东向西，张掖郡10县则大体上自西向东排序。武威以姑臧为中心，向东置2县，向北沿石羊河置3县，其余4县自东向西沿南山北麓设置，依次为苍松（古浪）、张掖（武威南张义堡）、扑（永昌东南）、鸾鸟（永昌西南鸾鸟城）。张掖郡以得为中心，向西北沿黑河置2县，南山下置1县，其余6县自西向东沿北山设置，最近的屋兰（张掖东古城），最远的是鲜美（金昌市金川区），中间4县，《地理志》记载的顺序是删丹（山丹）、日勒（山丹东北60公里十五里口）、骊靬（焉支山北丰城）、番禾（永昌西北毛卜喇）。位于日勒和番禾之间的骊靬，只能定位在丰城一带。焉支山是张掖、武威二郡的南北界山，山之西北是张掖，山之东南是武威，如果把骊靬定位于武威郡鸾鸟县东面南山下的者来寨，就成二郡交错置县的局面，不合事理，有违常规。

从血红蛋白异常、罗马文化遗风、《汉书》记载等三个方面判断，西汉张掖郡骊靬县址在今山丹县丰城堡，这个结论有待考古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