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史密斯·托平：《中国穆斯林军阀：马鸿逵在宁夏（1933—1949）》述评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张天政

由托平先生所做的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中国穆斯林军阀：马鸿逵在宁夏（1933—1949）》，（1983年印）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史学工作者对三四十年代宁夏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该部英文成果共计300余页，分为目录、前言、第一至六章、结论、索引、图表目录、术语表、参考书目等部分。

其一，这应该是海内外学术界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宁夏进行研究的第一部学术成果。1988年、1993年在台湾、大陆才相继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发表。该书的架构较为新颖，符合美国中国史学术研究的格式与规范。材料使用方面，主要运用旧报刊、游记、地方文献、英日文材料、政府公报及工作报告、文集、前人学术论著等资料。在1980年代，这部研究成果的作者搜集到较为丰富的资料，发表了对马鸿逵统治时期的宁夏进行研究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是应该肯定的方面之一。成果运用大量的文献、报刊、游记、外文材料、口述史料（对马敦静的访问），有不少是国内难以看到的。该成果80年代初填补了近代宁夏研究的空白领域。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当时较国内更为先进，具有一定的学术规范性。

其二，论文结构较为新颖，内容较为丰富，涉及一些新的领域。

前言注意到宁夏对自然地理环境及民族、宗教特点的梳理、研究，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思想的影响；也抓住当时宁夏历史的特征。前言为背景介绍，主要考察宁夏省的组建，自然地理环境，如地形包括：平原、山脉、高原、沙漠，宁夏的气候、温度、降水，宁夏的人口、民族以及回汉民族关系，宗教派别以及建筑、行政区划，并梳理宁夏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回民起义、冯玉祥国民军、马仲英来宁，马鸿逵出任宁夏省政府主席。

第二章为意识形态、少数民族政策。马鸿逵要求他的士兵要以儒家文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讨论德才的关系时，他强调军官要将德放在首位，并重申蒋介石所提出的礼、义、廉、耻。对于国民党在宁夏设立党部，实施党化教育，马鸿逵已经将其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当然，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作者认为马鸿逵一直持反共态度，而且深知共产党使其军阀统治的直接威胁。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作者指出，1936年马鸿逵认为回汉民族矛盾是西北民族关系的严重问题，马强调回族、汉族均是中国人，均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不幸的是这一点并非全体回汉民众人所共知。对于宁夏回族门宦，作者研究了马鸿逵对哲合忍耶门宦的态度、扶植伊赫瓦尼门宦及利用伊斯兰协会宁夏分会委派阿訇，对各门宦进行控制的情况。但作者并未注意到，马鸿逵的观点当时有引起国民政府重视宁夏及西北回汉民族问题的动机，但也反映出回族经堂教育中阿訇对回汉民族关系的误导，汉族中大汉族主义观念及对回族的歧视，及国民政府基层政权对回族民众的政治压迫及经济剥削等问题。1934年，针对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纠纷问题，马鸿逵讲道，“中国的人民(回族)，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但“仍然还是中华民族”，“无所谓回，无所谓汉，同是被人欺凌的弱小民族，只有团结救国，抵御外侮，并无所谓回汉的隔阂”⁽¹⁾。马鸿逵的观点有片面之处。从民族之含义而言，回汉民族是有所区别的。但他希望能够在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之大前提下，纠正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消除回汉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隔阂，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侵略，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宁夏第三章梳理宁夏军队情况，主要介绍士兵的征募、构成（马敦静认为回族士兵仅占30%；日方材料回族士兵占50%）、武器、训练、纪律、马鸿逵对军队的控制等。该章对马氏控制下的宁夏军队情况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是较有特色和学术价值的。第四章对地方当局行政机构及其改革加以探讨，梳理出宁夏省政府下属的主要机构，即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后来设立的有土地局、警备司令部（后改为警察局）、卫生处、农林局、水利局；作者还对宁夏官员的学历层次加以探究，认为建设厅的20位职员，受过高等教育的有9位，学历层次居四厅之首，平均年龄为37岁；拥有受高等教育职员人员，各厅局依次是土地局、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同时，对宁夏各县机构设置及保甲制度进行研究，指出乡村保甲长多由地主、富农担任，认为该制度有利于对宁夏广大乡村区域的控制，对于防共、防日及防止匪盗等均发挥作用。作者还安排一定篇幅对当时新的建设措施，如修筑道路、植树造林、严禁鸦片吸食、公共卫生等所谓改革加以探讨。结论是回族军阀所拥有的强大军队并作为其权力的支撑及唯一需要，事实上限制了社会经的变革。时人也曾认为宁夏养兵过多，主张减少兵员，减轻民众负担。该议在当时很难实行。至1949年宁夏人口约75万左右，而马鸿逵的军队约在10万人以上。“征兵成为宁夏人民最大的灾难”。⁽²⁾此举致使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民众负担反而加重。可见，作者的这一结论是十分深刻的。

第五章梳理宁夏的经济与土地问题，对马鸿逵统治宁夏时期的货币、银行、工业、农业税收及土地问题加以研究，分别进行一定篇幅的梳理。如货币流通，1930年，国民军设立的西北银行宁夏办事处撤离时将准备基金全部提空，西北银行券逐步退出流通领域。1931年，马鸿宾主政建立宁夏省银行后，经财政部批准发行省钞，临时维持券以及接受西北银行之旧钞票等，共洋一百二十二万零四百余元⁽³⁾。这些造成宁夏严重的通货膨胀。马鸿逵上任后，从1933年起，利用鸦片及150万元军队经费，发行250万元新币，并出售鸦片收回旧币。但市场上流通货币混乱，有制钱、银两、银元等，危及新币币值。为稳定新币币值，宁夏省财政厅禁止利用银元等纳税，一律使用新币。

第六章对宁夏的教育措施及结构等加以研究。如梳理了马鸿逵对教育重要意义的观点，即教育与国家的强大息息相关；介绍宁夏的识字运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建设，师资建设、学生人数，1947年请求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宁夏设立“国立贺兰大学”，并探讨宁夏教育建设的作用。

当然，该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具体如下：

其一，论文的不少内容逻辑排列值得质疑

讲马鸿逵，但却在第一章梳理自唐朝以后伊斯兰教派演变、回族的历史及经堂教育、民族政策、地方军队，河州马家的兴起、起事及后果，马鸿逵家族，北京政府时期的政局变动及马家的应对策略。

其二，未能充分运用地方文献、其他资料

如政书体史料，《清实录》等）、地方文献如《朔方道志》，台湾的材料、档案资料，报纸材料有欠系统，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国民政府时期的回族军阀马鸿逵与宁夏还有不少的研究领域。

其三，学术规范也存在一定问题。

如前言仅见宁夏地理环境的梳理，并未对民国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对宁夏研究的成果加以梳理、评论。

其四，虽然该论文对三四十年代宁夏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研究，且角度新颖，但该研究缺乏系统性，所探讨问题有支离片段的感觉，尚待全面深入研究的领域甚多，如宁夏畜牧业、区域财政、农村金融、地方当局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等许多课题均有待系统研究。

【注释】

(1)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11页。

(2)陈育宁总主编，吴忠礼、刘钦斌主编：《宁夏通史》，近现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3)宁夏省政府秘书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财政篇），第三册,宁夏省政府1942年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影印，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