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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不少经学史著作，如皮锡瑞《经学历史》、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等⁽²⁾。同时，域外汉学界有不少经学研究论著也经翻译而传入国内，如马伯乐的《书经中的神话》、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内藤湖南等的《先秦经籍考》。其中，冠以“中国经学史”之名的译著仅有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及安井小太郎、诸桥辙次、小柳司气太、中山久四郎合著的《经学史》。前两部在当时即有中译本行世，安井小太郎等合著的《经学史》在上世纪末也有译本面世。本文着重叙述这三部经学史的译介情况，兼论其在国内学术界引起的回响。

本田成之（1882—1945），号荫轩，1913年入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科，师从汉学名家狩野直喜和高濑武次郎，专攻中国哲学。1927年以《支那经学史论》提交东京帝国大学申请博士学位，193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支那经学史论》、《支那近世哲学考》等。

《支那经学史论》由东京吉川弘文馆1927年11月出版，全书依章节体划分为经学的起源、经学内容的成立、秦汉的经学、后汉的经学、三国六朝的经学、唐宋元明的经学、清朝的经学七章。书内有眉批提要和注释，后附“中国经学史年表”。此书有江侠庵和孙俍工两种译本，江译本193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名为《经学史论》，翌年3月再版；孙译本由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译名《中国经学史》。

1927年8月29日，本田成之在《支那经学史论·绪言》中述及此书的撰写缘由与内容取材，他说：

自大正四、五年（1916年左右）间，稍书所见，发表于《艺文》。未几以糊口四方，未遑研究，在后因同情于《支那学》，鼎力刊行，不能不按月撰述，发表愚见。虽然在后复阅，不免有汗颜的地方，但宏文堂主人曾不以此见弃，已统刊入《支那学》杂志中了。本夏，欲利用暑中休暇，急行整理，把前刊在《艺文》和《支那学》的旧稿，加以订正，并加入新撰的拙作。今已完全做好，内中且有全改旧说的。⁽³⁾

由此可知，《支那经学史论》的内容多取自作者发表于《支那学》、《艺文》论文汇编修定而成。今略检《支那学》目录，有本田成之的《荀子经说》（第1卷第6号）、《关于三国时代的经学》（第2卷第1号）、《〈楚辞〉中所见的思想》（第2卷第2号）、《关于晋代的经学》（第2卷第3、4号）、《法家与儒家之关系》）（第3卷第3、4、7号）、《儒家的欲望论》（第4卷第4号）等。

本田成之与中国学术界往来密切，王国维避居日本期间，本田成之登门问学⁽⁴⁾，又曾与吴虞有书信往来，论学订交。在叙述历代经学发展大势时，本田成之较多地参考了学界先行成果。如第一章“论经学的起源”有关巫的解说，根据狩野直喜的《巫论》、《说巫补遗》、《续〈说巫补遗〉》等文立论；关于史的起源，则参考了内藤湖南、王国维的观点。其他对于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在内容方面也多有采获。

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东京大明堂书店1934年10月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8月出版了陈清泉译本，译名为《中国经学史概说》，为章节体，全书内容按时代划分，有绪论、经书、西汉之经学、东汉之经学、魏晋南北朝隋之经学、唐宋之经学、元明之经学、清代经学共八章，涵盖了经学源流、成立、派别、人物、内容、经书等方面，叙述了两汉以至清末的经学发展史。

是著主旨大要在于“明孔门教学之典籍，经书之成立及其性质传授等。此等研究在中国各时代情形如何？曾如何解释？如何讲求？此即经书之变迁发达史也”。据作者所言：“现今日本经学之倾向，乃由古文学家的立场，成为考证学风。本书之态度，亦立于古文学的见地，但不流于极端，极力保持稳健之见解。”⁽⁵⁾又云：皮锡瑞“中国经学史之名著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此皆由公羊家之立场而作者，不免有若干僻论。”⁽⁶⁾可见泷熊之助全书中抱持着重古文而轻今文的经学立场，这一点显然与当时中国学术界弥漫的今文经学思潮不同。

在编著《支那经学史概说》的过程中，泷熊之助较多地参考了学界已有的中国经学史参考书，据注文所示，主要是皮锡瑞《经学历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江藩《汉学师承记》、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以及森木竹城《清朝儒学史概说》四部著作。其他参考论著有内藤湖南《研几小录》、《尚书稽疑》、诸桥辙次《经学及经学史》、《儒学之目的与宋儒之活动》、狩野直喜《支那学文薮》、宇野哲人《支那哲学概论》、《支那哲学史讲话》、武内义雄《儒教思想》、诸桥辙次《诗经研究》、那珂通世《支那通史》、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林泰辅《周公与其时代》、津田左右吉《儒教成立史之一侧面》、宇野哲人《对于易之十翼之疑问》、田崎仁义《支那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穗积陈重《礼与法》、武内义雄《儒学史资料之两戴记》、小川琢治《穆天子考》、小岛祐马《廖平之学》、小柳司气太《清朝现今之大儒俞曲园》等。正如作者所提出的，“本书专对初学说明经学变迁之概略，故务取稳健之说，而以现在学者之定论为依据。故新说虽可以动听者，亦多不从，尤力避大胆独断。”⁽⁷⁾通过对学界已有成果的吸纳，达到“稳健之见解”。正因如此，作者在叙述中国早期历史时，提出自尧舜以至殷末历史，记述多为传说，并无确切历史的证据，故以近来考古学、考证学之发达，殷商史实以甲骨文而渐次得其真相，“此种划期的材料，不可不重视。”⁽⁸⁾

在叙述中国经学发展大势时，泷熊之助还兼论中国经学对日本学术的影响。如《论语》三论之《鲁论》“于日本应神帝时由百济王仁传于日本，为学问传入日本之始，对于日本之国民道德有伟大之感化。”⁽⁹⁾宋代学者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据《春秋》以明大义名分”、胡安国《春秋传》“鼓吹大义名分论”、朱熹《通鉴纲目》以“春秋笔法”褒贬历代事迹，以正大义名分，鼓吹尊王攘夷之精神，以促国民的思想之勃兴⁽¹⁰⁾，日本汉学家赖山阳“著《春秋辽象录》，又《日本外史》、《日本政记》等，亦根据此种思想者。此种精神又影响于日本明治维新。”⁽¹¹⁾

《经学史》为安井小太郎、诸桥辙次、小柳司气太、中山久四郎合著，诸桥辙次编辑，东京松云堂书店1933年10月出版。中译本由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10月出版发行，林庆彰、连吉清合译⁽¹²⁾。

安井小太郎（1858—1938），字朝康，号朴堂，日本宫崎人。1882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古典科。1902年，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教习。五年后归国，担任第一高等学校教授。1925年退休后，担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等职。著作有《日本儒学史》、《经学门径》、《大学讲义》、《中庸讲义》、《论语讲义》、《孟子讲义》、《朴堂遗稿》等⁽¹³⁾。

诸桥辙次（1883—1982），日本新鸿县人。1909年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汉文研究科，历任该校教授、汉文科主任，兼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并为学院志道会研究部长、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其间，担任静嘉堂文库长三十五年。1919年，赴中国留学，与张元济、胡适、周作人、钱稻孙、杨树达、马叙伦、朱希祖、张元济等交往。1928年，始纂《大汉和辞典》，五千余万字，历三十余年而成。1929年，向东京帝国大学提交“儒学的目的和宋儒的学问”博士论文，宇野哲人担任审查教官。著作有《诗经研究》、《唐宋经学史》、《经史八论》、《经学研究序说》等，又有《经、经学及经学史》、《关于疑经疑传》、《尚书源流私考》、《朱子的儒学大成》、《关于清初的实学》等论文，主要论著汇编为十卷本《诸桥辙次著作集》。

小柳司气太（1870—1940），日本新泄人，幼习《论语》、《大学》，二十四岁入东京大学，1894年汉学科选科毕业，先后担任山口高等学校、学习院大学教授、大东文化学院院长等职。早岁致力宋代儒学研究，后转入道教研究，为日本道教研究先驱之一。著作有《宋学概论》、《新著东洋学概说》、《白云观志》、《老庄思想和道教》、《道教概观》、《神道和道教》等，

中山久四郎（1874—1961），日本长野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毕业后，专攻东洋史。1901年，赴德留学。回国后任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等。著有《最近支那的政治及文化》、《史学及东洋史的研究》、《春秋左氏传》（译注）、《十八史略新译》（合著）、《日本儒学年表》（合编）等。

据诸桥辙次所述，“管见所及，不论在中国和日本，好像还没有像样的经学史。”⁽¹⁴⁾因此，编者根据大东文化学院志道会研究部讲习笔记汇辑而成《经学史》一书，正文“经学史”是1932年大东文化学院创立十年纪念讲习会所作笔记，共四篇，依次为安井小太郎“先秦至南北朝（附隋）经学史”、诸桥辙次“唐宋的经学史”、小柳司气太“元明的经学史”以及中山久四郎“清代的经学史”。附录三篇是1931年朱子学研究讲习会为纪念朱熹诞生八百年所作笔记的选编，分别是安井小太郎《朱子的经学》、山田准《从王阳明看朱子及朱子学》、市村瓒次郎《中国文学与朱文公》。诸桥辙次将相关论文依章节体例汇编成书，并加以眉批而成。

《经学史》本为讲课笔记的编选，各篇的叙述手法并不统一，但对学术界已有成果均多有采择。如中山久四郎“清代的经学史”第二章“清朝经学概观”，根据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将清代近三百年的学术变迁归纳为国初之学“大”、乾隆嘉庆之学“精”、道光咸丰之学“新”、近世之学“变”四个阶段，分初期的经学概说、中期的经学概说、近世经学概说、诸学派概说四个部分展开论述，文中观点对皮锡瑞《经学历史》、江藩《汉学师承记》多有引征。

《支那经学史论》、《支那经学史概说》、《经学史》等域外“中国经学史”著作经由江侠庵、孙俍工、陈清泉、林庆彰、连吉清等学者的译介传入国内，客观上推进了中外学术交流与进步，对学术界的关于经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相当影响。

江侠庵，生平待考。在翻译《中国经学史》之前，江氏编译了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汉学家的先秦经籍论文集，题署《先秦经籍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收录论文41篇，分上中下三册。卷首“先秦经籍考提要”按语有云：

日本向来学术，步趋吾国，即考试制度亦沿之。至明治维新，遂倾向于欧洲之科学。因此治吾国学者，在量的方面，为之大衰。然彼挟其科学知识以治吾国学者，不乏其人。因此在质的方面，或驾吾国而上之。盖彼邦有所谓“支那学”之一团，利用科学，从“客观的”以研究，且据学界要津者，大有人在也。⁽¹⁵⁾

全书介绍了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四十余位日本汉学家⁽¹⁶⁾，收录了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礼运考》、《糓梁传在经学史上之地位》三篇论文。《先秦经籍考》的学术价值得到国内学界一定程度的认同。张季同评谓：

其怀疑之精神、客观之态度、谨严之方法、锐敏之眼光，殊使读者敬服不置。其搜讨之勤，征引之博，举证据之坚实，下断案之审慎，亦为人所不及，实堪谓之确实研究之作。⁽¹⁷⁾

黄云眉也认为《先秦经籍考》“以专家成专著，甚有讨之价值。”并在其《古今伪书考补正》附其篇目，以志景仰⁽¹⁸⁾。顾颉刚有志于撰述经学史⁽¹⁹⁾，其在1939年10月多次阅读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²⁰⁾，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又推介《先秦经籍考》，认为江侠庵的选译本对于日本汉学界研究中国先秦古籍成果的收录虽不够完善，却足以供我们的参考⁽²¹⁾。

孙俍工（1894—1962），原名孙光策，笔名俍工，湖南隆回人。1916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在朱逖先、马彝初、马幼渔、钱玄同、章厥生等学者的指导下研究文学。毕业后，先后在东南大学附中、漳州第二师范、长沙第一师范、中国公学任教。1924年赴日本上智大学专攻德国文学。1928年回国，历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在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兼任教职。1932年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抗战期间在四川华西大学、四川教育学院、重庆相辉学院等高校任教，建国后，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有《海的渴慕者》、《生命的伤痕》等文学作品，又有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盐谷温原《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岛献吉郎《中国文学通论》等译著。

1935年，孙俍工译本《中国经学史》出版，其“译者序”有云：

余译此书至第七章，忽见商务有广告，已有江侠庵君译本正要出版，深悔不该重译。迨至江译本出版购而校读之，乃指江君所译与我的译本比较有不同处甚多，最显著者如加注释、附年表、眉头提要及关于所引中国经学家言论均参考原著予以校正等，皆为江译所无。⁽²²⁾

据此可见孙译本与江译本之不同，今对比两个译本关于第七章“清朝的经学”的译文，措辞差异不大，当为孙俍工参照江侠庵译本，并加注释、眉头提要而成。

陈清泉，生平待考。20世纪20至40年代，翻译、参译了山口武原《暹罗》、津田左右吉《渤海史考》、林泰辅《朝鲜通史》、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儿岛献吉郎《诸子百家考》以及箭内互《兀良哈及鞑靼考》、《蒙古史研究》、《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元朝怯薛及斡耳朶考》、《元代经略东北考》、《元朝制度考》等汉学论著十余种，这些译著出版后被国内学术界广泛征引，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台湾地区是经学研究重镇，有“经学王国”之誉。安井小太郎等合著的《经学史》即由台湾学者林庆彰、连吉清翻译出版。林庆彰，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毕业，现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著作有《明代考据学研究》、《清初的群经辨伪学》等，主编《诗经研究论集》、《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88—1992）》、《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等经学研究目录。连吉清，台湾苗栗人，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班毕业，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鹿儿岛纯心女子大学，专研先秦哲学、日本儒学史。著有《庄子寓言研究》、《清代考证学对日本考证学派的影响》以及译作《日本幕末以来之汉学家及其著述》等。

在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被翻译引入中国学界不久，当时即有学者撰写书评予以推介评述。1934年9月8日，江侠庵译本《经学史论》初版后的四个月，《大公报·图书副刊》刊发署名“一之”的作者所作关于江译本的书评。1937年6月3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84期发表关于孙俍工译本《中国经学史》书评。1942年2月，“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出版的《图书月刊》第2卷第2期发表署名“睎”的作者关于陈清泉译本《中国经学史概说》的“新书介绍”。这些都反应了相关译作在国内学术界引起的回响，其中尤以第一部中国经学史著作——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的“刺激”最大，其原因或源于作者书末的一句感慨：

我至是有一遐想，埃及和迦勒底的学问在其本国已亡掉了，希腊的学问在他的本国已亡，而在他国却完全保存着呢。佛教也是这样。回想我以前，在南华某人家，曾见左宗棠墨迹一联云“异国古书留日本”，像经学这一学科，将来或失于中国，而被存于日本，也未可知，我于此有无限的感慨了。⁽²³⁾

1928年6月，即日文版《支那经学史论》出版的第二年，周予同撰文指出：

最近日人本田成之撰《支那经学史论》，已由东京弘文堂出版。以具有二千多年经学研究的国度，而整理经学史料的责任竟让给别国的学者，这在我们研究学术史的人，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惭愧了。⁽²⁴⁾

1936年，周予同在《治经与治史》中强调应站在“超经学”的立场上研究传统经典，文中再次提出：

整个经学之产生和演变的叙述，让日本后起的学人本田成之在日本出版；这国内外学术研究空气的对比，真使我们感到刺骨的惭愧。⁽²⁵⁾

1940年2月，靳德峻撰写文章辨正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的观点，文中提到一件往事：

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位赴日参观的国文系的学生，回来向我说：“我们参观帝大图书馆时，极惊异其中国古书收藏之富。一日人笑我等曰：贵国现在研究理科，须要到我们日本来留学，恐怕将来就是研究贵国的文学，也许还得到我们日本来留学呢！我们听了非常难受。”这些话到现在我执笔时一想起来，脸上还觉得热辣辣的呢。⁽²⁶⁾

今人熊铁基对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书末的感慨同样有着深刻印象，他说：

“记得我高中刚毕业时，读到日本汉学家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一书，它最后一行说：经学这门学问，恐怕中国会失传而被保存于日本。我当时认为是侮辱，很气愤。但回想起来，我们除周予同先生在二十年代曾对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作过详尽的注解外，我们有这样简明扼要的经学史吗？几十年来有几个人还在搞经学呢？可是日本至今仍有人在深入地钻研。……前几年我们本想招收一两名经学史的研究生，以延续这门‘绝学’，却没有人报名。大约怕‘读经复古’吧！却没想到经学是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学、思想等各方面的重要资料。每想到本田成之的话，我都感到难过。”⁽²⁷⁾

近代以降，日本成为国际汉学的研究重镇之一，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居于领先水平，其在中国经学史方面同样如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经学史研究为本土学术探索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系。在吸纳、借鉴相应成果的同时如何切实做好自身的经学史研究，这是前辈学人反复思考的问题，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1)本文撰写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博士提供部分资料，谨以志谢。

(2)当时国内学术界的“经学史”、“经学通论”类论著尚有王国维《经学概论》、叶德辉《经学通诰》、马裕藻《经学史》、李松伍《经学概论》、栾调甫《经学概论》、蒙文通《经学择原》、龚向农《经学通论》、吴承仕《经学通论》、陈钟凡《经学通论》、伍宪子《经学通论》、汪国镇《经学概论》、卫聚贤著《十三经概论》、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唐文治《十三经提纲》、陈汉章《经学通论》、李源澄《经学通论》、吴承仕《经学通论》、钱基博《经学通志》、徐敬修《经学常识》、蒋祖怡、蒋伯潜《经与经学》、陈廷杰《经学概论》、朱剑芒《经学提要》、周予同《群经概论》、邬庆时《经学导言》、姚永朴《经学举要》、熊十力《读经示要》、朱自清《经典常谈》、甘鹏云《经学源流考》、陈燕方《经学源流浅说》、江瑔《新体经学讲义》等。

(3)本田成之著，江侠庵译：《经学史论·绪言》，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4)〔日〕本田成之：《噫，王国维先生》，陈平原主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

(5)〔日〕泷熊之助著，陈清泉译：《中国经学史概说》，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15－16页。

(12)本节关于此书著者、译者的简介参考了《经学史》附录“本书著译者简介”，安井小太郎、诸桥辙次、小柳司气太、中山久四郎合著，诸桥辙次编辑，林庆彰、连吉清合译：《经学史》，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05－310页。

(13)关于安井小太郎生平学述，可参连吉清《安井小太郎的〈经学门径书目〉》，《第十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9年编印。

(14)安井小太郎、诸桥辙次、小柳司气太、中山久四郎合著，诸桥辙次编辑，林庆彰、连吉清合译：《经学史》“原序”，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3页。

(15)〔日〕内藤湖南等著，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9页。

(16)分别为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高濑武次郎、松本文三郎、小川琢治、藤田丰八、小柳司气太、桑原隲藏、藤井健治郎、矢野仁一、新城新藏、宇野哲人、吉泽义则、新村出、铃木虎雄、盐谷温、加藤繁、滨田耕作、本田成之、羽田亨、加藤盛一、佐藤广治、泽野章之助、武内义雄、青木正儿、冈崎文夫、仓石武四郎、神田喜一郎、黑板胜美、白鸟库吉、坂口昂、三浦周行、稻叶岩夫、那波利贞、鸳渊一、有高岩、杉本直治郎、井上以智郎、汤浅廉孙、佐贺东周、藤田原春、冈井慎吾、今西观、今西龙，《先秦经籍考》，第19－22页。

(17)黄云眉辑著：《古今伪书考补正·序》，原载天津《大公报》1931年8月17日，转引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18)转引慧先《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底胡译》，《现代》1935年第6卷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慧先此文旨在批判江译之“胡译”，文中有云：“当这书出版的时候，在杭州与友人钟敬文兄闲谈神话底研究，讲到日本小川琢治底《穆天子传考》，因而讲到江侠庵先生编译《先秦经籍考》（《穆天子传考》一文，也收入此书中。）敬文兄说江先生译文错误甚多。后在复旦大学与友人叶德均兄等闲谈，谈到了《先秦经籍考》；德均兄说，听人说译者江先生是不懂日文的。”慧先在文中选摘了内藤湖南《尔雅新研究》、《尚书编次考》及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部分译文，以证江侠庵之“胡译”，并在文末说：“我在这里敬告商务印书馆，——敬告‘王云五先生’，这种‘胡译’的东西，不要再‘印行’了，——不要再‘赞助印行’了，免得播毒社会。”慧先的指责或有苛责之嫌。1931年《中国新书月报》第2期发表了署名“若虚”的《评中国著译界》，文中有云：“本来译述比较著作容易多了。可是译述也有一番难处：第一须通中国文，第二须通外国文，第三须娴熟于所译的学科，第四须明瞭译书的窽竅，然后才可以下笔；至于工巧流利，尚看译者的天才和经验。”此语道出译述佳作之难。

(19)《顾颉刚日记》1939年12月21日：“予自省平生功力，应以经学为最长，因此拟在齐大研究所出些经学著作。皮氏《经学通论》为入门之书，拟标点校注，并附录诸重要材料，使此书更便于初学，作大学之课本。因手自抄写。”《顾颉刚日记》第四卷，第32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次年8月31日，顾氏提出，近日应有的文化运动应当做好“整理旧的”和“创造新的”两项工作，为了打通经史界限，应当回复经书本来面目——写定群经，作经学史。同上，第422页。1964年3月20日，顾氏专门点读本田成之《经学史论》中《经学的起源》章，以为备课之需。《顾颉刚日记》第十卷，第36页。

(21)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据《顾颉刚日记》，顾氏在1949年12月20日、21日，1955年10月20日，1964年3月30日，翻阅江译《先秦经籍考》。又，王统照自印旧体诗集《鹊华小集》有《重读江译日人著〈先秦经籍考〉》：“秦火余留觅证难，钩陈索隐校严宽。果从讴诵传副墨，却为射筹任史官。两汉简书淆谶纬，五经今古竟丛残。自揆览解疏分比，愧向虫鱼效研钻。”《王统照文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1－432页。

(22)本田成之著，孙俍工译：《中国经学史》，中华书局1935年版。

(24)1928年，此文以《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为名初刊于《民铎》杂志第9卷第1号，后为周予同注释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言”，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1933年，汪馥泉将本田成之《六朝文艺批评家论》译为中文，“译者附记”云：本田成之“是日本底一位研究中国‘经学’的学者，有《中国经学论史》。”《青年界》1933年第4期。

(25)《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623页。1936年8月22日，周予同在《出版周刊》第155期《怎样研究经学》一文中再次提及《支那经学史论》及两个中译本：“日本本田成之曾写了一部《支那经学史论》；他以外国学人的资格来写中国的经学，其优点在于不受中国传统的经学偏见所蒙蔽，其缺点在于对中国经学的修养不够而多主观武断的话。这部书已有两种译本，一由江侠庵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由孙俍工译，在中华书局出版。”同上，第629页。

(26)靳德峻：《本田成之君〈作易年代考〉辨正及作易年代重考》，《新东方》1940年第1卷第l期，载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

(27)熊铁基：《有关史学工作者的素养问题》，《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红旗杂志社1983年版，第235－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