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际汉学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李孝迁

域外人士研究中国问题由来已久，但自我反思、回顾这门学问发展的历史，约始于20世纪。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于1904年至1908年在巴黎出版《西人论华书目》（Bibliotheca Sinica）4巨册，1924年又刊补遗一卷；1911年俄国东方学会会长巴尔托里德（W.Barthold）在圣彼得堡出版讲义稿《欧洲及俄国的东方研究史》（德译本出版于1913年，日译本出版于1937年）⁽¹⁾；1915年法国沙畹（Ed.Chavannes）应美国旧金山世界博览会的需要写了一篇《法国汉学小史》（Sinologie），1926年其学生马伯乐(Henri Maspero)又撰《中国及中央亚细亚五十年间之研究概要》（Chine et Asie Centrale,Revue historique）一长文；1911年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发表《德意志的汉学研究》（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in Deutschland）；在日本，1918年田中萃一郎发表《西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沿革》⁽²⁾。1932年石田干之助出版《欧人之汉学研究》，是日人论述欧人研究中国的最早专著，1942年又出版《欧美的中国研究》。1939年岩村忍的《十三世纪前欧洲人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三省堂出版⁽³⁾。1940年青木富太郎的《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由萤雪书院出版。在中国，“五四”前后域外汉学对我国本土学术的刺激日益明显，当时学界主流亦倡导参用西方、日本汉学或东方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学术，便需要了解异域研究之动态。加之在民族意识不断被强化的上世纪20、30年代，国内学界欲与国外汉学争胜，为了解“彼之知我”的状况，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国外汉学史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的国际汉学史研究状况，目前学界对此似语焉不详，或以不知为无有，或重蹈覆辙，或拾人余唾，其论断常与史实相差甚远。有学者认为自觉地把域外汉学或中国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不是像一般的国学研究者仅仅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参考系、一种外文的文献，“据我有限的知识考察，首先采取这样的研究视角的应是莫东寅先生的这部《汉学发达史》”⁽⁴⁾。或认为1934年朱滋萃翻译石田干之助《欧人之汉学研究》，“这是国内开始注意汉学的开端”。随后，莫东寅撰写《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1月印行，“这是国人第一部完整介绍汉学史的专著”⁽⁵⁾。《欧人之汉学研究》和《汉学发达史》两书，人们并不陌生，但以译刊《欧人之汉学研究》作为国内开始注意汉学的开端，则过于随意或武断了，先行成果早已说明我国学界在1920年代就已十分重视域外汉学。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确出版于1949年，但今人鲜知1943年他曾出版过一本《东方研究史》（东方社出版），两者内容略有差异，故以《汉学发达史》作为国人第一部完整介绍汉学史的专著，恐怕也并不准确。在莫东寅之前，国内学者自觉地将国外汉学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对象，实不乏其人，绝非始于莫氏。有的则更夸大其词地说：“汉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汉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再研究。这种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近于空白。”⁽⁶⁾此说近于危言耸听，毫无事实依据，几出于个人的主观想象，与历史真相失之千里。或以为：“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本质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⁷⁾如果将这段评论用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中期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态度，大致符合实情，但如果说上世纪20—40年代亦复如此，则就不能不说“偏颇”，甚至“空穴来风”了。最近有学者仍认为：“国际汉学研究，即对汉学历史、现状的研究，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我们这里兴起。”⁽⁸⁾凡此种种表明，学界对民国时期国际汉学史研究状况，所知甚少，缺乏史实爬梳，取今人惯用一词“空白”形容之，亦不算太过分。本文有鉴于此，拟以具体的材料呈现民国时期国际汉学史“研究史”，并对当时研究特点略陈管见⁽⁹⁾，以期今人准确认识前人的研究工作，在借鉴、吸取先贤成果的基础上，“接”着往下做，而不只是“跟”着做，或甚至尚不及之。

大体而论，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在学术资讯交流方面，渠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表现得非常活跃。如1938年北京隆福寺文殿阁书庄影印法国高第的《西人论华书目》5册出版，夏德（F.Hirth）的《中国上古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大秦国全录》（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在北京、上海均有英文影印本，这种“盗版”现象正反映了中国阅读界对这方面知识的需求；民国时期，许多国外汉学家来华访问考察，结交中国学者，有的长期保持联系，通过私人交往，中国学者接触到了域外新知；海外留学生回国后热心传播介绍西方汉学，如李璜、杨堃、王静如向国人推销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学说就不遗余力，王古鲁研究日本汉学史等；媒体积极报道国外汉学动态、汉学家、汉学著作等。如1933年伯希和（Paul Pelliot）来华，各大报刊踊跃报道⁽¹⁰⁾，受学界关注之程度，无以复加。沙畹、卫礼贤（W.Wilhelm）、翟理斯（A.Giles）、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汉学家过世，国内刊物便纷纷刊登纪念文字，足见汉学消息多为各大众或学术媒体追踪的热点议题；有的汉学家则直接来华讲演欧洲汉学发展之情形。如1930年法国里昂大学中国文学讲座主任马古烈（G.Margoulies）访问中国，在各地用汉语讲演，听者众多，各地媒体多有报道⁽¹¹⁾。“欧洲各国对于中国学术之研究”讲演词发表于南京《中央日报》（1930年4月10日），嗣后又被中央大学历史系《史学》杂志第1期转载；再如1932年美国汉学家盖尔（Esson M. Gale）在万国扶轮社演讲《各国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¹²⁾。事实上，民国阅读界的汉学信息，并不是如今人所想像得那么匮乏，恰恰相反，实为异彩纷呈。只是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新知识的传播往往局限于某些区域，有的旋起旋灭，不易辐射及全国知识界。

20世纪上半期，国际汉学界以法、德、日最有成绩，而且中国学者赴此三国留学人数亦多，我国学界侧重介绍他们的汉学研究成绩，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留美学生虽不在少数，但“二战”以前美国汉学研究基础薄弱，还没有对我国的学术研究构成较大的冲击。尽管如此，对美国个别汉学家及其著作的评论还是时有所见。英、俄乃至于土耳其、印度的汉学研究亦有零星的介绍。概而论之，民国时期国际汉学史研究状况归纳起来，其显著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注外人研究中国边疆史地

道光以降，外患日亟，一般士大夫鉴于边疆之重要，治边疆史地之风渐开，便有了祁韵士的《藩部要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惜当时学者多注意于西北，至于东北则向无人过问。自乾隆钦定《满洲源流考》、《盛京通志》、《热河通志》等书出现以后，奉为金科玉律，学者亦只能盲从。边患稍缓，学界渐由边疆转向研究元史，埋首于元史的校注补订，以经世为目标的边疆学渐形消沉了。而外国汉学者一反其道，他们最努力最有收获的却都在我国边疆史地问题。欧人治史自西而东，由埃及、波斯、印度、中亚及中国，日人治史由东而西，由朝鲜、满蒙及大陆，其注意边疆优先于内地。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治史范围出发于西洋史、日本史，转而研究朝鲜史地，渐次推及东三省、蒙古、西域方面。此外，外人治中国边疆史地，常怀有政治动机，日俄之于东北，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广西，勤于调查研究，或实地考察，或探险，或考古，或检讨地质、矿产，以备政府对华政策之参考。尤其日本学者对东北史地研究更具侵略性，“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谓‘东亚学”了，呜呼！剑及履及，事至迫矣，请看明日之东亚将为谁家之天下？愿我国人醒一醒吧！”⁽¹³⁾

“到目前，我们若要认识自己的边疆问题，已经不得不借材于外国，这岂不是大大耻辱的事吗？”⁽¹⁴⁾所以，“九一八”以后，中国学界兴起了研究边疆问题之高潮，有关这方面的学会和刊物纷纷产生，如燕大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清华的“边疆史地会”、禹贡学会等。外人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论著，为了推进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亟需外人对这一领域“研究史”之论文。《禹贡》半月刊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论文：冯家升：《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1934年第2卷第10期），着重于俄人、日人的成绩；冯家升：《日人对我东北的研究近况》（1936年第5卷第6期）；百濑弘撰、刘选民译：《日人研究满洲近世史之动向》（1936年第6卷第3、4期）；田口稔著、刘选民译：《法人对于东北的研究》（1936年第6卷第7期）⁽¹⁵⁾；中山久四郎撰、刘选民译：《三百年来之满洲研究》（1937年第6卷第10期）；Bretschneider撰、王日蔚译：《中世纪西方史者关于维吾尔之研究》（1937年第6卷第10期）；Caudefroy Demombynes撰、韩儒林译：《近五十年西人之回教研究》（1937年第7卷第4期）。《禹贡》还登载了一些目录，如丁马肃：《西文云南论文书目选录》（1935年第4卷第8期）；《西文云南论文书目增补》（1936年第5卷第6期）；青木富太郎等辑、刘选民校补：《东北史地参考文献摘目》（1936年第6卷第3、4合刊），举凡英、美、德、法、俄、日及中国学者研究东北之巨著或论文，一并收录，然其分类芜杂，收罗过滥，故刘氏重行分类，并酌删其无关史地者，稍事增补，以成此目，所收书籍约一千种。1936年《边疆半月刊》提出该刊一大任务，即“介绍国外人士研究我边疆问题之材料”，发表《日本著名史地杂志刊载研究中国边疆问题论文索引》、《欧美人士研究我国边疆问题之书目介绍》，以供国人研究参考⁽¹⁶⁾。此外，其他刊物也发表了部分相关文章：加利福尼亚大学Kerner撰、林同济译：《俄人研究东北之报告》（《新社会半月刊》第2卷第9、12期）；萧桑：《最近三百年来日本关于满蒙研究的史的检讨》（《历史科学》1933年第1卷第1期）；和田清撰、翁独健译：《明治以来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史学年报》1933年第1卷第5期）；子固：《俄人在东北之学术研究》（《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2期）；冯家升：《日人在东北的考古》（《燕京学报》1936年第19期）；青木富太郎撰、唐敬杲译：《近世纪来东西洋人士的蒙古研究》（《东方文化》1942年第1卷第3期）；《黑白半月刊》1924年第3卷第2期发表《三十年前日本研究东北文献》；《师大史学丛刊》1931年第1卷第1期发表《日本近代之西藏论文研究目录》。要之，外人对中国边疆史地之“研究史”，大部分译自日文，聚焦于东北，以禹贡学会最有贡献。

欧洲、日本汉学家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成绩确实卓著。昔日西方学者撰写世界史，多不知有中国之汉唐，不但中亚，经汉学家数十年的努力，新世界史增加了不少章节，原先不相联的事迹，诘屈聱牙的名号，今皆不难索解，在中西学术史上为一大进步。但纯客观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所以在借鉴外人研究中国边疆史地已有的成绩的同时，我国学界持有一种警惕的批判意识，并未人云亦云。1934年陈守实（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撰《关于东西汉学家考证中国边疆史地的态度问题》一文，便揭露国外汉学家治学的阴暗面：其一，为由帝国主义情性的暴露，因而含有极度之轻蔑气氛，减低历史的真实性；其二，忽视中国史料，构成其抹杀事实之片面论证；其三，考证所依据之现有材料，都含有各帝国主义侵略先遣队的搜索作用，巧取豪夺，为浮面部分的观察，忽略全部遗留物本身之毁灭过程，而发执偏概全之论调⁽¹⁷⁾。如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谓满韩两国设立中立地带当远溯秦汉时代，曲说附会，以作侵略上之依据；再如伯希和认为新疆的开渠法来自波斯，而王国维《西域井渠考》一文，则证明穿井凿渠，为中国旧法。诸如此类的事例，并不鲜见。

二、研究机构出现以汉学史研究作为方向。

民国时期虽然产生一批学术研究机构，但以研究国外汉学发展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实属罕见，仅有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即使是中外合作的汉学研究机构，如中德学会、中法汉学研究所致力于的仍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而不是汉学史，尽管有时也会发表一些关于德国汉学史论文或举办法国汉学书籍展览，但都不是首要工作。1930年春金陵大学利用美国人霍尔（Hall）所提供的基金创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确定研究方向为史学、考古学、目录学、东方学⁽¹⁸⁾。研究所之所以把“东方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与研究员贝德士、王钟麟、李小缘的学术兴趣有关。1933年、1938年研究所计划研究项目：徐益棠（中国外来民族之文化、西南民族史、本国历史地理、中国考古学史），刘继宣（蒙古史研究），徐养秋（本国史学家之史学方法），贝德士（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概观），王钟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概观、日本史学家关于中国史学之研究），李小缘（欧美东方学杂志论文索引Index to Oriental Journals、本国史参考书）⁽¹⁹⁾。贝德士、王钟麟、李小缘之所以选择海外汉学史研究作为课题，除了跟他们本人治学兴趣有关外，或许与研究所外文图书资料极为丰富有关。该所收藏关于中国学术之英、德、法文著作460册，西文东方学学报全套19种，装订成399册，关于中国学术之日文书籍930册，关于中国学术日文杂志全套14种，装订成194册⁽²⁰⁾。研究人员学术兴趣和图书资料两方面决定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一开始就把“东方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

贝德士（M.S.Bates，1897—1978），美国人，1916年赴牛津大学攻读历史。1920年毕业后前往金陵大学工作。1935年在耶鲁大学完成论文《公元前221－前87年中国历史》，并取得博士学位。曾任金陵大学政治历史系主任、历史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兼任研究员⁽²¹⁾。贝德士选定课题为“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概观”，在这方面作了基础性工作，1933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了贝德士编《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An Introduction to Oriental Journal in Western Languages），选取英、法、德文东方学刊物19种，编制西文有关中国研究的目录索引，以学报为纲，篇目为目，间有解题，而分类引得，著者引得亦附焉，为学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实今日中国学术界所亟需”⁽²²⁾。

王钟麟（1900－1959），字古鲁，江苏常熟人。东京高等师范文科及研究科卒业，历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广西教育厅编译处处长，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及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燕京大学考古学社、中华学艺社社员，又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²³⁾。译著有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又有郑震译本）、田中萃一郎《西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沿革》（《金陵学报》1931年第1卷第1期）、山本达郎《郑和西征考》（《武大文哲季刊》1935年第4卷第2、4期)等，而《塞外史地论文译丛》最为突出，卷首附自撰《白鸟库吉及其著作》一文。“我想假使能够有系统地继续介绍邻邦学者所发表的塞外史研究论文，我想对于我国研究中外交通史者，多少可以供给一些参考资料。我因为抱着这个见解，并且决心继续从事”⁽²⁴⁾，翻译白鸟库吉关于西域史论文，汇次为《塞外史地论文译丛》，1938年、1940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辑。

王钟麟是我国研究日本汉学史的先驱，他在研究所的课题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概观”、“日本史学家关于中国史学之研究”。1936年自费出版《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A Brief Survey of Recent Sinological Studies in Japan）一书，可视为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以研究机构为纲，区分四章：第一章述各帝大官私立大学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奖励提倡状况，以及特殊学校的研究目标和鼓励学生调查中国情形；第二章述学术机关及图书馆，特别注重中国古籍流出情状以及中土业已佚亡而尚存异域的珍籍；第三章为公私机构之研究中国问题，凡公私机关对我国边疆腹地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均加注意；第四章述日人利用庚子赔款等款所举办之文化事业。书末附录《明治维新以来日人研究中国学术的趋势》一文⁽²⁵⁾，可使读者得一综合观念。王著虽系自费出版，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引征率很高。在中日对抗的1930年代，读王著“复能瞭然六十年来日本从各方面谋我的真相”⁽²⁶⁾，于是教育部居然通令全国文化机关购备此书以供参考⁽²⁷⁾。

李小缘（1897—1959），江苏南京人。192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教育硕士。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图书馆西文编目部主任、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1936年教育部核准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为主任。李氏主要从目录学层面进行汉学史研究，“欧美东方学杂志论文索引”这个项目只是他庞大计划《西人论华书目》的一部分而已，抗战期间亦未尝中断⁽²⁸⁾，这部分有8000张卡片，惜未出版。从1921年至1925年他在留美期间，便开始搜集资料，编《西人论华书目》，自1880年到1930年约共50年，集有卡片10万余张，“尽量包括各国文字，以英文为主，德、法文次之，亦有俄文。本目所收范围包括古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旁及地理游记、风俗习惯、历史人物，举凡与中国有关之事，应有尽有，文化艺术书籍亦为重点。”⁽²⁹⁾如此规模，实足以惊人，惜未出版。其他如《蒙古书目》、《新疆书目》、《西藏书目》、《东北书目》、《四川书目》，均未出版。独《云南书目》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7年出版，收录中外文资料三千余种，有中、英、法、德、日多种文字资料。1937年南京沦陷，书未及时内运，故鲜为人知。

三、高校开设相关汉学史性质课程

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往往可通过分析课程设置状况加以评估。通常以为在大学开设国外汉学史课程应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而事实上，上世纪30、40年代我国少数高校即已开设此类性质的课程。1937年陆侃如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讲演《欧洲“支那学”家》中说道：

“汉学”现在非常受人的重视，各学校都列入专门的课程，如清华大学考取留美学生时，题中常有几个关于“汉学”的，如没有看过高本汉Karlgren的书，就不能考取留学，北大设有专科，对欧洲或日本的“汉学”研究皆由专家来讲。一种学问既设了专科，内容一定很复杂，必须对它有基本的常识。⁽³⁰⁾

陆侃如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研究院，1932年留学巴黎大学，翻译过高本汉著作，他是“行内人”，讲述汉学在当时我国高校的状况，是案可证的。

早在192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课程⁽³¹⁾，可以说是汉学史进入高校课程的滥觞。只是课程难度太高，普遍学生难以接受，此后陈再没在清华、北大讲过。193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具有汉学史性质的课程。1930年暨南大学开设了一门“近世域外研究中国文学情形”课程，讲述近代域外各民族研究中国文学之情形及其得失⁽³²⁾；1931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刘复（半农）开设“欧文所著中国学书选读”、钱稻孙开设“日本文所著中国学书选读”⁽³³⁾。刘复为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与法国汉学家多有交往，尤其熟悉欧洲汉学发展；而钱稻孙则长期留学日本，系与周作人齐名的日本通，且与日本汉学界联系紧密，译过不少日本汉学家论著，曾出版一种不定期刊物《学舌》（寿泉东文书店出版，1930年5月创刊），专门报道日本学者有关中国文史研究的消息⁽³⁴⁾；1932年王桐龄⁽³⁵⁾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日本中国史料研究”，讲述日本东洋汉学家整理中国之成绩，并研究中国史料之方法⁽³⁶⁾。这门课按照今人的说法便是“日本汉学史”。1912年王桐龄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系，与市村赞次郎、白鸟库吉等人游，曾译刊加藤繁、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等日本汉学者的论著⁽³⁷⁾，在东京帝大很有声誉，熟悉日本汉学界。在北平沦陷期间，王氏致力于翻译日本汉学家和田清、内藤虎次郎、市村赞次郎、鸳渊一、铃木俊等人论著，据说译稿目录就有好几页，只可惜当年社会动荡，译作多未出版⁽³⁸⁾。

上世纪30、40年代不少高校国文系开课介绍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音韵研究之贡献与其方法。1930年代罗常培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开设“域外中国声韵论著”和“高本汉之中国声韵学”课程，他说：“瑞典高本汉教授（Prof Bernhard Karlgren）对于汉字音史创获很多，著Etudes sur la Phonologic Chnoise(中国声韵学)，开构拟（Reconstruct）中国古音系统的新纪元。他的Dictionary of Chinese Dialects和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给中外学者的影响更大。我们要教学者明瞭他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好得着如何发展自家研究的新道路，特设这门功课。”⁽³⁹⁾1940年代周祖谟⁽⁴⁰⁾、邢庆兰讲授过同类性质的课程。周在辅仁大学国文系讲“西方学者中国音韵学研究”：（一）19世纪以来语音学、语言学之发展；（二）西洋人研究中国字音之始，（三）伯希和对于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启示；（四）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内容及其材料；（五）高氏构拟古音之方法及其拟音；（六）高氏之谐声说及上古音声母韵部韵之拟测；（七）马伯乐安南语音史研究及唐代长安方音之内容；（八）近年国人所受外来之影响及其著述⁽⁴¹⁾。邢庆兰在西南联合大学师范专修科文史地组国文科开设“外国学者中国音读研究”，讲述19世纪以来西洋学者如马士曼（Marshman）、艾约瑟（Joseph Edkins）、武尔披利齐（Z. Volpicelli）、商克（S.H.Schank）、马伯乐（H.Maspero）、高本汉（B.Karlgren）、西门华德（Walter Simon）等对于汉语古读之研究的成绩，及国人对高等之辩争。而尤着意于西洋学者治此学之目的，研究之对象，及治此学之方法。其与有清三百年间古音学之根本回异处。俾学者了知中国音韵学研究之科学化的途径，以作汉藏语比较研究之基础，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之工具⁽⁴²⁾。

在高校开设通论性国外汉学史，目前所知仅三位：梁绳袆、刘厚滋、莫东寅。

梁绳袆（1904—1997），又名梁容若，字子美，笔名盛志、梁盛志、流人、滋南、钟山傭。河北省行唐县人。1924年就读于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8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193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各大学任教，从事语言文学、国外汉学史研究。1948年赴台湾，历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教授。1974年移居美国。1981年回大陆定居，任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在美逝世。公开发表的国外汉学史研究方面的论著有《日本汉学研究概观》⁽⁴³⁾、《外国汉学研究概观》⁽⁴⁴⁾、《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⁴⁵⁾、《瀛海汉学丛录》⁽⁴⁶⁾。梁氏精通日语、英语，曾为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讲师，开设“中国文化史”、“外国汉学研究”诸课程⁽⁴⁷⁾，“尝为《中国文化史论》，上下古今，究政教之本原，论文运之推迁，明世事之利病。又著《欧美日本汉学史》，自稚郎子、利玛窦以下，迄今日东西洋人研讨吾国文化学术之历史业绩，言之无不历历如数家珍。两书皆体大思深，庶几于成一家言者，君皆矜重閟惜之，不以示人。”⁽⁴⁸⁾梁氏自谓：“愚有志尽读外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书，撷其精要，疏其演变，传其作者，为《欧美日本汉学研究史》一书。草创数年，粗具轮廓，困于人事，蔽于见闻，限于方言，杀青未知何日。”⁽⁴⁹⁾梁氏致力于汉学史研究有年，讲授“外国汉学研究”课程，且粗草讲义⁽⁵⁰⁾，系我国较早通盘研究国际汉学史者⁽⁵¹⁾。

刘厚滋是罗振玉的外孙，辛亥革命后随父母与外祖父旅居日本京都，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羽田亨等人与罗振玉、王国维交往甚密。1915年刘从日本回国。1924年就读于天津同文书院。1929年留学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不久因中日关系紧张，遂卒学回国。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马衡，专攻金石考古之学。1935年毕业后，经沈兼士推荐，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辑，在顾颉刚指导下从事工作。因精通日文，日本汉学家来北平访问顾颉刚，多由他担任翻译，故与日本汉学界建立了学术联系。抗战时期至1949年前，执教于北平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其间开设“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文学概论”、“金石学”、“佛典文学”，还有“外国汉学研究”⁽⁵²⁾。刘厚滋精通日文，与日本汉学者有交往，且与王静如为同事，与在北平德国青年汉学家傅吾康也有交情，他似娴熟国外汉学发展，其弟子说他曾开设“外国汉学研究”课程，应该可信。

莫东寅(1914—1956)，辽宁沈阳人，满族。1933年东渡日本留学，1936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本科，1939年毕业于帝大。1940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专攻中国经济史，受教于日本汉学家加藤繁。1941年应北京大学之聘回国。1950年后任教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莫在1943年发表的《西洋人的日本研究》一文，所列参考书举要中有一种“拙著：《东方研究史》，民国三十一年度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铅印讲义本”⁽⁵³⁾。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1941莫回国任教北京大学，开设“东方研究史”这门课，为便于教学，1942年出版了铅印讲义本，翌年12月由北平东方社正式出版。该书共174页，首叙言，分古代及中世纪初期（先秦至隋）、中世后期（唐宋时代）、第十三世纪（蒙古勃兴时代）、第十四五世纪（元至明初）、第十六七世纪（明至清初）、第十八世纪（清代中期）、第十九世纪（清嘉庆）等7个时期，论述了阿拉伯人（限于唐宋时代）和西方关于中国、日本、印度的知识和研究状况。而《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版）显然是根据《东方研究史》，并参考最新成果如1942年石田干之助的《欧美的中国研究》，删去日本、印度方面的内容改编而成，两书结构相似，大部分内容相同。准确地说，莫东寅《东方研究史》是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部汉学史专著。1945年杨堃说：“莫东寅先生这本书乃是新史学运动中很好的一种工具。我们在现今来治中国史，若不先知道西洋汉学界与日本支那学界的动向，那是不能及格的。而莫先生这本书，就正适合于这样的需要。故莫先生此书，不久会得到极大的成功，那是很可预卜的。”⁽⁵⁴⁾不过，时过境迁，1949年后相当长时间里鲜少有人过问莫著，近半个世纪之后杨堃的预言始得以验证。199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史研究逐渐升温，封尘已久的《汉学发达史》之价值又重新被发现，再版多次，至今仍是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⁵⁵⁾。

上述可知，民国学界已经将汉学视为一种“专科”之学了。但是，开设汉学史课程需要把握欧美、日本汉学发展的渊源、流变与现状，具有较大的难度，当时有能力开该课程的学者并不多，且有的还不是通论性汉学史课程。这种状况正说明了当时国际汉学史研究总体水平还不高。

四、学术刊物积极报道汉学动态

域外汉学之所以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除了留学生回国后热心传播、中外合作汉学机构在华设立、国外汉学家来华访问、汉学著作翻译出版之外，与学术刊物积极报道海外汉学动态消息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提高中国学者对异域汉学关注度的一种有效方法。国内学术刊物关注海外汉学发展，恐怕要以1920年代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报》为最早。1930年代燕京大学《史学消息》热衷于向国人介绍海外汉学成果，更是不遗余力，刊物名称完全可用“汉学消息”替代。此外，《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禹贡》、《食货》、《燕京学报》，以及外人在华主办的《中德学志》、《汉学》、《华裔学志》等，在促进我国学界了解欧美、日本汉学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关心外人研究中国历史之情况，先后翻译发表《美国人之东方史观》、《美人研究中国史之提倡》、《大战开始后七年间西洋之中国史研究》、《支那学会近闻》等，感言“西人研究史学，无往不入，德法史家已多有考求吾史者，今美人亦继起自勗。是可见大战以后，历史探索之事业殆将集中远东，吾人身当其冲，纵不自振，亦当策所以应付之道焉。”⁽⁵⁶⁾1922年史地研究会会员缪凤林不满于西人涉及中国史事常多谬误，在《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发表《中国史之宣传》，指出西人虽有研究吾国历史之志愿，但以文字之不同，典制之隔膜与史籍之浩如烟海，决难有成。为“宣传吾国之历史，以答彼土之需求，因而免去种种误会”，他设想在国内高等学校史学科特设“国史宣传部”，专心培植中史及西文两有门径的青年学者，“以西文编纂翔实之国史，次及各种学术史、制度史……行销各国，或任各国大学教授，或赴各国巡回讲演，使西人了然于吾国之历史文化，不至因误会模糊而生种种恶果，国际地位、学术荣誉，两利赖之矣。”稍后，陈训慈在《史地学报》连载《史学蠡测》长文，亦注意及西人研究中国史之情状，“清季以来，吾国以国运迫蹙，学术废滞，而西人则以与吾交往之渐繁，研究中国文化者日多，于是所谓‘东方学’（Orientology）中，且别树‘中国学’之一帜。”认为“近来西人之倡导研究中华文化，吾固不能不表深挚之同情，然同时正宜因此而有所激发，作切实之努力，务使以我所得，助彼佐证，就彼所陈，发我批判，庶几国史之研究，仍以国人为中心，佐以外人之助力，其成就乃益伟，其进步乃益锐。”⁽⁵⁷⁾南京史地研究会学人关注异域汉学，在国内学界可谓领风气之先，尽见其学术眼光之敏锐、开阔，绝非一批守旧之徒。

燕京大学师生在民国各大学中最积极报道国外汉学动态，也热衷于翻译事业。1936年燕大历史系学生创办《史学消息》，旨在与国内外史学界沟通消息，提倡历史研究的兴趣，介绍史学研究成绩。大体侧重国外方面，设有栏目：西洋汉学论文举要，日本“支那学”论文举要，书报批评介绍，各国关于汉学的新刊书目。因内容新颖，出版以来，各地函索者极夥。筹委会以各国研究汉学论著甚丰，特组织各国文字翻译组⁽⁵⁸⁾，集体翻译各国研究汉学著述，其步骤首介绍各国研究中国之机关、文献及趋势，继将翻译专门研究之精选论文，次第发表⁽⁵⁹⁾。由于翻译事务繁重，翻译组人员多次扩充，得到日文教授于式玉、欧洲语言系主任谢迪克（Shadick）、俄文教授斯班司奈夫赞助，计划翻译苏联科学院1932年出版的《中国书目》（Bibliografia Kitaya），“俾得明瞭俄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成绩，而破学术界之谜”⁽⁶⁰⁾。《史学消息》仅出版至第8期（1937年7月1）便嘎然而止，这与当时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有关；《禹贡》半月刊与前者命运极为相似，1934年3月1日为创刊号出版日，而第7卷第10期为最后一期，出版时为1937年7月16日。禹贡学会成员大多与燕大有渊源关系，《禹贡》半月刊也积极译刊异域汉学成果，译者如侯仁之、周一良、刘选民、韩儒林、白寿彝、冯家升等。其中与汉学有关的论文，日人21篇、俄人4篇、美国3篇、丹麦3篇、法人2篇、挪威1篇、德人2篇、朝鲜1篇⁽⁶¹⁾。日本学者论文占绝对多数，一方面可见日人研究汉学成果之丰硕，另一方面反映了在中日关系交恶之下，我国学者尤为关注日本汉学者的动向，欲与之争胜；1930年代陶希圣主办《食货》半月刊亦留意介绍或发表外人撰写相关中国经济社会史论著。1935年陶亲自拟定本年六项工作中即有“介绍外国论著”：（1）书籍则作读书报告或简单的叙述内容的概要。如是大家熟悉的论著，可只归入索引；（2）书籍中甚关重要的部分，可择译在《食货》发表。如全译则另行设法出版；（3）论文如材料充实或见解透辟，分工翻译，由《食货》发表；（4）曾有译本出版或在其他刊物发表者，归入索引，或在《食货》介绍批评⁽⁶²⁾。陶氏与国外汉学家多有交往，《食货》半月刊确实发表了不少汉学成果，日本学者的论文尤多。

北平图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图书收藏机构，热心购买国外汉学书籍以及介绍海外汉学消息。《北平图书馆馆刊》几乎每期都有相关汉学资讯，或汉学家，或汉学著作，或东方学刊物，或汉学书籍入藏记录等，对海外汉学追踪报道十分及时。如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俄国汉学家服拉德密可夫（Boris Jakovlevitch Vladimircov）逝世，即刊文“俄日东方学者之噩耗”⁽⁶³⁾。美国汉学家劳佛尔（Berthold Laufer）、法国汉学家西耳文·勒韦（Sylvain Levi）逝世，便安排贺昌群、钢和泰撰写纪念文章。该刊“新书介绍”栏目，经常向读者介绍最新出版的汉学书籍，如《狩野教授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高濑博士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支那学研究》、《满洲考古学》、《中国现代文化》（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赖德烈（K.S.Latourette）的《外人在中国传教史》（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院汇报》、《美国大学的东亚课程》等。评介文字一般出自专业馆员之手，较为客观准确，如云日本“近年学风趋向考据，其异于昔日者，大都从人文着眼，广为比较研究，立言弥笃，取证弥宏，无拘株弊，亦无牵会弊。”⁽⁶⁴⁾对美国汉学则谓：“大体注重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至于纯粹东方学在美国尚少研究之机会。”⁽⁶⁵⁾此类判断有助于读者了解各国汉学的特点。同时，馆刊也会择译一些精粹汉学论文，如T.E.Carter撰、向达译《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入欧洲考》（馆刊第2卷第2号），内藤虎次郎撰、谢国桢译《明奴儿干永宁寺碑考》（馆刊第4卷第6号）。《图书季刊》是北平图书馆主办的另一份在海内外极有影响的刊物，在介绍国外汉学书籍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从1939年9月第1卷第3期至1941年6月第3卷第1、2合刊共7期，特设附录“专介绍西人关于汉学之著述”，每期介绍汉学著作少则10种，多则19种，且评述极为详实，绝非一般图书广告，有的可成一篇独立书评。这些汉学书籍多为近一二年内出版的新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尚能及时进入北平图书馆，若非主事者主动争取，是不可能做到的。

北平图书馆之所以如此重视汉学书籍，实与长期担任馆长之职的袁同礼有很大的关系。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县人。1920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次年肄业，后转学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1924年回国。袁氏任北平图书馆馆长30年之久，是国内外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对文献学、目录学，造诣尤深。他很看重海外汉学成果，而且与国外汉学家多有联系，如聘请法国伯希和、美国劳佛尔为北平图书馆特别通讯员，与俄国汉学家阿列克（V.Alekseev）长期保持密切联系⁽⁶⁶⁾。解放前夕赴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部工作，一直到1957年退休。1950年至1960年，袁游历欧洲，利用各国图书馆所藏丰富资料，致力于编写关于中国研究的西文文献目录的工作。1958年出版了著名的《续高第西文论华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a Bibliotheca Sinica），收罗1921年至1957年期间出版的西文有关中国专书凡1.8万种，为补充高第起自16世纪迄于1920年的名著《西人论华书目》。此外，1961年出版《俄文汉学书目(1918—1960)》。袁氏一生最大的学术志趣在于编辑外文汉学书目，与李小缘极为相似。因此，在袁同礼主持下的北平图书馆注重国外汉学书籍的收藏和介绍，实不足为怪。

五、翻译多、自著少，索引式论著多、专题论文少

民国时期在众多刊物上虽然发表了不少相关国际汉学史论文，但以译文居多，中国学者撰著的较少。关于法国、德国、日本汉学史文章较多，可多为出自外人之手，像王静如讲法国汉学史、韩奎章写德国汉学史、王古鲁写日本汉学史，梁绳袆写欧美日本汉学史，这种情况大体来说并不多见。即使有的论著名为“撰”而实为“译”，编译成分太多，如杨慕冯在《民族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欧美人士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又在《大学》1943年第2卷第10期发表《欧美人研究中国学的概要》，实为一稿两投，取材于日人近藤本一所著《支那学艺大辞汇》编译而成；又如颜虚心的《欧人近东古文学研究历程》、《法国近百年东方学研究历程》、《法国东方学之亚洲古代地理学》三文编译色彩就很重⁽⁶⁷⁾。莫东寅的名著《汉学发达史》，编译成分其实也颇多，当初是为了教学需要所编的一本教材而已。之所以指出当时我国汉学史研究存在“翻译多、自著少”的特点，旨在揭示既有成果中翻译或编译的太多，而体现中国学者自己研究成果的则不多。这并不是说翻译意义不大，恰恰相反，正是汉学译业成绩不佳，才导致自著者少。1941年梁绳袆就感慨今日除了法人著述有冯承钧艰苦翻译、日人著述有少量译本外，俄德之书殆未有闻，治英语者遍国中，而劳佛尔、夏德之著作，亦少译为中文，“盖通西文者多鄙弃汉学，而治国学者亦忽视西文，其或力足任此，亦视为劳而少功之业”，遂致中国国学似与外国汉学绝缘⁽⁶⁸⁾。

民国学者了解外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情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借助日人论著，尤其石田干之助《欧人之汉学研究》和青木富太郎《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中国学者如梁绳袆、莫东寅有志于汉学史研究，实与其留日背景有关，他们参考最多的也是日本学者的论著。

石田干之助（1891—1974），1916年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东洋史专业）毕业。1923年以收购莫理逊（G.E.Morrison）文库为基础，创办“东洋文库”，聘为主任。1929年起任日本大学教授，兼京都大学、东北大学讲师。后任国学院教授。1947年东方学会成立，为理事。1951年起一直负责编辑《东方学》杂志“海外东方学消息”专栏。1973年为东方学会会长⁽⁶⁹⁾。1932年共立社书店出版石田氏《欧人之汉学研究》（歐人の支那研究）一书，为日人论述欧人研究中国的最早专著，惜只及18世纪，不及现代，故1942年创元社又出版他的《欧美的中国研究》（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欧人之汉学研究》在我国阅读界流传颇广，1933年朱滋萃译成为中文，连载于《中法大学月刊》⁽⁷⁰⁾，1934年12月北平中法大学出版单行本。是书首绪论凡五章：古代和中世纪初期关于中国的知识；中世纪后期阿刺伯人底中国的知识；蒙古人勃兴时代关于中国的知识；第十四、五世纪（从元至明初）欧西底中国知识；东印度航路底发见和欧人东航：传教师底中国研究和汉学底成立。石田氏其他相关论著也被纷纷翻译：1935年樊哲明译《欧美研究中国学术之杂志》（《行健月刊》第6卷第4、5期）⁽⁷¹⁾；1937年李承荫翻译《欧美汉学研究之现况》（《史学消息》第1卷第6、7期）；1940年汪馥泉译《中国研究在欧美》（《学术》第1辑）；石田干之助著、张宏英译：《中西文化之交流》，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

青木富太郎（1908—1988），193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1934年任东大东洋史研究所助手。1946年任高知大学文学部教授，东方学会会员，内陆亚洲史学会会员，是中国古代史和日本东洋学史专家。他对欧美、日本汉学史研究著作《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東洋學の成立とその發展），萤雪书院1940年6月出版。这本书出版不久即引起中国学界的极大注意，不少学者将此书相关章节译成中文发表，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也以此书为参考。该书第二篇第一章“日本人的中国研究”，先后竟有三位学者翻译：皇甫慕恒译：《日本的中国研究》（《兴建》1940年第1、2、3期）；毕殿元译：《近五十年来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之研究》（《北华月刊》1941年第1卷第4、5期，第2卷第1、2期）；唐敬杲译⁽⁷²⁾：《六十年来日本人之中国学研究》（《东方文化》1942年第1卷第1期）。此外，唐敬杲翻译的《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东方文化》1942年第1卷第2期）、《近世纪来东西洋人士的蒙古研究》（《东方文化》1942年第1卷第3期）、《近世纪来东西洋人士的满洲研究》（《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1942年第1卷第4期）、《东西洋人底西藏研究》（《自由评论》1943年第4期）、《东西洋人对于中央亚细亚的研究概况》（《学术界》1943年第1期），均译自《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

如果浏览民国时期汉学史论著，有生气的实在太少，多半为目录或索引式性质著述占多数。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学术之一斑》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本索引式著作。1930年代中国曾兴起一股索引热，或许也影响到汉学史研究。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进行的“东方学”研究仍是很基础的资料搜集工作，贝德士、李小缘的工作更为明显。1928年李贯英的《外人关于中国著作目录一览》连载于《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⁷³⁾，将章节目录译成中文，一目了然，便以读者参考。1940年于式玉⁽⁷⁴⁾、刘选民编《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由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出版⁽⁷⁵⁾，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日本学者所写的汉学史论著，如石田干之助《欧人之汉学研究》、青木富太郎《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具有浓厚的文献目录整理的特点。许多汉学家传记多为简述生平之后，附录书目，如贺昌群《悼洛佛尔氏》、冯家升的《现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的介绍》、王古鲁的《白鸟库吉及其著作》等，带有原始资料介绍性质，与“研究”尚有距离。我国学者撰写的专题研究论文屈指可数，如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⁷⁶⁾、梁绳袆《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等，少之又少。这种状况正说明了我国汉学史研究尚处于原始资料积累阶段，少数高校虽然也开设了汉学史课程，或出现少许颇有深度的专题论文，但不足以体现该学科发展的成熟度，因为它只反映了个别零星“点”的情况，而没有达到“面”的要求。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的国际汉学史研究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汉学史知识从无发展到有，从翻译外人成果进入到自我研究，从少数人注意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从索引式的资料整理开始进展到专题研究，从个别汉学著作评论发展到通论性汉学史论著，从作为研究者的参考到成为一种被专门研究的对象，我国的汉学史研究逐渐以一专门之学显现于学界，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但1937年至1949年中国基本处于战乱时期，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干扰。研究汉学史需要依靠大量的外文资料，战争期间难以接触国外汉学成果，所以身处大后方的学者在汉学史研究方面几乎没有成绩；相对而言，沦陷区生活较稳定，汉学史研究却颇有一些成绩。1930年代末到1945年之前，沦陷区刊物如《国学丛刊》、《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东方文化月刊》、《北华月刊》等，发表了许多相关汉学史的著译，梁绳袆、杨堃、王静如、莫东寅等人的论文也都发表于沦陷区。梁绳袆在北平中国大学主讲“外国汉学研究”，莫东寅在北京大学讲授“东方研究史”，均在北平沦陷期间。沦陷区还有两个重要的汉学研究机构：中德学会、中法汉学研究所，国外汉学发展资讯仍有渠道进入沦陷区学界，尤其出现了较多日本汉学史论文。沦陷区与大后方学界交流似不通畅，不太了解对方的学术动态，几乎没有发现大后方学者对沦陷区汉学史研究有过什么回馈。而且，沦陷区学者之间交流似也不多，学术研讨气氛不浓厚，梁绳袆、莫东寅开设汉学史课程，影响甚微。又如莫东寅《东方研究史》原是一种极有参考价值之书，但除了杨堃回应外，没有发现一篇书评或介绍文字。相比之下，趁抗战爆发之前出版的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虽系自费发行，但书评连连，于学界、社会影响都不一般。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战乱时期学术传播受到极大限制。总之，沦陷区汉学史研究由于各自为政，缺乏必要的交流，没有形成一个学术网络，在学界影响甚微。更何况，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大后方学者控制着学术界的话语权，似乎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历史记忆，沦陷区所取得的那点汉学史研究成绩，渐被人所遗忘。1949年后大陆学风丕变，20世纪60—70年代中期汉学史研究竟成绝响。1920年代开始以来的汉学史研究缘于学术传承多次断裂，以致今人误认汉学史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近于空白”。循此逻辑，当今大陆学术界的汉学史研究自然是另起炉灶，为一项“无中生有”之事业。

（本文系初稿，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相关材料请勿引用）

【注释】

(1)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为西欧的东方研究史，共11章，第二编为俄国的东方研究史，共9章，详列各国的参考文献。

(2)原载《东洋学报》第8卷第3号，第9卷第1、2号；中译文发表于《金陵学报》第1卷第1期，1931年5月，王古鲁译。

(3)〔日〕岩村忍撰、沈浚译：《十三世纪前欧洲人关于东方的知识》，《学术》第4辑，1940年5月。原书名《十三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分八部分：（一）最古的东西交通；（二）希腊人及罗马人的地理知识；（三）四、五世纪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四）用“托加斯”字样的关于中国的记载；（五）十二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记载；（六）回教的勃兴与东西交通的隔断；（七）十三世纪前阿刺伯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八）地理知识发达过程中的十三世纪的意义。

(4)张西平：《从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说起》，见《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5)任大援：《从中西交往到汉学研究》，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9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

(6)阎纯德：《我看汉学和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4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

(7)阎纯德：《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见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8)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8日。

(9)本文仅论述民国时期海外汉学史研究的若干特点，至于其他诸如汉学史研究的具体成绩、民国时期出现汉学史研究的学术语境等相关问题，受篇幅的限制，在此不能详论，当另谋他文论述。

(10)如《伯希和氏来华》，《华年》1932年第37期；《法国著名中国学者伯希和来华》，《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3年第2卷第1期；《法国汉学家来华》，《文艺月刊》1933年第3卷第11期；《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读书月刊》1933年第2卷第5期；《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7期刊有“天津欢迎法汉学家伯希和”照片。

(11)如《时事述闻：马古烈博士讲演纪》，《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1930年第11、12合刊；《法国马古烈博士讲演中西文化交通大概》，《湖北教育厅公报》1930年第3期。

(12)Esson M.Gale讲、邝耀坤译：《各国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国防》1932年第5期。Gale系美国外交官、学者。1908年任职于美国驻华使馆，1910—1914年任美国驻沪领事。1914—1924年任华中盐务稽核，1925—1927年任吉黑盐务稽核。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密歇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教授。1932年来华任国民政府盐务稽核所英文秘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次来华。著有《盐铁论:古代中国关于国家控制工商业的一场辩论（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an:A debate of state contro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ancent China，1931）、《中国文明基础》（Basic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1934）、《中国的盐务——1908—1945年我在中国的履历》（Salt for the Dragon,APersonal History of China,1908-1945，1953）等。

(13)冯家升：《日人对我东北的研究近况》，《禹贡》第5卷第6期，1936年5月。

(14)《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汇报》（1937年1月），第4页。

(15)此文与樊哲民译：《法人关于东北之研究》（《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6期）为同文异译。

(16)《边疆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6年8月25日。

(17)陈守实：《关于东西汉学家考证中国边疆史地的态度问题》，《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师范学院季刊》1934年第2期。

(18)《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概况》，《图书季刊》新第2卷第3期，1940年9月。

(19)《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6月）第42－44页；《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概况》（1938年7月），第12－13页。

(20)《私立金陵大学要览》（1947年），第13页；《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第69页。

(21)参章开沅：《贝德士与金陵大学》，见章氏著《鸿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2)《贝德士编：〈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6期，1933年11月。

(23)参《作者介绍》，《中国新论》1936年第2卷第8期。

(24)《塞外史地论文译丛·译者叙言》，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25)该文又发表于《重大校刊》1937年第7期。

(26)童致旋：《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教与学》第2卷第6期，1936年12月1日。

(27)《函本省中等以上各学校关於王古鲁所著〈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一书函知酌购参考（只登公报不另行文）》，《广西省政府公报》1936年第123期。

(28)《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第67页。

(29)《西人论华书目自序》，见马先陈编：《李小缘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0)陆侃如讲，张愍言记：《欧洲“支那学”家》，《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周刊》第244期，1937年5月10日。

(31)《清华周刊》第359期，1925年11月13日。

(32)《国立暨南大学一览》（1930年度），第7页。

(33)《北京大学法文理学院各系课程大纲（1931年度）》，《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14日。

(34)周一良：《纪念杨联陞教授》，《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35)王桐龄(1878—1953)，字峄山，河北任邱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历任教育部参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法政大学、明德大学及中国大学讲师，志成中学校长、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师。

(36)《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览》（1932年度），第145页。

(37)加藤繁、王桐龄译：《唐代庄园考》、《唐代木匮坊考》，《师大月刊》1933年第1卷第2期；桑原骘藏著、王桐龄译：《晋室之南渡与南方之开发》，《师大月刊》1卷14期，1934年10月；桑原骘藏著、王桐龄译：《隋唐时代西域归化人考》，《师大月刊》第1卷第22、26、27期，1935年10至1936年6月。

(38)隋树森：《记王桐龄先生》，《文献》1983年第4期。

(39)《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1933—1935年度），第82页

(40)周祖谟（1914—1995），字燕生，1932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1938年起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任教。

(41)《私立辅仁大学一览》（1941年度），第51页。

(4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专修科文史地组国文科学程说明书》（1945年度）。

(43)发表于《教育学报》第3期，1939年7月。、

(44)发表于《国学丛刊》第5、6、7册，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

(45)连载于《再建旬刊》第1卷第8期（1940年4月11日）、第1卷第9期（1940年4月21日）；该文后改名《外国汉学研究论》，发表于《国学丛刊》第3册，1941年7月。

(46)发表于《中国公论》1943年第8卷第9期。

(47)黄寿祺：《梁容若诗存稿序》，《福建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48)《汉学东渐丛考·序二》，中国留日同学会1944年印行。

(49)梁盛志：《瀛海汉学丛录》，《中国公论》1943年第8卷第9期。

(50)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一书，收录《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一文系民国时期的旧作，略为修改；《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概观》一文，论述战后日本汉学研究状况。

(51)在中文著作中最早专论西方汉学史的是留德学者郑寿麟，他在《中西文化之关系》（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三章“中国学在西洋的史略”（Zur Geschichte der europaeischen Sinologie），分别叙述了意大利、荷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的汉学史要略，一直讲到20年代。郑著虽谈不上“研究”，但具有开风气的作用，启示更多学者关注汉学史研究。

(52)方宝川：《刘蕙孙教授学术传略》，见《刘蕙孙论学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

(53)莫东寅：《西洋人的日本研究》，《日本研究》第1卷第2期，1943年10月。

(54)张好礼（杨堃）：《社会科学讲话：中国新史学运动中的社会学派》，《读书青年》第2卷第4期，1945年2月25日，第13页。

(55)桑兵指出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关于鸦片战后汉学发达部分主要依据梁绳袆的论文《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却未注明，并谓：“时贤推重此书而未曾指出，不免失之于蔽。”笔者据此曾对照两者内容，并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抄撮”，不知桑兵立论依据何在。又，桑兵将唐敬杲《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东方文化》1942年第1卷第2期）原系译文，却列为与梁绳袆、王静如论文同类的国人主要研究成果，窃以为不妥。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也很难作为研究成果，它实际上只是中法汉学研究所举办“十八、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书籍展览会”而编的汉学著作提要小册子而已，近于展览宣传小册。1937年之后国内翻译了不少欧洲、日本学者关于汉学史的成果，桑兵提到“青木富太郎《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唐敬杲译，改题《六十年来日本人之中国学研究》）”。事实上，唐译文只是《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第二篇第一章“日本人的中国研究”，并不是整本书（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绪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56)陈训慈：《美人研究中国史之倡导·译余赘言》，《史地学报》1922年第1卷第3期。

(57)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5期，1925年3月。

(58)日文翻译组：王怀中，王钟翰，赵宗复，孙敏敏，刘选民；德文翻译组：李宗瀛，张德华，梁思懿；法文翻译组：龚维航，陆钦墀；俄文翻译组：赵宗复，龚维航，刘选民。

(59)《本系消息：史学消息编辑近况》，《史学消息》第1卷第2期，1936年11月25日。

(60)《本系消息：史学消息社充实翻译组人材》，《史学消息》第1卷第5期，1937年4月1日。

(61)游记类不在统计之列，分期连载合计为1篇。

(62)陶希圣：《食货学会本年六项工作草约》，《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6期，1935年2月16日。

(63)《俄日东方学者之噩耗》，《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5期，1931年9、10月合刊。

(64)《狩野教授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北京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2号，1928年6月。

(65)《美国大学的东亚课程》，《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3卷第4号，1929年10月。

(66)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4页。

(67)三篇论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40年第37卷第9、10期，1940年第37卷第19期，1941年第38卷第6期。

(68)梁绳袆：《外国汉学研究论》，《国学丛刊》第3册，1941年7月。

(69)参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部）：成熟与迷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

(70)《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1、2、3、4、5期、第5卷第1期。

(71)此文另有中译，石田干之助撰、唐敬杲译：《欧美关于中国学的诸杂志》，《学术界》1943年第5期、1944年第6期。

(72)唐敬杲（1898—1982），字旦初，漕河泾镇人。1915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自学日语，任编译员。1932年进《申报》馆，担任《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编辑。1942年后，执教于辅仁中学、斯盛中学、光华大学。1945年，应上海“增修大藏经会”聘校注佛经。1947年，任南京国史馆协修，次年返上海。195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任翻译，译介大量日文军医资料。1971年，参加编写《辞海》。

(73)1928年第2卷第22期、第3卷第30、31期，第4卷第48期。

(74)于式玉（1904—1969），女，山东临淄县人。1926年赴日留学。1930年回国，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任教，并兼校图书馆日文部编目工作。1942年在其丈夫李安宅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会任研究员兼藏文资料工作。1946年夏赴美，应聘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担任日文和中文编目工作。1949年回国随解放军入藏。1956年任教西南民族学院，1963年调到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于1969年病逝。

(75)在此之前，还有一种：于式玉编《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3年出版。

(76)阎宗临（1904—1978），字已然，山西五台县人。1925年赴法勤工俭学。1929年考入瑞士伏利堡大学，专攻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1933年获硕士学位。1936年以《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一文获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任山西大学历史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底应广西大学之聘，讲授世界通史。1943年转赴桂林师院任教，讲授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1946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先后开设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希腊罗马专题研究等课程。1948年至1950年兼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历史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