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
榆林学院 吕 波
创始于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在基督教传华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其发展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1]特别是近代以来，基督教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的掩护下，大举入华，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其研究也理所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1981年顾长声先生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算是新时代的拓荒之作，继之又有顾卫民先生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王立新先生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等等，除此还有学者从区域史的角度分区研究基督教在各自区域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如王欣瑞的硕士论文《基督教与近代陕西社会》，新近出版的王雪的《基督教与陕西》等[2]，另还有一系列的研究论文见之于报刊。但不难发现，对次一级的小区域的研究依然是研究的空白，对基督教与区域社会互动的研究略显薄弱，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资料的发掘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
榆林地区南部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北部是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漠接壤地带，历史时期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争夺的地带，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农牧交错，文化独特，信仰多元，清代学者讲到“圣人步道而此处独留也”，区域文化独具特色：冬暖夏凉的陕北窑洞，粗粮细作的地方小吃，高响震天的陕北腰鼓，还有那如痴如醉的陕北民歌，米脂的婆姨和那绥德汉等等。榆林地区的民间信仰五花八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其宗教信仰重新兴起并呈现新的特点。据调查，近年来榆林地区基督教发展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通过海外渗透，散步反动言论；打着宗教的旗号搞邪教组织等等。[3]所以对榆林地区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陕北地区区域文化的学术研究，而且可以为解决当前宗教事务提供借鉴和依据。基督教研究涉及内容广泛，本文选择近代社会这一特殊时段，以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为核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地方志、地方档案馆馆藏资料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研究的时段为近代1840年至1936年为限。因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建立陕甘宁边区，实施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其宗教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当另文专论，特此说明。
一、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入
近代基督教在陕北的传播，学术界已有部分研究，[4]但由于学者们研究旨趣有别，加之基督教派不一，故对这一问题缺乏全面的阐述，甚至混淆不清。近代在榆林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基督教主要有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所属国家不同，教会不同，在中国的教区不同，其传播方式和途径也不相同，故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详细的梳理。
1.天主教在榆林地区的传入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大概起始于明代，传入陕西的历史稍晚，大约“始自明末清初”[5]，且主要集中在关中和陕南地区。文献记载天主教最早传入榆林地区的时间和地点应该是清末同治年间的靖边县了。天主教在靖边县传入的时间各界说法不一。据《靖边县志》载：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天主教士携带清廷龙票（护照），开始在宁条梁传教。九年（1883年）天主教西南蒙古教区，在宁条梁设南段领堂。十三年（1887年）天主教传教士在小桥畔大兴土木，修筑教堂。[6]而另据《三边收回教区失地大事年表》记述，小桥畔区长神甫贺歌南回忆：清同治五年(1866年)前，靖边县有天主教徒来过，回民起义军兴起后离开。同治十一年（1872年），比利时传教士叶茂枝由绥远来本县宁条梁传教。又据小桥畔、毛团库伦一带老教民和神修人员回忆：清同治初年，山西商户邓、赵、张、任等，在原籍已入天主教，来靖边后每年做一次弥撒，并进行传教活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三边天主教堂调查报告》则直接记载：天主教在“光绪初年由绥远传入柠条梁”。[6]李大海博士在研究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的传播过程时直接引用上述小桥畔区长神甫贺歌南的回忆，认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绥远（今内蒙古）传入的说法。笔者通过资料的查阅整理，认为这一历史过程如下：内蒙古地区的天主教传播历史较为久远，早在乾隆年间即有西方传教士在此布教，之后缓慢发展，至1864年罗马教皇正式指定中国长城以北内蒙古地区作为比利时、荷兰两国“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区，1871年5月，巴耆贤被任命为内蒙古教区主教，开始大肆布教活动。[7]1874年，巴主教获知一些来自陕西、山西的中国天主教徒因要与当地蒙人做生意而住在柠条梁小城却无神父照管，[8]即派“非尔林顿和德玉明神父到鄂尔多斯去探路”，[9]二神父于4月7日到达城川（今属内蒙古河南乡），又转至柠条梁。[10]他们果然在这里遇到了“一群教友和两位传教先生，冯先生和钟先生。”[9]此后便开始了艰难的传教活动，先是在内蒙的城川布教，之后来到汉人居住较多的靖边之小桥畔，时间大概在1878年前后，至1886年正式建成小桥畔教堂。综上所述，近代靖边县天主教应该是同治初年由山西或陕西关中地区来柠条梁做生意的商人带入，但不以传教为目的，传教只是其附属事情。1874年以后，由绥远（今内蒙古）传入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开始在此地小范围的传教，1886年小桥畔教堂的建立标志着天主教正式在靖边开始传播。
榆林地区其他县区天主教的传入在其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定边县天主教传播的时间也比较早，光绪元年（1875年），外籍教士在靖边县属小桥畔设立教堂，“本县仓房梁、堆子梁一带始有天主教徒”。[11]光绪六年（1880年），意大利天主教神甫子洲境内传教，在马蹄沟镇李家砭设教堂一所。[12]《横山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6年）侯清彦（周至人）从西安引天主教杭神父（西班牙人）来油坊头建堂传教。稍后，荷兰、比利时、英国的20多名传教士接蹱而来。在雷龙湾、拓阳坪、景家畔、席蓟滩等地传教，发展教徒，盗掠文物，奸污妇女，杀害百姓。[13]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意大利司铎老孙神甫和马六品修士，为避义和团追捕，由山西来到佳县谭家坪村，村民迫于压力入教，受到洋人的保护。之后又建起了所谓的八大堂口。[14])绥德天主教传入具体时间不清，文献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查绥德境西川有李家砭教堂一处，距双湖峪镇十里，闻系天主教，其中神甫等人忽来忽去，并非常时居住，即本境或有从教者究属无多。[15]清宣统三年（1911年），西班牙神甫魏象阙、聂某来到榆林，在县城南关三义庙内设堂传教。民国三年（1914年），三原天主教的西班牙神甫殷嘉伯来榆，在此建立榆林天主教堂传教。[16]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不难发现榆林地区近代天主教的传入路径有三：其一，北路由绥远传入，这一路线时间较早，主要集中在定靖两县，以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为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传播方式。其二，东路由山西传入，这一路线传入的时间最早，先期是因入教的晋商，去沿边商业重镇柠条梁做生意，顺便带入，不以传教为目的，故影响有限。后期是由于政治因素，特别是为避义和团而逃入该地区，以靠近山西的佳县、吴堡、神木等地为主。其三，南路由关中传入，陕西关中地区受天主教影响较早且影响很深，受教会自身发展或其他原因，关中地区教会有计划有组织向榆林地区发展，横山县和榆阳区的天主教属于这一路。也有学者以为横山县天主教属于最早靖边县传入的天主教发展而来，但这只是推测，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
2.基督新教在榆林地区的传入
基督新教在榆林地区的传入，《陕西省民族宗教志》（草稿）载：“由美国差会的‘基督教华北公理会’由山西省汾阳县，于1917年前后派传教士至陕北绥德、榆林、清涧一带传教，以绥德为中心，向周围各县发展，北至榆林、神木、府谷、米脂等县。”[17]文献记载各县具体传入的时间是：基督教在米脂的活动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间，位于山西峪道河的汾阳基督堂（美国公理会的一派）派牧师唐席古、侯德崇来米脂传教，先向一些商人宣扬“上帝造人”、“天主救世”。次年，建立教区，吸收商人艾德润等市民入教。基督教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由英国浸礼会所属差会派遣传教士来绥德城设堂传教。基督教在榆林的活动始于民国二年（1913年），这年挪威牧师金安辛等来榆传教考察，向一些商人宣扬《圣经》，民国七年（1918年）金安辛偕夫人一行9人从山西来榆，在县城万佛楼中巷成立“喜兴会”传教。八年（1919年）瑞典牧师倪尔逊夫妇、周恩生夫妇来榆林创办“安息日会”、“神召会”，先后在万佛楼中巷和盐市中巷设礼拜堂传教。十年（1921年），山西汾阳基督教会（美国基督公理会一派）派传教士史常愚来榆，在县城马店巷成立“公理会”传教。[18]基督教在横山称耶稣教，由山西汾阳传来的。民国五年（1916年）美国牧师创建，堂址在怀远堡，有房9间，石窑3孔，土地3亩，发展教徒58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瑞典牧师约翰建立波罗福音堂，教徒40余人，另外在石湾、响水、马坊也有公理会等组织，1928年全县有耶稣教徒273人。民国7年，基督教由山西传入清涧。[19]1918年山西汾阳基督教士杨某来子洲周家硷镇传教，1929年被进步学生驱逐出境遂停止活动。[12]民国九年（1920年），由山西汾阳基督教美国公理会派史直生、朗尽全来府谷县传教；“民国十三年（1924年），牧师裴万铎亦来本县，当时入教者得百余人，这便是本县基督教会的鼎盛时期”。[20]《吴堡乡土志》载:“本境僻处偏隅，儒教相传，入天主教者，仅有武润成、李泰常、薛占有、薛仲清数人。”[21]
从时间来看，基督新教传入的时间要比天主教传入的时间晚；从分布来看，基督新教主要分布在榆林地区的东部南部地区，西部定边和靖边两县没有基督新教传入。天主教主要分布在榆林地区的西部北部地区，天主教在清涧和府谷两县是空白。从教派看，主要是基督教的天主教和新教为主，近代整个西北地区基督教的发展就是，“在本区以天主耶稣两派为盛，希腊教信徒甚少。天主教传播范围较广”。[22]看来榆林地区基督教的传播与整个西北地区情况相似的。
二、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发展
基督教从19世纪晚期传入榆林地区之后，依据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将其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前的缓慢发展时期。以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为主，且数量有限，区域狭小，集中在三边地区。“自小桥畔起至城川口止，共推种蒙地4735垧半……。另开城川蒙地500垧，……，共随教民71户，男女大小307名”。[23]
第二阶段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到1911宣统三年蓬勃发展时期。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洋教，但继之而来的不平等条约，使外教获得了大量赔款，而且得到清政府的进一步庇护，基督教事业由此而获得蓬勃发展的良机。三边教案后因蒙古地方政府无力以现银予以赔付，所以只能以其土地为抵押赔付教会，这就造成圣母圣心天主教会在陕北三边拥有数目十分可观的土地，最后竟达到了所占土地为“靖边、定边两县总和的四倍”。[24]此时，圣母圣心会在三边教堂已经发展至少达到五处：城川口大教堂、小桥畔大教堂、城西圣心堂、小石砭教堂、科巴尔教堂；此外还有大经堂一座：硬地梁大教堂。传教区域亦甚广，包括城川、小桥畔、硬地梁、小石砭、科巴尔、大阳湾、刘桂湾、王家渠、油坊区等多处村庄。教民人数近二千多人。汤开建认为“这只是有据可查的，其教民实际人数应该不止于此”。[25]民国修《横山县志》载：“陕北自庚子变乱后外人布教者接蹱而至来”，“耶稣教为基督教之新教，近由山西汾阳法教士派遣教徒到处设会布教，有公理会、福音堂、美以美等会，是教工作除讲演、劝道、登记、宣誓、灵洗外，别有创办学校诱青年男女入教读书者”。[26]这一时期传教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天主教几乎遍布了除府谷和清涧的各县。基督教也开始传入该地区。
第三阶段为1912年至1936年天主教稳定发展、基督新教短暂发展后走向衰退时期。民国初年，天主教在榆林地区的传教区域进一步扩大，教徒人数进一步增加，例如绥德县“西乡李家砭有天主教堂一处，附近从教之人约有百余户”，[5]而子洲全县估计教徒大约有500余人。[12]横山县到民国中期发展教徒600余人。仅在三边地区“教民数量大增，有一千七百户，约八千五百人”。[27]《葭县志》载：“耶稣教在葭继天主以流行其始势力甚微，租赁民房以居，至民国八、九年瑞典国某牧师在通秦寨建筑新教堂后，……从教信教徒日众，士民之仰之者渐较天主为热烈尔。”[28]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有教徒2000余人。[14]据民国二十五年《陕北天主耶稣堂及回教清真寺等概况调查表》显示，这一时期榆林地区基督教发展状况如下表1：
表1 民国时期榆林地区基督教发展调查表
续 表
（资料来源：依据陕西省榆林市档案馆：《陕北天主耶稣堂及回教清真寺等概况调查表》整理，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9—4—1038。）
这一调查表仅涉及榆林地区十二县中四个县的基督教发展情况，对于天主教重点区的三边地区没有反映，所以应该是不全面的，仅能反映出绥德、横山、佳县、榆林四县民国中期的基督教发展情况。从四县的基督教堂、教徒人数、财产等项目的对比看出这一时期明显比清末有较大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在稳步发展的时候，基督新教却走向衰退，如基督教在横山，民国二十五年牧师离开，活动停止。民国十五年（1926年），瑞典牧师约翰建立波罗福音堂，二十五年（1936年）停办，另外在石湾、响水、马坊也有公理会等组织，1928年全县有耶稣教徒273人，1936年前后牧师回国，停止活动。[13]在子洲，1918年山西汾阳基督教士杨某来周家硷镇传教，1929年被进步学生驱逐出境遂停止活动。[12]在府谷，因为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耶稣不及“祖师”、“关圣”、“财神”的至圣形象，所以1936年便告终结。[20]其原因何在，后文会有分析。
三、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得以传播并发展的原因
如前所述，近代基督教在榆林地区传播主要以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为主，天主教传入的时间较早，且发展较快范围也较广；基督新教传入的时间晚而且发展有限。究其原因所在，笔者以为：
首先，这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大背景下的小气候。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将基督教传华问题首次写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全境传教的特权，使传教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云：“从1860年至1900年在华的基督教会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展……西方传教士从沿海的通商口岸深入到内地的穷乡僻壤自由传教，从一望无际的漠北到烟瘴笼罩的苗寨，到处建立起鼎有十字架的教堂。”[29]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西方传教士踏入地处西北内陆的榆林地区，开始其宗教的传播活动。教会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在社会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为地方民众提供避难之所甚至武力保护，因而获得势力的扩张。如《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载：
县属宁条梁镇之小桥畔，法人传教有年，于光绪二十年间，以甘肃回乱，教士马文明等在教堂周围筑土寨一，其地皆早年买到，其工皆雇人兴筑。当时大府饬查县令丁福奎覆称系为防守教堂起见，并无他意。上游亦遂置之。自是厥后，入教之民益多，辟田日广，置产日多，自小桥畔以及张家畔垦地无虑数千顷，俨成殖民区域，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其势力似较高陵、城固两堂尤为雄固，亦他日塞上之隐忧也。[5]
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促进其势力进一步扩大。“每雍部一变，西教必为之一涨。迨乎庚子之乱，小桥畔一案，赔款颇多，由是三边之地投教之民日繁，租种之地日广，遂有边墙千里咸为天主教殖民地之称”[5]。
其次，如上所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榆林地区传播和发展情况有异，天主教传入时间早且发展快分布较广，基督新教传入的时间晚且发展有限甚至走向衰退。究其原因所在，有学者在比较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华传播的差异时，认为这是两者的历史渊源不同所致。天主教传播的方向是广大乡村，传教的对象是农民为主，传教的手段以经济诱惑为重。而基督教传播的方向集中在少数城镇，传教对象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群众，传播的手段以创办卫生医疗教育机构来吸引群众入教。榆林地区地处西北内陆，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近代社会灾荒不断，民不聊生，天主教的这种传教方式对于普通贫苦百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基督新教传教所需经费较多，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糊口吃饭填饱肚子远比卫生教育重要的多。正是这样的原因会造成二者传播和发展上的差异性。
最后，地方民间宗教信仰的价值取向是关键性作用。陕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元化特征，中国民间信奉的各种神灵在陕北榆林地区都能找到。民众信教的动机是出于权势财运之驱使，功利实用性是民间宗教信仰最本质的价值取向。如靖边县民众“贫者崇奉天主教以图存，富者崇奉佛道二教以祈福。”[5]同样的陕北佳县民众“民俗迷信鬼神惑于诬觋，许愿祈福习以为常。昔时专信佛道，近年设有耶稣天主等教堂，信奉者甚多”。[28]教民对上帝的祈求，主要是集中在现实焦虑和世俗需要上，在近代陕北社会动荡、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背景下，加之西方传教士施以小恩小惠，“入教”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成为求生的希望，“吃教”是许多农民信仰基督教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参见[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本文所指的基督教为学界所通用的“基督宗教”，包括三个主要的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
[2]王欣瑞.基督教与陕西社会发展[J].西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1年5月;王雪.基督教与陕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榆林市民族宗教局.关于榆林市基督教情况的调查报告，2004年6月6日.
[4]参见：汤开建等.晚清天主教在陕北三边的传播[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4）；李大海等.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时空特征分析[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1）等.
[5]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风俗四》卷198.
[6]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靖边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7]隆德里.西湾圣教源流[M].北平西什库天主教遣使会印字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排印.
[8]王守礼.闵玉清传[M].高培贤译本，1979年11月据内蒙民委所藏油印本传抄.
[9]Daniel.Verhelst.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J].载:塞外传教史[N]，台北：台湾光启出版社，民国九十一年.
[10]王学明.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J].载:内蒙古文史资料[N]第二十二辑.[11]定边县志编纂委员会.定边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12]子洲县志编纂委员会.子洲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3]横山县志编纂委员会.横山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4]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佳县志[M].佳县印刷厂,1994.
[15]中共绥德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绥德县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16]《榆林市天主教基督教材料》（呈送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榆林市档案馆藏，全宗号—卷宗号，6—833。
[17]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M].草稿，第3页。
[18]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榆林市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19]清涧县志编纂委员会.清涧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20]府谷县志编纂委员会.府谷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21]《吴堡乡土志》，光绪末年手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22]王金绂.西北地文与人文[M].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23]光绪《靖边县志》卷4《艺文志》
[24]宝玉.赔教地始末[J].载:内蒙古垦务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25]汤开建马占军.晚清天主教在陕北三边的传播[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26]曹子正.横山县志[M]四卷.民国十八年石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中国地方志丛书华北地方283号.
[27]西北大学历史系.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陕西大事记述（1840—1919）[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28]赵思明.葭县志[M]二卷.民国二十二年石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中国地方志丛书·华北地方535号。
[29]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