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陕北地区，传统上是指乔山以北，长城以南，子午岭以东，黄河以西的黄土高原中北部地区，历来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中原政权的必经之地。关于陕北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一般认为在历史时期大规模开发有秦汉、隋唐、宋夏、明、清几次⁽¹⁾。有关北宋时期陕北经济的研究，专著很多，如《宋代经济史》⁽²⁾、《宋代地域经济》⁽³⁾、《宋代农业地理》⁽⁴⁾等，但这些专著中，专论此期西北经济的却很少，多是从全国着眼，偶及西北，涉及到陕北地区的就更少了。《西北经济史》⁽⁵⁾对这一时期情况作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对研究西北经济史有开拓意义；《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对北宋西北屯田的原因、概况及作用做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包括对陕北地区的屯田状况的考察。《西北通史》⁽⁶⁾，《中国经济发展史—宋辽夏金卷、元朝卷》⁽⁷⁾等都对这一时期的陕北经济有所涉及。此外，有关北宋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论文也比较多，但大多就屯田、土地开垦、货币、贸易、环境、林业等某个方面都做了有益的讨论⁽⁸⁾。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一综合性考查，并结合该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对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特点、影响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思考。

战国秦汉时期是陕北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时期，经过一千多年的变化和发展，到北宋时期，其经济发展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安史之乱”给西北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并直接造成北宋时期陕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王朝的战场。各少数民族“将落后的畜牧奴隶制强加到统治区，使西北地区社会生产方式大倒退。”^[1]由于战乱，西北地区已形成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毁灭性破坏。故北宋时期陕北地区农业生产，呈现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水利设施废弃的景象。

北宋时期，陕北地区北部被西夏占据，“当时西夏的疆域为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关，南迄萧关（甘肃环县北），北抵大漠。境内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及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2]西夏政府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设置⁽⁹⁾主要有：盐州）、银州、绥州、夏州、静州、洪州、龙州。而在陕北南部地区，北宋政府设置延安府进行管辖，“统延州、鄜州、丹州、坊州、保安军；其后增置绥德军⁽¹⁰⁾”^[3]。西夏东南部疆域与北宋鄜、延州、保安军相邻，双方的分界线当在白草寨（属延州延川县）至保安军一线上。但在战争背景下，这一界线是十分不稳定的。此时西夏、北宋在陕北地区都有所经略，故本文对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都有涉及。

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陕北地区“地形极为破碎，延安延川联线以北，地面切割严重，破碎程度大，破裂程度为56.7%”。^[4]另外，现代自然地理学认为陕北地区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农业气候区，年平均气温4℃～9℃，≥0℃积温3000℃～3500℃，≥10℃积2500℃～3000℃，无霜期达110～120天，是黄土高原水热资源的欠亏地区。”^[5]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温低、降水少气候条件的影响下，陕北地区的农业发展明显有别与其他地区。

为了争夺陕北地区的统治权，宋夏双方进行了长达近百年的战争。北宋数万军队驻扎边境，其后勤补给需由内地千里传送，这极大加重了北宋政府本已危机的经济负担。“对西夏用兵不仅增加了陕西、河东老百姓的负担，而且也增加了全国老百姓的负担。‘伏见西事以来，应付边备，天下被西劳，凡百赋率至增数倍。’其影响是全国性的”。[6]再者，由于陕北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粮食运输更加困难。战争之初北宋所组织的几次大的战役都因粮运不济而失败。唐后期至五代时期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吐蕃军队的大肆掠夺，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农牧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人口数量也大幅度下降。使得在当地募粮给军也失去了可能。因此，利用士兵、招募乡兵进行屯田、营田⁽¹¹⁾以粮食自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

北宋在陕北地区屯田和营田始终与堡寨的修筑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北宋北方有辽，西北有西夏的长期威胁，因此对边防设施的建设给予极大重视。宋夏战争初期，由于政策有失，宋军连连大败。范仲淹等人到陕西主持边务后，根据陕北地形特点，采取了积极防御策略。一方面广为修筑堡寨，以扼制胜；另一方面大量招募弓箭手、熟户蕃兵和寨户以加强防御力量。宋夏边境大凡险要关口，交通要道，屯垦之处以及蕃族居住地都筑有堡寨，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可谓空前绝后。“唐以后政治经济中心东移，陕西又成为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战略要地。如北宋对抗西夏在西北边区广置堡寨，其中陕西五路最多”。[7]由于堡寨及乡兵在在防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北宋很快扭转了不利局面，边防形势有所好转。横山之战的胜利正是北宋通过逐寨逐堡渐次进驻、节节深入的策略而取得。此后宋夏战争优势转向北宋一边，边地驻军更加注重堡寨的修筑。堡寨设立不但增强北宋对西夏的攻防能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粮食补给问题，而依托堡寨利用士兵、招募弓箭手等乡兵进行屯田、营田成为解决此问题的必然选择，因此才有“度隙地置营田，以助边计”^[3]（卷一百七十六《食货志》）措施出现。北宋政府在陕北地区除了利用正规军屯田和移民屯田外，更普遍的是利用弓箭手、蕃兵和寨户乡兵进行屯垦。屯田的办法主要是在修筑堡寨的同时，利用其周围的土地，招募弓箭手和蕃兵耕种，使各堡寨的军粮供应基本上达到自给，以解朝廷输边之患。在屯田、营田过程中，堡寨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堡寨不仅为弓箭手、屯田乡兵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稳定的生活居止之所，而且使农作活动得以蔽护，不致遭受寇掠和破坏。

北宋初期陕北屯田、营田主要在青涧城、塞门等寨，桥子谷、葱梅官道谷等地。仁宗康定时，种世衡在青涧（今陕西清涧县）开营田两千顷，使戍兵和弓箭手垦种，并通商贾之利，“城遂富实”。^[3]范仲淹与葛怀敏率塞门（今陕西安塞县北）等寨的蕃骑出境，并以其地“募弓箭手，给地居之”^[3]（以屯田。庞籍知延州，遣部将狄青于浑州川（今延河支流杏子河）桥子谷旁筑招安寨，“数募兵耕种，收粟以赡军”。^[3]与此同时，周美在击败元昊入侵军于野家店之后，驻军于延州东北永平寨（今延川县永坪镇）；为阻止元昊军队深入，又筑栅栏于葱梅官道谷，命士兵屯田于此耕战自守，“岁收谷六千斛”。^[3]北宋中后期，西北地区凡有良田可耕之处，朝廷无不兴筑堡寨，招募蕃汉弓箭手屯垦。此时陕北屯田、营田主要在鄜延、米脂、吴堡、木瓜原等地。熙宁五年赵卨知延州，为解决驻军的部分军饷，减轻馈军运粮的负担“遂括地得万五千余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3]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泾原路转运判官张太宁奏请在葫芦河（今黄河支流清水河）川修建城寨：“臣观葫芦河一川，南北平坦，地皆沃壤，若有堡寨可依，则其田尽可募弓箭手广令垦辟”。^[8]他的建议很快得到神宗批准。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鄜延路经略司请求在从西夏收复的米脂、吴堡、义合、细浮图、塞门的土地上，招募汉蕃弓箭手屯田，也得到神宗的批准。元丰七年，知太原府吕惠卿雇用五县耕牛，以兵护耕，耕垦葭芦（今陕西佳县）、吴堡（今陕西吴堡县北）之间名叫木瓜原的膏腴之地得田500余顷，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府州（治今陕西府古县）、丰州（治今陕西府古县西北）之地730余顷，弓箭手与边民无力耕种以及宋夏两不耕之地960余顷，总计2190顷，“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乞推之陕西”。^[3]哲宗元符二年，河东路经略事干当公事陈敦复建议在自麟州、石州（今山西离石县）至鄜州、延州南北300余里田土膏腴的地方“……配军营田一千顷，岁可入谷二十万石，……配营田司耕作，（哲宗）从之”。^[8]由此可见，与堡寨密切相关的屯田、营田已成为陕北地区比较普遍的农业经营方式。“堡寨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和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堡寨的设立等于向西夏宣布了北宋政府对于堡寨临近地区的人口、土地和其他各种自然资源拥有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某种程度上说，堡寨是北宋国土的象征和标志。堡寨对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占有为边境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大便利，而农业生产所的恰恰满足了边防军队的粮食需求”。^[9]因此在以宋夏战争主战场的陕北地区，其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屯田、营田的形式，而这种开发形式与堡寨修筑是分不开的，呈现出特有的形态。

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私营农业由于战争而受到很大影响。由于政府建立的屯、营田，弓箭手田和官庄遍布，即“闲田沃壤，则置兵募士以耕之”。私家能保住庄田的只有地方富豪和世家著姓，而普通民众是难以耕作。从区域范围上来说，在宋夏对峙的近百年间，双方边界有移动，“极边”地区，⁽¹²⁾官营地较多，各族豪强、酋长也占有一部分土地，小自耕农则一寨户或弓箭手等名义耕种政府拨给他们的份地。在“次边”地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小农所有制、国有制经济农业占很小比例。小农生计相当困难，他们要么挺身走险变为贼寇，要么受国家招募变为营田民、弓箭手，或承佃官庄田变为国家佃农。可见这一时期陕北地区的私营农业由于受战争影响而成为官营农业的附属。

至于西夏所辖的陕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无定河以东的一些地区如绥德，发展成为西夏的粮食生产基地。西夏曾占领过陕北地区的米脂、葭芦一带，以盛产粮食著称，有“歇头仓”的美名，“夏人赖以为国”。“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真珠山’、‘七宝山’、其言多出禾粟也”。^[3]“宋哲宗元符年间实行进筑城寨，侵削夏境的政策，其所建的‘定边城川原厚远，土地衍沃，西夏昔日于此贮粮’。”^[10]这都能够反映出在陕北的西夏辖区，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西北地区是中国古代畜牧业的繁荣之地，而陕北地区恰处于我国古代农业和畜牧业的过渡地带，因此关于陕北地区畜牧业发展状况，在史料中多与西北地区一起笼统记载。北宋时期战乱不已，这一地区畜牧业受之影响很大。“本区（黄土高原）的牧监、牧坊，至是极大部分都变成了耕地，存者无几；耕地不是减缩了，而是增加了。就农牧业比重而言，已自乱前的以农为主农牧兼营，变而为几乎是单纯的农业区”。^[11]宋夏对峙时期，北宋政府出于解决军需的要求，广置堡寨，以屯田、营田生产粮食为主，畜牧业并不发达。但马是古代战争中必需的军备和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北宋政府十分重视养马业，设有专门的马牧业管理机构。据史料记载，宋代的牧监在陕西也有分布，但由于陕北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当时的特殊战乱环境，养马业并不发达，如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十一月，“环庆路经略使李齐之、鄜延路经略使陆诜、陕西制置解监判官李师锡并言：本路无系官草地，又密迩西界，难以兴置马监，要求增设沙苑监牧马。……诏：陕西四路（鄜延、环庆、泾原、秦凤路）都总管司更不兴置马监。”^[8]可见该地区乃至整个陕西地区在宋朝的马牧业中不占重要地位。

西夏国境内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戈壁和山坡地，这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畜牧业是党项人的传统产业，正如元昊向所言：“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7]陕北地区的盐州是西夏一个重要的畜牧业地区，“西夏的另一牧区为河套南部的银、夏、盐州及河套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如夏州‘产羊、马、驼……’，盐州‘风俗以牧养牛马为业’，丰州‘尤宜牧畜’。”^[10]虽然西夏建国后经济结构由以畜牧业为主变为农牧并重，但由于地理环境和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影响，其畜牧业仍占主要地位。在西夏与辽、宋、金的战争中，其牛、马、驼等牲畜的损失动辄数以万计；西夏常以名马、橐驼作为向辽宋的主要贡品；对外贸易也常以马、牛、羊、驼及畜产品为商品。由此可见，由于受自然条件和传统习俗的影响，畜牧业在西夏占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其在陕北的辖区是重要的畜牧区。

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农业发展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少数民族内侵、政权对峙、战乱不已的状况下，宋夏双方出于战争需要而进行的。由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军事性特点。农业经济开发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庞大军需对政府的压力，其主要形式是围绕堡寨招募弓箭手等乡兵进行屯田、营田，北宋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部分解决了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在战争中逐渐取得了主动地位，畜牧业则由于屯田、营田占用大量土地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不占主要地位。但西夏由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畜牧业获得长足发展。经济开发使北宋政府有效地巩固了边防，安定了局势，同时也加强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联系，对于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向前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经济开发应与环境的承受能力一致，过度的开发给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由于陕北地区土地肥力、土质构成和降雨量变化等因素的限制，其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堡寨的大量修筑，使大片的草地被破坏，近山的森林资源也被砍伐，植被面积大大减少；而围绕堡寨进行的屯田本来就是一种广种薄收的农业生产方式，破坏了原有植被，松散了土层，引起了土壤的严重沙化。据竺可桢研究，“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12]因此，如果说处于中世纪温暖期的北宋陕北经济开发还占有气候优势，而进入南宋开始的一个长达八百年的气候寒冷期以后，陕北经济开发的消极后果就凸现出来了。气候寒冷，处于高压状态的游牧民族南下，使本已疮痍满目的陕北地区更是雪上加霜，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森林遭砍伐，植被大量破坏，使得水土流失变得更加严重。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局面》中表明，黄河中上游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由于黄土高原土地在汉唐时期得到比较合理的利用，遭到破坏较少，因而黄河在汉唐时期呈现出空前的安流局面。而到了五代北宋以后，黄河又开始频频泛滥、改道，成为灾河。其原因显然是处于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水土流失造成的，这与北宋在陕北经营的后果是有直接联系的。水土流失使黄河频频泛滥，给下游地区的农业、交通带来极大损失和不便。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陕北地区土壤的特性，长久以来，本地区的地貌更加支离破碎，治理难度加大，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农业开发是一次短暂的、破坏性极大的开发。

[2]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5]山仑、陈国良.黄土高原旱地农业的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1993.

[6]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

[7]王绚,黄为隽,侯鑫.陕西地区的传统堡寨聚落[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9]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1]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局面[A].胡戟.史学名篇[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5-125.

[1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A].胡戟.史学名篇[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8-104.

(1)赵俪生主编：《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5)李清凌：《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以时间为序对不同时期的西北经济发展予以探讨。其中在对宋、夏、金时期从土地经营与农牧业，自然资源开发与手工业，官私贸易三方面进行了论述，进而对这一时期西北经济状况作了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总结。

(7)姜锡东、孙洪涛《中国经济发展史—宋辽夏金卷、元朝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8)李清凌在《1980年以来西北开发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2期）中1980年以来西北地区的开发史研究情况分生态环境与综合性开发、专题性开发及与经济开发相关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很好的综述。

(11)关于宋代屯田、营田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学术界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二者名异而实同，有的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根据史继刚《宋代屯田、营田问题新探》一文解释：宋代不仅存在“用兵以耕”的屯田和“募兵以耕”的营田，同时也存在屯田以民，营田以兵和兵民杂耕的现象，此论甚是。

(12)按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一书中的解释：在筑堡以控制、争夺羌戎蕃部的指导思想下，鄜延、环庆、泾原等沿边地带纷纷展开了筑堡活动。到庆历初年，陕西各路所筑堡寨已达200余处，它们沿着宋夏交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堡寨分布区，宋人往往称之为“极边”地区，而在堡寨分布区之后、与宋夏边界尚有一段距离的各府州军则被对应的称为“近里”，或是“次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