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人视野中的西域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贾建飞

在《尚书·禹贡》中，对古时之天下范围是如此描述的：“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盛教讫于四海。”此即彼时中原士人意象中的天下观。对于西界“流沙”的理解，古人有谓流沙即甘肃张掖居延泽，有谓流沙在敦煌，清人胡渭在其《禹贡锥指》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认为流沙当在敦煌。⁽¹⁾不管其指为何，这种以自然特征为疆界的论述对于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后来，这种自然的地理疆界又逐渐衍变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界线（即疆界内外分受不同的文化影响），后者更是深入历代中原士人之心。而对流沙之外地域的称呼“西域”显然不仅指地域上的距离，更包含有一种文化上的排斥心理。直到十八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²⁾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这种心理才开始逐渐得到改变。19世纪后期，随着清朝重新收复新疆，尤其是设立新疆省，则是彼时中原士人西域观发生深层次变化的标志。这种变化对于近代中国西北疆界的最终确立，影响颇为深远。

一

明朝之后，由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最终完全统一天山南北地区。而在清朝统一西域前后，清人对西域认知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清统治阶层的西域决策，甚至对其后百余年西域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朝统一新疆前，其西北疆界基本承袭明朝。明朝的疆域，西北疆界基本不过哈密。明初，“高皇帝定陕西、甘肃诸镇，嘉峪关以西置不问”；⁽³⁾至明成祖时期，虽开始采取一种较为积极的西北边疆经略政策，控制了哈密，并设置了哈密卫，不过，随着西北局势的变化以及明朝内部党争的发展，哈密后来服属于吐鲁番，明朝又将河西之外土地“拱手授之他人”，“关之西一民非民，尺地非土”，嘉峪关成为明朝的西部疆界。⁽⁴⁾这应该明朝、北元、西北诸王和东察哈台汗国等四方势力博弈的直接结果。⁽⁵⁾

因此，清初时人自以嘉峪关为界。其时，西域几乎皆为厄鲁特蒙古各部据有，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清朝朝贡，接受清朝的赏赐与册封，与清朝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保持了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即使准噶尔后来的强盛逐渐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在很长时间内，清朝也并未有征服以准噶尔为首的厄鲁特蒙古之念，正如魏源所言，康雍时期之于准噶尔，“来勿纵，去勿追，原无深入犁庭之意；叛则伐，服则舍，尤无穷兵扩土之心”。⁽⁶⁾

故在清初多数士人心目中，皆以陕甘或河西为西北重地，对西域则视之无足轻重，这一方面是对彼时清朝西北疆界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时人尚未摆脱前人，尤其是汉唐之人西域观的影响。对于他们而言，西域只是存在于历史记载中的一种映像，而不是清王朝必须统治的一块疆土。

二

乾隆中期，清朝统一西域，其西北边界自嘉峪关附近西扩至帕米尔、伊犁一带，意味着清朝的西北疆界较此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地理疆界的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此前中原士人心中已根深蒂固的边疆观念：国家疆土的扩充尚未为很多人接受。在他们看来，作为内地与西域之间的联结点，嘉峪关不仅依然是“中土”与“西域”之间地理疆界的象征，而且，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疆界的标志：与“中土”相比，嘉峪关以西不仅是地理上的绝域，更是文化上的蛮荒之地。因此，对于受古代经典史籍影响深远、具有信古（尤其是汉、唐）情结的内地汉人来说，嘉峪关的特殊意义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明清的嘉峪关被时人赋予了类似于汉唐的玉门关、阳关那样的独特文化含义。⁽⁷⁾清朝统一新疆前后，又将新疆定为流放之地，时人称“伊犁城在西北极，比似炎徼更辽僻。乌孙故地毡裘乡，睢呿何曾读仓颉。近年始入坤舆图，去者无非罪人谪”⁽⁸⁾，则愈发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感觉。而在地理疆界与文化疆界二者间，后者对时人的影响显然超出前者。毕竟，随着乾隆中期国家一统新疆，地理上的屏障已经不复存在，而因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影响却依然长期存在。

乾隆二十年，刘统勋在其奏折中所言“内外之界，不可不分”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他提出应弃巴里坤而“退守哈密”。乾隆对刘统勋所言予以严厉斥责：“试思，各部自归诚以来，悉已隶我版图，伊犁皆我疆界，尚何内外之可分？”后来，又指出自伊犁至叶尔羌，“向日之边陲，又成内地”，并强调“准噶尔回疆全行平定，巴里坤以外均属内地，所有凉州、庄浪，不得作为边界”⁽⁹⁾；《西域图志》中亦称，此时“中土之于西域，始合为一家”。⁽¹⁰⁾但领土上的这种一统显然并不能马上改变多数士人心中新疆“声教不通”的印象，而正是文化上的差异使得这种观念并非朝夕可改。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观念都在影响着中原士人心中的新疆映像。贯穿有清一代，尤其是19世纪有关新疆问题的争论正是对这种观念的直接反映。

如此便不难理解，在清朝平定准噶尔、一统新疆的过程中，因何会遭致许多大臣的反对。国库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亦不可忽视这种边疆观的影响。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的“断层线冲突”这一思想，⁽¹¹⁾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政治的热点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亨廷顿的这一判断。如果套用其文明的“断层线冲突”理论，可以发现在古代中国，长城实质上就相当于这样一条断层线，屡屡发生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显然与这种理论是吻合的。这条断层线的最西端即为嘉峪关。在明清时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丝绸之路的衰落，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融合受经济交流萎缩的影响而大为减少，加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嘉峪关内外因而日益成为文化上彼此隔离的两个地区：嘉峪关外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伊斯兰文明的影响之下，而嘉峪关内则深受儒、释、道之影响。尤其是历经上千年的发展，中原以儒家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汉文化已经极为成熟，也为历代中原王朝（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的统治者所接纳，成为影响最为深远、且极为自信甚至自负的一种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排斥异域的非汉文化或非儒文化。这也影响到了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中原士人阶层，使他们对于异域和异域的非儒文化，通常具有一种排斥性和抵触情绪，语言上也经常使用一些排他性的歧视语言。⁽¹²⁾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他们对待嘉峪关外的伊斯兰文明就是如此。而人种的区别和地理距离的遥远则加剧了嘉峪关内外两个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隔阂，尤其是清朝内地与天山南路居民之间的文化隔阂。

嘉峪关外的天山北路旧为蒙古厄鲁特部所居，但由于准噶尔部对清朝的侵扰，最终导致清朝的残酷打击，时人称“额鲁特种人皆剿灭，千里空虚，渺无人烟”，⁽¹³⁾清朝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则不同，由于清朝的进军几乎没有遭到有效的抵抗，因此天山南路的社会经济等均未遭受严重的破坏，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清朝也适应这种时势在天山南路沿袭了符合其传统的伯克制。但是，在内地人与天山南路的原住民、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民族之间，因缺乏必要的交流融合的渠道，彼此缺乏了解，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文化上的隔阂；又由于清廷在天山南路实行的异于内地的统治制度和民族隔离政策而使得这种隔阂日益加深，处于文化优越感之下的内地人对于非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天山南路的这些穆斯林民族自然持一种歧视态度。

虽然随着清朝军事行动的深入，一些随军人士和商贾已经先期来到新疆，但是，这些人并未能将新疆真正介绍给内地人。此后，随着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遣员和官员的到来，他们开始走出传统西域观的桎梏，而其对新疆的实地感性认识通过其著述也开始影响和改变了一些中原士人对新疆的认知。

纪昀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个遣员。纪昀笔下的新疆（主要是北疆的乌鲁木齐）显然并非以往内地人想象中的那般荒凉野蛮，相反，纪昀指出，在清朝统一新疆十余年后，乌鲁木齐的生活方式已经类似于内地：其繁华吸引了大量内地商民前来，以致“军邮岁岁飞官牒，只为游人不忆家”。更重要的是，除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北疆的重建过程中，内地的文化氛围也开始移植到了这里，来到这里的内地人几乎感觉不出异域的氛围，正如纪昀所言，“玉笛银筝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楼。春明门外梨园部，风景依稀忆旧游”。纪昀自注：“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这些描写表明如纪昀这样的亲历新疆者对新疆的认知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其笔下的新疆与中原已无隔膜，其对新疆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传统价值标准得以改变，“非我族类”的意识已经淡化，开始对各少数民族地域的文化予以一定的认同。他们的这种描述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一些中原士人观念的改变。因此，钱大昕在读了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后，认为：

今天子神圣威武，自西域底平以来，筑城置吏，引渠屯田，十余年间，生聚丰衍。而乌鲁木齐又天山以北一都会也。读是诗，仰见大朝威德所被，俾逖疏砂砾之场，尽为耕凿弦诵之地，而又得之目击，异乎传闻影响之谈。它日采风谣、志舆地者，将于斯乎征信。夫岂与寻常牵缀土风者，同日而道哉！⁽¹⁴⁾

显然，其对新疆的认识已有所变。此后，又经洪亮吉、祁韵士和徐松这些曾经亲履西域人士的介绍，使得嘉庆时期，尤其是道光以后中原士人对新疆的认识有了更大的转变，开始逐渐摆脱汉唐文学记载中的西域印象。而这种观念的逐渐转变也开始体现出日益明显的社会和现实影响。譬如，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与发展即与这种观念的发展变化关系密切，而同光时期爆发的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最终能够以“塞防”派的获胜告终，同样体现出这种观念的发展变化给时人和国家带来的巨大影响，也就是，西域观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清朝政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左宗棠再次统一新疆，尤其是清朝于光绪时期在新疆设省，最终实现了新疆与内地的行政一体化，这其实正是自嘉道时期以来即已不断提出在新疆设立行省的部分中原士人的西域观转变的重大胜利。⁽¹⁵⁾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虽然李鸿章的“海防”论遭到失败，但是，这种自康熙以来即已显现的这种冲突的一再出现和发展也反映出，新疆的地位依然较为尴尬，其整体地位尚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而且，转变中的这种观念依然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对新疆的认知变化多发生在对北疆的转变上，这显然与清朝的新疆经略政策的重心、其经略理念以及北疆受内地影响较大等因素相关。对于与内地风俗截然不同的南疆，这种认知上的变化并不明显，文化上的歧视还未得到有效缓解和消除。受清朝民族隔离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双方的分歧和误解甚至有加大的迹象。从征服之初蔑视性的用语“犬回”、“缠头”等（这种称呼直到清末都在使用），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卓后裔进攻南疆时发生的维吾尔等穆斯林与内地人之间的屠杀等，足以说明文化上的不融合乃至敌视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至清末，左宗棠在谈及治理南疆之策时，仍认为“非割除旧俗，渐以华风，难冀久安长治，”还认为“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主张以儒家文化去改变伊斯兰文化对南疆的影响，⁽¹⁶⁾表明左宗棠认为南疆的伊斯兰文化是影响到南疆稳定的重要原因。这种认识虽很偏颇，其后左宗棠等人所实行的强迫维吾尔人接受儒家教育的政策（这表明清政府对这些边疆地区的统治理念在逐步从以夷治夷向“以汉化夷”发展⁽¹⁷⁾）亦过于简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¹⁸⁾但至少说明左宗棠已经认识到文化隔阂是造成南疆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消除这种文化隔阂甚至敌视对于南疆，乃至整个新疆都关系重大。

三

清人的西域观受到的是传统的、强大的自书本而来的经验式的古人观念的浸染和影响，对于那些未曾亲履西域的、认知渠道较为单一的中原士人阶层而言，这种观念的改变颇为不易。米华健对曾流放西域的祁韵士步出嘉峪关时刻的心情做出了自己的猜想，不管是否符合祁韵士的实际心情，然而，出关之时无疑就是观念斗争最为激烈的一刻。⁽¹⁹⁾实际上，如祁韵士这样的曾亲履西域的人士（不管是文人士大夫，抑或是普通百姓、官兵等），无论其目的为何，一旦迈出嘉峪关，进入西域，可能便会发现，其受制于书本经验或是传闻的西域想象与其真正的感性认识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因而道光时期曾遣戍新疆的史善长在目睹了新疆的风情后，发出了“酒肆错茶园，不异中华里”的感叹，⁽²⁰⁾表明在他心目中，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甚至消失。但这种差距绝非只拥有书本经验和想象的众多中原士人所能轻易逾越。

因此，不难理解清代围绕新疆问题产生如此多的、且影响深远的争论，一切皆与人们心中的新疆想象以及因此而致之偏见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乾隆中期一统天山南北，实现了领土的大一统，抑或是后来新疆设省，实现了与内地行政上的一体化，都还无法彻底改变时人的西域观。

直到二十世纪前期，这种观念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正如吴蔼宸所言：“降至今日，（新疆）犹成为荒芜不治之边域，非（新疆）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历代鄙视边疆有以致之。吾人处兹二十世纪刀俎鱼肉之世界，拥有欧亚中心点之庞大天府，果将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乎？抑将袭守历代不彻底之传统政策乎？……新疆土地如此广大，种族如此庞杂，以往之失地由于平时之漠视疆土。”⁽²¹⁾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嘉峪关城楼上看到的很多古今中外游人过客的题诗中，十九为苦边怀乡之作，他曾抄录了一首当时流行的打油诗：“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对此，范长江给予了自己辛辣的评论：“好像出了嘉峪关就是生离与死别！”⁽²²⁾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观念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心中对新疆的认识。

而这种观念实质上反映出的仍然是一种以传统的“汉族中心观”或是“中原中心主义”观念的延续，是一种对异域和异域文化的排斥。在交流渠道较为贫乏的古代，从书本到书本的认知渠道无疑对人们认知包括西域在内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地或者是域外地区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基于这种基础上的认知所反映出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必然导致人们的思想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导致中原人士对包括西域在内的边远地区的想象往往与现实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消除，则应该在破除“汉族中心观”或是“中原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尽可能减少文化间的冲突，最终达到和而不同，彼此共存。如此，观念才可能得到根深蒂固的改变。

【注释】

(1)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692-694页。

(2)“新疆”一词最早出现于乾隆时期，泛指新开辟的疆域，至嘉道时期后，才成为特定的地名，专指天山南北地区，逐渐取代“西域”一名。至光绪时期设立新疆省，“新疆”完全成为今新疆地区的专用地名。本文为叙述方便，以新疆或西域统称有清一代天山南北地区。

(3)高岱著，孙正容、单锦珩点校：《鸿猷录》卷十三《兴复哈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91页。

(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兴复哈密”，中华书局，1977年，598页；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36页；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兵部十三·镇戍五·各镇分例二·甘肃》，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1853页，转引自赵现海：《明初甘肃的地缘政治与西北疆界的形成——由洪武五年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2009年榆林“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未刊稿。赵现海：《明初甘肃的地缘政治与西北疆界的形成——由洪武五年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5)赵现海：《明初甘肃的地缘政治与西北疆界的形成——由洪武五年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6)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147页。

(7)正如美国学者米华健所述，嘉峪关是清朝内地与嘉峪关外（尤其是南疆）之间的这条文化界线上最重要的标志：它隔开的不仅是地理上的西域（关外）和内地，更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即使在清朝统一新疆后，嘉峪关丧失了部分地理疆界的功能，但是它给予多数内地人的那种文化疆界感却并未完全消失。James Millward,Beyond the Pas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36—38.

(8)赵翼著，胡忆肖选注：《赵翼诗选·题稚存万里荷戈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198页。

(9)尽管乾隆对刘统勋予以了严惩：“刘统勋著革职，拿解来京治罪；刘墉亦著革职，拿交刑部。……刘统勋在京诸子，并著拿交刑部；所有各本旗籍及任所赀财，并著查出，为偿补军需马匹之用。”但是，这种惩罚显然并没有消除当时的弃守新疆之论，至少从《清高宗实录》中，我们就了解到在刘统勋之后，又有史贻直和陈世倌等人提出了类似的提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十四），乾隆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78—279页；《清高宗实录》（七）卷五百一十五，乾隆二十一年六月癸丑，页2—3，总504页；（七）卷五百四十八，乾隆二十二年十月辛酉，2页，总973页；（八）卷六百零一，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甲戌，30页，总748页；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五），卷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1392—1393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八，光绪二十五年刻本，4页。

(10)《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图考一“皇舆全图说”，6页，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11)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四部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2)这当然就是一种文明之间的不相容性。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述中对各类文明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详细地阐述，虽然其论有失偏颇，遭致很多批判，但各种文明的冲突是确实存在的，尽管体现在本文中的这种冲突似乎并没有亨廷顿所述那么明显，而且也没有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13)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一，4页，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民俗文献》第一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总166页。

(14)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纪晓岚文集》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600，609，610－611页。

(15)吴劳丽指出，清代着眼于战略和经济因素的新疆问题之争，并没有隔断内地与新疆的文化联系，清政府也没有弃守新疆。其原因是：一方面，清朝统一新疆是清康雍乾三朝文治武功的辉煌体现和遗产；另一方面，文人们的新疆观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将新疆视为清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种观点也被一代代的文人传承了下去。这自然对清朝的决策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参见L.J.Newby,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Modern China,Vol.25,No.4.（Oct.,1999）,P.468.

(1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三“覆陈新疆情形摺”，总2135—2136页；卷五十六“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总2255页；卷五十六“覆陈新疆宜开设行省折”，总2261页。同时期的施补华也指出，南疆“阿浑伯克，沿习不除。柔以礼义，活以诗书。乃建城郭，乃分郡县。化外为中，比回于汉。”体现出了与左宗棠相似的认识。施补华：《重定新疆纪功诗》，见吴霭辰选辑：《历代西域诗钞》，164页。

(17)可参见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18)参见贾建飞：《马继业与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在新疆势力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19)James Millward,Beyond the Pass,pp1-4.

(20)史善长：《到乌鲁木齐》，选自吴蔼宸选辑：《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12页。

(21)吴蔼宸著：《新疆纪游》（附苏联游记），商务印书馆（上海），1935年版，250页。

(22)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142—143页。清人萧雄在其著述中也提到了几乎完全类似的说法，“土语云：‘出了嘉峪关，眼泪不能干。前看戈壁滩，后似鬼门关’。”时隔几十年后，范长江再次提及此语，认为这首打油诗反映出的是“俗人充满了保守家乡的思想，历代知识分子也多视离乡别井为畏途”，因此他反问道：“我不知道老守在家里干什么？”其实，范长江所谓的这种“畏途”不仅是一种“恋乡情结”，更多的是受历代文人笔下反映出之西域观所影响：嘉峪关依然是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味的异域标志，嘉峪关外非“中土”。出嘉峪关，意味着到了氛围完全不同于内地的异域，畏难情绪便油然而生，仿若踏入畏途。1941年，一个叫宋进林的甘肃张掖人为了避兵，流落到了嘉峪关。他也注意到了这里的各种题诗，据他统计，此类题诗共有436首之多，他也抄录了其中几首，除上述“除了嘉峪关”外，还有：“别了父母别家乡，别了贤妻和儿郎。今日要到口外去，不知何时能回还”；“走出关外看风向，寒风刺骨透心凉。每月狂风廿九天，还有一日是阴天”；“穷八站来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如果中途不遇伴，沙漠滩上丧黄泉”。从中依然能够反映出众多内地人在面对西域时的畏难情绪。萧雄：《听园西疆杂述诗》卷一《出塞》，中华书局，1985年，2页；宋文轩遗稿，宋进林整理：《40年代嘉峪关印象》，《丝绸之路》，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