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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有关笞杖的画面，敦煌莫高窟中唐第154窟东壁门北绘《金刚经变》，该图中南侧条幅下部绘两人正在揪打一坐在床上的读书人，其中下方一人左手出掌，右手握拳；上方一人则左手前伸，右手高高挥舞一根棍棒。这是根据《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经文“忍辱波罗蜜”所绘。图中所绘的棍棒显然是抽打人所用，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谓作笞杖。

莫高窟中唐第468窟北壁《药师经变》（五代绘）中有一幅古代学堂体罚学生的画面，图中绘一老师端坐于正房，院落内一助教右手高高举起一长木条，正准备抽打一学郎，该学郎赤着脚，衣袖和裤腿都被卷起露出皮肉，臀部微微翘起，无奈地回头望着助教，正痛苦地被抽打；后面厢房内有几个学郎坐在桌旁，案上摊着课本，面面相觑，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这是古代敦煌学童被体罚情景的真实写照，图中助教挥动的长木条我们也可以将其谓作笞杖。

酒泉市西沟村魏晋墓出土的彩绘砖中，有一幅“行刑图”，图中左侧绘两人匍匐长跪，头戴进贤冠，身穿黑色交领长衫，手捧笏板；后面站立两人，头戴红帽，右手各持一棍。因为这是行刑的场面，两人手中所拿的棍棒即是笞杖，则是毫无疑问的⁽¹⁾。

杖，《说文解字注》曰：“杖，持也。……凡可持及人持之皆曰杖。丧杖、齿杖、兵杖皆是也。”实际上，杖是人手的延伸之物，也就是手之功能的延长和扩展。从字面上看，杖由“木”与“丈”组成，“丈”表示较长的长度单位（人的手臂加上一根杖的长度约有一丈长），即较长的木条便可谓作杖。笞，《说文解字注》曰：“笞，击也。……击人为笞也。”这里的“击”，也就是“打”的意思。所谓笞杖，也就是打人的工具，即使人之手击打人的距离由近变远并增大力度。上面三幅图中所描绘的棍棒或木条均具有这种特点。

笞杖是一种打人的工具，更与当时社会法律制度有关，既是一种刑罚，又是一种刑具。笞刑，是“用小荆条或小竹板敲打臀、腿或背的刑罚。隋代定为五刑之一，沿用至清代”⁽²⁾。杖刑，是“用大荆条、大竹板或棍拷打臀、腿或背的刑罚。隋代定为五刑之一，沿用至清代”⁽³⁾。实际上，汉代已经流行笞刑的处罚。《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载：文帝十三年，“定律曰：……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⁴⁾。河南省南阳县出土的汉画像砖中也绘有“施笞图”，图中受刑者跪伏于地，臀部微翘；其后施刑者挥右手，左手执杖，正准备对跪伏者施笞刑⁽⁵⁾。

隋唐时期，笞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十到五十下。杖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六十到一百下。“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⁶⁾《唐律疏议》卷13《户婚》：“百姓当户，应输课税，依期不充，即笞四十。”《唐律疏议》卷21《斗讼》载：“诸斗殴人者，笞四十。伤及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唐律疏议》卷27《杂律》载：“[疏]议曰：杂犯轻罪，触类宏多，金科玉条，包罗难尽。……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唐律疏议》卷28《捕亡》载：“非避事逃亡，而流宕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一百九十日罪止杖一百。”《唐律疏议》卷30《断狱》规定：“里正、坊正、村正等唯掌追呼催督不合辄加笞杖。”“依‘狱官令’：‘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讫，徒罪及流应决杖、笞若应赎者，即决醒征赎。’”⁽⁷⁾（（唐）长孙无忌等编修《唐律疏议》）其中五十以下为“笞”，六十以上为“杖”，并且要由不同级别的地方官吏来判决。

但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并没有将“笞刑”与“杖刑”严格区别，而大多谓之“杖”。如敦煌文献S.371《戊子年（公元928年？）十月一日净土寺试部帖》载：“集众后到及全不来，看临时，大者罚酒半瓮，少者决丈（杖）十五。”⁽⁸⁾又如S.527《后周显得六年（公元959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载：“若要出社之者，各人快（决）杖叁棒后，罚醴局席一筵。”⁽⁹⁾又如S.6537《立社条件（样式）》载：“不守严条，非理作闹……少者决仗（杖）十三。”“席上喧拳，不听上下，众社各决丈（杖）卅棒。”⁽¹⁰⁾敦煌文物研究所藏《庚戌年（公元950年）十二月八日夜□□□社人遍窟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如有阙然及秽不尽（净）者，匠人罚布一疋，充为工廨匠下之人，痛决尻杖十五，的无容免。”⁽¹¹⁾P.2877《乙丑年正月十六日行人转帖》：“限今月十七日卯时，于北门外取齐，捉二人后到，决丈（杖）七下，全不来，官有重责。”⁽¹²⁾这中间所处罚的数词叁、七、十三、十五、卅，均以“杖”言之，而未以“笞”言之。反映了民间百姓对法律的灵活理解和运用，并未死搬硬套官府的法律条文。

作为刑具的笞杖，其长短、粗细也是有明文规定的，否则不仅使用时可能不方便，重要的是力度很难掌握，太轻达不到惩罚的目的，太重可能致残甚至致死。因此，汉代规定：“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¹³⁾唐代规定：“凡杖，皆长三尺五寸，削去节目。讯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有半。”⁽¹⁴⁾汉代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1厘米，唐代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30厘米或36厘米（有小、大尺之分），故汉代笞杖的长度大约为115厘米，唐代笞杖的长度大约为105～126厘米，如取其中间数，亦为115厘米；粗细则大约在1厘米左右。

我们再来看敦煌壁画中所绘的笞杖，莫高窟中唐第154窟《金刚经变》图中上方之人右手挥舞的棍棒大约长60厘米、粗约2～2.5厘米（参照人物比例），因为这是一般笞打人之杖，和刑罚无关，故与法律条文不吻合。莫高窟第468窟《药师经变》图中助教手中所执的木条，粗大约1厘米（参照人物比例），画面有些漫漶，长度估计约有100厘米，这与刑法规定比较接近，虽然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官府用刑场面，但学堂的老师熟知律文，由此可见一斑。

酒泉市西沟村魏晋墓彩绘砖“行刑图”中戴红帽二人手中所持之棍，长度约110～120厘米，粗约0.8～1.5厘米（参照人物比例），其形状略有些弯曲，颇像荆条，均与汉唐史书所载情况非常接近。看来当时的画工也熟知相关律文。

河南省南阳县汉画像砖“施笞图”中施刑者所执之杖，长度大约110～120厘米，粗大约2厘米（参照人物比例），与汉代史书记载基本接近，只是该杖显得较粗了一些，可能这是由于雕刻不如绘画细腻的原因所致。

从以上图像和文献资料可以看到，笞杖作为一种打人的工具，其长度和粗细在一般情况下具有随意性，如第154窟《金刚经变》中所绘；而作为一种刑具，其长度和粗细则具有严格的规定，如第468窟北壁《药师经变》、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行刑图”和河南南阳汉画像砖“施笞图”中所绘。由此可见汉唐时期的刑法之细则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法律条文已经深入到民间，学堂的师生以及画工等老百姓都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有关球杖的画面，最早见于莫高窟五代第100窟西龛下部的《曹议金出行图》和《回鹘公主出行图》中，即在西龛下部中线两侧各绘有一身执球杖供奉官。图中的供奉官头戴展脚幞头，身穿圆领宽袖缺袴衫；双手所捧的球杖，参照人物比例，长度大约60厘米（画面漫漶），杖杆粗约1.5厘米，其杖头为弯弧形，状如一勾新月。

莫高窟五代第61窟东壁的《维摩诘经变》中，也绘有两身执球杖供奉官。图中的供奉官头戴翘脚幞头，身穿圆领长袍，下摆系在腰带内，右手在胸前握举一球杖。参照人物比例，该球杖长度大约120厘米，杖杆粗约2厘米，其杖头为弯弧形，状如一勾新月，前端宽扁，亦如蛇头。

关于执球杖供奉官，据《宋史》卷145《志》第98《仪卫》3记载：“景祐五年，贾昌朝言仪卫三事：一曰南郊卤薄，车驾出宫诣郊庙日，执球杖供奉官于导驾官前分别迎引，至于斋宫。夫球杖非古，盖唐世尚之，以资玩乐。其执之者皆亵服，锦绣珠玉，过于侈丽，既不足以昭文物，又不可以备军容。常时豫游，或宜施用。方今夙夜斋戒，亲奉大祀，端冕颙昂，鼓吹不作，而乃陈戏赏之具，参簪绅之列，导迎法驾，入于祠宫。稽诸典仪，未为允称。况导驾官两省员悉备，何烦更有此色供奉官，谓宜撤去球杖，俟礼毕还宫，鼓吹振作，即复使就列。”⁽¹⁵⁾“卤薄”，指皇帝的车驾、侍卫和仪仗；“郊庙”，指古帝王祭天地的郊宫和祭祖先的宗庙。这段记载说明，宋朝之时，皇帝出行前往祭天地的郊宫和祭祖先的宗庙时，有执球杖供奉官在车驾、侍卫和仪仗队伍的前面“分列迎引”；并强调球杖为唐朝流行的一种“以资玩乐”的游艺活动。打马球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运动，陕西省西安市李贤墓壁画中便有非常形象生动的马球图。该墓道西壁所绘的马球图中，共描绘了二十多名骑士参与打马球的活动，其中着重描绘了几名骑士紧张夺球的瞬间，最前一人乘枣红马，手持月牙形球杖，作反身击球状，后面几人则纵马迎击；随后，有大队人马簇拥着竞相争来；远处，落伍的数名骑士，穿行于山峦之间。整幅画面情趣盎然。

唐宋时期敦煌地区也流行打马球运动，据敦煌文献记载：（1）当地设有球场，如敦煌研究院0001号载：“（四月）十九日支十乡里正纳球场酒半瓮（三斗）。”（2）用马球招待天使及来往官员，如《张淮深变文》：“（天使）安下既毕，日置歌筵，球乐宴赏，无日不有。”（3）当地名士多善击球，如P.3556：“（张议谭）每参凤驾，接对龙舆，球乐御场，马上奏策。”（4）有邀请打球的书状，如S.5636《打球会》：“数日言会，群众悉集，……便请降至。”⁽¹⁶⁾（5）有纳球杖的账目，如S.1366《庚辰（980）至壬午年（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支孔法律纳球仗（杖）面一斗，油一升。”⁽¹⁷⁾

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球场上比赛情景的描写，如S．2049、P．2544《杖前飞·马球》：“青一队，红一队，轲背铃（玲）笼（珑）得人爱。前回断当不盈（赢）输，此度若输后须赛。脱绯紫，著锦衣，银镫金鞍耀日晖。场里尘非（飞）马后去，空中球势杖前飞。求（球）四（似）星，仗（杖）如月，骤马随风直充（冲）穴。人衣湿，马汗流，传声相问且须休。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¹⁸⁾真可谓生动形象。又如P.3697、S.5439、S.5441《捉季布传文》亦云：“试交（教）骑马捻球杖，忽然击拂便过人。”⁽¹⁹⁾

颇为有趣的是，敦煌还有骑驴击球的，如S.5637《祭驴文》就称“教汝托生之处，……莫生军将家，打球力虽（须）摊”⁽²⁰⁾。便反映了当时骑驴击球的情景。

敦煌的击球运动除骑马、骑驴持杖击打之外，还有以步行方式持杖击球的，也就是唐宋时期流行的步打球，也叫捶丸，如榆林窟五代第15窟南壁中，可见一儿童伏跪在莲花座上，左手持一圆球，右手挥举一偃月形的球杖。这应该是一幅步打球的图像。

从研究杖具的角度出发，我们更关注球杖的形状、长短等具体形象特征。“仗（杖）如月”，即为描写球杖之语。《金史》卷35《礼志》8“拜天”条云：“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²¹⁾另外，社会上也有专门以精制球杖为生的人。如《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云：“苏校书者，好酒，唱《望江南》。善制球杖，外混于众，内潜修真，每有所阙，即以球杖干于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²²⁾

随着马球的广泛开展，马球器具也得到发展。拿球杖来说，就有木制的、藤制的，如敦煌文献P.3410《年代未详（公元840年）沙州僧崇恩处分遗物凭据》记载：“藤裘（球）杖壹，绢扇壹柄。”⁽²³⁾而且还有做工考究的白牯皮球杖，如《金史》卷100《列传》35“术虎筠寿”条记载：“术虎筠寿，贞佑间为器物局直长，迁副使。贞佑三年七月，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杖）。筠寿以其家所有鞠仗（杖）以进，因奏曰：‘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球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怿,掷杖笼中。明日，出筠寿为桥西提控。”⁽²⁴⁾

当时的球杖还注重装饰性，如《宋史》卷148《志》第101《仪卫》6载：“球杖，金涂银裹，以供奉官骑执之，分左右前导。”⁽²⁵⁾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第二区2号辽墓东南壁有一幅“服侍打球图”，图中描绘了服侍主人准备打马球的场景，画面右侧有一男侍，裹巾，挽袖，左手持一杖，右手牵着一匹鞍鞯齐备的彪悍骏马；马的里侧有一髡发少年，手持两种颜色不同的偃月形球杖，似乎在等候主人的到来。图中所绘的球杖形状清晰，黄、白颜色分明，颇具有《宋史》所述特色。莫高窟五代第61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供奉官所执球杖，与辽墓“服侍打球图”中所绘球杖比较，其长短、粗细以及杖头形状都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敦煌壁画中杖头颜色为赭黑色，但这是千百年来颜色变化后的现状，有可能曾经便是金黄色。

敦煌壁画以及唐李贤墓、宣化辽墓壁画所绘球杖的长度均在120厘米左右，形状也均为月牙形或偃月形，也基本具有装饰性（唐李贤墓中的颜色不够分明），均与史书所载“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金涂银裹”等特点基本吻合。榆林窟五代第15窟所绘童子手中之杖，长度约60厘米（参照人物比例），有专家认为“从球杖的长度可判断为当时步打球所持的球杖”。⁽²⁶⁾

从敦煌壁画以及唐李贤墓、宣化辽墓壁画所绘球杖的长度来看，正好是人骑在马上俯身击球时最佳的用力距离，太短了够不着球，太长了力量不够强劲。显然壁画颇为写实，画工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杖柄是人之手臂的延伸，而弯曲的犹似月牙形或偃月形的杖头，实际上是人之手掌的仿制品（另外如意杖之杖头与人之手掌更为相似），其形状有利于击球的稳定性和准确性。由此可见，球状虽小，但它凝聚了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其制作思路或许对当今或未来的发明创造会有所启发。

以上我们结合敦煌文献和相关图像及有关史料，首先，对敦煌壁画中的笞杖图像及相关情景进行了考证，发现古代笞杖作为一种打人的工具，其长度和粗细在一般情况下具有随意性，但作为一种刑具，其长度和粗细则具有严格的规定，并与当时的法典记载吻合。不仅可见汉唐时期的刑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还可以看到当时的法律条文已经深入到民间，学堂的师生以及画工等老百姓都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其次，在对敦煌壁画中球杖图像的考证中，发现其形状、长短等具体形象特征，均与唐李贤墓、宣化辽墓壁画中所绘相同，并与史料记载吻合。同时注意到各地的壁画都颇为写实，画工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还指出杖柄是人之手臂的延伸，而弯曲的杖头实际上是人之手掌的仿制品，其形状有利于击球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凝聚了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

(1)马建华：《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35页。

(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3页。

(3)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6页。

(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99页。

(5)常任侠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图139。

(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08页。

(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四），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30页。

(9)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年版，第274页。

(10)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年版，第282、294页。

(11)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年版，第393页。

(1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年版，第412页。

(1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0页。

(1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11页。

(16)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0页。

(17)郝春文、金滢坤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18)谭蝉雪：《敦煌马文化》，《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第119页。

(19)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20)谭蝉雪：《祭文》，见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22)〔唐〕杜光庭：《录异记》，《古今图书集成》卷802《博物汇编·艺术典·蹴鞠部外编》，中华书局影印本，487册。

(2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50页。

(26)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