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西域在汉晋时期佛教东渐中的作用⁽¹⁾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高　凯

佛教源于今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地区，输入中土以后，便与儒教、道教一起成为了我国三大主流文化之一，并在上层建筑、经济领域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单以其政治影响看，早在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政权起，佛教就已开始直接影响当时的国家政治了。众所周知，十六国时期正是西晋灭亡后，国家极度混乱、政权纷立、南北对峙的时期；加之早在十六国时期之前，北方地区的佛教主要是经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而来，因此，为了更好地探究汉晋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兴盛与发展的特点，就十分有必要研究十六国时期之前佛教在西域地区传播特征。

一、学术回顾及相关问题的提出

佛教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源远流长。单以现当代时期的学者就数不胜数。以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系统研究过西域佛教史和当代研究成果中有西域佛教史内容的国内知名学者就有数十人之多。例如现代时期的蒋维乔《中国佛教史》是20世纪以来中国第一部佛教史⁽²⁾。该书取材于日本学者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一书，并就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提出了“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的一家之言。1938年初版的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对汉魏时期佛教的传入、传播、翻译、流派、宗师和佛教义理等等方面做了全方位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佛教史界的经典之作⁽³⁾。梁启超的《佛学十八篇》，从佛教史的整理，到佛教经典的梳理；从对佛教翻译史的考察和对佛教教义的发凡，再到对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有着振聋发聩之见⁽⁴⁾。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在考证佛教史实、勾稽佛教典籍、考镜源流等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对推动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深入和培养佛教史研究人才提供了一部简明的必读书籍⁽⁵⁾。又如改革开放以后，宗教史的研究相继进入高潮，有大量新作面世，如现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的《季羡林文集》（24卷本.），涵盖了他对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佛教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西域吐火罗文、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的翻译的精湛研究⁽⁶⁾。还有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⁷⁾、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⁸⁾、吴焯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⁹⁾、杨曾文的《中国佛教史论》⁽¹⁰⁾、黄卓越的《中国佛教大观》⁽¹¹⁾等书，在内容中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西域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西域佛教与汉晋时期内地道教及玄学的关系等方面。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单独发表成篇的论文：如黄振华《魏晋时期楼兰鄯善地区佛教研究札记》⁽¹²⁾、夏雷鸣《从“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国的嬗变》⁽¹³⁾、刘文锁《尼雅浴佛会及浴佛斋祷文》⁽¹⁴⁾、季羡林《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¹⁵⁾、夏凌《论佛教入华早期对中国本土神学的依附》⁽¹⁶⁾、赵莉《克孜尔石窟分期年代研究综述》⁽¹⁷⁾、陈寒《略论鸠摩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¹⁸⁾、杨军《从大乘佛教向汉地的传播看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特点》⁽¹⁹⁾、才吾加甫《汉代佛教传入西域诸地考》⁽²⁰⁾、介永强《我国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的历史变迁》⁽²¹⁾、李尚全《也论克孜尔石窟之开凿》⁽²²⁾、尚永琪《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²³⁾、霍旭初《克孜尔石窟故事壁画与龟兹本土文化》⁽²⁴⁾、林梅村《新疆尼雅遗址出土健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佉卢文〈法集要颂经〉残片》及《疏勒佛教考古概述》⁽²⁵⁾等等都从各个方面研究了西域佛教发展的情况，其中有许多论文和论著的研究成果具有启迪作用。

然而，纵观以上前辈学者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均未言及汉晋时期西域地区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和疾病状况与这一时期西域佛教发展的关系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地理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下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和碘的变化与西域地区人口性比例问题和疾病状况的关系、地理环境下的土壤微量元素的变化及人口性比例问题和疾病状况与西域佛教的关系、汉晋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等方面来提出我浅薄的见解，以求教于方家。

二、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土壤微量元素锌、碘变化与西域佛教

众所周知，人体是由40多种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可根据在体内的含量多少大致分成常量与微量两大类。其中常量元素，占人体体重的99.5%，它们包括碳、氢、氧、磷、硫、钙、钾、镁、钠、氯等十余种，主要构成机体组织，并在体内起电解质作用；微量元素，只占人体体重的0.5%，它们包括铁、铜、锌、铬、钴、锰、镍、锡、硅、硒、钼、碘、氟、钒等14种。虽然，这些所谓的人体微量元素在体内的含量微乎其微，但却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²⁶⁾。同时，人体内微量元素与土壤微量元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但由于人类生活在生物圈中，就必定要与周围环境的所有成分发生关系，即人类与生物圈、水圈、大气圈和岩石圈中的无机物会产生频繁的交换关系；而且，在生物圈中，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来自于土壤，所以，作为与人类生活有着最密切关系的土壤以及土壤中的微量元素水平必定要决定着生长、生活于此的人类本身和其周围赖以生存的动植物体内的微量元素水平，也必定会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人类社会、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有鉴于此，本节拟就土壤微量元素与西域地区人类再生产及西域地区社会中佛教传播之间的某种关系做一点探索性的讨论。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土壤微量元素的变化与成土母质、河水、大气、有机质含量、土壤酸碱度以及人类不合理开发与利用密切相关。所以，要进一步探讨在汉晋时代西域不同地区条件下土壤微量元素变化的规律和其对西域佛教传播的影响，就首先需要了解汉晋时期这些地区的历史气候状况。故此，下文拟从汉晋时期西域地区中佛教传播的主要地区的历史气候变化、汉晋时期土壤微量元素的状况及其变化规律、土壤微量元素所造成的西域地区人口的性比例失调和众多疾病的产生以及对汉晋时期西域佛教传播的影响与汉晋时期内地佛经翻译的特点等几个方面来论述。

（一）汉晋时期西域的范围和西域佛教的主要传播地

汉晋时期的西域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据《汉书·西域传上》“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由班固《汉书》的记载看，两汉时期的西域，当指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置西域都护府所辖的范围。具体而言，大致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包括乌孙、大宛在内的天山南北地区。从时代相承的角度，本文所论两汉和魏晋时期的西域，都指同一地区。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并依据西域各国各自与汉首都长安的远近距离和大致沿着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塔里木盆地周围，依次分布着“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的婼羌；“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的鄯善；“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多玉石”的于阗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的大宛国；“王治莎车城……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的莎车国；“王治疏勒城……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的疏勒国；“王治尉头谷，……南与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行二日；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的尉头国等西域小国；另据《汉书·西域传下》的记载，天山北路及天山南路近山地区还分布着“大昆弥治赤谷城……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狼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的乌孙国；乌孙之南，还有“王治南城，……北与乌孙接。出铜、铁、雌黄。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的姑墨国；“王治温宿城，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的温宿国和“王治延城……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的龟兹国等。而据传世文献记载，以上龟兹、于阗、疏勒等地都是汉唐时期著名的佛教盛地。关于这一点，正如释慧皎《高僧传》、《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等典籍记载的情况：从东汉到两晋时期里，参与当时译经活动的僧人有四、五十位。据梁启超先生《佛教与西域》一文的研究成果显示：“后汉、三国以安息、月支、康居人为多；两晋以龟兹、罽宾人为多；南北朝则西域诸国与印度人中分势力；隋唐则印度人居优势，而海南诸国亦有来者。”⁽²⁷⁾另外，近有尚永琪《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一文，亦论及东汉到三国时期共有传教译经高僧21人。其中“有明确记载是来自印度及西域的僧人15人,其中天竺僧人5人，安息国僧人3人,月支3人,康居国4人,占了71%；而支曜、昙果、竺大力、帛延、竺律炎5人,文献中虽没有明确记载他们来自何国,但从他们的支、竺、帛等姓氏以及他们同上列其他外籍僧人同行而至或合作译经的行迹来看，至少不会是汉族人，大多也是来自西域或天竺的僧人。”故此他认为：从外籍僧人的比例占到95%的比例看，“这一时期的传教僧人主要还是来自西域的胡人和印度僧人……可见,西域人在此时的佛教传播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²⁸⁾。

由于汉晋时期西域地区佛教的兴盛与传播，对广大中原王朝的佛教传播产生了深远的辐射作用；同时，结合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在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龟兹国所发现克孜尔石窟、古楼兰国和古于阗国所发现的有关佛教的佉卢文文献等，亦可知汉晋时期分布天山南路、今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于阗、楼兰、龟兹、疏勒等地是西域佛教的主要传播和兴盛地区。以现代地理环境的调查资料显示：塔里木盆地的中心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里属于暖温带干旱荒漠区。塔里木盆地≥10℃年积温为3900℃—4300℃，全年日照时数2800—3200小时，无霜期180—270天，冬季1月份平均气温零下5—零下10℃，夏季7月份平均气温25℃—27℃，年降水量20—70mm，年蒸发量2000—3000mm，年平均相对湿度35%—55%。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7×104km²，是我国第一大沙漠，它以流动风沙土为主，其面积占整个沙漠面积的85%，固定、半固定风沙土多分布于沙漠的边缘地带及深入沙漠的河流两端⁽²⁹⁾。所以，为了更好地了解上述地区佛教与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及疾病问题的关系，就必须了解上述地区地理环境下土壤微量元素的变化和主要影响土壤微量元素变化的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历史气候的变化情况。

（二）汉晋时期天山南路的西域地区历史气候

关于历史上气候的变化，宋代沈括和明代刘献廷早有怀疑，清末以后欧美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亨丁顿、苏韦佩、斯文赫定、魏特夫等人也曾研究过中国历史气候问题。⁽³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老一辈学者中也不乏开始研究历史时期气候的先驱者。如1920年蒙文通先生即发表《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一文；⁽³¹⁾之后，竺可桢先生在1926年发表《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一文⁽³²⁾；1944年还有胡厚宣先生《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发表⁽³³⁾。然而，真正在科技史占据重要地位，并由此引发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的变化进行大规模研究热潮的还是《考古学报》杂志1972年发表的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该文认为：公元前3000至前1100年，黄河流域的年均温度较今约高摄氏2℃，冬季温度则高3℃—5℃；西周初期还温暖，但至周孝王时（发生在前903和前897年）有两次汉江结冰，表明公元前十世纪处于寒冷期。气候在“东汉时期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³⁴⁾。然而，台湾学者刘昭民认为：从西汉末至隋初（即汉成帝建始四年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前29年—公元600年）“气候转寒旱，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小冰河期”，反映在“在史书记载中只有大寒大雪及大旱之记录，而无‘冬无雪’、‘夏大燠’，或‘冬暖无冰’等之记载，可见当时气候寒旱之甚。”⁽³⁵⁾

然而，根据《汉书》及《后汉书》的记载看，从汉“文景之治”后，恶劣气候变化之现象屡见于史籍。如《汉书》卷27《五行志》中之下记载：“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陨霜杀草木。……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地大雪，深五尺。……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阳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陨霜杀桑；九月二日，陨霜杀稼，天下大饥”等等反常气候的出现和对当时社会造成的影响即是明证。又《后汉书》卷30《襄楷传》亦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其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又《后汉书》卷105《五行志·大寒》三记载：“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说明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时期的气候确实处于经常性的波动当中，确有渐趋寒冷的过程。又据《晋书》卷29《五行志》下记载“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九年四月辛未，陨霜。……咸宁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党、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间暴风寒冰，郡国五陨霜伤谷…太康元年三月，河东、高平霜雹，伤桑麦。……二年二月辛酉，陨霜于济南、琅琊，伤麦。三月甲午，河东陨霜，害桑。……六年三月戊辰，齐郡临淄、长广不其等四县，乐安梁邹等八县，琅琊临沂等八县，河间易城等六县，高阳北阳新城等四县陨霜，伤桑麦。……八年四月，齐国、天水二郡陨霜。四月，陇西陨霜。十年四月，郡国八陨霜。……惠帝元康……六年三月，东海陨雪，伤桑麦。……七月，秦、雍二州陨霜，杀稼也。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荥阳、颖川陨霜，伤禾。……光熙元年闰八月甲申朔，霰雪。……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七年十月庚午，大雪”等等。以上记载，虽多记中原地区的气候变化，但以中国气候的连动效应看，中原地区气候的变动，必然是北方及西北地区气候先行变动的直接后果，所以，与北方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各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中原相对应，西域地区某些小国也会因为环境的变迁、河流的改道、河水径流的减少而廹使绿洲退化，绿洲国家逐渐消亡。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古楼兰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彻底消亡的。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主要研究的是黄河流域范围内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而具体到新石器时代至先秦、秦汉时期西域地区的气候变化，有赖于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新疆地区的大量考古发掘和对孢粉、古土壤、树木年轮、湖泊水面升降规律和沙漠形成等具体的研究成果。如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利用卫星图片对克里亚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地形地貌研究：在最早的克里雅河尾闾、现已荒无人烟的地带，发现了一座早于战国时期的古代城市和墓葬群；并将于阗喀拉墩遗址内的沙漠微粒进行电镜分析后，发现有关沙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风沙堆积，而是由水搬运过来的沉积物⁽³⁶⁾。说明在早于战国时期之前，该地区水资源远较今天丰沛。又如：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部天山南麓和静县哈尔莫敦乡境内的察吾沟墓地的发掘，共发掘墓葬600座，出土文物5000件。该墓群反映的时代从公元前1000年到两汉时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与部分农业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生活模式⁽³⁷⁾。同时，从这些墓葬群中大量木棺墓的出现，亦反映当地有着比较丰富的森林资源。

根据新疆的地层资料、冰川进退、孢粉分析和碳14鉴定等的研究成果证明：新疆冰后期气候以暖湿为主，但有几次冰进，其冷暖波动和欧洲等地相似；全新世晚期（距今2500至现在）则以温干为主⁽³⁸⁾。1901年斯坦因在尼雅河下游以北处发现一废弃城堡中有文书出土；文书中有晋武帝太始五年（269年）的年号，文书中常记“对当地官吏士卒减少口粮的命令。有当地不能自给的困难”；最后文书的日期是建兴十八年（330年），说明该城堡应在建兴十八年之后即被废弃。又位于罗布泊西北畔的古楼兰城，所出土的佉卢文书反映：约在四世纪时，出现了严重的用水紧张、口粮减少、种子不能入地、耕地面积缩小、粮价飞涨等一系列问题⁽³⁹⁾。作为全新世晚期的1951年—1980年之间新疆气候中降水的统计结果表明，新疆的降水量极不平均：如伊犁河上游巩乃斯林场附近，年降水量可达到1000mm；而塔里木盆地四周地区的库尔勒只有50mm、伽师54mm、焉耆64.6mm、尉犁40.8mm、和静50.6mm、喀什60mm、和田48mm；最少的吐鲁番盆地中托克逊年降水量仅6.9mm；总体降水分布规律是北疆多于南疆、西部多于东部，从西北向东南减少；山区多于平原，迎风面多于背风面⁽⁴⁰⁾。从降水时间看，北疆降水多在冬季，而南疆以夏季为多。各地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以南疆远多于北疆：如阿勒泰最多56天，伊宁最多47天；而南疆的库尔勒268天，库车154天，阿克苏150天，喀什183天，和田252天，若羌268天⁽⁴¹⁾。

总之，新疆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陆地；它北有绵延千里的阿尔泰山,南有横亘数千里的昆仑山,中部高耸入云的天山把新疆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南北两部分的腹地分别是塔里木盆地和准葛尔盆地,形成三山夹两盆的封闭式地形格局。结合全新世晚（2500年至今）中1951年—1980年新疆降水的情况和今新疆考古发现大量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和对于阗喀拉墩遗址及和静县察吾沟墓葬群发掘的结果以及与竺可桢先生所论相对照来看，便不难发现在8000—2500年的“仰韶温暖期”，是西域地区气候远较今天温暖，雨水也较为丰沛，森林资源分布较广的时期。这种较为温暖和湿润的时期可能延续到西汉中后期。但之后必定会随着北半球变冷变旱过程而会有所变化。具体而言，在新疆封闭和多沙漠、戈壁的特殊地理环境中，西域佛教兴盛区会在西汉中期以后的东汉、三国、两晋时期为温暖而干旱的气候；与之相对应的是：必定会出现温度升高，干旱事件增多，绿洲面积缩小，大的城邦国家走向分裂与消亡的历程。实际上，关于这一点，亦可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所记“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但到西汉武帝时通西域时，由“本三十六国”，到“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的历程，即可很好的映证之。

（三）汉晋时期西域地区土壤微量元素的状况及其变化规律

如上所述，虽然，土壤微量元素与人体微量元素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但由于土壤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土壤微量元素水平必定要影响到生长、生活于此的人类本身和其周围赖以生存的动植物体内的微量元素水平。

根据医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人体微量元素虽有铁、铜、锌、铬、钴、锰、镍、锡、硒、钼、碘、氟、镉、钒等14种之多，而且仅占人体体重的0.5%，但各元素在人类生存的一生中再生产繁衍中所起的生理作用各不相同⁽⁴²⁾。研究表明：锌作为构成人体26种必需元素之一，人体中有80多种酶的活性与锌有关。它不仅参与200多种酶、核酸及蛋白质的合成，而且与DNA、RNA聚合酶关系密切；锌可通过含锌酶的作用、促进核酸和蛋白质的合成，加速激素的产生和释放，进而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分裂；锌能改善食欲及消化机能；缺锌会提高大肠癌、肺、肝等肿瘤的发生率；缺锌会导致神经衰弱等，总之，锌不仅是人体生长、发育、智力、生殖、遗传、免疫、内分泌、神经、视觉等生理过程的必须物质，还是癌症、冠心病及很多疑难杂症的防治因子和延缓衰老、促进长寿、预防胎儿畸形的重要手段⁽⁴³⁾。随着近几十年来生命科学和妇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微量元素对人类的再生产，尤其是在育龄妇女妊娠、生育和喂养过程中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孕妇在妊娠期间，须有足够的营养物质供应，以满足孕妇自身和胎儿的需要。当孕妇体内锌、锰、碘、铁、铜等微量元素不足时，容易导致流产、早产、死产、胎儿畸形，增加新生儿的患病率和病死率；同时，由于缺素所造成的孕妇妊娠贫血，会引起早产儿的机率的增多和影响婴儿智力发育等严重的后果⁽⁴⁴⁾。如人体微量元素的14种微量元素中，镉、砷、钴、铬、镍、锡等元素都对妇女妊娠有着很大的生理毒性，是胚胎致畸的重要环境因素；而锌、碘、锰、铁、铜等对妇女正常的妊娠有很大关联作用。尤其是锌与人体中有80多种酶的活性有关，它不仅参与200多种酶、核酸及蛋白质的合成，而且与DNA、RNA聚合酶关系密切；锌可通过含锌酶的作用、促进核酸和蛋白质的合成，加速激素的产生和释放，进而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分裂；总之，锌不仅是人体生长、发育、智力、生殖、遗传、免疫、内分泌、神经、视觉等生理过程的必须物质，还是癌症、冠心病等胎儿遗传病及很多疑难杂症的防治因子和预防胎儿畸形的重要手段⁽⁴⁵⁾。医学研究发现，孕妇需锌量比健康妇女几乎高一倍；锌是人脑中含量最高的一种金属离子，且以皮质及小脑含锌最高；每1克脑组织中含锌约10微克，为脑铜的千倍及脑锰的10倍；而畸形胎儿中大量中枢神经畸形和无脑儿的出现，与母血中锌浓度水平过低有着密切的关连⁽⁴⁶⁾。同时，根据现在医学调查和统计的结果看，锌缺乏病对育龄妇女和婴幼儿的生命安全威胁最大。如大量的医学及临床实践证实：孕妇锌营养不良可引起染色体的畸形，会引起分娩并发症、羊水早破和早产危险增加。相反补锌使孕期延长、降低羊水早破危险和减少阴道出血⁽⁴⁷⁾；与正常生育史的妇女相比，有畸胎史妇女血清锌、锰、硒含量显著低于健康妇女⁽⁴⁸⁾。镉对孕妇的致畸率最高，涉及胎儿颅脑、四肢及骨骼，可致脑积水、露脑、无肢、短肢、缺肢、软骨病及肋骨畸形，也可发生小眼、无眼、唇裂、肾及肠发育不全、脊椎裂、隐睾及中枢神经异常。但锌可拮抗镉的胚胎毒性作用；与此同时，锰、碘、铜、铁在人类再生产过程中亦各有作用。如锰与细胞间质生长有关，是维持人类和动物性功能的必需的微量元素，缺锰时动物生殖功能及卵巢功能障碍，睾丸变性，精子减少，输精管退行性变，甚至失去交配力；育龄妇女缺锰，乳汁分泌不足，易发生习惯性流产，也可发生不育、性欲减退、性周期紊乱等症。碘是甲状腺素中的重要组分，而甲状腮素是调节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的重要激素，碘能通过脂肪进入胎儿体内。羊水及卵巢中亦有碘存在，胎儿体内从第4至第8个月即逐渐增加。碘通过甲状腺素加速其生长发育，妊妇及胚胎早期缺碘则可造成生长发育停滞，胎儿出生后即会出现克汀病（呆小病），在妊娠的第10至18周间的神经元增殖期中，缺乏碘的供给可导致神经系统的损害，严重缺碘者可导致细胞代谢异常，能量供应不足，生殖能力低下，智力及精神发育受限，脑电活动降低，甚至痴呆或聋哑；所以，孕妇缺碘，早产、死产和先天畸形发生率会相应提高⁽⁴⁹⁾。据统计在直到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里，“产妇常因难产、出血而死亡，……因破伤风导致的新生儿死亡率高达50%—70%”⁽⁵⁰⁾。在“1920—1930年间……产妇死亡率高达14.9‰，约每天死亡500人；婴儿死亡率为250‰—300‰，其中近半数死亡，……早在1897年，我国已有妊高征的病例报道，当时的发病率为1/71，死亡率为12.1%”新中国成立以后，“孕产妇死亡率由建国前的1500/10万下降到1996年的61.9/10万，婴儿死亡率由200‰降至1996年的17.5‰”。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地理条件、文化、医疗水平差异较大，“仅以1991年为例，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京、津、沪等地，孕产妇死亡为39.9/10万，而西北却多达169.9/10万；城市孕产妇死亡率为47.2/10万，而农村为109.3/10万”⁽⁵¹⁾。这其中的孕妇及婴幼儿的高死亡率，除了医疗卫生条件差的原因外，当与微量元素营养的缺乏不无关系。另外，微量元素铁是一种易得且易失的元素，食用一些富铁食品如动物肝脏、瘦肉等就能得到适量的铁；缺铁，也会造成孕妇缺铁性贫血，以致会影响胎儿的体重，但不至于危及孕妇的生命安全；铜能加速铁的吸收利用，但可减少锌的吸收。铜、锌含量在血液中存在着负相关，即铜含量升高，锌则减少。所以，与锌、碘在妇女妊娠中的重要作用相比较，微量元素锰、铁、铜的作用相对少许多，加之现代人体微量元素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普遍不缺铜⁽⁵²⁾；同时，土壤中有效锰含量机制与有效锌相近，两者之间没有拮抗关系，所以，本节述及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区域的土壤微量元素状况及其变化规律时是以土壤有效锌为主，同时只兼及土壤中碘元素的情况。

由以上对西域地区主要的佛教兴盛地和对西域地区自全新世中期（距今8000年至2500年）以及全新世晚期（距今2500年至今）的历史气候变化的回顾和对微量元素有效锌、碘作用的了解，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汉晋时期西域地区佛教盛行区的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和碘元素的变化及其变化规律。同时，要了解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区的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的状况和变化规律，现当代土壤微量元素是其基础；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对相关地区的土壤微量元素研究的成果，无疑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新疆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干旱区。所谓干旱区，是指干燥度系数>3.5的地区。就我国的情况看，干旱区大致分布在贺兰山以西地区；从行政区划上看，大致包括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青海柴达木盆地以及内蒙古和宁夏的西部等地区。这里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除局部高大山脉的降水较多外，大面积地区都为荒漠及流动沙丘所占据，年降水量不足200mm。同时，上述地区的绿洲面积往往承载不足总土地面积的10%，但却承载了约90%以上的人口和80%以上的经济产出。以新疆地区为例，则更是以4.27%的土地，养育着全疆95%以上的人口⁽⁵³⁾。干旱地区土壤的形成类型与分布，严重地受制于局部区域内气候条件、植被发育程度和地貌与水文条件的影响。一般地说，土壤类型具有山地垂直地带性和平原区水平地带性的分异规律。即随海拔高度变化，山地土壤类型由低到高呈现灰钙土、黑钙土（粟钙土）、灰褐土、高山草甸土、寒漠土的分布带谱；平原区随气候条件与植物类型的差异,从山麓到河流尾闾区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灰钙土（粟钙土）、灰漠土、灰棕漠土、棕漠土的分布规律；其中受人工灌耕及水盐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非地带性分布由草甸土、沼泽土、盐土、风沙土及灌耕土等类型组成,其中盐土与风沙土多分布于流域下游地区⁽⁵⁴⁾。

从以上干旱区土壤类型和有机质含量及盐化程度看，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区的土壤主要是灰漠土、灰棕漠土、棕漠土和灌耕土等类型。其中灰漠土、灰棕漠土和棕漠土的发育厚度很小，一般小于50 cm，地表常见砾漠，植被覆盖度极低，有机质含量小于0.5%；灰棕漠土有效土层较薄，各地差异较大，变幅达27 cm—118cm，植被覆盖度一般小于5%，有机质及氮含量较低；灰棕漠土分布上靠近山前，成土母质多为黄土状物质，有效土层较厚，一般大于60 cm，植被覆盖度在20%—10%,有机质及氮含量较高，属于比较肥沃的土壤。灌耕土又称灌淤土，是灌淤旱耕人为土的简称，在新疆地区分布甚广，而且开发的时间也很早。根据文献记载的情况看，许多地区的引水灌溉历史就有二千多年。由于干旱地区长期的人为灌溉，水中的泥沙逐渐淤积，并同时进行人为施肥、耕种熟化等农业措施，必然会在原来的自然土壤之上形成明显的人为灌溉淤积土层，当人为灌淤土层的厚度超过50cm，这种土壤就是灌淤土。它是我国土壤分类系统中人为土纲、旱耕人为土亚纲中的非常重要的土类。就其在新疆地区的分布看，则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四周地区⁽⁵⁵⁾。

但上述灰漠土、灰棕漠土、棕漠土和灌淤土都属于石灰性土壤，再加上新疆塔里木盆地环境闭塞，属暖温带大陆荒漠气候，气候极端干旱，年降水稀少，仅20mm—40mm，蒸发量3000mm，地表水主要来自塔里木河周围的高山融雪水；光照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为3000h；年平均温度高于10℃，最低气温－20℃，最高气温39℃，无霜期平均180—270天。自然灾害多风沙、干旱、干热风、霜冻、低温、冰雹等，尤以风沙危害最重。同时，由于补给水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造成自然植物日趋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沙尘暴天气的影响下，裸露的地表部分形成流动沙丘。所以，新疆地区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含量极低。

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土壤微量元素的两次普查情况看，新疆土壤pH值较高，达到7.5—8.5，有的pH值高达9-10；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平均含量11g/kg：其中南疆平均含量为8．9g/kg，北疆平均含量为13．5g/kg；从而造成土壤有效锌含量也低。根据新疆农业科学院李文先等对新疆81个县市耕地1853份土样的分析结果看，新疆土壤全锌量平均值为84．8mg/kg，低于全国100mg/kg的平均值；有效锌含量平均值为0.996mg/kg，按土壤极缺锌0.5mg/kg的临界值水平看，新疆土壤有效锌极缺的土样占39．68%，微缺锌（0.5-1.0mg/kg）的土样占41．05%，适量（1-2mg/kg）的土样占15．00%，丰富（>2mg/kg）的土样占4．26%，极缺和微缺锌的土样总计高达80．73%；土壤有效锌含量的分布规律，有由西向东和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趋势，即伊犁、塔城等地区>博尔塔拉州>昌吉州>东疆各地；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巴音郭楞州>和田地区。据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显示，新疆自治区1182个样本分析结果，土壤有效锌含量为0．18～6．16mg/kg，平均含量为0．7mg/kg。其中，新疆建设兵团垦区1497个样本分析结果显示，土壤有效锌含量为0.18mg/kg-8.21mg/kg，平均含量为0.38mg/kg，极缺锌的土壤为81%，微缺锌土壤为14%，两者总计高达95%。由此可见，新疆土壤普遍缺锌⁽⁵⁶⁾。

据研究：土壤中的锌以不同形态存在，根据组成结构，大致可分为矿物态锌、吸附态锌、水溶性锌和有机螯合性锌。土壤中能为作物吸收和利用的锌称有效锌，它只占全锌量的极少部分。有效锌一般指水溶性锌以及部分有机螯合态和部分吸附态锌。土壤中锌的有效性受与环境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⁵⁷⁾。土壤中的微量元素有效锌不仅与成土母质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pH值、气候和水热条件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一）有机质含量影响有效锌含量：资料表明土壤有效锌60%—80%来自有机物的分解；同时，土壤中60%的可溶性锌被有机质络合和吸附，所以，土壤有效锌随土壤有机质含量增高而增多；（二）气候和水热条件影响有效锌含量：低温影响有机质分解和矿化，有机质含量下降，引起土壤缺锌；多雨可造成土壤有效锌淋失；淹水条件下，土壤处于还原状态，增加了锌的固定；旱地在适当水量和热度的配合下，可促进有机质和矿物质分解，从而提高土壤有效锌含量⁽⁵⁸⁾。（三）土壤酸碱度高低水平会影响有效锌发挥效用：实验表明，植物缺锌症状，多在pH值大于6.5的土壤中出现。⁽⁵⁹⁾其影响机理为降低pH值会减弱土壤对锌的吸附能力，使吸附态锌的解吸量增加，从而增加有效锌的含量。在农业生产中，作物缺锌多发生在pH大于6.5的中性土和石灰性土壤中；尤其是pH值较高的石灰性土壤因含有较多的碳酸钙，锌易生成不溶解的沉淀化合物，同时碳酸钙有强烈的吸附和固定作用，从而会大大降低了锌的有效性⁽⁶⁰⁾。

结合以上的情况看，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区的气候条件与土壤类型与现代社会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由于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区土壤为灰漠土、灌淤土等都是石灰性土壤，土壤粘度低，水肥容易流失；加之气候极度干燥和蒸发强烈以及地表径流以高山雪融水为主的特点，故造成了当地土壤低植被率、土壤低有机质含量和较高的土壤酸碱度；所以，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区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含量应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测定的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含量水平的相似，都属于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含量缺乏占到土壤总量80%以上土壤类型。

关于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区土壤及空气中生命元素碘的含量水平，可依据现代医学调查的结果。根据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碘缺乏病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泛、危害人数最多的一种地方病,曾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我国缺碘的地区分布在除今上海市以外的全国29个省、区、市、县的广大区域内；而且，碘缺乏病主要流行区为东北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山脉；华北的燕山山脉、太行山、吕梁山、五台山、大青山一带；西北的秦岭、六盘山、祁连山和天山南北；西南的云贵高原、大小凉山、喜玛拉雅山山脉；中南的伏牛山、大别山、武当山、大巴山、桐柏山、沂蒙山区；华南的十万大山等地带。已查清的病区有1762个县⁽⁶¹⁾。关于历史上的碘缺乏病问题，国内学者亦有研究者⁽⁶²⁾。现代医学大量的实验和调查结果证明：碘是通过甲状腺素而发挥作用的。人体甲状腺素的生物作用包括促进蛋白质合成，调节能量转换，加速生长发育，维持中枢神经系统结构，保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和新陈代谢等重要功能。幼儿缺碘，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低下，生长发育将显著受阻，特别是骨骼和神经方面更为明显，因而会形成呆小病。又因病人的组织蛋白合成会发生障碍，故体形矮小，性器官发育不良。成人缺碘会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甲状腺肿大，患者颈部粗大，压迫周围器官时，会产生呼吸和吞噬困难；克汀病是在地方性甲状腺肿病区居民后代中出现的一种以智力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和生长发育迟缓为特征的先天性疾病，其患病率可高达10%-100%。该病临床表现为智力低下、聋哑、生长发育迟缓、身材矮小、神经运动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症状。医学发现，人体缺碘可以通过经常食用含碘丰富的是海产品，如海带、紫菜等即可补充⁽⁶³⁾。另外，碘的吸收还可以从土壤及饮水中获取。一般说来，土壤的成土母质决定砂质土和沼泽土含碘最少；从人类饮水的角度看，一般地面水含碘量较地下水低，约为2—20ug/L，深层地下水含碘量可高达几百ug/L。从人体对碘的需要量看，人体碘的来源中80%～90%来自食物，10%～20%来自饮水，5%左右来自空气。植物中的碘主要是无机碘，以碘化物或碘酸盐形式存在，动物体的碘量取决干饲料中的碘量，淡水鱼的含碘量远低于海鱼。动物体的碘主要以有机络合物形式存在。医学调查表明：现代缺碘地区大都生产落后，经济不发达，食品单凋，主要以谷物维持生命，所以，碘的摄入量极低⁽⁶⁴⁾。而按照1988年由卫生部葛继亁收集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周德芳、张桂兰编绘的全国碘缺乏病分布图所显示的内容看，新疆塔里木盆地，即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区是我国最严重的碘缺乏病的分布区⁽⁶⁵⁾；1993年全国进行的碘盐预防碘缺乏病效果监测的结果为:8—10岁儿童中缺碘性甲状腺肿的发病率,在四川等13个省区为中病区,而新疆高达43%以上属重病区,孕妇及婴幼儿缺碘状况尤其严重；此外，严重的碘缺乏还会造成胎儿的早产、死胎、畸形等。据调查,青海省的碘缺乏病区妇女流产、死胎发生率在碘缺乏轻度和重度病区分别为19‰和43.2‰,畸胎的发生率分别为2.4‰和8.6‰,这些均与缺碘的程度明显相关。碘缺乏还会对妇女的生殖功能造成危害，常表现为女性月经初潮年龄滞后，无月经，严重者无生育能力。据调查青海省的碘缺乏病区女性月经初潮年龄平均为14.83—5.58岁,明显要晚于非碘缺乏病区⁽⁶⁶⁾。

综上所述，汉晋时期西域佛教主要兴盛区域的土壤微量元素水平，因所处经纬度的不同、气温与降水的不同、成土母质和植被类型的不同、海拔高低和离海远近的不同、河湖密度和地下水深浅的不同、人口密度和生产方式的不同等众多因素而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差异。由于西域佛教主要兴盛区域大多集中在欧亚大陆离海较远的中心地带、地理环境十分闭塞、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气温高和降水条件远低于相同纬度的沿海地区和河湖密度低等因素，以致汉晋时期上述区域的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值水平都处于极度缺乏状态。

（四）西域地区土壤微量元素锌、碘与西域人口性比例及疾病问题

如上所述，虽然，地理环境下土壤微量元素与人体微量元素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但由于土壤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土壤微量元素水平必定要影响到生长、生活于此的人类本身和其周围赖以生存的动植物体内的微量元素水平。同时，如前所述，我们已大致了解了汉晋时期西域佛教主要兴盛区域大都处在高纬度、远离大海的内陆非季风区，在气温高、干旱、少雨、多风、高蒸发量的气候条件下和植被稀少、成土母质多为风积物、河湖密度低、盐碱度高的土壤环境下，西域绝大多数地区的土壤微量元素水平有效锌、碘水平都处在缺乏或极缺的临界值下；加之这些区域的土壤中大都是微量元素有效铜含量丰富，而有效铜丰富会拮抗有效锌的吸收；所以，必然会影响到动植物和人类自身体内微量元素有效锌的水平。而从当代所发现的先秦及汉晋时期大量墓葬中人骨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汉晋时期西域佛教主要兴盛区域内各少数民族应存在人体微量元素有效锌严重缺乏的问题；而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该区域内各少数民族育龄妇女大量死亡，以致在育龄人口中造成严重的女少男多的性比较失调和大量的疾病问题，而最终影响到这一地区佛教传播的特点。为了说明汉晋时期该区域内各少数民族所出现的因大量育龄妇女死亡所造成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本文拟从先秦及汉晋时期西域地区各少数民族墓葬中人骨所反映的性比例失调和疾病问题、人口性比例失调及疾病问题对西域佛教传播的作用与影响等两大方面来具体阐述之。

首先，先秦及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墓葬中的人骨资料，即反映出当地人口存在着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

新疆地区的考古文化，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众多的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城堡、石窟寺和岩画等文物资源得以保存下来。单以1990—1996年公布的墓葬发掘报告的情况看，就有哈密寒气沟墓地、鄯善苏贝希墓、阿拉沟竖穴木棺墓、和静县察吾呼沟1-5号墓地、轮台群巴克墓、楼兰古墓、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吉木萨尓大龙口古墓等几十处古墓葬群。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许多古墓或毁于盗墓者之手，或墓群很大但挖掘不多，或埋葬太浅、骨殖损毁；更多的是，许多古墓群出土人骨没有进行人类学分析，以致可供我们分析与研究的人骨资料并不太多。但即使是这样，还是可以很轻易地看出人骨材料所反映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

1.从地域的重合性特征看，和静县位于天山南麓的中部地区，和焉耆同处在焉耆盆地之中。从地理位置看，都属于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区的范围中。1983—1988年，新疆文物考古所先后对和静县哈尔莫墩乡察吾呼沟一号—五号墓地进行了发掘。其中一号墓葬群有古墓700座，考古人员共发掘230座古墓⁽⁶⁷⁾，其人骨统计资料如下：

表一：和静县察吾呼沟一号墓葬人骨统计：（西周至春秋）

从对察吾呼沟一号墓葬群进行的碳14测试的结果看，反映的墓葬时代在距今2500年左右，约略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⁶⁸⁾。从墓葬群人骨所反映的情况看，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占人骨总数的71%；男女成年人骨数29例，其中可确明性别的男性11例，女性6例，两者性比例男（100）：女（54.5），明显女少男多；同时，从人骨死亡的年龄看，有明确性别的男性11例中，死于青壮年期者占77%；有明确性别的女性6例之中，死于青壮年期者占80%；可见，在察吾呼墓葬群可鉴别的99例人骨资料，不仅反映出当时存在十分惊人婴幼儿死亡率和成年男女性中，女少男多现象严重的现象；同时，从成年男女死亡的年龄看，死于育龄期的女性高达80%，而男性只有77%，亦说明在成年男女中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

2.和静县哈尔莫墩乡察吾呼沟五号墓地：1983—1988年，新疆文物考古所先后对和静县哈尔莫墩乡察吾呼沟五号墓地进行了发掘。其中五号墓葬群人骨统计资料反映如下：⁽⁶⁹⁾

表二：和静县察吾呼沟五号墓葬人骨统计：

从对察吾呼沟五号墓葬群进行的碳14测试的结果看，反映的墓葬时代在距今2500年左右，约略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⁷⁰⁾。从墓葬群人骨所反映的情况看，可鉴别的人骨资料33例，其中儿童4例，成年男性14例，成年女性11例，性别不详的成年人4例。以各年龄段的死亡率看，婴幼儿死亡率为12%；成年男性死亡率42%；成年女性死亡率占33.3%；然而，可明确鉴别的成年男女的性比例为男（100）：女（78.6），明显女少男多；而且，以成年男女死于青壮年的比例看，男性死于青壮年占77%；女性死于青壮年者占89%。可见，察吾呼沟五号墓葬群中所反映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主要是由成年育龄妇女的高死亡率造成的。

3.和静县哈尔莫墩乡察吾呼沟三号墓地：1983—1988年，新疆文物考古所先后对和静县哈尔莫墩乡察吾呼沟三号墓地进行了发掘。其中的墓葬群人骨统计资料反映如下⁽⁷¹⁾：

和静县察吾呼沟三号墓葬人骨统计：（东汉至魏晋）

从对察吾呼沟三号墓葬群进行的碳14测试的结果看，反映的墓葬时代在距今1800—2000年左右，约略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东汉至魏晋时期⁽⁷²⁾。从墓葬群人骨所反映的情况看，可鉴别的人骨资料22例，其中儿童3例，成年男性10例，成年女性9例，性别不详的成年人0例。以各年龄段的死亡率看，婴幼儿死亡率为13.6%；成年男性死亡率45.5%；成年女性死亡率占41%；虽然，可明确鉴别的成年男女的性比例为男（100）：女（100），显示男女均衡；但是，以成年男女死于青壮年比例，男性为0；成年女性却为75%；可见，从察吾呼沟三号墓葬群仍然反映出当时成年育龄妇女高死亡率现象仍十分严重的问题。

4.伊犁河谷察布察尓锡伯自治县索墩布拉克墓葬群：该墓群南倚天山山脉西段的乌孙山，山南是昭苏盆地；以西数十公里处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界。察布察尓锡伯自治县有各类土墩、石堆和石圈墓3000余座，其中位于索墩布拉克村周围的墓葬约120座。考古工作者在1990年8至9月对33座墓葬进行了发掘与整理，墓葬类型有竖穴偏室墓、竖穴土坑墓、双室墓等三类⁽⁷³⁾。其中墓葬中的人骨统计资料如下：

伊犁河谷察布察尓锡伯自治县索墩布拉克墓葬

从对伊犁河谷察布察尓锡伯自治县索墩布拉克墓葬群进行的碳14测试的结果看，反映的墓葬时代在距今2500—2000年左右，约略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至西汉时期⁽⁷⁴⁾。从墓葬群人骨所反映的情况看，可鉴别的人骨资料36例，其中儿童3例，成年男性19例，成年女性13例，性别不详的成年人3例。以各年龄段的死亡率看，婴幼儿死亡率为8.3%；成年男性死亡率52.8%；成年女性死亡率占36%；然而，可明确鉴别的成年男女的性比例为男（100）：女（75），明显男多女少；而且，以成年男女死于青壮年比例，男性为73.6%；成年女性却为92%；可见，伊犁河谷察布察尓锡伯自治县索墩布拉克墓葬群仍然反映出当时成年育龄妇女高死亡率现象仍十分严重的问题。

5、1961年至1962年和1976年，由新疆维吾尓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的同志在靠近中苏边界的昭苏夏台、波马等地的土墩墓发掘的成果。“根据墓葬群中出土的陶制、铁制品和墓葬形制、墓葬分布的地理位置和碳14年代测定的结果表明，这些土墩墓与公元前后居住在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有关”⁽⁷⁵⁾。其中墓葬中人骨统计的资料如下：

从墓葬群人骨所反映的情况看，可鉴别的人骨资料18例，其中儿童1例，成年男性11例，成年女性6例。以各年龄段的死亡率看，婴幼儿死亡率为5.6%；成年男性死亡率61%；

伊犁河流域昭苏土墩墓人骨统计（公元前后几个世纪的乌孙人）

成年女性死亡率占33.3%；然而，可明确鉴别的成年男女的性比例为男（100）：女（54.5），明显男多女少；而且，以成年男女死于青壮年期比例，男性为78%；成年女性却为100%；可见，昭苏夏台、波马等地的墓葬群仍然反映出当时成年育龄妇女高死亡率现象十分严重的问题；而且，从昭苏墓葬群反映出公元前后乌孙人成年育龄妇女死亡率极高，是造成男多女少性比例失调问题的根本原因。

除上述几个墓葬群人骨材料比较全面外，还有哈密焉不拉克墓葬群人骨材料比较全面，但由于其人骨材料中有多例反映是死于砍杀；又如尼雅遗址发掘中的人骨材料和楼兰平台墓地的人骨材料以及罗布淖尔东汉墓人骨材料、帕米尓高原古墓有土葬与火墓及殉葬墓人骨材料相混，同样难以反映原貌，考虑到回避人为因素的问题，故此本文未采用。另外，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1989年清理简报显示⁽⁷⁶⁾，在M2发现一死于难产孕妇和一具赤裸的婴儿干尸，亦可证明育龄妇女死于难产的例证。

总之，从以上各墓葬群人骨材料所反映的问题看，多有婴幼儿高死亡率和成年男女中男多女少的问题。而且，这种成年男女中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是由育龄妇女15-35岁的大量死亡造成的。同时，从文献的记载看，先有《汉书·西域传》记载：“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的大宛国，又有着如《梁书》卷54《诸夷传》“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土地温暖，多山川树木，有五谷。国人以麨及羊肉为粮。少女子，兄弟共妻”的现象，正好亦从文献的角度说明了西域地区存在着女少男多性比例失调问题。至于《梁书》中所记载的此“滑国”即是南北朝及隋元时期的“哒”国。关于哒国的情况，《魏书·哒传》亦记载：“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马许水南二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余，多寺塔，皆饰以金。风俗与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角焉。衣服类加以缨络，头皆剪发。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另外，《周书·哒传》亦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而如前所述，由于西域地区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极度缺乏，必然造成育龄妇女流产、难产、死胎、胎儿畸形等高比率。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恶劣的地理环境和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等生命元素的缺乏，是造成当时育龄妇女的大量死亡现象和正常人群大量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关于汉晋时期西域地区正常人群大量疾病现象的发生，可以参见现当代新疆地区，尤其是南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数十年来的疾病调查报告，大致可推测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妊高症多发：妊高症是产科的常见病，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妊高症已成为仅次于产后出血孕产妇死亡的第二重要原因。新疆克州医院在1993年元月至1997年12月共收住院的维族，柯族、汉族产妇共6170例，其中柯族370例，维族4820例，汉族产妇980例。从疾病人数与克州各民族的所占比例的统计资料看，在克州地区柯族、维族妊高症发病率远远高于汉族，其中柯族占首位，为3.24%，维族次之为1.91%，汉族仅占0.61%。⁽⁷⁷⁾这个结果，与整个西北地区对孕产妇死亡主因的顺位排序发现造成孕产妇首位原因是产后出血、其次是妊高症的结果一致⁽⁷⁸⁾。

（二）碘缺乏病多发：从新疆碘缺乏病分布特征看，碘缺乏病的流行与地质地理有密切的关系。凡位于第三纪红层附近，或由第三纪红粘土形成的土壤地带，均为非病区或轻病区；而位于白云岩或结晶岩形成的土壤地带则为重病区，有粘液性水肿克汀病的流行；土壤中有红色粘土夹层的地带为中病区。由第三纪红粘土形成的土壤平均含碘量134.4ug／kg，白云石或结晶岩形成的土壤含碘量为32.0ug/kg，后者明显缺碘。调查的结果显示，新疆碘缺乏病的重病区主要集中在南疆，而南疆又主要集中在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的个别县⁽⁷⁹⁾。甲功低下的妇女，甲状腺肿大，会造成死胎、流产、死产、新生儿甲低、矮小、智力低下、聋哑、痉挛性瘫痪和畸形、失明等一系列问题。医学调查显示，碘严重缺乏区妇女的流产、死胎发生率为43.2‰，畸胎的发生率高达8.6‰⁽⁸⁰⁾。

（三）恶性肿瘤多发：1963年5月至1993年5月期间，解放军第12医院病理科共收治新疆南疆喀什地区肿瘤病人19153例，其中恶性肿瘤2308例，男性占52.82%，女性占47.18%，男女之比1.12∶1；恶性肿瘤患者年龄，男性平均46.5岁，女性44岁；男性以胃癌为第一位，女性以宫颈癌为第一位⁽⁸¹⁾。以医学调查的结果显示，新疆喀什维汉两族分别检出率分别是12.8%，3.6%；维族男女4∶1，汉族3.4∶1；发病年龄维族55岁，汉族58岁；发病高峰维族以51—60岁居多；汉族以61—70岁居多。维族胃癌以农民居多占90.3%，汉族仅41.3%。结论反映维族好发胃癌，发病高峰年龄较汉族提前⁽⁸²⁾。另外，宫颈癌也是新疆喀什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死亡率占喀什肿瘤的第三位，特别是维族宫颈癌死亡率居全国之首。通过对442例调查统计的结果：维族该病最小患病为19岁，年龄最大的75岁，平均为42.75岁。较当地汉族提前7.5岁。⁽⁸³⁾

四：麻风病等皮肤疾病多发：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南疆地区还是新疆地区麻风病、头癣、包虫病、内脏利什曼和爱滋病最主要流行区。新疆麻风病以其主要分布区看，塔里木盆地周围和昆仑山边缘地区是病人最多地区。通过回顾1952—2004年麻风病的防治资料显示，新疆累计发现麻风病人3973例：其中男性2762例，女性1211例；民族构成是：维族3547例，汉族367例，其它民族58例；地区构成是：和田地区2455例，喀什地区784例，阿克苏217例，巴州129例，其他地区388例。结论是现代麻风病在局部地区仍呈低流行状态⁽⁸⁴⁾。关于这一点，文献记载中亦有异证。如据梁·释僧祐《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第一》记载：其母龟兹人，婚前“体有赤?，法生智子，诸国娉之，并不行”⁽⁸⁵⁾许慎《说文解字》释“□”为“中黑也”；《康熙字典》引《正韻》释之“黑痕”；而以此看鸠摩罗什母亲身体上的“赤□”，当为红里泛黑的痣，是否为肿瘤或麻风病征等，今天虽已无法考证，但无可辨析的是，当属一种疾病体征，颇类于现代皮肤病中的“花斑癣”；现代医学介绍“花斑癣”的症状为：初起皮肤出现豌豆到蚕豆大小的斑点，色淡红，或赤紫，或棕黄、或淡褐，尤多见于缺水地区不常洗澡者。⁽⁸⁶⁾但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新疆头癣的发病率为17%以及南疆疏附三角洲地区还是内脏利什曼病、包虫病和现代还是新疆爱滋病最严重的疫区的情况看，⁽⁸⁷⁾；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疾病状况是不容乐观的。

由上述所言及今新疆南疆地区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状况及众多流行性恶性疾病的传播特点看，我甚至以为西域地区之所以长期盛行以独善其身、苦练苦修为特征的小乘教，或与极度干燥的环境下、信众为防止麻风病及其它皮肤病等恶性流行性疾病和从生理上解决人口性别失调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医学调查证明：麻风病、头癣、包虫病、内脏利什曼病的传播，即可通过减少接触来达到隔绝传染的目的。如：麻风病作为世界三大恶性传染病（结核、梅毒、麻风），是由麻风杆菌感染的、以侵蚀皮肤、淋巴腺、骨髓、粘膜组织和周围神经为主要特点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它主要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50年代全球麻风病患者有300～500万之多。据调查，50年代初，我国流行较多的地区在沿海、中南、西南地区和西北新疆地区，病人有40万左右，个别乡镇麻风病占总人口的1%以上。传染途径是接触性传染⁽⁸⁸⁾。而从麻风病的传播特点看，小乘教的独善其身、苦练苦修的特征实有利于阻止该病的传播。关于这一点，亦可从20世纪初在新疆尼雅尼雅遗址出土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所言“按照解脱戒守戒如下：饮食要知道节制，住房和座位要选隐蔽之处，专心致志达到脱凡超俗的心境。这是诸佛的教诲”。对僧众的要求来印证之；同时，该残卷所反映的内容与曹魏正元年间安息僧人昙无谛在洛阳译出的《昙无德羯磨》1卷一样，同属于小乘教之一的法藏部传本；而法藏部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小乘教之一⁽⁸⁹⁾。其次，佛教僧尼戒律中皆以戒淫为首；小乘戒律中戒淫的要求尤为严格，不仅禁止僧尼与异性有交合、“染心相触”及其他的亲密行为，而且禁止僧尼独自手淫⁽⁹⁰⁾。由此看来，汉晋时期西域地区成年男女中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无疑为小乘教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最后，据沙漠工作者的研究，历史上塔里木盆地东部及南部地区发生土壤沙漠化的时间主要在公元3—5世纪、公元7—9世纪和公元15世纪以后⁽⁹¹⁾；而从西域佛教的发展史的情况看，前两个时期基本上是小乘教非常繁盛的时期，由此或不难看出恶劣的地理环境与人类信仰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

总之，从以上先秦至汉晋时期众多墓葬人骨材料所反映的婴幼儿高死亡率和成年男女中育龄妇女高死率问题，与现代医学调查和研究的南疆地区多恶性肿瘤、麻风病的情况以及南疆碘缺乏病、锌缺乏病与麻风病、头癣等流行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的情况看，必然与南疆地理闭塞，气候温暖而干燥、多风多沙和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等生命元素的极度缺乏密切相关。而且，从更新世晚期即2500年以来，南疆地区的气候、地理和所居民族没有大的变化，所以，今天医学所调查的疾病状况，除爱滋病的流行之外，大致可与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情况相吻合。而这种疾病状况的流行，必然影响到汉晋时期当地少数民族佛教信仰的特点。

（五）汉晋时期西域的疾病状况与佛教传播的特点及其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众所周知，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虽然，它产生于印度，但其却对自汉晋以来的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关于佛教传入古代中国的时间，自清代以来至近现代时期大致有六种说法：如清代学者俞樾等持“周世佛法已来”说，认为佛教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传入；民国时期的学者马元材等持“秦朝”说；曾写第一本《中国佛教史》的蒋维乔（1876—1958年），提出佛教传入“汉武说”，认为“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现当代史学大师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家持“西汉末年”说；当代学者方立天等学者持“两汉之际”说；任继愈、严北溟等学者持“东汉初年”说。凡此种种，均来自于传世文献中不同说法的记载。然而，要谈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实应探讨佛教翻译之源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暂时撇开佛教何时传入中原王朝的时间不谈，单论佛教传入西域地区，实有助于解开佛教何时传入中原王朝的时间之谜。而以本文前引之近年学术研究的情况看，即有多篇文章论及此事。如才吾加甫认为佛教应是公元前87年经克什米亚传入于阗的⁽⁹²⁾；尚永琪以3—6世纪应是佛教的传播期⁽⁹³⁾；李尚全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石窟创建于东汉时期，则佛教传入西域定在秦始皇时代⁽⁹⁴⁾；而季羡林先生《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一文，虽在论文提要中未明言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但他是以“鸠摩罗什前”来确定龟兹佛教已进入前期鼎盛期的，那么，即暗示佛教当远在鸠摩罗什前就早已传入西域⁽⁹⁵⁾；而且，他还注意到龟兹佛教传播中“最初译为汉文的一些佛教术语，是通过吐火罗文的

媒介，这个事实虽然是铁证如山，可是时间和过程,至今仍然是隐而不彰。我们只能推测，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龟兹和焉耆曾起过中介作用（另外还有一条由大夏、大月支直达中国的道路），吐火罗文曾被使用来翻译佛经，否则就无法解释那些汉文初期佛教术语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他认为：“龟兹白氏王朝从公元1世纪一直统治到8世纪末，长达700多年之久。这个王朝是崇信三宝的。佛教进入龟兹，很可能是从宫廷开始的。最晚在公元1世纪中，佛教已经在龟兹（可能也有焉耆）开始发挥作用了。⁽⁹⁶⁾”季羡林先生以佛教翻译的中介文字入手，来探讨佛教传入中原时间的办法无疑是真知灼见！同时，季羡林先生还注意到西域在鸠摩罗什前的兴盛期即有着相当重要的“比丘尼问题”，并以为“龟兹、焉耆地区……比丘尼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人数也十分可观。其中原因，我现在还没有满意的解释。是否与民族性以及民族风习有关?我不敢说”。以季羡林先生所认为的“最初译为汉文的一些佛教术语，是通过吐火罗文的媒介”观点所联想到的：如上所述，我以为无论是西域小乘佛教的长久兴盛问题，还是比丘尼较多问题，实际上都与西域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和疾病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佛教对西域的这种适应，不仅仅影响了西域当地佛教传播的特点，而且也通过以西域当地文字为中介的向汉地传播的佛教经典的内容与翻译，也最终影响到了汉晋初期中原佛教的传播特点。这些影响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考古发掘的西域地区出土文献所反映的情况看，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佛教传播已出现俗化的迹象。

要谈论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佛教传播已出现俗化迹象的问题，就需先涉及西域的语言问题。关于西域地区诸国的语言问题，历代史家多有关注：如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记载：“晋武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竺法）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遂大齎胡本，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写为晋文……凡一百四十九部”⁽⁹⁷⁾。又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亦有“屈支国（即龟兹、库车）……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的记载。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2记载：“瞿萨旦那国（按：即古于阗国）……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现代著名佛学家吕征先生的《佛典泛论》亦认为：佛教传入西域后，一方面既有梵本存在，又有着各种文字、诸如龟兹、于阗、窣利、回鹘、突厥等五种胡本⁽⁹⁸⁾。而其中佉卢文是其中之一、与古印度梵文关系最密切的一种语言。如20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掘得佉卢文《法集要颂经》残片，其内容是小乘教一切有部中最基本的入门书，即是一切有部僧人为在犍陀罗地区传教而采纳的佉卢文文本⁽⁹⁹⁾；又如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并为《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一书所收录的从尼雅遗址出土的第511号佉卢文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文书即是鄯善国与浴佛活动有关的祈祷词。从该出土文献的内容看，实际上说明佛教在西域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就满足当地信众的生活化的愿望和企求，而对佛教的祷文做了适当的通俗化改动。从这一角度，夏雷鸣先生《从“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国的嬗变》一文中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¹⁰⁰⁾。据前述，西域地区存在着干旱、少雨、炎热，和性比例失调、麻风病、恶性肿瘤、头癣等一系列疾病问题。所以，佛教在传播中通过修改斋祷文的办法，无疑可以事半功倍达到宣讲佛教、吸引民众信仰的目的。第511号佉卢文书称：

“无论何人为Ganottama佛浴身，便会变得目洁眼明，手足肌肤洁白细嫩，容貌美观。无论何人为Ganottama佛浴身，便不会长脓肿，生疙瘩，结节症（？）或疥癣。彼体洁白芬芳。无论何人为Ganottama佛浴身，便会变得目大眼明，手足肌肤色呈金黄，容貌焕发，并解脱（？）。在浴佛中，奉供系最好最美之献礼。在有关浴佛之各种工作中，奉供系实际行动之范例。荣誉属于乐于为人类行善之诸Jlnas，诸如来及至高无上之真理之启示。荣誉属于那些独居苦修之诸佛及觅地独自修禅寂止、乐于独居山洞之诸辟支佛，彼等献身于彼等自己之行愿，乐于自制，乐于行善。那些在Jina降临之时刻为彼等所喜爱之诸弟子亦应受人尊敬，其中来自陈如家族者为最早之弟子，来自须跋陀家族者好最后之弟子。当Ganas之最高国王、长老及中小和尚尚未到达之时，让那些作奉供之人享受其应得之酬报；当彼等到达时，让彼等永生得到教化。让那些云集于佛会，在Jamdaka浴佛中沐浴，尊敬和热爱彼等教师之和尚忠于现有之职责，心地纯洁，解脱恶念。在此次浴佛中，让那些供物以消除污秽，供油以敷抹佛身以及为佛干洗之人，皆能解脱恶念和罪孽。余献身于伽兰，献身于如来之佛法及其最好之善行；由于污秽之消除，让彼等心地宁静，让彼等受到人类法律之保护。一切从地狱下超生于人间天堂之人，由于进入如来佛国之界土而解脱生死轮回。愿世间时刻祈祷丰食衣足，愿奉献之主帝释天增多雨水；愿五谷丰登，王道昌盛。愿彼在诸神之佛法下永生。⁽¹⁰¹⁾”

如前所述，西域地区是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严重缺乏区，不仅是多种恶性肿瘤和妇女妊高症的高发区，而且还是麻风病、头癣、包虫病、内脏利什曼和碘缺乏病等最主要流行区。大量医学实验和调查结果显示：碘严重缺乏区妇女的流产、死胎发生率为43.2‰，畸胎的发生率高达8.6‰⁽¹⁰²⁾。甲功低下的妇女，甲状腺肿大，会造成死胎、流产、死产、新生儿甲低、矮小、智力低下、聋哑、痉挛性瘫痪和畸形、失明等一系列问题。同时，由于土壤缺锌，会造成食物链和人体缺锌，以致痴呆、肿瘤、低智力、皮肤病等疾病的流行。如加上前文所引1901年斯坦因在尼雅河下游以北处发现文书中有晋武帝太始五年（公元269年）的年号，文书中常记“对当地官吏士卒减少口粮的命令。有当地不能自给的困难”；最后文书的日期是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说明该城堡应在建兴十八年之后即被废弃。又位于罗布泊西北畔的古楼兰城，所出土的佉卢文书反映：约在四世纪时，出现了严重的用水紧张、口粮减少、种子不能入地、耕地面积缩小、粮价飞涨等一系列问题⁽¹⁰³⁾和《汉书·西域传》所记鄯善所处“地沙卤，少田”的恶劣环境看，第511号佉卢文书所反映“浴佛”祷文足以满足当地信众对生老病死和企求风调雨顺等各种心理需求；而同时从佉卢文书所书，亦可看出佛教在对西域民众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俗化迹象。

其次，西域汉晋时期佛教俗化的迹象，已经通过以西域各地语言为媒介的胡本佛经，影响到了汉晋时期佛教在中原传播过程中的祭祀活动。

以正史记载的情况看，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之子楚王刘英，应是正史所记载的最早信仰佛教教义、“学为浮屠斋戒”的华夏第一人。据《后汉书·光武十王传·楚王英传》记载：“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武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而据《后汉书》的记载，楚王刘英之所以“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在于明帝时期（58—75年）曾“遣使天竺问佛道法”。《后汉书·西域传·天竺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以致到东汉桓帝时期（公元147—167年），因为“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关于东汉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之史实，可参照《后汉书·襄楷传》，其文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从《后汉书·楚王英传》、《后汉书·西域传·天竺传》和《后汉书·襄楷传》记载的相关史实看，至少有两层含义是十分清楚的：一是无论东汉初年的楚王英，还是东汉后期的桓帝刘志，都以“浮图”（佛教）和黄老之术作为养生修道的神仙方术；二是从东汉明帝时期（58—75）到公元166年襄楷上书汉桓帝时期，汉传佛教一直没有获得独立的祭祀地位，而是作为道教的附庸存在着。因此，佛教在这一时期之所以为皇帝及达官贵人所接受，就在于“浮图斋戒”能够和黄老之术一样，给信仰者带来养生求仙等功利方面的期望，以致到东汉末年袁宏奉汉献帝之命、修撰《汉纪》之时，也以为佛教与黄老之术一样，属于方术一类。其言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善恶皆有报应，故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在袁宏的眼里，佛教不仅“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而且修佛之人可以“变化无方，无所不入”。同为东汉末年人牟融《牟子理惑论》第二十章中也说：佛可“飞行虚空，身有日光”；佛能“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园能方”，“蹈火不烧，履刃不伤”，“欲行则飞，坐则扬光”等；如果再加上（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所记载东汉桓帝时“安息国沙门”安世高“博学多识，综贯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观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的神通。又（梁）慧皎《高僧传》亦记载安世高通晓“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汉末三国时期康僧会“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谶，多所综涉。”昙柯迦罗“善学四韦陀，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以及其后外来佛僧求那拔陀罗具有“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等诸多通神本领。那佛教俨然就同修炼成神、医治百病、白日飞升的神仙方士道术一样神奇了。这就无怪乎汉晋时期的封建皇帝和达官贵人会对之深信不疑了！

再次，西域汉晋时期佛教俗化的迹象，已经通过以西域各地语言为媒介的胡本佛经，影响到了汉晋时期佛教在中原传播过程中的佛经翻译活动。

从楚王英到之后汉桓帝宫中“黄老浮屠”并祠及其后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情况看，汉晋时期的佛教翻译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一）佛教在传入之初，许多专有名称、仪式和传播内容是仿效道教的，以致统治者误认其为神仙方术之一⁽¹⁰⁴⁾；关于这一点，史家多有论述，此不赘述。（二）印度佛教当中注重养生的经典，在汉晋时期的佛经翻译中得到重视，往往同部经中相关内容，一再被翻译与摘抄；这种作法，不仅成功地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关注，而且也为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其一，众所周知，中国历来都有医道同源之说。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黄老之术。它不仅有着丰富的古代社会哲学思想，而且其内容也多涉及中医中药学、生命科学和原始化学等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黄老之术的精随所在就是它的养生术，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为最高境界，讲究的是今生今世的修练。从先秦到两汉时期，这种的养生思想随着道教教义思想的发展而逐渐走向系统化，提出了“重人贵生”、“天人合一”、“我命在我”、“形神相依”和“众术合修”等一系列命题，从而为道教养生术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¹⁰⁵⁾。从大量考古发现的先秦、秦汉时期的地下出土文献所反映的情况看，无论是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中与求福去疾有关的卜筮⁽¹⁰⁶⁾、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中与医药和行气相关的功法⁽¹⁰⁷⁾、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中与导引术等有关的《脉书》和《引书》⁽¹⁰⁸⁾、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中的医病方⁽¹⁰⁹⁾，还是涵盖服食、行气、导引、按摩、房中术、胎教、禁咒、针炙、病方和疗病方等诸多内容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竹简和帛书⁽¹¹⁰⁾，也都可以证实在先秦、秦汉时期确实存在着大量而精深的属于道家养生学说与实践的宝贵资料。而由以上范晔《后汉书》、袁宏《汉纪》等典籍所记载的史实看，从东汉初年开始到汉晋时期，佛教和黄老之术一直是封建皇帝及达官贵人共同信仰与斋戒的对象，可见其也必有与黄老之术相媲美之养生与医疗思想存在。如：小乘佛教讲求独善其身，其教理主要是从戒、定、慧三方面来阐述，戒、定、慧三者是循序渐进的修练过程；三学当中的戒、定两学，属于道德修养范畴；而慧学所涉及的是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佛教的目的在于拔苦得乐，寻求解脱。小乘认为要实现理想，非出家过禁欲生活不可；如戒学，是指信徒应遵守的戒规，用以防非止恶，其中沐浴之法、说戒犍度、自恣犍度、药犍度、止持戒等对的种种规定，都可以很好地调节信徒的身心状态。如五戒当中的“不邪淫”，是禁止夫妇之外的淫欲，有助于家庭伦理及家庭的和睦⁽¹¹¹⁾。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众多妃嫔。正如前引《后汉书·襄楷传》称汉桓帝后宫“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一样，封建皇帝和达官贵人如能不邪淫，则有利于保持良好的身体。小乘定学，讲求人心如何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东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称：“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安般守意旨在藉由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等六妙门来求得禅定，”其目的在于调和信徒的呼吸和训练心意的专注，这与“道教借由导引吐纳、清净无为等法”术来修练成仙，有着共通之处⁽¹¹²⁾。其养生作用是让信徒忘却喜、乐、哀、怨，进而获得寂静美妙的心理感受和更高尚的身心状况，其养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汉传密教中的杂密，早在汉末三国时期即已传入中国，留下了许多的经典咒禁⁽¹¹³⁾。如关于尸梨蜜多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长于咒术。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13《尸梨蜜传》记载：“尸梨蜜，西域人也……西晋永嘉中始到……俄而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变，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其哀乐废兴，皆此类也。”其《传》又称:“蜜善持咒术，所向皆验。初江东未有咒法，蜜译出《孔雀王经》，明诸神咒，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他翻译的《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又名《药师琉璃光经》、《灌顶经》）。信仰的主尊是药师佛，又名药师如来、大医王佛等。该经咒的最大特点在于密切关注现实人生所遇到的诸如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同时称尊崇此佛，可以满足信徒渴望长生、财富、权势、来世和宗嗣方面的需求，从而具有极强的吸引力⁽¹¹⁴⁾。如密教中的延命法在属于息灾、增益、敬爱、调伏、钩召、延命六法之二，是极为重要的二套佛教修法⁽¹¹⁵⁾。修佛之法希望众生具有无诸病苦、增益寿命的身心，使贪、瞋、痴三毒逐渐减少微薄，除去一切罪业，最终圆满成佛⁽¹¹⁶⁾。

咒语，作为起初用来招神驱鬼的源自远古时期的巫术，是当时人以为可与鬼神相通的语言。而佛教将咒禁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广泛地应用于佛教医学中，亦正是佛教俗化的证明之一。佛教《医方明》认为：“病起因缘有六：一四大不顺故病，二饮食不节故病，三坐禅不调故病，四鬼神得便，五魔所为，六业起故。”患者在病中，肉体和精神都倍受折磨，而咒禁疗法则能起到心理上的暗示作用，可以排遣患者在精神和心理上的焦虑与恐慌心理，从而达到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的目的。由于从先秦、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盛行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和谶纬天定之风，所以，佛教中以心理暗示为手段的咒禁疗法，便得以被汉晋时期的信众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了。同时，由于尸梨蜜来自于汉晋时期的佛教再传的圣地—西域，其《孔雀王经》、《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及咒术也应是流行于西域佛经和法术；而这些佛经和法术在西域的流行和逐渐被介绍到汉地，亦可从侧面证实西域佛教俗化的迹象和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其二，而由以上范晔《后汉书》、袁宏《汉纪》等典籍所记载的史实看，汉晋时期佛教和黄老之术一直是封建皇帝及达官贵人共同信仰与斋戒的对象，可见其也必有与黄老之术相媲美之养生与医疗思想存在。而从对《大藏经》佛教经典中有关养生与医疗思想方面内容的统计情况看，有大量的佛经涉及佛教中所蕴含着的大量的有关医药方面的内容。如：佛经中专论医理或涉及医理的经书有400多部；在《大藏秘要》第1-5卷中，有着大量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疗病的方法：如《药师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安般守意经》、《佛说佛医经》、《佛说胞胎经》、《佛说佛治身经》、《佛说活意经》、《佛咒时气病经》、《佛悦咒齿经》、《佛说咒目经》、《治禅病秘要经》、《佛说疗痔病经》、《金刚药叉嗔怒王息灾大威神验念诵仪轨》、《大药叉女欢喜母并爱子成就法》、《延寿经》、《佛说医喻经》、《耆婆脉经》、《耆婆五脏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等⁽¹¹⁷⁾。在《大藏经》涉及养生方面的400多部经文中，有《药师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安般守意经》、《佛说佛医经》、《胞胎经》、《佛说佛治身经》、《佛说医喻经》、《耆婆脉经》等早在魏晋时期即已传入中国。其中的《药师经》、《佛咒时气病经》、《佛悦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止女人患血至困陀罗尼》、《治百病诸毒陀罗尼》、《观音菩萨说除一切眼痛陀罗尼》等经是属于密宗的经典。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记载：在东汉桓帝时期，“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所翻译的34部、凡四十卷佛经中，即有《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转法轮经》等涉及佛教的养生思想。曹魏时期，有密宗已传入迹象，如《微密持经》、《佛从上行三十偈》等即由“天竺沙门康僧会”译出。而《耆婆脉经》、《耆婆五脏论》、《胞胎经》、《四妇喻经》、《鹿母经》等，在西晋武帝时期，即由“沙门竺法护到西域得胡本还，自太始中至怀帝永嘉二年以前所译出。”至于《禅要秘密治病经》等则于“宋元孝建二年于竹园寺译出”。然僧佑又言：《禅要秘密治病经》由“伪河西王从弟沮渠安阳侯京都译出”，以沮渠安阳侯乃高昌人士而言，此经必来自西域高昌，且应是在西域地区流行已久的胡本经书。此外，（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还大量记载了汉晋时期“虽缺译人，悉是全典”的佛经之名，其中就有《福经》、《无病第一利经》、《人民疾疫受三归经》、《九伤经》、《毒草喻经》、《咒毒》、《咒龋齿》、《咒牙痛》、《咒眼痛》、《药经》、《造浴室法经》、《婆罗门避死经》等涉及养生治病思想的佛经之名。对于这些经文，僧佑以为：“将是汉魏时来，岁久录亡；抑亦秦凉宣梵，成文屈止；或晋宋近出，忽而未详。译人之缺，殆由斯欤”。可见，许多以西域语言为媒介的胡本佛经中，即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医药方面的养生治病思想，而且很快通过来自西域地区的僧侣之手迅速传入汉地；同时，从另一角度看，汉晋时期的佛教经典翻译与传播，不仅与僧人对来自印度佛经的好恶取舍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着所谓“有译乃传，无译则隐”⁽¹¹⁸⁾的倾向；而且从对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1-2中针对萧梁时期存世佛经的统计看，汉晋时期以来所翻译的佛经，不仅多是节录的抄本。而且1卷本的佛经占汉晋时期至萧梁时期存世本佛经70%左右。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至少九个译本，见于传世文献的最早本子是晋末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大般若经有六百卷，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过260个字⁽¹¹⁹⁾。此外还有北魏菩提流支、陈朝真谛、隋朝笈多、唐朝玄奘等；古来持诵此经者极多，历代有关持诵此经的灵异效验、消灾除厄、祛病延寿更是屡见于书⁽¹²⁰⁾。而正因为如此汉晋时期这种一鳞半爪式的佛法，根本无法满足华夏僧众追求至真佛法的要求，所以，为了达到求真问实、修炼真正佛法的目的，汉地佛僧从公元3世纪起，西行取经者达到络绎不绝的程度。如曹魏时期甘露五年到于阗取经的朱士行（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西晋武帝时期到西域取经的法护和东晋时期到印度取经的法显等，都是很好的例证。朱士行首开西行求法之举，而法护则是第一位有去有回的西行汉僧，其年代早于鸠摩罗什百余年，从而开启了中外僧侣共同翻译佛法的端倪⁽¹²¹⁾。

综上所述，由于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地区地理环境恶劣，造成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等生命元素的缺乏，进而造成了西域佛教兴盛区比较严重的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和许多恶性疾病的肆虐流行，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形势下，佛教传播者为了更好的传播佛教思想，有意识使佛教义理走向俗化。而同时在此过程中，也正是佛教逐步向中原传播的过程，故此，反映在汉晋时期中原佛教义理的翻译过程中，许多经典佛经中有关医疗、养生方面的内容被一次又一次翻译，不仅吸引了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封建达官贵人的注意，逐步吸引了广大百姓的眼光，而且，也引发了魏晋以后汉地僧侣屡次西天取经的活动，从而为最终开启佛教在中土迅速传播的大门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拙文为国家社科“十五”规划资助项目《秦汉魏晋南北朝人口性比例专题研究》中系列性研究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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