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北民族的“吐蕃化”及其对藏族形成的作用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　杨铭

“吐蕃化”这一命题最早是由汤开建、马明达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五代、宋初的河陇汉民族“吐蕃化”是当时河西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而周伟洲认为不光是河陇汉民族的“吐蕃化”，隋唐时期整个西北民族都有一个“吐蕃化”的趋势。他提出当时整个西北民族的融合有三个趋势：汉化、吐蕃化、回鹘化，其中以汉化为主，吐蕃化、回鹘化也很突出。后来李智君也讨论了这一命题，他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吐蕃的进入使河陇语言地图发生了变化，由于大量的吐蕃移民生活在汉人社会之中而进入一个“蕃化”时期,即汉语有向吐蕃语言转化的趋向；不仅汉人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也不例外。

本文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从融入吐蕃的西北民族的王公贵族与普通民众入手，分析西北民族“吐蕃化”的具体历程，以揭示这一历程对唐代吐蕃族源多样性的影响，以及对日后藏族形成所产生的作用。

一、西北各族王公贵族的“吐蕃化”

唐朝初年，青藏高原上分布着众多的民族或部族，有：吐蕃、羊同、苏毗、白兰、多弥、党项、吐谷浑等。唐初道宣撰《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说：从青海湖出发，“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¹⁾。可见唐朝初年的羊同、苏毗、白兰、多弥尚未被吐蕃征服，是相对独立于吐蕃之外的部族集团。但也正是从唐初开始，吐蕃统一了今西藏山南与拉萨河谷一带的部落，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并迅速向青藏高原的四周发展，开始了征服羊同、苏毗、白兰、多弥、党项、吐谷浑等族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吐蕃与西北各族在相互借鉴、吸取对方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同时，自然也就为促进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多样性增添了新的元素。同时，由于吐蕃与西北民族的密切交往，不少西北民族的王族、贵族以及大批的民众融合到吐蕃中来了。以下作具体分析：

（一）羊同的贵族

《唐会要》卷九九《大羊同国》记载：“贞观五年（631年）十二月，朝贡使至。十五年（641年），闻中国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慰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至隙地。”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唐初的羊同尚未被吐蕃征服，还能独立地派出使节来朝。

唐朝初年，松赞干布一面与羊同交兵征战，同时又与羊同王子联姻结好，嫁赞蒙赛玛噶给羊同王李迷夏（Lig myi rhya）为妃，试图以和亲为手段达到互不侵犯之目的。后来羊同被吐蕃所征服，源出于羊同贵族的“没庐氏”（vbro）与“琼保氏”（khyung po）由于羊同与吐蕃王室的联姻，成为吐蕃王朝的权贵之一。《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中唐时期的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婢婢，姓没庐，名赞心牙，羊同国人，世为吐蕃贵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羊同没庐氏与琼保氏加盟吐蕃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松赞干布时期。《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对众臣逐一颁布任命：吐蕃之奎本（kho dpon）为噶尔·东赞域松，象雄之奎本为琼波·苯松孜（khyung po pun zung tse），苏毗之奎本为霍尔恰秀仁波，齐布之奎本为韦桑贝来，通颊之奎本为久若结岑扬恭等。⁽²⁾《贤者喜宴》说：“上藏下藏（gtsan stod gtsan smad）为没庐氏（vbro）、琼波氏（khyung po）之地。……上下茹拉（ru la stod smad）之茹本（ru dpon），是没庐氏·杰岑桑格（vbro rgyal mtshan seng ge）及琼波·玉素普（khyung po gyur zur phud）”。⁽³⁾除了担任茹拉的军事长官以外，没庐氏还是当时吐蕃最高军政长官“三尚四论”之一。⁽⁴⁾

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芒赞执政之时（650—676在位）所娶的王妃赤玛勒，《贤者喜宴》记为“没庐氏·赤隆”（vbro bzav khri long），汉文作“没庐氏”或“可敦”，⁽⁵⁾她以出色的政治才能辅佐朝政,影响了赤都松（676—704在位）与赤德祖赞（704—754在位）两代赞普的政治生涯,为吐蕃政治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从公元700年到公元712年，记载了赤玛类（勒）13年中的重大活动,包括其驻地及主持会议的情况等，此后一直延续到她薨逝为止。⁽⁶⁾

此后，吐蕃进入赤都松之子赤德祖赞时代，其三大臣之一就出自没庐氏。《贤者喜宴》说：赤德祖赞“于阳铁龙年生于丹嘎宫，其妃为南诏女赤尊，贝·杰桑东赞、琳·杰斯秀丁及没庐·邱桑俄玛（vbro chu bzang vod ma）三人为大臣”⁽⁷⁾。《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79条记载：“及至龙年（玄宗开元十六年，戊辰，728）夏，赞普驻于‘高盖包冈湖’上，后，还至蕃地。……冬，（赞普）驻于札玛牙帐，韦·达札恭禄获罪谴，任命没庐·穷桑倭儿芒为大论。”⁽⁸⁾以上，“没庐·邱桑俄玛”与“没庐·穷桑倭儿芒”即为一人。

公元755到797年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执政时期，他的一位王妃就出自没庐氏,名字叫“赤嘉姆尊”（vbro bzav khri rgyal mo btsun）。没庐妃赤嘉姆尊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研修禅学,并且参加了吐蕃佛教史上著名的渐悟派与顿悟派之争。桑耶寺建成后,她资助汉族工匠铸造铜钟捐献寺院，传世的“桑耶寺钟”即为其所献⁽⁹⁾。后来，赤嘉姆尊出家为尼，赐名“绛求洁赞”（byang chub rje mtshan），《贤者喜宴》称其业绩还有：“建造了格吉寺（dge rgyas kyi gtsug lag khang）无量光佛之九眷属佛像。”⁽¹⁰⁾

赤松德赞之后，吐蕃赞普继续娶没庐氏为妃。《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表”记载：“赤松德赞与蔡邦妃玛甲东噶所生之子牟尼赞与岱松赞。牟尼赞无子嗣绝。岱松赞（798—815年在位）与没庐妃拉杰芒木杰（vbro za lha rgyal mang mo rjer）所生之子赤祖岱赞与吾东木赞……”⁽¹¹⁾由于没庐氏代为王妃，所以在吐蕃王朝中没庐氏号称国戚，大权在握，在大约是赤德松赞在位末期（815年）写成的《噶琼多吉英寺崇佛誓约》的署名中，就能看出端倪。其署名方式划分了若干等级，最靠前的是“王妃姐妹发誓者”，其中有“王妃没庐氏·赤穆莱”（jo mo vbro bzav khri mo legs），此人即《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表”所记之“没庐妃拉杰芒木杰”，只是两种文献对于其名拼写不同而已。

处于“崇佛誓约”署名第二层次的是“宰相同平章事”列官，其中位居首席的是“大论尚没庐·赤苏热莫夏”（blon chen po zhang vbro khri gju ram shags），他在先王赤松德赞时期就已经是“九大尚论”之一，也就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所载的“宰相世系”中倒数第四位的“没庐·赤苏若木夏”（vbro khri gzu ram shags），地位仅次于两位僧相勃阑伽云丹及娘丁增。⁽¹²⁾由此可见，原属羊同的没庐氏与吐蕃王室的联姻或高居相位的现象，贯穿了吐蕃王朝的始终，而最后也就磨灭了自身民族的特征成为了吐蕃的一员。

（二）苏毗的王族

苏毗是很早以来就活动于西域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南疆出土的隋唐之前的佉卢文书称苏毗为supiya，敦煌、南疆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作sum po或sum pa，由于古汉语没有读sum的字，故汉文文献译作“苏毗”或“孙波”。⁽¹³⁾被吐蕃征服之前，苏毗是青藏高原上众多小邦之一。《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内记：“在各个小邦境内，遍布一个个堡塞，任小邦之王与小邦家臣者其历史如下：……苏毗之雅松之地，以末计芒茹帝为王，其家臣为‘朗’（hang或lang）与‘甘’（kam）二氏。”⁽¹⁴⁾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记载，囊日松赞征服苏毗之后，到松赞干布登基之初,羊同与苏毗旧部趁机发动叛乱，“赞普世系”说：“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羊同、犏牛苏毗……等公开叛变”。但这次苏毗的叛变并没有成功，不久，苏毗很快复被吐蕃收复。此后，吐蕃历代赞普对归附的原苏毗贵族予以重用，如写于公元815年的《噶琼多吉英寺崇佛誓约》记载，参与“崇佛誓约”的有“末氏·论没卢玛”（vbal blon vbro ma），立于公元823年的《唐蕃会盟碑》所载的“大蕃诸寮寀登坛者名位”之第四名为：“岸奔榼苏户属劫罗末论矩立藏名摩”（mngan pon khab so vo chog gi bla vbal blon klu bzang myes rma）。⁽¹⁵⁾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103条记载:“及至猪年（玄宗天宝六年，丁亥，公元747）夏，赞普驻于那玛，廓州一带出现唐人斥堠军兵。……冬季大会，于‘碴之寨卓’由大论穷桑，末·东则布、论莽布支、尚没陵赞等人召集议盟，牧场大料集之尾数扫清。登记农田……（下残）”.“末·东则布”就是出身于苏毗的王族成员。⁽¹⁶⁾后来大约在754—755年春夏之际，发生了末氏和朗氏弑杀赤德祖赞赞普的事件，对于此次事件的后续处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755年条记载到:“以兵力捕杀谋害父王之元凶……迁出末氏、朗氏之奴户，令二人偿命。”756年条:“清查末氏、朗氏财产之尾数。”⁽¹⁷⁾此事件在汉文文献中也有记载，《新唐书·苏毗传》曰：“天宝中，王没陵赞欲举国内附，为吐蕃所杀，子悉诺率首领奔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护送阙下，玄宗厚礼之。”有学者认为以上事件中，藏文史籍中的“末·东则布”就是汉籍中的“没陵赞”，⁽¹⁸⁾有待考证。但从823年的《唐蕃会盟碑》所载的“岸奔榼苏户属劫罗末论矩立藏名摩”来看，苏毗王族直到吐蕃王朝后期仍能在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

唐以后苏毗王族末氏的下落，在《安多政教史》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末氏之后代中，有三人分别名曰：本·洛卓桑、本波·宁巴、本波·措格阿，他们也就是本·洛卓桑、本波·宁巴拉贪和俄祖的先辈，俄祖为拉贪之子，拥有黄河与墨曲河汇合处附近的区域。”据日本学者山口瑞凤的研究，《安多政教史》中还有一些与末氏有关的地名，如“色末”（rTse-vbal）指色曲（rTse-chu）盆地，“色末村”（rTse-vbal gshung）因末氏家族留居而得名，这些地名分布在今青海省黄河南岸的同德附近。⁽¹⁹⁾

（三）多弥的贵族

隋代就有关于多弥的记载，《隋书·附国传》记：在附国东北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因其方位大致与上述多弥相近，“当迷”即为多弥。到了唐代，《新唐书·西域传》载：“多弥，亦西羌族，役属吐蕃，号难磨。滨犁牛河，土多黄金。”其中的“难磨”即古藏文文献中的nam“南部族”，而后来与吐蕃王室通婚和结盟的那囊氏（sna nam）即为nam的贵族之一。法国藏学家石泰安认为，那囊氏居住在西藏东北部的“朶甘思”（mdo khams），该家族在赤松德赞时代出了不少著名的大相。⁽²⁰⁾其实早在松赞干布时的“三尚四论”中就有“中部之那囊氏”，《贤者喜宴》说：“上部之没庐氏（vbro）、下部之琳氏（mchems）、中部之那囊氏（sna nam）及大臣贝（blon po bas），此即所谓三尚四论，彼等行使尚论及大臣职责。”⁽²¹⁾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记有赤松德赞（755—797在位）时，继恩兰·达札路恭为大论者，即那囊氏家族的“那囊·尚颊村拉囊。⁽²²⁾《贤者喜宴》记载此赞普在位时，“九大尚论”中有“那囊·墀松尼雅桑，因是佛法之经师，故为大尚论”。⁽²³⁾赤松德赞晚年于今拉萨河下游修建噶琼多吉英寺，颁布不准毁坏佛教和坚守三宝之诏令，并令属下人等盟誓。其誓文后列发誓官员名单中有：囊论（即内相）共18人，那囊氏占4人，即尚·那囊绮力思札结、尚·那囊结列格促、尚·那囊拉热见赞、尚·那囊年略；悉南纰波（相当于都护一职），共17人，内有那囊拉邦一人；王侯、将军、纰论伽罗笃波（大臣）共37人，内有尚·那囊赞札墀列布1人。⁽²⁴⁾

仅从以上情况看，多弥的那囊氏至少有4人以上任过吐蕃大论或大尚论，有众多的那囊氏成员担任各级官吏。由此可见，多弥的那囊氏对于吐蕃王朝的政权建设和军事征伐等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后来他们也被吐蕃完全融合了。

（四）白兰的贵族

早在东晋人范晔撰写的《华阳国志》“汶山郡”条下，就记载了汉代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及其与甘、青交界处，活动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其中，“白兰峒”就是后来所称的“白兰羌”，《周书·异域传》、《北史·白兰传》并言：“白兰者，羌之别种也。”称为“别种”，意味与羌族风俗相近，而语言或人种有别。《新唐书·党项传》曰：“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李绍明等认为，隋唐之际的白兰羌，位于今青海南部到四川西北之间，与《华阳国志》“汶山郡”条所载的“白兰峒”的地理分布相近。⁽²⁵⁾

敦煌所出的《岱噶玉园会盟寺愿文》中有藏文vBrom khong一词，就是唐代“弥不弄羌”或“白兰羌”的对音。其中，vBrom可对“弥不弄”即“白兰”，Khong对“羌”，这一点可以在保留许多古藏语特点的安多方言中找到例证。据研究，安多方言的复辅音发音有如下特点：当前加字v位于b前面的时候，这两个辅音都要发音，称作二合复辅音或三合复辅音。⁽²⁶⁾如此，vBrom就应读作mbrom，将其逐字音译成汉文就是“弥（m）不（b）弄（rom）”。⁽²⁷⁾

出自新疆的古藏文写本中，就有“仲·莽布支”（vbrom nang po rje）、“白兰部落”（vbrom gi sde）等称号。在大约是公元815年写成的吐蕃《噶琼多吉英寺崇佛誓约》中，于“王侯、将军人等署名”一栏的第七位读到了“仲氏论·结热卡孜”（vbrom blon rgyal bzher kha tsi），第十八位“仲氏论·噶古”（vbrom blon sga vgu），以及名次更靠后的“仲·色日当”（vbrom sa ri stong）、“仲·扬斯”（vbrom yang gzigs）等，显然这是出自“白兰”的几名贵族，已赫然位居吐蕃“王侯、将军”之列了。⁽²⁸⁾

根据藏文文献记载，出自“白兰”（vbrom）族的人，在唐以后被习惯译为“仲”（vbrom）氏，其代表人物有阿底峡的弟子、在宋仁宗时（1053年）建“热振寺”的仲·敦巴（vbrom ston pa）。⁽²⁹⁾这里，其族源绵延有千年以上的白兰人，在唐以后就完全是以吐蕃人的身份出现了。

二、西北各族“吐蕃化”对藏族形成的作用

（一）苏毗

“安史之乱”爆发后（755年），吐蕃先后占据了河陇及天山以南广大地区，于是征调包括苏毗在内各个茹的部落，分别驻守于今青海北部、河西走廊及南疆等地，时间长约百年之久。这样，有一批苏毗人分别迁驻于上述地区，这从敦煌发现的藏文卷子及新疆出土的吐蕃简牍中得到了证实。

P．T．1080《比丘尼为养女事诉状》:“往昔，兔年于蕃苏（bod sum）部落与吐谷浑（va zha）部落附近，多人饥寒交迫，行将待毙……”；P.T.1083《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亥年春，大论于陇州军帐会议上用印颁发之告牒：兹据唐人二部落使秉称:‘此前，沙州汉户女子每为蕃苏（bod sum）部落及个别尚论以婚配为名，抄掠而去，（实则）多沦为奴婢。凡已属赞普之子民均已向上峰呈报，不得随意抄掠。应如通颊之子女，不予别部婚配，而允于部落内部婚配。’”⁽³⁰⁾以上文书提到“蕃苏（bod sum）部落”、“沙州汉户女子每为蕃苏（bod sum）部落”抄掠等，反映出吐蕃统治时期苏毗部落曾经入住敦煌，因其已经高度“吐蕃化”而被称为“蕃苏”（bod sum）部落，说明他们当时处于统治者的地位⁽³¹⁾。

前面说过，苏毗的王族姓“末氏”（vbal），在出自敦煌的古藏文文献中就发现了有“末氏”（vbal）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任职的情况。P.T.1089号文书，被法国藏学家拉露女士称作《公元8世纪大蕃官吏诉请状》,它于公元9世纪20年代在敦煌被编成，其中提到有苏毗人“末·塔玛腊”（vbal dra ma legs）任沙州“节儿小官”（rtse rje chungu）兼“州内守备长”（dgra blon go cu rub）⁽³²⁾，这一记载与前引P．T．1080《比丘尼为养女事诉状》、P.T.1083《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提到沙州及其附近驻有“蕃苏”（bod sum）部落的情况可以互相印证，说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确实驻有出自苏毗的部落。

P.T.1089号文书中的一段文字，还记载了吐蕃凉州节度衙（mkhar tsan khrom）的情况，这个节度衙下属的几个千户中，就有吐蕃化的苏毗千户。约在公元9世纪20年代，这个节度衙内因官位之争，发生了各族官吏间的纠纷，对此，吐蕃当局曾进行过一些调整,经过调整后的各族千户官吏序列如下:“蕃苏（bod sum）之千户长，通颊与吐谷浑之千户长。……蕃苏（bod sum）之小千户长，……通颊与吐谷浑之小千户长。”⁽³³⁾可见在吐蕃凉州节度衙内，吐蕃化的苏毗人地位较高，通颊、吐谷浑次之，它反映出苏毗人在整个吐蕃统治体系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事实。这些藏文文书反映了苏毗部落被征调至河陇地区长期驻守，以后就留居于该地的情况。

到唐朝后期吐蕃政权行将崩溃之际,苏毗尚卷入吐蕃在河陇争斗的两大势力之中。《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赞普死，遣论赞热等来告，唐朝派李璟等前往吊祠。因吐蕃赞普无子，以妃綝氏之兄尚延力三岁的儿子乞离胡为赞普，大相结都那不服被杀。吐蕃别将尚恐热为落门川讨击使趁机起事，此人“姓末，名农力”，明显就是苏毗王族之后。尚恐热率万骑击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又与宰相尚与思罗战薄寒山。思罗败走松州，合苏毗、吐浑、羊同兵八万保洮河自守，恐热谓苏毗等曰：“宰相兄弟杀赞普，天神使我举义兵诛不道，尔属乃助逆背国耶？”苏毗等疑而不战，恐热麾轻骑涉河，擒思罗缢杀之，苏毗、吐浑等十万余众归附尚恐热。正因为尚恐热是苏毗贵胄，对苏毗旧部尚有较大的号召力，故能在与宰相尚与思罗的对决中使“苏毗等疑而不战”，擒思罗缢杀之。

此后苏毗的活动踪迹不显，与青藏高原上其它被吐蕃征服的民族或部落一样，逐渐成为了吐蕃民族的一部分，至今在青海一些地方还仍然保留有以“苏毗”命名的村落。⁽³⁴⁾

（二）党项

党项原系西羌部落之一，北周灭宕昌、邓至羌，其部兴起。隋开皇四年（584年），首领拓拔宁丛内附，授大将军。贞观初，细封步赖举部归唐，唐以其地置轨州，授剌史领之，其地大致在今青海省东南部河曲与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吐蕃强盛后，迅速向东北方向发展，即与党项接触。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贞观八年（634年），弄赞（即松赞干布）遣使入朝，唐太宗以行人冯德遐为使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皆得尚公主，乃遣使送币求婚唐朝，太宗未许。“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吐蕃）尽取其赀畜。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

吐蕃的进攻加速了党项内迁的进程。高宗乾封二年（667年）二月，吐蕃击破都、流、厥、调、凑、般、匐、迩、率、差等12个党项羁縻州，诸州废。咸亨二年（671），又废蚕、黎二州。羁縻州的废置，说明唐己无法统治这些地区，而依附于唐朝的党项部落被迫向内地迁徙。“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拔诸部畏逼，请内徙”⁽³⁵⁾，于是唐朝将党项族迁往庆州地区侨治静边等州安置。

被吐蕃征服的党项人分布范围十分广阔，但也随吐蕃势力的强弱略有变化。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吐蕃尽收羊同及诸羌之地，党项人聚居的懿、嵯、麟、可、诺、阔、奉、岩、远等州均为所据；从河首大碛石山（即今青海湖东南大积石山）以东所置党项州府多归吐蕃辖下。吐蕃占有今四川木里、康定、理县、松潘以西，及甘肃迭部、夏河以西、以南，青海湖东南部广大地区的党项部落居地后，基本确定了对被征服党项的统治区域⁽³⁶⁾。

被吐蕃征服之地的党项，《新唐书·党项传》称“其处者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汉文“弭药”，藏文作mi nyag，藏文史籍中记载了这部分党项人与吐蕃的关系，《智者喜宴》在“象雄妃等建寺“一节中记载，松赞干布的妃子之一茹雍妃洁莫尊，即弭药王之女，她建造了“逻娑卡查寺”、“米芒才神殿”，并在“查拉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等。⁽³⁷⁾此外，松赞干布还下令在弭药地方建造了雍佐热哺嘎神殿⁽³⁸⁾。

唐代吐蕃与党项的融合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吐蕃政权统治下的两族融合，一是宋朝初年以前，吐蕃与内迁党项的融合。内迁党项与吐蕃人存在着相互融合的问题，在吐蕃政权灭亡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新唐书·党项传》记，庆州党项破丑氏三族、野利氏四族、把利氏一族皆与吐蕃结为姻援；党项其他部落首领乃至部落居民之结姻吐蕃者，当为数不少。长时期的两族联合与部落杂居，助长了党项融合于吐蕃的这一趋势，从而使某些党项部落与吐蕃的差别日渐缩小，以至难以分辨。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十二月，“回鹘西界吐蕃发使野利延孙等入贡，蕃僧四人，持蕃书两封，文字未详。”⁽³⁹⁾从其居地在回鹘西界及持有文字书信的记载来看，其为吐蕃无疑，但其姓氏又是党项著名的八大部落之一的野利氏；天成三年正月，后唐敕吐蕃野利延孙等六人并为怀远将军。⁽⁴⁰⁾这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即党项野利部有融入吐蕃者。

未北迁的党项人与吐蕃的融合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他们既接受吐蕃文化的巨大影响，又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特征。在民族成分上可以把这一部分党项后裔称作“蕃木雅”或“藏木雅”，⁽⁴¹⁾这是造成青藏高原上党项人后裔文化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在康定等地区，情况更为复杂，即除了党项未北迁者与吐蕃融合外，又有与西夏亡后南迁遗民混居的内容，于是后代的康定“木雅人”就包含着两族反复融合的过程。⁽⁴²⁾

（三）陇南、川西北的氐羌

吐蕃进扰陇南、川西北传统的氐、羌居住地区，在《旧唐书·吐蕃传》中亦有记载：“剑南西山又与吐蕃、氐、羌邻接，武德以来，开置州县，立军防，即汉之笮路。乾元（758—760年）之后，亦陷于吐蕃。”唐代于今四川西部、云南北部置剑南道，其州、县多与吐蕃、党项等相邻，“安史之乱”后，剑南诸州如维州、茂州、柘州，当州、悉州等（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先后陷入吐蕃之掌控之中。

在进攻唐朝州、县的吐蕃军队中，常常能见到有氐、羌之民在其中充任前驱，他们可能就出自被吐蕃攻掠的陇南、川西北。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自凤翔东进攻长安，史载其军队的浩大说“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⁴³⁾其中即有不少氐、羌之人。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年）正月，唐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⁴⁴⁾，这里又见到为吐蕃效命的氐、羌士兵。唐代吐蕃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占据不少唐朝的边郡，也虏掠了大量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人口，其中大批的被充任于军队之中，为吐蕃王朝效命，被吐蕃攻掠的氐、羌情况也大致如此。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发动三路进攻，“一入茂州，过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过方维、白坝；一自黎、雅过邛峡关，连陷郡邑”。⁽⁴⁵⁾这次战役的结果，是使氐、羌较为集中的今文县、平武一带陷入吐蕃之手，当地氐、羌百姓遂为吐蕃统治。

吐蕃出兵时，富豪之家都随身带着奴仆，往往一家至十余人。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奴仆们纷纷脱离主人，自相纠合，集为部落，称为“嗢末”或“浑末”，“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⁴⁶⁾今文县—带亦有嗢末，《武阶备志·蕃夷》说：“嗢末者，吐蕃奴部也。其在阶、文等州者，皆与氐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蕃名之，不复别其汉种唐种也。”即是说吐蕃嗢末虽与氐、羌杂处，而其间却“自分部落”，不相混杂，但内地的人不加分别地总称他们为“西蕃”，这就是唐以后氐、羌之名稀见于史籍的原因。《文县志》:“文番，即氐、羌遗种。”说明文县一带的居民中包括有被吐蕃融合的氐、羌之人，称“番”或“西蕃”，而明代“西番”与“吐蕃”一词是通用的。

通过以上记叙可以看出，隋唐时期陇南、川西北的氏、羌，除了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之外，还由于受吐蕃的统治及与嗢末杂处，一部分逐渐“吐蕃化”，也就是“藏族化”。他们与留下来的吐蕃人杂居互处，互为婚姻，互通语言，逐渐地具有了许多吐蕃人的特点而成为以后的藏族之一。

（四）剑南“西山八国”

在吐蕃对诸羌的统治中，不能不提到属于“西山八国”的羌人。《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的“西山八国”是：邻哥国、白狗国、逋租国、南水国、弱水国、悉董国、清远国、咄霸国”。这八国“皆散居山川”，“分隶边郡”，其分布位置大致相当于今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茂汶、里县、黑水、汶川以西，直至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崇山峻岭中。由于这一带地处唐朝和吐蕃交往的要冲，是双方不断厮杀的战场，所以西山八国羌人也是双方都要竭力争夺的对象，而吐蕃约占上风。史载：西山八国“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⁴⁷⁾。

《旧唐书·东女国传》：“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由于“西山八国”散居山川、分隶边郡，中原对其了解记载的文献不多，经过学术界多年的探讨现已基本清楚：唐永隆元年至天宝八载间（680—749年），哥邻国乃以钵南羌及高宗、武后之际自茂州西迁之葛延羌置，位于今四川马尔康县南部；白狗国（狗国）乃以唐初自维州西迁之白狗羌一部置，位于今马尔康县北部；道租国乃以千碉羌置，位于今四川小金县；南水国（南国）乃以那鄂羌置，位于今青海班玛县；弱水国乃以弱水羌置，位于今四川金川县西部及壤塘县南部；悉董国乃以渠步羌置，位于今四川壤塘县北部；清远国乃以迷桑羌置，位于今四川阿坝县中西部；咄霸国乃以春桑羌置，位于今四川红原县南部及阿坝县东南部；东女国乃唐初自附国西东迁而来，位于今四川金川县及丹巴县。⁽⁴⁸⁾由于弱水国为东女国附庸，故九国亦称“八国”，即史书中常常提到的“西山八国”。

李绍明等学者认为唐代西山八国均是古代羌人之后，其中哥邻即今嘉戎藏族，而白狗等与哥邻同族。⁽⁴⁹⁾郭声波也认为：“弱水西山”是唐朝与吐蕃长期争夺之地，通过对唐前期和中期该地区实行羁糜府州及都护府统治时期的部族分布及其杜会经济、文化及人口发展情况的考察，他认为唐代中后期的“西山八国”基本上是由唐前期弱水西山六十八羁縻州部族所建，他们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现代嘉绒藏族的先民。⁽⁵⁰⁾

结语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吐蕃与西北民族的交往对吐蕃自身的发展及其后来藏族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单就吐蕃形成表现出来的族源多样性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吐蕃赞普的王妃或跻身于中央职官系统的成员，很多都出自被统一后融入吐蕃的西北少数民族，如羊同的“没庐氏”（vbro）与“琼保氏”（khyung po），苏毗的“末氏”（vbal），多弥的“那囊氏”（sna nam），白兰的“仲氏”（vbrom）。这些显赫的姓氏在唐代文献中出现时还偶尔冠有国名，但唐以后，上述姓氏则完全是以吐蕃人、进而以藏族人的身份出现了。

藏文史籍《拉达克王统记》记载的一个关于吐蕃人来源的传说，称吐蕃的远祖的长子所生的四子，成为了“玛象雄”（smra zhang zhung）、“色吐谷浑”（se va zha）、“东苏毗”（tong sum pa）和“董木雅”（ldong mo nyag）人的先祖，吐蕃的“大部分家族都出自于这些部落”。⁽⁵¹⁾按照顾颉刚“层累地形成的中国历史”的观点，这种关于众多西北民族均是源出吐蕃的传说，恰恰反映出吐蕃反而是由这些西北民族融合、演变而来的。

【注释】

(1)范祥雍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参见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页。

(2)见《贤者喜宴》。

(3)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第187、188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8、9页。

(4)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第188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10页。

(5)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第291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四），《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16页。《通典》卷25记“祖母禄设氏摄位”。

(6)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9－150页；欧阳谅谅：《吐蕃王室妇女地位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19页。

(7)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第293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四），《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17页。

(8)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9－150页。

(9)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185–193页。

(10)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第350页；引文参见黄颢《〈贤者喜宴〉摘译（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45－46页。

(11)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4、175页。

(12)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第412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46、47、48页。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50、127页。

(13)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苏毗》，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重印第1版，第20-21页；佐藤长：《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上卷，同朋合1977年再版，第139-140页；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文物出版社版1988年版，第637页。黄盛璋提出唐代西域地名“萨毗”亦来源于sum pa，而笔者认为“萨毗”应是“鲜卑”的古音*saibi，故不采。见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8页。拙文：《藏文史料中关于萨毗的记载》，《西北史地》1993年第4期。

(14)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1－142、173页。

(15)杨正刚：《苏毗初探（一）》，《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第36-38页；周伟洲《苏毗与女国》，《大陆杂志》第92卷第4期，1996。

(16)《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108-109、154-155页。

(17)《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116、173页。吐蕃碑铭《达札路恭盟誓之诏书》也记载了这次事件的一些梗概，其曰：“弃隶缩赞赞普之时，恩兰·达礼路恭忠诚业绩卓著，时，末·东则布（vbal ldong tsab）、朗迈色正任大相，忽生叛逆之心，由是，父王弃隶缩赞被害，宾天王子赤松德赞政躬亦濒危境，蕃域黔首庶政大乱。斯时，路恭乃将末·东则布与朗·迈色叛逆事实启奏王子赞普赤松德赞圣聪。末氏、朗氏叛乱劣迹确乎属实，遂将彼等治罪。”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84页。

(18)宗喀·杨正刚布：《苏毗与吐蕃及其他邻近政权的关系》，《西藏研究》1992年第3期。

(19)Yamaguchi Zuiho,“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Sum-yul”，Acta Asitica，No.29,1975，pp.28-29.

(20)石泰安认为：那曩氏的藏文名字sna nam明显是藏文词nam、gnam、snam的一种重复形式，snam一词语常用sna-nam交替使用，它是南族人（nam）的一种习惯写法。在这里，石泰安虽然没有明言那曩氏是南族人，但其姓sna nam即nam的重复形式，也就是部族名，而以部族名为姓氏是古代西北及北方民族之风习。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第61—63页。

(21)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二），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10页。

(22)前揭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60页。

(23)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九）（十），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

(24)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第413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47、48页。多吉英寺建于拉萨河下游南岸的若玛岗村，该寺已破败，上世纪50年代尚存四周基址，以及石碑、佛塔等遗迹，参见：杜齐著、阿沛晋美译：《藏王墓考》，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1），1983年，第17页；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148页。

(25)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著：《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1984年版，第172页。

(26)刘忠、杨铭：《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27)格桑居冕、格桑央京：《藏语方言概论》，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8页所举“安多方言的语音特点”一节中，“二合复辅音”的词例举“泽库话”有：vbul（奉赠），读作mbu；vphar（增加），读作mphar；vbras（米），读作mdzi；“三合复辅音”的词例举“道孚话”：vbras（米），读作mbre；vbjar（粘住），读作mbjar。

(28)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第413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47、48页。

(29)布顿大师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92页及相应的注释。达斯《藏英词典》（Rai Sarat Chandra Das,A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在解释唐代以后的vBrom氏时称：“vBrom是西藏的一个古老的氏族。”Motilal Banarsidass，Reprint Edition:Delhi，P.935。

(30)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48、51-52页。

(31)有学者认为：bod sum应译作“蕃苏”部落，意为“蕃化了的苏毗人”，其地位及任职序列均在后为吐蕃征服的吐谷浑人之上，基本与吐蕃人平等，见杨正刚：《苏毗初探（一）》，载《中国藏字》1989年第3期，第40页。

(32)〔日〕山口瑞凤：《沙州汉人にょる吐蕃二军团の成立とmkhar tsan军团の位置》,《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设研究纪要》第4号（1980），第25-27页。

(33)M.Lalou,“Revendications des Fonctionnaires du Grend Tibet au VIIIe Siècle”,Journal Asiatique,CCXLIII,1955,1-4（2）,P.177.

(34)杨正刚《苏毗初探（一）》，载《中国藏字》1989年第3期，第41页。

(35)《资治通鉴》卷三二○，胡三省注。

(36)《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卷三七《地理志》，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集“隋唐五代十国”，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37)《智者喜宴》，第240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29页。

(38)《智者喜宴》，第240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29页。

(39)《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40)《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

(41)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载《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235页，关于西夏遗民的记述。

(42)参见张云：《论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43)《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广德元年十月条。

(44)《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45)《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46)《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47)《旧唐书》卷一九七《东女国传》。其地理分布参见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48)郭声波:《唐代弱水西山羁縻部族探考》，《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第28-37页。

(49)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第93页。

(50)郭声波:《唐代弱水西山羁縻部族探考》，《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第28-37页。

(51)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