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世纪草原丝绸之路的利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石云涛

欧亚间草原民族东西交通的路线很早就已经存在，公元前5、6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传至遥远的希腊，便是通过欧亚间草原民族辗转传递实现的；周穆王西征的路线也是沿草原路进行。自古以来欧亚大陆北部的辽阔草原一直存在各游牧民族部落，他们的活动是草原路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条道路在公元3至6世纪期间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魏晋；（2）五胡十六国和北魏前期；（3）北魏后期；（4）东、西魏和北周、北齐时期。本文对此一时期草原路的利用略加探讨。

一、魏晋时期草原路的复兴

两汉时期，由于绿洲路的兴盛发展，取代了早期草原路的利用，加之北方匈奴的草原霸权地位，中原地区利用草原路呈现中断和衰落状况。那时，在这条道路上，匈奴人与西域交通，汉文化通过匈奴的中介向更远的地方传播。

从中国西北地区通西域的这条草原之路，在魏晋时期兴盛一时，可以说是早期草原路的复兴。曹魏时期，所谓草原路之起点在车师后王国都城于赖城，由此西向至“大秦”。鱼豢《魏略·西戎传》的“北新道”即此路线：

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¹⁾

据鱼豢记载，通过这条路线可至还有若干国家，魏晋时对它们皆有一定了解：“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胜兵万余人，随畜牧，出好马，有貂。坚昆国在康居西北，胜兵三万人，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丁令国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随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表昆子皮。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乌孙西，似其种别也。又匈奴北有浑窳国，有屈射国，有丁令国，有隔昆国，有新梨国，明北海之南自复有丁令，非此乌孙之西丁令也。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音声似雁骛，从膝以上身头，人也，膝以下生毛，马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马，其为人勇健战也。短人国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长三尺，人众甚多，去奄蔡诸国甚远。康居长老传闻常有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余里。”⁽²⁾

这是从于赖城出发，经奄蔡（阿兰）西行至大秦的道路。奄蔡北与黑海北岸的萨尔马提人相邻，南与高加索南部亚美尼亚接壤。其时亚美尼亚在罗马帝国范围。这是通大秦的北路，是自汉以来中国通康居的道路的延伸。阿兰即汉代之奄蔡，原居咸海以北，公元前2世纪左右占有里海北岸至顿河间草原，并南徙高加索。因据有里海沿岸，常假手亚美尼亚人、米底人与高加索、小亚细亚、中亚各族贸易，极为富庶。《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由此更西，则为黑海附近希腊诸殖民地，远古时希腊商人即取道黑海与里海以北，东求西伯利亚的皮毛。奄蔡后来异名甚多，又名阿兰、阿兰聊、粟特、温那沙、特拘梦等。《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奄蔡后改名阿兰聊。阿兰聊即《魏略·西戎传》中的阿兰。⁽³⁾

沿此路经行诸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畜牧随水草”，或“随畜牧”，皆草原游牧民族。应该注意的是这条路线的西部终点是“大秦”，这是一条沟通中国与遥远的罗马的一条路线。但中国人似乎并没有怎么利用这条路线进行交往活动，虽然车师后部王接受了曹魏封号，而且康居长老传闻“有商度其国”，中国人对乌孙以远国家的了解相当有限，有的明显带有传闻失实的成分。鱼豢的时代，中国与罗马都没有能够走通这条贯通欧亚大陆的草原路，其间各游牧民族的迁徙与交往造成中西方文化信息的辗转间接的传递。

曹魏政权通过河西走廊与西域保持着密切联系，《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其中康居则是联结丝绸之路绿洲路和草原路的枢纽，是经草原路继续西行的中转站。据上引《魏略》记载，曹魏时车师后部王与中原政权有密切关系，其王壹多杂接受曹魏“守侍中，号大都尉”之号并受魏王印。而当时东、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从乌贪国转西北至乌孙、康居；从康居向北有乌伊别国、柳国、岩国、奄蔡国。此道出乌孙、康居、阿兰，经里海、黑海以北草原与欧洲相通，是自康居至大秦的必经之地。

西晋与西域各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史载晋武帝泰始及太康年间，康居、焉耆、龟兹、大宛、大秦皆有来华朝贡的活动⁽⁴⁾。《晋书·四夷传》“大秦国”条记载，太康年间（280—290年）大秦王“遣使贡献”。他们不一定经草原路而来，大秦国使似从海道东来，由广州至洛阳⁽⁵⁾，焉耆、龟兹、大宛诸国皆经绿洲路可达，而康居西北行则与草原路联结。《晋书·四夷传》“康居”条记载，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5年），康居国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大宛”条记载：“太康六年（285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

二、五胡十六国和北魏前期草原路的利用

五胡十六国和北魏前期，这条路线由车师后部、高昌向东延伸，经河套地区过黄河，至北魏前期政治中心平城（今山西大同），东至辽东，形成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这种东延与其时北中国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一）中国北方鲜卑诸部的活动和吐谷浑部西迁

从高昌经伊吾东向是中国北方草原，是欧亚间草原路的东段，魏晋时是鲜卑人活动的地区。鲜卑人在沟通东西方民族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北方草原路成为各草原民族往来迁徙的道路。3世纪末至4世纪初，鲜卑慕容部落的一支由吐谷浑率部西迁，其西迁路线经过今内蒙古乌盟集宁―阴山、河套一线，并在内蒙古中部停留20余年。而后，又迁居上陇，至枹罕（今甘肃临夏市），游牧于洮水西南（今甘肃、青海一带）。⁽⁶⁾

（二）赫连夏国统万城的建立及其在草原路上的作用

十六国时，匈奴与鲜卑融合形成的铁弗部赫连勃勃建立夏国，都统万城（今伊克昭盟乌审旗南白城子），统万城一时成为河套地区交通四方的枢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记载夏国四境：“勃勃盛时，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⁷⁾。北魏前期，从统万城向东过君子津渡黄河可至平城，或从平城西行经统万城而西去，这条道路正是草原路中国北方段。《魏书·世祖纪》记载，北魏始光三年（426年）西征大夏，太武帝拓跋焘命奚斤率军袭取蒲坂，过蒲津渡黄河，进兵长安，自己亲率大军乘冰过黄河，袭统万城：“十月丁巳，车驾西伐，幸云中，临君子津。会天暴寒，数日冰结。十月一月戊寅，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壬午，至其城下，徙万余家而还。”第二年，北魏太武帝又袭统万城，克之，置统万镇。太武帝西征的这条路线反映了自平城西行至统万城的草原路路线。

从统万城向南可至长安，向西可至天水，从而把秦陇、河套和山西连成一线，这是北方草原路向东延伸的重要条件，也是草原路得以利用的重要条件。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赫连勃勃强盛时，“置幽州于大城（在今榆林卫东北），朔州于三城，雍州于长安，并州于蒲坂，秦州于上邽，梁州于安定，北秦州于武功，豫州于李润（李润在同州东北），荆州于陕”。那么自统万城至长安、秦州、梁州等地的交通应该是畅通的，这就把北方草原路和传统丝绸之路连接起来。

（三）北方佛教僧侣对草原路的利用

在五胡十六国北方动乱的年代里，西行求法的北方僧人利用了草原路。

《高僧传》卷三《宋黄龙释昙无竭传》记载，幽州僧人昙无竭一行二十五人，“初出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夏鼐认为河南国即建都于苑川的西秦，也就是法显路经的乾归国⁽⁸⁾；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海西郡为西海郡之误，指居延之地。西秦的乞伏乾归及其子炽磐先后称河南王。炽磐于东晋义熙十年（414年）又称秦王，史称西秦，但人们常常仍沿旧称“河南国”。史书中无海西郡之名，王莽曾置西海郡于今青海地区，但魏晋南北朝时未见复置，所以这里的海西郡，应该是东汉末年以来在居延地区设置的西海郡的倒误。王素认为“流沙”指莫贺延碛⁽⁹⁾。昙无竭正是从西秦北上，沿居延路西进，通过莫贺延碛到西域诸国的。

由于居延一带成为中西间交通要道，因此成为佛教最早发达的地区之一，马蹄寺石窟群中的舍利塔，一般认为是十六国时期所建。

（四）北魏前期以平城为中心草原路的利用

北魏改统万镇为夏州，直到隋唐夏州一直是河套地区陆路交通的枢纽。以平城为起点，经君子津、统万城（夏州）、灵州至姑臧，连通河西走廊之路，也可以西行与居延路相连接进入西域。考古发现的资料揭示了这条路线的存在，详见下文。在中原鼎沸、河西走廊局势动荡的情况下，活跃在中西交通线上的商使有人在利用中国北方草原的通道从事贸易往来。北魏建都平城近百年，在此期间，平城成为丝路的起点之一，成为北方草原路的枢纽。草原路畅通，来自西域的商使可能经北方草原至平城。

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始于北魏太武帝之时。北魏声威远达西域，西域各国首先有通好的表现。太延元年（435年）二月，“蠕蠕、焉耆、车师诸国各遣使朝献”。统治者的对外政策由消极保守变为积极主动，于是有遣王恩生、许纲等出使西域之举。史载这年五月“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王恩生当为正使，许纲等人在其中。王恩生等在途中被柔然捕获，此行未果，但成为北魏时中西间交通的先声。此后，西域诸国不断遣使来献。这年六月，鄯善国遣使朝献；八月，粟特国遣使朝献。悉居半国“太延初遣使来献”。太延三年（437年）三月，“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槃陁、鄯善诸国王各遣使朝献”⁽¹⁰⁾。大臣建议遣使回报，太武帝拓跋焘“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赉金帛，出鄯善，招抚九国”。据《魏书·西域传》记载，董琬等“北行至乌孙国”，受到热情款待。董琬等人启程西行时，“受诏便道之国，可往赴之”。乌孙王派向导、译员送董琬等到达破洛那国，送高明等到者舌国。太延三年十一月，破洛那、者舌国“各遣使朝献，奉汗血马”⁽¹¹⁾。董琬、高明等人西使，在加强中原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方面起到了沟通和促进作用。董琬回朝后，向北魏朝廷介绍了西使见闻，使北魏对西域的变化有了新的了解。他们把西域分为四个区域，即“葱岭以东、流沙以西；葱岭以西，海曲以东；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两海之间，水泽以南”。其中“两海之间，水泽以南”当即今咸海与里海之间，乃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地，阿兰、奄蔡所在。此后中西交通拉开了序幕。“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¹²⁾。阿兰商人经草原路东来，足迹远至河西凉州和北魏都城平城。《魏书·西域传》中之粟特国，即阿兰国，云：“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¹³⁾北魏时阿兰国使节亦曾进入平城，与北魏发生外交往来。《通典》卷一九三引《后魏史》云：“文成帝初，遣使朝贡。”

从平城向东北，十六国和北魏时期与东北亚地区诸政权有密切往来。辽宁朝阳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五件玻璃器，是来自西域的产品，标示着草原路向东的延伸。北魏建都平城，与东部朝鲜的交往也进入一个新时期。据统计，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向十六国遣使12次，北朝派遣使节多达101次，主要集中在北魏时期，计79次。中国北朝政权也向高句丽派遣使节，北朝诸政权有7次，主要是北魏政权。朝鲜半岛南方的百济曾向中国北朝遣使4次，北魏向百济遣使1次。朝鲜半岛东南方的新罗国向北朝遣使4次，北魏则向新罗回访1次⁽¹⁴⁾。北魏政权与高句丽政权存在姻亲关系，孝文帝的嫔妃、宣武帝的生母高太后出身高丽族，其兄高肇仕至尚书令⁽¹⁵⁾。

三、北方柔然与东魏、北齐对草原路的利用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东西往来的商使僧侣自洛阳西行，或入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或经行吐谷浑之路西行。由于北魏中心政权南迁，北方草原路主要为新崛起的北方草原民族所利用。北魏后期和东、西魏时，从高昌经伊吾东向或东北向的北方草原路则更多为新起的草原民族柔然所利用。北周、北齐时先为柔然后为突厥所控制，东魏、北齐通过北方草原路过柔然、突厥境交通西域。

（一）柔然对草原路的利用

北朝后期，居延路成为北方草原路东西往来之要道。居延故地在今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额济纳河南北穿越额济纳旗，由于东西两侧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的阻挡，额济纳河两岸成为中国西部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居延远控大漠，近屏河西，东西襟带黄河、天山，而且水草丰美，宜于农牧。从汉朝开始，就在这里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屯田戍边，至今保存着大量城障烽燧遗迹。

西汉居延路开通以后，这条维系东西方贸易和南北交通的道路一直是联系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道路之一。汉代史籍已有关于居延道路的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曾沿此捷径，南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开辟河西四郡。李陵沿此道北出居延，循“龙城故道”至匈奴浚稽山，与匈奴主力血战。汉武帝命名将路博德经营居延城、遮虏障以屏藩河西四郡，并以此为基础，发动戍边军民修筑西连敦煌郡的“塞墙”，即居延汉长城。东汉窦固曾利用居延塞款待入觐的匈奴使团。东汉末献帝时，居延道路非但没有冷落，而且得以加强，西海郡的设置便是有力的证明。

居延道沿漠南之地与河西路平行西进，发自阴山山麓，途经居延绿洲，西过天山之北而通中亚诸国，成为自中国北方经草原路入西域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与河西走廊的道路相通，亦可南入吐谷浑之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条交通道的利用引人注目。王素指出：“这条草原路，由于途经额尔济纳，亦即居延，显然也是居延路的向东延伸。”与唐宋以后所走的草原路亦即回鹘路不同，“都在现在的中国境内，对中国古代各中央王朝和地方割据政权而言，应是使用更多的一条草原交通路线”⁽¹⁶⁾。柔然强盛时，这条路由柔然控制。

首先，居延之地处北方草原民族与西域交界地区，是北方草原民族交通西域通常经行之路。《魏书·袁翻传》记载，神龟末年，柔然为高车所破，凉州刺史袁翻建议北魏朝廷将柔然阿那环、婆罗门安置在西海郡，原因是“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抵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便是指魏晋以后，居延一带成为北方草原民族交通往来的通道。为了防止柔然衰落后高车跋扈西北，袁翻认为应将阿那环、婆罗门安置西海郡，同时置将镇守。

其次，当河西路不通时，居延路是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各族政府和民间交通往来的替补道路。远在巴蜀建立政权的李雄、李势以及以青海为中心建立政权的吐谷浑，都曾绕道居延路与中原政权进行交通。《魏书·序纪》穆皇帝九年记载：“是年，李雄遣使朝贡。”又昭成皇帝六年记载：“是年，李寿死，子势僭立，遣使朝贡。”在五胡乱华中原鼎沸不能直接交通的情况下，巴蜀政权只能经行吐谷浑、居延之地至代。《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条记载：“吐谷浑自莫折念生之乱，不通于魏。……是岁，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东魏。”在地隔西魏不能直接交通时，吐谷浑绕道居延与东魏交通。周伟洲先生说：“秦汉至东晋十六国时期，中西陆路交通最东一段，主要是经由河西路，其次是居延路。”⁽¹⁷⁾陆庆夫先生认为，五凉时期，河西路、青海路和居延路是中西交通的三条主要道路⁽¹⁸⁾。陈戈先生指出，古代新疆北道有二条支线，其一为巴里坤至居延路线⁽¹⁹⁾。

柔然与北魏对峙时，居延一带为柔然统治。西魏时，柔然虽处于衰落状态，却颇与西域往来。大约在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柔然曾派虞弘出使波斯和吐谷浑⁽²⁰⁾。1999年7月，在山西太原晋源区王郭村发现隋代虞弘夫妇合葬墓，出土《虞弘墓志》。虞弘经历东西魏、北周北齐，殁于隋朝。墓志记载北朝时虞弘的身世和经历有云：“父君陀，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使魏□□□□朔州刺史”。虞弘在柔然亦曾任使，“茹茹国王，邻情未协，志崇通乐，□□□芥，年十三，任莫贺弗，衔命波斯、吐谷浑。”所谓“邻情未协”，当指受到新起的突厥的威胁，出使吐谷浑和波斯当拉拢反突统一战线。在突厥进攻面前，柔然日益走向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虞弘出使北齐，墓志记载虞弘从波斯、吐谷浑归国，“转莫缘，仍使齐国”⁽²¹⁾。虞弘被北齐文宣帝高祥所留，未能返国，在北齐任职，至隋时去世。虞弘父子的东、西出使，正是经北方草原路沟通东魏、北齐与西域的联系的反映。

柔然被突厥击溃，余部西迁，其迁徙路线乃沿草原路入欧洲。柔然被突厥击溃，阿那环之子庵罗辰逃入北齐，国人立阿那环叔父邓叔子为主。突厥乙息记可汗又破邓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西魏废帝二年（553年）三月，突厥木杆可汗击破邓叔子，邓叔子以其残余奔西魏。余部西迁，降于东罗马，即西史所称之阿瓦尔（Avars）。又布尔加利族（Bulgars）、裴奇内格族（Petchenegs），亦皆东方人种，与阿瓦尔人同时迁入东罗马帝国⁽²²⁾。

（二）北朝后期草原路的利用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中国北方进入东西分裂的局面。东魏、北齐与传统的中西交通路线即自中原入河西走廊的道路隔绝，草原路成为东魏、北齐沟通西域的主要道路，以绕过西魏、北周辖境。那里先是柔然势力范围，因此东魏、北齐皆与柔然交好，一方面牵制西部强敌西魏、北周，一方面可以从柔然过境交通西域，北方草原路成为东魏、北齐通西域的路线。从东魏、北齐之邺都北行，经蒙古草原西向，至居延之地，此地连接河西路、草原路、绿洲路和吐谷浑之路。

北魏灭亡以后在东、西魏对峙和北周、北齐的对峙中，东魏、北齐与西域的交通靠此路维系。这条路线经行地区先后成为柔然和突厥人的舞台，而吐谷浑人对自己曾经经行的这条路线应该是熟悉的。当东魏与西魏、北周与北齐对峙时，西部的吐谷浑国与东魏、北齐的交通则利用了柔然突厥路，以绕过西魏和北周的阻隔。《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云：“夸吕乃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柔然公主出嫁东魏，河北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陶骆驼；⁽²³⁾东魏李希宗墓出土戒指系外商贸易器物，正是东魏与柔然交好，利用草原路进行丝绸贸易的反映

联接吐谷浑之路与居延路的是凉州，史载吐谷浑向西魏称臣，但却与北齐交往，进行贸易活动，引起西魏的不满，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发生凉州刺史史宁派兵袭击吐谷浑商队的事件。《周书·异域传》“吐谷浑”条记载：

是岁，（吐谷浑王）夸吕又通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采丝绢以万计。

吐谷浑至北齐的使团不可能经北周辖境，他们一定经北方草原路东来西返，而后过河陇通道回国，在他们的使团中竟然有商胡如许之多，他们在吐谷浑使节的协助下进入北齐进行商贸活动，他们在北齐得到的大宗商品是杂采丝绢。由于北齐可以通过北方草原路与西域交通往来，北齐虽地隔北周，境内却有商胡活动。《北史·后妃·后主皇后穆氏传》记载：“武成为胡后造真珠裙绔，所费不可称计，被火烧。后主既立穆皇后，复为营之。属周武曹太后丧，诏侍中薛孤、康买等为吊使，又遣商胡赉锦彩三万匹与吊使同往，欲市真珠，为皇后造七宝车。周人不与交易，然而竟造焉。”由此可知从西域到北齐经贸的胡商为数不少，而且与皇室有密切关系。

这条路线也成为来自西域的佛教僧徒至东魏、北齐的通道。北天竺乌场国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入华，经柔然至北齐。《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那连提黎耶舍，此言尊称，北天竺乌场国人也。……舍年十七，发意出家。寻值名师，备闻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耶舍北背雪山，南穷师子，历览圣迹，仍施旧壤。乃睹乌场国主，真大士焉。……六人为伴，行化雪山之北。……循路东指，到芮芮国。值突厥乱，西路不通，返乡意绝，乃随流转，北至泥海之旁，南距突厥七千余里。彼既不安，远投齐境。天保七年（556年），届于京邺。文宣皇帝极见殊礼。”

五、突厥崛起与草原路的兴盛

公元6世纪中叶土门可汗时，突厥部落逐渐强盛，开始活跃于北方草原，并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活动，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力量，“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太祖遣使至其国，其人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十二年（546年），土门遣使献方物。时铁勒将伐柔然，土门率其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求婚柔然，柔然主阿那环不许，土门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

此后突厥在土门率领下，在阿尔泰山南麓迅速崛起。突厥求婚于西魏，太祖许之。大统十七年（551年）六月，西魏以长乐公主妻之。这一年西魏文帝死，土门遣使来吊，赠马二百匹。第二年即魏废帝元年（552年）正月，土门发兵击柔然，大破柔然于怀荒北，阿那环自杀。此后二百年间，突厥控制了蒙古高原和中亚的广大版图。木杆可汗征服中亚草原的铁勒，破吐火罗地区嚈哒，取得喀什干、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领土推进到阿姆河流域。《周书·突厥传》记载，木杆“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以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塞北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²⁴⁾。成为欧亚草原东部最强大的政权。

突厥崛起，居延一带进入突厥势力范围。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漠北突厥途经居延假道凉州，与西魏合兵在青海大破吐谷浑。突厥人路经居延时，在今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嘎顺扎德盖牧业点附近岩壁上，留下了清晰的岩画作品。由于居延一带大部分时间在柔然和突厥控制之下，因此这一时期行经居延的道路，我们也不妨称为柔然突厥路。俟斤部众强盛，便遣使至西魏，请诛邓叔子等。西魏许之，收邓叔子三千人交突厥使者，杀之青门外。后与西魏联兵，入侵东魏，至于太原。废帝三年（554年），俟斤袭吐谷浑，破之。北周明帝二年（558年）俟斤遣使至北周献方物。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又三辈遣使贡方物。

俟斤以后，突厥强盛，有凌轹中原之意。北齐和北周都想借助突厥的力量，因而争相贿赂突厥。北周既与之和亲，每年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北齐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这些助长了突厥可汗的贪欲和狂妄，佗钵可汗曾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指周、齐两国皇帝）孝顺，何忧无物邪？”⁽²⁵⁾突厥极力在北周和北齐的鹬蚌相争中捞取好处。佗钵可汗卒，其子菴罗嗣，菴罗惧大逻便而让国摄图。于是摄图为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罗，治都斤山。菴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又以大逻便为阿波可汗。沙钵罗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由于内讧，6世纪末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大体以阿尔泰山为界，东突厥地处蒙古高原，又被称为北突厥；西突厥汗国势力西达咸海，南抵阿富汗，控制着中亚草原。西域各绿洲诸胡国都归附西突厥，接受可汗派去的“吐屯”监管，向其纳贡。突厥成为草原上的霸主。

突厥的强盛和扩张，客观上阻断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通，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交通的中介。突厥人和中原人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在塞上进行贸易。北齐与西域宗教上的联系也靠经由突厥的草原路维系。《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记载，北周武帝灭佛，阇那崛多不肯改从儒礼，被“哀而放归”：

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阇黎智贤还西灭度，崛多及和尚乃为突厥所留。未久之间，和尚迁化，只影孤寄，莫知所安。赖以北狄君民，颇弘福利，因斯飘寓，随方利物。有齐僧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结同行，来经西域，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回至突厥，俄而齐亡，亦投彼国。因与同处，讲道相娱。所赉新经，请翻名题，勘旧录目，转觉巧便，有异前人。暹等内诚各私庆幸，获宝遇匠，德无虚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禅，佛法即兴，暹等赉经，先来应运。开皇元年季冬，屈止京邑。敕付所司，访人令译。二年仲春，便就转述。……时崛多仍住北狄。至开皇五年，大兴善寺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以躬当翻译，音义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请还。帝乃别敕追延。崛多西归已绝，流滞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宝，忽蒙远访，欣愿交并。即与使者同来入国。

阇那崛多离北周西返，路经突厥，齐僧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从西域归国亦途经突厥，只是因为北齐灭亡，走投无所而留突厥。这些都说明，在北齐与西域的联系中，突厥为重要的经行之地。突厥在中西交通中曾发挥中介作用，除了与中原政权存在密切关系外，亦与其西之嚈哒、波斯、东罗马有密切接触。突厥与波斯、东罗马之关系主要通过草原路维持。

突厥与波斯、东罗马聘问通交，见于东罗马史家梅南窦《希腊史残卷》记载，其书成于6世纪末。据本书记载，突厥先是通使于波斯。当时突厥兵强马壮，过去臣服于挹怛（哒）之索格底亚（粟特）人，今则隶属于突厥。索格底亚人请求突厥可汗遣使至波斯，希望得到波斯国之许可，至其国贩卖丝货。突厥可汗的柴白鲁斯应其请⁽²⁶⁾，派马尼亚克率索格底亚人代表多名出使波斯⁽²⁷⁾，见其王，请求在波斯国内自由贩卖丝货。波斯王企图垄断丝绸贸易，借故拒绝，收购索格底亚人之丝而焚之。突厥大使回国，向可汗汇报，的柴白鲁斯想与波斯结好，遣使者再次出使波斯。波斯王派人将突厥使者悉酖杀之。突厥使者只有三四人侥幸未死。可汗知其情状，两国失和。

索格底亚酋长马尼亚克建议的柴白鲁斯与东罗马交好，罗马人用丝较他国为多，可将丝之市场移往东罗马，他自愿率人通聘东罗马。的柴白鲁斯认为他的建议合理，派马尼亚克率随员数人出使东罗马，携价值巨万的丝货以赠罗马皇帝及贵族大臣。东罗马哲斯丁皇帝（Emperor Justin，一译查士丁）即位第四年初（568年），突厥大使抵比散丁姆（Byzantium，君士坦丁堡）。马尼亚克至比散丁姆（君士坦丁堡），拜谒东罗马大臣，朝见皇帝，递呈国书，献上礼物。国书用西提亚文（Scythian）书写，翻译后皇帝览之，见词义优渥，大悦，命优待来使。东罗马皇帝详询突厥国政府如何，风土人情如何。东罗马与突厥结为盟国。

哲斯丁即位第四年年底，遣使至突厥报聘，他选拔东方市邑宰官西力细亚（Cilicia，在小亚细亚东南部）人蔡马库斯（Zemarchus）为大使，与马尼亚克等离比散丁姆起程往东方。蔡马库斯一行经索格底亚境至往爱克塔山（Ectag，希腊语“金山”Golden Mountain），突厥可汗（Khagan）驻跸于此。的柴白鲁斯幕庭在山谷间，四周皆为金山环绕。蔡马库斯受到可汗接见，蔡马库斯依突厥之礼拜之，献呈礼物。可汗向他垂询诸种事宜，蔡马库斯受到盛情款待。

的柴白鲁斯欲使蔡率其从者20人随征波斯，而使其他罗马人先归柯力亚忒（突厥四部之一），辞别时，可汗赠以厚礼，而以所掳之美女克尔吉思（Kherkhis）赐蔡马库斯，蔡马库斯则随可汗征波斯。军至怛逻斯（Talas），波斯遣使者来，可汗命与罗马使人同席而食，而让罗马使者坐上位，待以隆礼。席间可汗数波斯人欺谩之罪，申明而今兴师问罪之由。可汗语极严厉，而波斯使人亦不遵守会食不言之礼，疾声辩护，语多不恭，举座皆惊，不欢而散。可汗简蒐军实，预备讨伐波斯。战前召见蔡马库斯及其从者，温语慰问，极言愿与罗马人修好之意，并遣使者归国，又派使者随蔡马库斯使团往罗马。马尼亚克已卒，乃以次官塔格马（Tagma）代之，而以马尼亚克之子为副。听说罗马使团将归国，而且有突厥大使送行，突厥诸部及邻国各地酋长皆请求派遣数人，亦往罗马观光，突厥可汗许之。他部酋长亦有此愿，可汗仅许柯力亚忒一部可派数人，余概不准。罗马使团偕突厥使人西行，渡欧克河（Oech），复经长途而抵大湖（阿拉尔海），蔡马库斯一行在此停休三日，遣佐治（George）骑行先归，通报罗马皇帝使团归国的消息。佐治与突厥十二人，取最近的道路，经沙漠无水之境，向比散丁姆而行。蔡马库斯等则沿大泽沙岸行十二日，道路崎岖，履危涉险，至亦克河（Ich，）即今按巴河（Emba）。又至得嶷黑河（Daich），即今乌拉尔河（Ural）。又经沮洳地多日，至阿得拉河（Attila），即阿得尔河（Athil）之译音，今窝（伏）尔加（Volga）河。接着至乌苟尔国（Ugurs）。当地人告知波斯四千人埋伏在柯彭河（Kophen）道中，欲捕获罗马使者。蔡马库斯设计逃脱，至阿兰国（Alan），谒其酋长。接着到达发锡斯城（Phaeis），又经脱莱比松德城（Trebizond），骑行而至比散丁姆⁽²⁸⁾。

六、北方草原路利用的考古学证据

考古资料证明了3—6世纪中国北方这条草原路的利用。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附近,出土有这一进期的中国丝绸⁽²⁹⁾，应该与草原路的畅通有关。

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墓葬和遗址中，经常见到来自西方的或反映外商贸易的器物。辽宁北票、朝阳一带墓葬中出土了3-5世纪来自域外的金步摇头饰，论者认为，流行于辽西地区的金步摇源自于阿富汗席巴尔甘大月氏金冠，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传入的⁽³⁰⁾。辽宁北票十六国时期北燕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冯素弗墓出土玻璃五件⁽³¹⁾。山西大同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封和突墓，出土有波斯狩猎纹鎏金银盘和素面高脚银杯等⁽³²⁾。大同电焊厂北魏墓群内出土来自波斯的琉璃器和金银器，见于两个墓，一墓出土有鎏金錾花银碗、银罐和磨花琉璃碗⁽³³⁾；另一墓出土有鎏金錾花高足银杯和素面银碗等⁽³⁴⁾。大同市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鎏金錾花银碗、鎏金高足铜杯和八曲银杯⁽³⁵⁾。大同地区北魏墓葬中出土不少玻璃器，如方山永固陵出土的玻璃指环、大同市东南30公里处湖东编组站出土玻璃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电焊器材厂）出土磨花玻璃钵、大同市南郊变电站出土玻璃器、大同市迎宾大道工地出土的玻璃器⁽³⁶⁾。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出土银碗、银杯、戒指、金币⁽³⁷⁾，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金币⁽³⁸⁾；北齐厍狄回洛墓出土铜瓶、高足杯等⁽³⁹⁾，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出土戒指；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水磨沟口北朝墓葬出土有拜占庭金币、金戒指、金饰片以及两件素面高足银杯等⁽⁴⁰⁾。

中国北方考古发现的此类外来的器物引起人们利用考古资料研究草原路的兴趣。早在1992年，齐东方综合考察当时考古已经发现的来自西域的器物，对北方草原路作了勾划：

近年来，在中国的北方连续发现了一些西方的输入品。……这些发现充分证实在中国北部存在着一条约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内蒙赤峰，到达辽宁辽阳的中西交通路线。这是一条大体上与兰州、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的主干线的中路相平行的北路。这段北路尽管是从河西走廊叉开的支线，但应看作是历史上中国北部通西方的草原路。仅从考古发现的遗物上看，这条路自北魏到辽一直畅通。唐初，统治者对外经营的主要精力放在西北，目的之一便是通过绿洲之路与西方勾通，但同时也非常注意对北方的经营，设幽州、营州管辖北方事务，以从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通西方的交通线上获得利益。⁽⁴¹⁾

徐苹芳根据北方考古发现的外来器物，论证了北方草原路的形成过程。他所利用的考古资料主要有：（1）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古墓出土的金冠饰、金戒指和拜占廷金币；（2）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坝子村古城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3）山西大同北魏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金银器、铜器和玻璃器；（4）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萨珊玻璃碗；（5）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出土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6）河北宽城出土的萨珊银壶；（7）辽宁朝阳出土的萨珊和伊斯兰玻璃器；（8）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罗马玻璃器；（9）内蒙古敖汗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鎏金银器；（10）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玻璃器；（11）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12）定县北宋静志寺塔基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其结论是：“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学的发现说明它从公元前便已开始了，公元4、5世纪形成了在中国境内的这条路线”；“北魏前期（约公元五世纪），以平城（山西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至辽东（辽宁辽阳），逐渐形成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他还指出这条草原路从中国东北继续延伸，联接了朝鲜和日本：“中国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从新疆伊犁、吉木萨尔、哈密、经额尔济纳、河套、呼和浩特、大同、张北、赤城、宁城、赤峰、朝阳、义县、辽阳，东经朝鲜而至日本。这条路线是联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国际路线。朝鲜和日本发现的4世纪以来的西方金银器和玻璃器，有一大部分可能是通过这条横贯中国北方的草原之路输入的。”⁽⁴²⁾2005年5月陕西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其围棺床石屏图像有大量的突厥人的图像，反映了粟特人与突厥人的交往。安伽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粟特商人是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突厥则是北方草原上的霸主，他们的交往从某种程度上透露出北方草原路与丝路贸易的信息。对照前述突厥人、粟特人、波斯人和拜占庭人在丝绸贸易中的角逐，可以印证粟特人的丝路贸易与突厥人的密切关系。

【注释】

(1)《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2)《魏书》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3)杨宪益认为，奄蔡、阿兰本非一国，因公元1世纪间奄蔡为阿兰所并，故其地改名阿兰。《魏略》中的柳国即《后汉书》中阿兰聊之聊国，聊国似为阿兰的附庸，所以《后汉书》并为一国，称为阿兰聊。据西方史籍，阿兰于公元3世纪时游牧于亚速海和高加索地区。4世纪70年代前后，被匈奴人击败，其王被杀。5世纪初，一部分阿兰人迁至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与当地西哥特人融合。5世纪中叶，大部分阿兰人随阿提拉西征，经高卢、西班牙迁至北非。留在高加索者与当地部落融合，形成以阿兰为主体的联盟，史称阿兰尼亚。《粟特国考》，《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149页。

(4)《晋书》卷三《武帝纪》、卷九七《西夷传》。

(5)晋殷巨奇《布赋序》记载：晋太康二年（280年），“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广）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艺文类聚》卷八五《布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63页。

(6)参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5页。

(8)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9)关于昙无竭的经行路线，历来争论很多。参冯承钧《高昌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55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学研究》，156-157页，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增补版再版本，1974年；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年）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南朝的道路》，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一），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1979年；黄烈《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内地的关系》，见《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陆庆夫《五凉政权与中西交通》，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10)《魏书·西域传序》。

(11)《魏书·世祖纪》。

(12)《魏书·西域传序》。

(13)张星烺云：“粟特似为俄粟特（Ossethi）之讹音，略去其首音‘俄’字也。俄粟特民族今代仍居高架索山系间，即古代阿兰（Alans）或阿思（As）人之苗裔。粟特不可与索格多（Sogdo）相混。索格多乃伊兰人称康居也。阿兰人亦印度日耳曼系。至元时，来居中国者甚众，留名《元史》者不一其人。所谓大泽，即里海也。”“忽倪已，夏德（F.Hirth）谓即匈奴阿提拉（Attila）大王之少子Hernae云，读音相近，时代亦同，其说可信。”《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古代中国与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第65页，上海书店影印辅仁大学丛书1930年版。

(14)参韩昇《四至六世纪百济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韩国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第7回国际学术会议·百济学术诸问题》，大田，1994年；《“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5)《魏书》卷八三《外戚高肇传》记载：“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渤海莜人，五世祖顾，晋末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飏，字法修，高祖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入国，拜厉威将军，河间子。”据李凭《北魏两位高氏皇后族属考》，高氏实出身高丽族。（韩国）《中国史研究》第20期，2002年10月；《北魏的发展轨迹》，载《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17)周伟洲：《吐谷浑史》，13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8)陆庆夫：《五凉政权与中西交通》，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

(19)陈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载《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

(20)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收入罗氏著《胡汉之间》，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21)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第102-108页。

(22)见Chavannes,Tou-kiue,P.230。转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87页，上海书店影印辅仁大学丛书1930年版。

(23)东魏茹茹公主墓位于河北省磁县城南2公里的大冢营村北。出土随葬器物以陶俑为大宗，次为陶禽畜及陶模型器，再次为陶瓷器，还有两枚拜占廷帝国的金币及一些金质和铜质的饰物。志文云：“魏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广郡开国公高公妻茹茹公主闾氏，……讳叱地连，茹茹主之孙、谙罗臣可汗之女也。……皇魏道映寰中，……茹主钦挹风猷，思结姻好，乃归女请和，作嫔公子。……以武定八年四月七日薨于晋阳，时年十三。即其年岁次庚午五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滏水之阴、齐献武王之茔内。天子下诏曰：“长广郡开国公妻茹茹邻和公主，奄至丧逝，良用嗟伤。……送终之礼，宜优常数。”

(24)《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

(25)《周书》卷五十《突厥传》。

(26)据法国汉学家沙畹（Chvannes，一译沙万内）研究，此突厥可汗即西突厥室点蜜可汗。《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9－211页。

(27)据皮古列夫斯卡娅研究，Mani即摩尼教之摩尼，ach为叙利亚语，兄弟的意思。“摩尼兄弟”当为景仰摩尼教创立者的意思。见皮氏著：《拜占廷通往印度之路》，第202页，莫斯科，1951年；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28)参见H.裕尔（H.Yule）著，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86页。

(29)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30)田立坤《步摇考》，载《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67页。

(31)黎瑶渤：《辽宁北标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32)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33)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彩版一一，第228-230页。

(3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彩版一二，第240-244页。

(35)《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

(36)安家瑶、刘俊喜《大同地区的北魏玻璃器》；据王银田《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输入的西方器物》，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电焊器材厂）出土磨花玻璃钵，类似器物在伊朗高原吉兰州的3—7世纪墓葬中出土多件，在日本橿原一座4世纪末的墓葬（126号墓）中也有发现。载《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6页。

(37)石家庄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38)磁县博物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39)王克林：《北齐厍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40)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

(41)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载《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42)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