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草原商路
——以5—14世纪为中心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 孙 泓
草原之路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一条重要交通道路，它开拓于匈奴时期，到元代达到了鼎盛，又称“草原丝绸之路”，但事实上，丝绸不是这条道路运输的主要物品，除丝绸外，皮毛、珠宝、金银等亦是草原商路的主要贸易物，因此，这条路又被称为“皮货之路”和“珠宝之路”。所以，我认为与其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不如称之为“草原商路”更确切些。
与中原丝绸之路相比，它起步早、范围大，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交通道路，只要有水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这条古路是由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所开辟。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之前就已存在，它是由匈奴控制的经行天山北路和东南俄草原的商路。草原商路的中心地带也随着时代、局势的不同而改变，如匈奴时代主要在漠北，鲜卑时代在漠南，契丹与蒙元时代在内蒙古东部草原上，这可以从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得到证明。
关于草原商路，许多学者都有论述，但往往将它放入丝绸之路中论述，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很少将它单独研究，实际上隋唐时期的北新道就是草原商路。研究的也多是魏晋隋唐时期的草原商路，对辽金元时期的草原商路研究得很少。而且，研究的也主要是以中原为起点向西的草原商路，对东向的基本没有研究，即便有，也多是将它放入东北地区交通道路中研究，而不是将它作为草原商路来研究，更没有将其与西向的草原商路相连接。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时期草原商路的中心也在不断变化。所以我认为应该将其单独列出，做系统的研究。
但是如何来确定草原商路的经行，是以使用人群来确定？凡是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道路都算草原商路？还是以草原地域来确定，只有在草原中的道路才算草原商路？这些问题对我们确定草原商路的经行和区分中原丝绸之路至关重要。以往对这一点基本没有区分，将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交往的道路都作为了草原商路，但我认为这种划分不够妥当，既然叫草原商路，就应该是草原中的道路，所经行的地点就应该都在草原之中，而且它所使用的人群和丝绸之路是完全不同的，也不经过汉族的地区，至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的交通道路，应该是连接中原丝绸之路和草原商路的支线。
我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东北亚地区出土的考古资料，尝试着对这条道路的形成、发展做了一些梳理，认为前辈学者所提出的草原商路还不够完整，还应继续向东延伸。
一、连接欧亚草原商路
两汉时期，就存在一条经行天山北路和东南俄草原的商路。唐代，安北、单于、北庭、安西四大都护府的建立，使唐朝基本上控制了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绿洲，使草原商路再次畅通。
据《魏略·西戎传》记载：“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此新道即为草原商路。
隋代裴矩的《西域图记》也记载了这条道路，称为北道。据《隋书·裴矩传》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今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
此新道据法国学者沙畹考证即北新道，亦即汉代经行天山北路和东南俄草原的商路。它在康居西北与汉代丝绸之路的北道连接，经奄蔡，到里海沿岸（罗马帝国）。北新道也可以至高昌后，经焉耆至龟兹与中道合一，也可以由此北上，穿越天山往西至车师后王庭（今乌鲁木齐），再由今乌鲁木齐转西南行，到弓月（今伊宁），沿伊犁河至乌孙，再渡北流河（楚河、锡尔河），西至地中海东岸的拂菻（东罗马）。(1)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为了继续维持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不得不取道回鹘，开辟了回鹘道。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四记载：“自艰难（安史之乱）以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2)
关于回鹘道，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鹈泉，又十里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错甲
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又别道自鹈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思
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千五百城亦至回鹘衙帐。”(3)
根据上述史料，草原商路的起点并不是草原，但实际上从回鹘往东到契丹牙帳，应该也有交通道路，但不见明确的史料记载。
辽代也非常重视同西域地区的联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先后两次率军西征，辽太妃胡辇从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出兵西北，在西北用兵十年，她在镇守西北期间，远征西域，开地数千里，武功之盛，在辽代达到了顶峰。将辽朝西部的疆界扩展到河西走廊，并且征服了诸回鹘政权。
辽控制漠北以后，向辽朝贡的西部国家和地区有许多，据《契丹国志》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镔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怕里呵、褐里丝。”(4)
辽代的西征西域，使通往辽朝上京城（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两条古道得以畅通。形成了一条从辽上京经巴林右旗、怀州到西域的草原商路。从内蒙古草原及东北地区出土的辽代遗物遗迹可以得到证明。从这些地区出土的琉璃器、瓷器、佛像、波斯银壶、景教墓碑等文物可以看出，其中凝聚吸收了西方大食、波斯、东罗马和印度等民族的文明因素，印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辽代的草原商路主要是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的路线。
据阿拉伯人卫马西记录出使辽上京道程，他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翻越葱岭，进入疏勒（喀什）、叶尔羌（莎车）、于阗（和田）、克里雅（且末）至沙州（敦煌），然后进入蒙古高原南麓可敦城界（蒙古国土拉河西岸巴音诺尔附近），经乌独健山（肯特山支脉）南下，经庆州（巴林右旗）到达辽上京。(5)
马瓦尔的《动物的本性》也曾提到这条道路，由敦煌向东北，穿过阴山山脉和杭爱支脉，由草原直达辽朝上京。(6)《辽史·萧鞑凛传》也有记载。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草原商路把辽朝的各个城市基本上都连接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使草原地区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发展。
金代的草原商路，可以分为两条：
南路是沿用辽朝由西夏控制的漠南草原商路，西起河西走廊西端的瓜、沙、肃诸州，中经兴庆府，过黄河东北行，由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归化州直达金中都。(7)
北路是沿克鲁伦河东行，通往呼伦贝尔。
金代，西北地区鞑靼的许多部族，他们在蒙古未形成独立国家之前，都单独存在，归金朝统治，并分别向金纳贡，接受封赏。如散只兀部、哈答斤部、塔塔儿部、弘吉剌部、扎剌儿部、扎只剌部、汪古部、克烈部、蔑儿乞部、豁里秃歹部、巴儿忽部、翰亦剌部、乞儿吉思部、乃蛮部、吉里吉斯部、秃麻部、萌古斯部、蒙古乞颜部、蒙古泰赤乌部、广吉剌部、其他森林部落等等。(8)
《金史·完颜襄传》记载：“诸部相率送欵，襄纳之，自是北陲遂定。”
《蒙古秘史》卷四载：“王京又对成吉思说，‘杀了蔑古真等好生得你济，我回去金国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讨官教你做着。’”(9)
据《元史·太祖纪》记载：“初，帝贡岁币于金，金主使卫王允济受贡于静州。”(10)
《傅雱建炎通问录》记载：“当日鞑靼国献羊，黑水国献马，两国人使国时在帅府前伺候。”(11)
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鞑靼各部都归金统治，并向金纳贡，说明他们的道路是畅通的，他们向金朝贡走的就应该是草原商路的北线。
从乃蛮、克烈等部都信奉景教，说明他们都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推测他们和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一条草原商路。
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和元朝，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在前代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从漠北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直到欧洲的东西方的漫长通道，使中亚、西亚、欧洲连结起来，从而形成了北穿南俄、南贯波斯、东经中亚、西到欧洲的经济流通大动脉。
陈尚胜先生对此做了详细的考证，认为有三条：
“一条是从漠北前往中亚的天山北麓路线：从和林西行，直趋金山，经横相乙儿（今新疆青河），折西南下至别失八里（位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然后沿阴山（今天山）北麓西行，经俱六（今阜康）、古塔巴（今呼图壁）、仰吉八里（今玛纳斯河西）、丁柯八里（今精河）、普剌（今博乐）、天池抵阿力麻里（位于今新疆霍城西十三公里处），西渡亦列河（今伊犁河），前往塔剌思（即唐代的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境的江布尔）。由此向西北沿忽章河（今锡尔河）而行，经大盐池（今成海）和里海北岸，可抵达钦察汗国以及欧洲；由塔剌思向西南行，越过忽章河和阿母河，可抵伊利汗国以及西亚地区。
一条是准噶尔盆地北缘路线：从和林西行至金山，然后从横相乙儿西行，过龙骨河（今乌伦占河）沿准噶尔盆地北缘西行，至窝阔台汗的封地叶密立（位于今新疆额敏县境内的额敏河南岸），再由此西南行至阿力麻里，与前述的天山北路线相合。
一条是越阿来岭的路线：从漠北溯科布多河而上，越阿尔泰山的阿来岭，即进入窝阔台的封地，由此顺布克图尔玛河而下，渡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向西即可进入钦察汗国，向南则进入察合台汗国。”(12)
《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对草原丝路也做了记载。据记载，他1271年，从威尼斯出发，取道伊利汗国，循阿姆河上游，逾帕米尔，由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河西走廊，考察了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又折回，转经河套进入天德（今呼和浩特），踏上草原商路的南道，于1275年到上都觐见忽必烈皇帝。(13)
另外，意大利人帕格洛蒂的《通商指南》记载了从亚述海最东端，穿越钦察汗国、窝阔台封地，经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内地的行程。他说在行经草原地区时，须及时置备充分的面粉和咸鱼，以便能走完标志着从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地区的“首要城站“之间的路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极为安全。(14)
1338年末，意大利人马黎诺里率天主教使团来华，就是经由欧亚大草原，陆行到中国，1342年抵大都，后由泉州海路回欧洲。(15)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了长春真人丘处机西游所走的道路，从山东莱州出发，至益都，北至北京，出口北，行经张北多伦，循热河、察哈尔两界之间，过克什克腾旗之达里泊，西北行，入外蒙古之车臣汗部；沿克鲁伦河之南岸，西行渡鄂尔浑河，经和林，循杭爱山，取道科布多，至阿尔泰山，东南行，折入新疆，经天山北路之古城，西行经迪化，至伊犁，渡伊犁河，西南行，沿俄属之特默尔图泊南岸，纳林河之北岸，西南行，至中亚之塔什干，渡锡尔河，至撒马尔干，南渡阿姆河，至大雪山。(16)走的大部分都是草原之路。
综上，西向草原商路东起蒙古草原，向西逾过阿尔泰山和准格尔盆地，进入中亚的北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
二、草原商路的东向延伸——海西东西交通道路的形成
东向的草原商路，齐东方、徐平芳等先生曾根椐考古资料做了简单的论述。
齐东方先生在综合考察中国北方出土西域文物的基础上，提出一条：“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由河北北部进入赤峰，最终到达辽阳的道路。”(17)
徐平芳先生根椐北方考古发现的外来器物，论证了北方草原路的经由：认为从公元前就已经出现，4、5世纪时逐渐形成了以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哈密），东至辽东（辽阳）的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并指出这条道路从中国东北继续延伸到朝鲜和日本，即从新疆伊犁、吉尔萨尔、哈密，经额尔济纳、河套呼和浩特、大同、张北、赤城、宁城、赤峰、朝阳、义县、辽阳，东经朝鲜而至日本。(18)
王绵厚、李健才、张博泉等先生在东北地区的交通道路中也做了论述，但他们是将其作为地区的交通道路，而不是草原商路来研究。
我在众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原丝绸之路和草原商路的东向经行地点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将朝阳、辽阳等地点划为中原丝绸之路东向延伸的经行地点(19)，认为东向的草原商路应从呼和浩特继续向东，通过乌兰察布盟、赤峰、宁城、敖汉、奈曼到通辽，再经洮儿河到前郭。
东向的草原商路形成也比较早，据史料记载在秦汉时就有到通往匈奴、乌桓、鲜卑的交通道路。
隋唐时期从中原到奚、契丹的道路，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渔阳……东北九十里有洪水守捉，又东北三十里有盐城守捉，又东北渡滦河，有古卢龙镇。又有斗陉镇，自卢龙北经九荆岭，受米城、张洪隘、度石岭，至奚王帐六百里。又东北行，傍土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又北百里，至室韦帐。”
从记载可知草原之路大概有两条：一为从蓟县东北行，经石门、遵化、沿蓟运河北支，出喜峰口，再北行沿滦河支流武烈河，翻越七老图山，进入锡伯河，到达今赤峰北的唐代奚王帐。一为由卢龙镇东北行，经滦河进入瀑河河谷，东北经平泉，沿七老图山南麓北行，进入老哈河，再沿老哈河到达今赤峰的怒鲁尔虎山西北麓契丹牙帳。(20)这事实上并不是草原之路，只是后半部进入了草原地区，才属于草原之路。
当时，真正的草原之路，应该是从契丹牙帳向西接回鹘王庭的草原之路，向东早期是接扶余，后期是通渤海。《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渤海有扶余契丹道，说明渤海沿用了扶余和契丹的草原之路。
辽代的草原之路是以辽上京为中心，西通蒙古、鞑靼、回鹘等部，直接草原西路；南经中京，通南京；东则通渤海、女真；北则通室韦及狗国。
辽代的草原之路，从中京出发，北行，渡潢水石桥后，趋上京的干道，循沿黑水河（今查干木伦河）之北支流而行，经今巴林右旗东南的白音汉和白音他拉乡，连接乌尔吉木伦河西支，然后经查干哈达乡，再经西哈达英格，最终抵达上京临潢府（巴林左旗林东镇）。(21)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宁城县、赤峰、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敖汉旗、奈曼旗等地，发现了大量的西方文物，证明这条道路已经与西向的草原商路相连接，西方文明已经通过这些交通道路传播到草原东部，这些道路也应该是东西交通道路的一部分。
据《辽史·太祖纪》记载：天赞四年（925年），契丹太祖从上京出发，“闰月壬辰，祠木叶山。壬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乙酉，次撤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岭，夜围扶余府”。从这一记载推测，辽太祖征渤海的行军路线，大概就是唐代的扶余契丹道。
《胡峤陷北记》记载了从契丹往北，通室韦，到狗国的道路。
金代的草原之路西部基本上与辽代相同，东面延伸到了金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即从上京会宁府（阿城白城）出发——长春州（前郭县他虎城）——二龙山古城——金善屯古城——新荒古城——古城屯古城——泰州（洮南市四家子高昌）——突泉县双城子——科右中旗吐列毛杜古城——扎鲁特旗——临潢府（巴林左旗）——赤峰县城子乡城子屯古城（松山州、松林、松山县）——宁城县大明城。(22)
《金史·昂传》记载：金朝初年押送小黄室韦到金上京（阿城），走的就是这条路。
元代东向的草原之路，以元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昭乃门苏木）为中心，南至大都，西至和林，北至呼伦贝尔，东至奴儿干。
西向的有两条，一为自大都出发，经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昭乃门苏木）、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南），西北行抵克鲁伦河上游，转而西行至和林；(23)一为自大都出发后，经兴和（今河北张北）、丰州（呼和浩特东白塔镇），出大青山，过净州（今内蒙古四王子旗城卜子村）、砂井（在今四王子旗境内），渡大漠，西北行至翁金河，沿河北上抵达和林。(24)
北向的由从上都到详州（农安北），西北行，经肇州（今黑龙江省肇东县四站八里城）、泰州（今洮安附近）、然后又沿嫩江、雅鲁河北上至吉塔（今龙江）、斜鲁（今雅鲁）、过兴安岭、移色迷（金代之移迷、今之伊敏河）、辉河而达吾失温（今乌尔逊河）、最后与阿木哥（今阿木古朗）相联结。(25)
东向分三条：从上都出发，一线由详州东北向，经宾州（伊通河与松花江汇流点附近）、上京（指金代上京，今阿城县白城）、捻站（巴彦）、不牙迷（今木兰县）等，再沿松花、黑龙二江下游，直抵恒滚河口北岸的末末吉站（莽阿臣屯）。其中从莫鲁孙至末末吉是十五个狗站；一条是由详州东南向，经石敦（今吉林市东南）、唆吉（在敦化县境）、南京（延吉市城子山城）、端州（今朝鲜端川）、青州（今北青）、洪宽（今洪原）等地，至合懒府（今朝鲜咸兴）。一条由唆吉往东，经东详州（今宁安县）、土罗火、希田、开元（今依兰南）等地，达滨海永明城（今海参崴）。(26)
通过这些交通道路，元上都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据记载上都城“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互欺氐，粉质变初质。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27)
综上，我们讨论了草原商路的发展脉络及经行地区，这条古道，从蒙古草原，向西逾过阿尔泰山和准格尔盆地，进入中亚的北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向东经宁城、赤峰、通辽、阿城等地，直达黑龙江入海口，它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历史变迁，使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成为欧亚古老文明交汇之地。而且还有许多的陆路交通道路将它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相连，使它不仅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也是连接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要道。中原的文化通过草原商路传到西方去，也传播到了黑龙江流域，西方文明也通过这条路传到东方来。
【注释】
(1)沙畹：《魏略·西域传笺注》。
(2)《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四。
(3)《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
(4)《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诸小国贡进物件条。
(5)王大方：《论草原丝绸之路》，《前沿》2005年9期。
(6)马尔瓦：《动物的本性》，转引自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332页。
(7)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347-348页。
(8)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25-27页。
(9)《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0)《元史·太祖纪》。
(11)《北盟会编》卷一百十引《傅雱建炎通问录》。
(12)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394-395页。
(13)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4)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伦敦，1896年，292页，转引自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47页。
(15)参见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43页。
(16)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58页。
(17)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2期。
(18)徐平芳：《考古学上所见的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详见本人：《5—14世纪西方诸文明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延边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20)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134—135页。
(21)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198-199页。
(22)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220-221页。
(23)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395-396页。
(24)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395-396页。
(25)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254-264页。
(26)张博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43-248页。
(27)〔元〕·袁桷：《开市十咏》，《清容居士集》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