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边疆研究的理论取向和价值关怀(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胡志宏
按照法国晚清史专家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夫人的概括，19、20世纪欧洲的中国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主题：1.中国文明的起源；2.中亚部落和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3.中国历史的连续性；4.中国历史的一般特征和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巴斯蒂夫人说：
“早期中国史研究的兴趣集中于四个主要的课题。考察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看做17、18世纪兴趣所在的延续。……中亚部落和中国边缘地带的人口是第二个重要的课题。突厥人、蒙古人、藏人、鞑靼人和女真人成为欧洲各国学者论著里的主角。亚历克西·莱奥蒂（Alexis Leont’ev）编著了16卷本《满族八旗军兴起和发展详史》，1784年出版于圣彼得堡，不久，雷慕沙（Abel-Remusat）在其影响下治蒙古史，此外还有普拉茨（J.H.Plath）的《亚洲东方史》（哥廷根，1830）、爱德华·哈泼·派克（Edward Harper Parker）研究边疆人口的很多手稿、亨利·海尔·豪沃思（Henry Heyle Howorth）的《九——十九世纪蒙古史》（4卷本，伦敦，1877）、瑞典皇家学院多桑（C.D’ohsson）的4卷本《多桑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铁木耳朝的蒙古史》，1853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2)
也就是说，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在西方汉学的早期阶段已经是重点所在。追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中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地理位置上的接壤，中国的边疆地区对欧洲史学本身具有重要意义，欧洲人企图寻找自己的历史起源时，很自然地把眼光从地中海沿岸投向西亚、北非进而达到中亚。中亚确实残存着欧洲古代文明的遗迹，更有意义的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古籍就已经有了关于白种人的记载。
其次，欧洲学者在掌握中亚民族文字方面确实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使边疆研究在早期汉学里有条件独树一帜。欧洲学人在中亚语言上的优势导致他们成为最早注重边疆研究的人群，以语言为重心的研究自成一脉，师生相接交替，虽然有时看起来好象消失了，但若不间断地阅读中亚研究的期刊，包括语言的哲学的宗教的经文的，就会发现问题主要在于能读懂这类文章的人太少了，它们不但一直存在而且是至今仍与原貌、原初状态保持着联贯性的一种学问。这个领域已入门的中国学者几乎是凤毛麟角，笔者感到我们的学术共同体非但没有珍惜这类绝学绝人，反而有排斥他们以无知训有知的迹象，所幸近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
进而言之，本文有区分传统汉学以语言学为中心的研究和现代史学意义上的边疆研究的意图，在追踪西方汉学边疆研究这个支脉的发展轨迹时，我们会发现语言学的倾向在欧美汉学演变为现代学术的过程里仍保持着自体的惯性，可以说它不属于现代汉学，但也不能否认它对我们现在所谓的边疆研究的贡献。笔者的这一观察得到曾长期在日本学习的刘正教授的印证，刘正先生明确提出，狭义的元学，西夏学等等，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汉学。(3)
到了20世纪初年，欧洲汉学走出了传教士时代，学院式的汉学长足进展，亲临中国获得的文献大发现使学术课题得到拓展，中国边疆研究因珍贵史料的出现而演变成现代科学。(4)“中亚研究从考古发现得到新刺激，进而集中注意与汉人的关系、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伯希和无数的注解、文章、重要文献的研究、《蒙古秘史》（巴黎，1949）、《〈圣武亲征记〉译注》（莱顿，1951）等激发了新的研究方向”(5)。可以说边疆研究在汉学走向科学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并促成了母体的完成。边疆研究在整个汉学里占据重要位置还因为边疆比中原更与外部世界有关，如果说西方汉学家治中国史往往是兴趣使然，那么这种兴趣的很大一部分源于中国的边疆地区比其它史学课题更多地卷入了总体的世界史，如中外交通路线，中外贸易，中国与中亚、西亚、阿拉伯、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典型地集中于丝绸之路，外国的货币，技术，农作物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可能有过的双向交流，移民与华侨等等。另外不可避免的还有，边疆研究契合了欧洲现代国家处理对华关系的需要。
美国汉学的特点是源于欧洲汉学却后来居上，它继承了欧洲汉学的主要成就，又在史料增多和欧美学术理论、方法的辐射下发展了欧洲汉学。影响美国汉学的主要取向应该说是美国本土的史学、社会科学与哲学思想，其首要特征就是科学性和实用性。(6)美国在19世纪末强烈的现实需要是与欧洲列强利益均沾，分润从中国得到的好处，因此美国汉学的首要任务是提供适合美国人需要的中国观，完成这项重任的人物之一，是从小随做皮货生意的父亲住在中国、后来在欧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30年代考察过中国大片内陆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博士。拉铁摩尔是地缘政治学的著名倡导者之一，可以说他建构了最初的边疆理论，给边疆研究添加了理论上方法上的价值。他抓住了中国腹地古代经济模式的基本特点，区分了以长城为界的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和中原的农耕社会，描述了长城内外不同的生态环境，并明确指出，两个地区之间长久以来互相渗透和影响，但基本上还是按照各自的“周期”发展着。(7)
拉铁摩尔指出，游牧民族根据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水源——周期性地经历着盛与衰的交替；农耕社会，受自然条件以及统治者政治举措的得当与否，同样也经历着盛与衰的周期性变化。每当中国北方的气候出现重大超常的变化，尤其在“小冰河”时期，草原地带的气候趋向寒冷，游牧经济受到严重损害，游牧民就会产生向外扩张的强烈冲动；农耕区在“小冰河”期，由于气温低，农作物需要的阳光、温度都不够，会减产，如果此时统治者不能及时在政策上做出调整，就会出现饥民揭竿而起的动荡局面，此刻统治者的控制力会受到极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生计的游牧民族领袖若率领部众大举南下，一般都能迅速入主中原。
20世纪20、30年代，可以说拉铁摩尔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鼓动了那些希望按“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和影响的美国年轻一代学者。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华夷共治”的政治局面使他们更有理由更有动力探索近代世界新形势下在“亚洲腹地”（Inner Asia）实现“中西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拉铁摩尔在美国学术界声望极高的原因显然与此有关。不过这也表明当时了解中国历史久远程度的美国人恐怕还是太少了，他们不知道几千年来西北部族和汉族在人种上血缘上久远的交融和演变。不过拉铁摩尔还是写出了胡汉之间边界地区绵延不绝的贸易和交换，他还看到，虽然概念和用语常令人费解，但实质上长期存在着上层间的礼仪关系，礼物交换或纳贡关系。
边疆问题在美国本国历史里的地位极为重要。美国本国史就是一部边疆史，汉学不可能不受到辐射和影响。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新移民在独立战争和《独立宣言》维护个人财产的基础上，经过近30年多次的讨论和争论，于1787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东部13个州联合通过了“美国联邦宪法”，在全球各地都实行君主制的时代开创了共和制。后来的法国的大革命和英国的议会改革都受到美国宪法的影响。此后的美国史就是美国宪法不断被中西部地区接受的历史。通常，我们把Frontier译为“边疆”，但在18世纪末的美国，Frontier并不是只表示疆界的一条线，而是处于接受美国宪法，加入联邦的历史进程中的大片地块，那里的民众是行动的主体，Frontier在此时可译为“新开拓地”，接受宪法的过程完成后，这片土地就变成了美国本土，不再是“新开拓地”，因此它是不断移动的。美国史的这一特点使汉学家能顺理成章地理解古代中国边疆地区军事上和行政上无数次的拉锯，能看到皇帝制度的核心区和接受渗透的边缘区之间的差别，二者之间正向和逆向的互动，汉学著作里这个词汇在不同时代表示特定形势下的这些或那些地块。中国学者常用“疆域”一词表示这些地块。
不无巧合的是，与拉铁摩尔同时代的费正清（John K.Fairbank）初入汉学时关注的焦点也在中外关系方面。费正清是从中外贸易，中国的海关制度切入汉学的，治学的起点在中外关系和边疆研究，重心集中在把问题引向清代成功的原因。上个世纪30年代，费正清用英国保存的原始史料即英国官员和商人的陈述研究清朝的制度史和外交史，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来经多年的补充，主要是阅读了有关的中文史料，于50年代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8)两位汉学巨匠的起点使边疆研究几乎成为现代汉学的开端，而且并非不以中国为中心。费正清和拉铁摩尔都曾于上个世纪30年代逗留在保存着旧日帝都风貌的北平，并都游历过中国的腹地，费正清观察到传统的朝贡制度到后来走向崩溃，导致了帝国的衰亡，他还从19世纪后期中日之间的比较看到了儒家给人心智上带来的惰性。(9)
费正清边疆研究的重心在帝国的后期，他的局限在于未能明确区分北方游牧民族与东北地区务农的满族之间的差别，没能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追究与细化，不过费正清把注意力引向清代成功的原因，这是他的贡献。事实证明一代又一代学者对这个问题保持着兴趣并借以推进和深化了美国汉学。费正清曾明确指出：“满洲人很幸运，他们来自这两种制度相遇而又相混的地区”，(10)费正清指出，东北满人发祥地最适合吸收汉族膨胀的人口，效果是东北南部汉化得最厉害，汉族富商在那里的社会地位仅次于满人高官，居一般满人之上。(11)费正清揭示了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贡献：每个朝代的最初都需要借助一套带宗教意义的仪式和典礼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强力建立和控制社会、政治秩序，清朝初年的几位皇帝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过程，可以说他把清代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汉化，但是他也给另一种取向奠基了开端，明确提出：“他们成功的秘诀可能在于下述的事实，即他们虽然使用了汉族方式施行统治，可是他们的异族起源和背景也有助于使他们能在统治集团里保持住政治的朝气。”(12)汉学家对中国新开拓地、中国疆域的敏感和兴趣最先集中在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亚洲腹地怎样被崛起于满洲，不断汉化的清王朝征服的历史，后来才慢慢投向各个时代各个方位的边陲。
美国汉学对边疆研究的兴趣还可以从华裔学者的贡献看出来，著名教授余英时在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历程是最先研究汉代——其中一个重点工作是汉代的胡汉关系，继而明清，继而古代的知识阶层，近年出版了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南宋朱熹的著作。余英时1967年出版的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中的一段话使我们看到他对边疆研究的重要贡献及与几位重要学者之间的传承关系，该著“自序”说：
“中国的贡纳体系在处理西方对清王朝的挑战时所暴露出来的不足之处，已为许多著作所涉及。众所周知，在面临新的世界秩序时，这一体系已经崩溃而无法修复；但是应该记住，中国的贡纳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我认为，要对它做出任何公正的评价，不仅必须要考虑到它的衰落和崩溃，而且必须要考虑到它的建立和成长。鉴于这一体系在汉朝时期开始形成，因此我依据当时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来分析它的发展演进。”(13)
余英时论述的胡汉关系几乎包含了我们后来通过《剑桥中国史》看到的边疆研究中的每一种要素，首先是中国古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其次是构成史实的多种样貌，如：普遍的经济、贸易往来，耕作技术、铁器和新工具的传播，官营工业和手工业，交通运输，度量衡，货物的种类，贡纳关系背后的政治关系，部族领袖如何利用汉文化传统建立自己的政体，佛教从西北沿丝绸之路进行传播、从贵族渗透到大众，东汉的胡化程度超过西汉……也就是说，余英时的两汉胡汉关系研究联结了早年和第二代的边疆研究，如果说两位汉学巨匠使边疆研究成为现代汉学的开端，那么余英时、邓嗣禹等中国学者的加盟就使中国边疆研究成了一个专门的领域，引出了诸如古代邮政等专题的展开，催生了各时代以军事、行政、农牧业及风俗、宗教为主要内容的边疆地区的具体成果。(14)
拉铁摩尔、费正清和余英时做边疆研究的过程打通了传统汉学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通道，边疆研究使传统汉学走向西方现代化的汉学，成为欧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部分。
我们最早从欧美汉学界雄心勃勃撰写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看到边疆理论的初现、形成或者说变得更为整殇。此时汉学早已成为欧美大学里独立的学科，很多课题得到基金会的大量资助，美国汉学已经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影响。欧美汉学家非常明确非常光明磊落地指出了这一古代中国史学家消极对待的不争的事实，既辽、西夏、金、元等部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长时期成功地统治了辽阔的中国领土，同时也指明汉族的官僚统治方式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变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由此可以看出汉学边疆研究最早的价值倾向，得到肯定的是接受汉文明的部族首领。
随着学术现代化的浸润及历史本身的进展，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重视不同文明的交汇，边疆作为交汇点引人注目，成为热点，边疆研究因此常做常新。边疆是汇聚汇粹之地，制度的经济的贸易的、血统的文化的风俗的，各种元素都在这里碰撞交汇，中国古代的边疆因为是汉文明和各部族的融炉而呈现出多种样貌，汉学家们还表现出另一种热情，特别愿意找到双向交流的史料，比如汉族接受了哪些部族的风俗习惯。
边疆的概念在认识史实的过程中演成多层次的概念。按照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做出的概括，北方的边界线有3条，一是恒久不变的“生态学边界”，由无霜期和降雨量决定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界线，限制了农业耕作无止境的扩张企图。另外两条边界线是军事防御的边界线和文官事务实际管辖范围的界线。傅海波紧接着的论述对我们认识汉学家的特别视角有重要意义，他说，唐以前的北方，后两条界线不像唐末、宋元时期那样明确，即便到了唐王朝权力的颠峰时刻，仍然不能设想北方有一条现代意义的截然划分的国境线，“那是一条宽阔的过渡地带，在这个地带内，所谓同一性、忠诚和权力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与冲击着新的平衡”(15)。一般情况下，最先清理的史料揭示的是农业耕作制度在地理区划上的移动，农业和牧业的分野与混合，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开疆掠土取得军事成功，施行中原行政制度的过程，表现为朝廷在税收、劳役及地方控制上的成功，不仅如此，汉学家还有还原多种被征服的文化样貌的企图，从而大大丰富了有关成果。
边疆研究的理论从拉铁摩尔时代走到《剑桥中国史》时代的背后，欧美史学已随着历史的进程及将会产生的长期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把民族/国家作为叙事的主体，中国的古代应该说在概念上不属于这个范畴，交汇的地区和人群在后世的长期趋势中大多融合为同文同种，但是皇帝制度的核心区和大片接受渗透的边缘区之间拉锯、互动的状态与近代的边疆研究仍可彼此借鉴和参照。仅就狭义的古代史而言，可以说边疆研究溶合了制度史与社会史甚而以社会史为中心，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的趋势可以简单概括为从地方史进展到文化史。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汉学论著，都可归入这个范围。有碎化的感觉，但从史学史上看，它们都是宝贵的成果。
20世纪初世界范围的重大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在一战后发起成立了“国际历史学会”，欲使敌对国的史学家有一个沟通的机会，当时是国别史盛行的时代，民族史/国家史占统治地位，“通过寻找过去，发现或者建构被认为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塑造了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历史学在重划国界和确立国家地位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6)边疆史既是民族的，又是国家的，可以想象它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1928年的“国际历史学会”大会上提出了比较法，比较法的核心是确定各种文明的相同和相异之处，意在促使史学超越国别史实现非地方化，解放观念，开阔视野，改进历史专业的气氛和文化。欧洲汉学此刻对中国历史本身及汉学家的使命已经形成了自觉的意识，美国人在中国问题上还处在朦胧浑沌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唤醒了美国，他们发现自己“缺乏一种可辨认的美国的中国研究传统。”(17)美国汉学形成初步规模并实现职业化的初期，在着力确定这个学科的基本内容时，连结汉文化的核心区与新开拓地的边疆史成为首选。
比较研究始终盛行，但近年来国际史学的取向是开始尝试跨民族的“纠结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ies），“这种方法基本上对异同点的比较不感兴趣，而对内部关系与遭遇，对相互了解和其他的反应，对相互影响与冲击，对物资、人员、观念和知识的转移和移动感兴趣。根据这种观点，欧洲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异同，不如相互影响的过程、相互感知的过程、彼此塑造的纠结过程更能引起兴趣。”这里包含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对称纠结，非西方对塑造西方社会的贡献，“……可以是不同形式的：互惠的和不对称的，它们可以包括学习和付出-索取的过程，也可以包括压制与依赖的过程。”(18)继民族/国家的史学范式、本国史本民族史的范式以后，当今是跨民族跨国家取向盛行的时代，边疆研究，新开拓地的地区史再一次适合新的国际潮流。
继余英时对朝贡制度起点的研究之后，汉学家比中国学者对多民族混合居住的地区和时代表现出更多的感兴趣，具体到秦汉魏晋时代，研究北部中国的论著显然比较多。从大草原和西北地区迁徙到华北的部族在人口稠密，农业经济发达的华北怎样生活？怎样与农业社会的汉族人接触？未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怎样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地方秩序？新一代汉学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首先致力于纠正以往流行的错误的术语，澄清概念，消除误解，找到正确的起点，建设合理的理论前提。詹妮弗·霍姆格伦（Jennifer Holmgren）提出首先应该废弃“征服王朝”（conquer dynasty）、“征服者”（conqueror），皮尔斯（Scott Pearce）认为“游牧民”（namadic）和“部落民”（tribe）为害更烈。(19)他们指出，这些词汇的出现和泛滥都基于一种原因，即没看到在属于部落组织的游牧民和汉化了的、从事农耕的胡人之间有一种处于过渡状态的人群，他们处于“僵化”的原始观念和农业文明之间中介的文化状态，在结束了游牧生活后，经历过许多种过渡的生活方式，始终处于不断的进化和演变之中，最终变得可称之为“庄园主”或“农民”。肯尼斯·柯林（Kenneth Klein）巧妙地称他们为“国人”。国人的迁徙、生活方式、婚姻和经济生活、军事上的经历是北朝社会史的重要内容。霍姆格伦研究了五世纪代郡陆氏家族的史料，说明陆氏接触汉文化的起始时间比陈垣先生看到的要早得多，以陆氏为代表断定鲜卑人的汉化只用了几个十年，显然是错误的。非汉人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和语言长期流行在汉化过程的拓跋社会里，甚至到北魏高祖时代，仍然是这样。(20)霍姆格伦认为中国学者常常先入为主地过分注意史料里部族坚定不移进行改革的记载，而她则更多地看到鲜卑文化的韧性。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是双向、互动的，汉人吸收了北族勇武的骑射精神，有些汉族妇女接受了收继婚的习俗。(21)
众所周知，种族和文化这两种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哪一个作用更大，这个问题可以构成中国史的基本问题之一。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古时代历史进程中，越往后，文化的作用越大，反之则血统的作用比较大。(22)我们可以把陈先生关注的北魏隋唐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时段，如果从长时段看，即便在当代，也无人能否认血统因素的作用，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多的物质财富，伴随资本主义而产生的现代法律的基本旨意是处理物质财富与血缘的关系。可以说血缘、种族的作用在整个帝国时期或帝国后期，在相当大程度上牵引着历史的演进。
中亚民族在欧洲史和中国史引人注目的表演使以他们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变得十分必要，阎宗临先生在揭示元代传教士的活动时指出：“由一种历史的讽刺，给欧人开放亚洲门户者，却是侵略的蒙古人”；“当蒙古人取得政权时，以成吉思汗为法，晓得组织的重要。继后与汉人接触，更启发与增强他们的组织才能。”(23)蒙古人显然缺乏某些部族用汉族方式统驭辽阔中原的能力，但是他们在中欧交通中的作用却与元帝国的声威匹配，“实际上，蒙古侵入欧洲，给新兴的两个修会——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一种新的热力与方向，因为他们的志趣，是‘为基督远行的’”(24)。
我们再次回到清代成功原因的讨论，显然并不奇怪，汉学家近年来的论著表明这个问题并不像费正清揭箸得那么简单。没有统一一致的认识，这并不重要，结论本身具有一定意义，但什么人持有何种见解，是更引人注目的史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对清朝成功的原因展开的争论颇能看出当代学术的很多特点。(25)
近年来，在清史界对汉学成果的引进过程中，国人对域外清史成果感到隔膜和吃不进去的东西恰恰集中于欧美学者引以为荣的一种倾向，即从作为与汉文化完全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的角度研究满族的兴起及满族社会的发展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利用部族文献揭示弱势或边缘族群的原始能量及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汉学家看来这既是一种非凡的能力，又为当代学术提供了新的活力。国人对重视满族内部社会组织的研究取向有不同的评价，其他方面却可以说相当和谐。清史学界对西方成果了解得非常多，国人早就知道明清时期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很多，早已习惯使用来华者提供的外文史料，在经济史领域尤为突出地实现了中外学者频繁的合作与互动。我们能不能要求美国清史学家关心和理解中国学者对明清之际重大问题的思考呢？美国清史学家以首创跨明清与近代史的新取向为自豪，而很多中国学者关心的焦点在基于中国文化基本问题的思考：满族部族与明王朝的关系；后金在明末农民起义时自立为国的性质；清兵入关后施行了怎样的民族压迫；清兵入关后满族人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以及满族人的统治究竟是推进还是阻滞了文明的进程……(26)美国清史学家则认定十八世纪的清代中国再次繁荣，稳定，使乐于看到中国内部的变化，运动，环境，愿望，参与，角色等等因素的汉学家们，能从清史史料找到感觉，找到细节，使国家淡化，地域突出，重现基层社会生活的企图有可能实现。
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在欧美学者众多的中国古代史成果当中，边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板块。本文试图归纳其理论取向，但若企图建构汉学边疆研究的理论，我们还缺少很多理论和方法，缺少资源，援助和借鉴。
首先可以做的是区分古代和近现代，古代的边疆研究因为是中华民族大融炉形成的过程而减少了现代学人面对它们时的难度，傅海波三条线的理论可以辐射和涵盖相当长的时段和疆域，我们可以在他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归纳。
我们曾明确提出，欧美汉学家非常自豪地指出了古代中国史学家消极对待的不争的事实，既辽、西夏、金、元等部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长时期成功地统治了辽阔的中国领土，汉族的官僚统治方式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变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由此可以看出汉学边疆研究最早的价值倾向。这种倾向延续至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至少在中古史领域，中外学者都表现出很多共同的倾向和价值观。他们都知道史料是作为征服者、胜利者的朝廷代言人写的，在承认朝廷军事的行政的财政的成功的同时，更愿意关注社会的经济生活的进步而不是朝廷的利益，他们更注意的是当地人、原住民、外来移居者的利益和感受，赞扬那些积极提倡新风发展民生的地方官的做为，注意过渡状态的当地人和外来人，在血统和文化，血缘和地缘，行政和宗教，朝廷和民众，原生和外来移民的诸种元素之中，寻找牵动着他们的敏感区的遗迹和史料。
近现代的边疆研究因绞缠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当代国际关系的格局之间，因而蕴涵了更多种类更多角度的人文的感情的和价值的倾向。可以说问题常常不在于具体的结论，而在于什么人持什么观念和倾向。这大概与当今治汉学的学人多种类的血统、各不相同的求学的政治的迁徙的经历有关。比如说研究清朝的生活在欧美学术体制里的学人，他原来是韩国人还是欧洲人或东欧人，会影响他的见解的形成，或对有关的争议有不同的倾向。这里边的人文和价值关怀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学人的知识需求职业需求和人生需求有关。
近现代的边疆研究因绞缠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当代国际关系格局之间，因而还蕴涵着更重现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价值倾向。但是当今又有一种强烈的关注个人命运和人生需求的取向，相比之下，革命的左翼的，或者血统的家族的国家的因素都在个人面前相对趋于走弱而不是增强，也有很多的注意集中于一些相对中性的或生态的问题，如人口，自然环境的变化等等，从而大大丰富了有关成果。
【注释】
(1)2006年6月，笔者欣幸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西学与清代文化”学术讨论会，撰写了《西方汉学家对清史感兴趣的原因》一文，与会者对文中的边疆理论反应比较强烈，会后，笔者摘取前文边疆的部分，以此为中心做了很多补充，但在引文、言词和句式上与前文仍有重复和借用之处，2008年3月草成《浅谈西方汉学边疆研究的理论取向》一文，此后在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中笔者注意到边疆研究中学者们表现出了很多相同的、或因种种原因而不同的价值倾向，因此在前作的基础上又一次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和归纳。
(2)〔法〕巴斯蒂著，胡志宏译：《19、20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题》，“国际汉学”第八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3)刘正：《图说汉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23—28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4)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23-28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5)〔法〕巴斯蒂著，胡志宏译：《19、20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题》，“国际汉学”第八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6)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34—3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Lattimore,Owen: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2nd den,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51.
(8)Fairbank,John 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2 v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
(9)〔美〕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罗苏文、袁夑铭、张培德译：《费正清看中国》，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77页，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11)〔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2)〔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77页，商务印书馆，1971版年。
(13)余英时著邬文玲译：《汉代贸易与扩张·自序》，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4)Fairbank,John 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余英时著：《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另[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为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德〕尤尔根·科卡著，齐克彬、李江涛、马少甫译：《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7)〔美〕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罗苏文、袁夑铭、张培德译：《费正清看中国》，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德〕尤尔根·科卡著，齐克彬、李江涛、马少甫译：《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9)Scott Pearce,A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Medieval China，《中国史学》II，1992，日本，东京。司各特·皮尔斯著：《近年中国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概述》，参见李俊清、解亚红：《近十五年来西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述评（上）（下）》，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第9期。
(20)Jennifer Holmgren,”The Lu Clan of Tai Commandery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State of Northern Wei in the Fifth Century”,T’oung Pao,1983,4-5.〔澳〕霍姆格伦著，胡志宏摘译：《五世纪代郡陆氏对北魏拓跋国的贡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0期。
(21)Jennifer Holmgren,”Northern Wei as a Conquest Dynasty:Current Perceptions;Past Scholarship”,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n.40,Sept.1989.[澳]霍姆格伦：《征服之朝北魏：旧学问新观点》。
(2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4年。
(23)阎宗临著：《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使节》，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243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阎宗临，1904年出生，1925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9年入瑞士伏利堡大学，攻欧洲古代史，中世纪史，后留校任教，主持中国文化讲座，1936年获博士学位，1937年毅然回国，在广西大学教世界史，他归国几年后于1939至1943年发表了许多极为珍贵的中西交通史论文，可惜不为后人所知。
(24)阎宗临著：《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使节》，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25)满人300年统治成功，费正清认为主要原因是汉化，1967年何炳棣发表：《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再次提出汉化的作用。1996年，伊芙林·罗斯基发表《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异议，何炳棣再发表《我对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答复》一文，罗斯基又写《最后的皇朝：清皇家机构的社会史》一文，强调满人只是有效地利用了与内陆亚洲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而并非汉化：“满族统治者只是利用了儒家学说并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非中国传统皇帝的身份出现。”见定宜庄：《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9期。
(26)杨海英著：《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序，第5、6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