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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中心论”是个老话题，但在近些年表现出一些新动向和新特点，颇值得注意。

大体上说来，一直到18世纪，欧洲国家还能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东方文化。在18世纪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中，伏尔泰、爱尔维修、狄德罗等思想家对中国文化都赞誉有加，他们还把儒家思想作为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活动在17、18世纪之际的莱布尼兹是第一个确认中国文化对欧洲具有精神价值的哲学家，他甚至说“理性”只属于中国。

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欧洲的商船和军舰走遍世界各地，“欧洲文化中心论”也随之传遍世界各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欧洲文化中心论”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已变成欧洲殖民地的国家也好，还是未变成或将要变成殖民地的国家也好，凡是想救亡图存或免遭亡国的命运，都几乎毫无二致地把目光投向西方，向西方学习强国之道。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先是有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继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时期爱国青年高喊“科学与民主”，无不是对“欧洲文化中心论”作出的反应。

应该说，“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在近几个世纪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到16世纪就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工场手工业阶段），并发生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到18世纪完成工业革命后，欧洲就进入了大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从而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随着欧洲国家在综合国力上处于强势地位，欧洲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欧洲文化中心论”大行其道。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地国家陆续获得独立，世界各国都极力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时至今日，冷静地、客观地看一下世界大势，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欧洲文化中心论”并没有消失，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强化之势，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而已。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这个领域或那个领域说要“与国际接轨”时，实际上就是与西方接轨。在可以预见到的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现象仍将继续存在，不管你乐意还是不乐意。如果说在地理概念上有些不够准确的话，那只是美国在西方唱起了主角，而美国原本就属于欧洲文化。

应该承认，欧洲文化曾对中国产生过相当积极的影响。欧洲文化为我们传来许多新知识、新技术，例如物理、化学、医学、生物等几乎所有成系统的自然科学都来自西方，各种近代工业制造技术最初也是从西方传入的。欧洲文化还为我们提供了新方法，弥补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缺陷，例如学术研究中科学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西方文化重逻辑推理，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我们古代学人不乏有精辟的命题，但都是进行大而化之的描述，而缺少严密的逻辑论证。另外，西方还向我们传入了一些新思想，例如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想就一度成为孙中山进行辛亥革命的武器。

从“欧洲文化中心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来看，主要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蔓延。不少人不仅接受了“欧洲文化”，而且心甘情愿地将“欧洲文化”奉为“中心”，便说中国没有哲学，没有宗教，没有科学，中国古代最初的文化也是从西方传入的，甚至在数千年间一直号称显学的史学界，也居然兴起了一股令人眼花缭乱的“疑古思潮”。

“中国文化西来说”最初是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上世纪初提出来的。他受中国北洋政府的聘任，1914年来华帮助探矿。他又喜欢考古，他发现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的彩陶相似，遂提出我国中原地区的彩陶是中亚经河西走廊传入的，并在《地质调查所专刊》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论证此说。有人还进一步发挥，说中国彩陶是随彩陶人种传入的，有的日本学者甚至说汉民族就是从巴比仑迁来的。当时中国反对满清的思想盛行，有些人极力寻找满、汉之异，故或明或暗地附会此说。像章太炎、刘师培、黄节这样的大学者，也时有附会此说的言论。但这种“中国文化西来说”没存在多久，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攻自破，连安特生本人也承认了这种说法的错误。这件事表明，文化虚无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已有相当的影响。

《古史辨》派的旗手顾颉刚在古史领域成就巨大，但他也是“疑古思潮”的领袖。他认为，秦汉古文献所记的先秦古史都是传说，都是不可靠的，他要推翻这个古史系统，他甚至将大禹说成一条虫。有的人说屈原并无其人，《离骚》也是后人的伪托之作。最近，章培恒在为《日本汉学史》写的“序言”中提到，日本的这种“疑古思潮”更早，在20世纪初即已兴起，当时颇有名气的史学家白鸟库吉就说，尧、舜、禹不是实有的人物，而只是天、地、人拟人化的产物。顾颉刚通晓日语，他一定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原属于儒学文化圈，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要“脱亚入欧”，就要尽力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就要否定中国的古代文明。近几年来，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古学家李学勤提出，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华文明比古文献记载的还要悠久。一些古文献虽成书时间不在先秦，但关于先秦的记载并不“伪”。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虽成书于西汉，但书中关于殷商各王名字的记载在后出的甲骨文中都得到了证实。李学勤写的《走出疑古时代》被一些人称为破除疑古思潮和“重建古史”的号角。这表明，疑古思潮作为一股学术潮流已经成为过去。实际上，古人比较纯朴，秉笔直书的传统在古人那里遵守得比较好，所以古文献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更何况，古人也没有必要故意编造来欺骗后人。当然，这个领域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去研究，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中华文明只能比古文献中记载得更悠久，而不会是相反。

至于说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科学，那只是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哲学，没有欧洲那样的科学。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哲学就是指人们对宇宙的根本看法，这里既包括所谓世界观，也包括方法论。它本来并不神秘，只是被一些经院学者说得越来越玄，似乎高深莫测。哲学是一个文明的灵魂，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那几乎就等于说中国没有文明。中国有没有哲学至今还似乎是个问题，还有人在那里争论，这要么是完全用欧洲的标准来衡量，要么是迷信黑格尔有关中国哲学犹如襁褓中婴儿的说法。这正是典型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产物，只是有人没有意识到而已。至于科学，它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中所获取的确定的知识，中国古代所获取的那么多确定的科学知识就在那里放着，所以中国有没有科学的问题也就失去了争论的必要。至于宗教，儒学是不是一种宗教且不说，道教则实实在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所以说中国没有宗教近于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迷狂。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欧洲文化中心论”给中华文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思想混乱是多方面的，如要认真清理，还真需要花费不少的工夫。只要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一些具体问题认识的混乱则是可以避免的。

有些人之所以盲目地接受“欧洲文化中心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只看到近几个世纪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而没有看到中国文化也曾对西方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教授著有《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有许钧和钱林森的翻译本），书中以中国文化对欧洲影响的大量事实批驳了“欧洲文化中心论”，该书上卷“结语”中得出结论：“中国受欧洲的影响远远不及基督教西方受中国的影响。”这是多么耐人深思。实际上，东西方文化有不同处，也有相通之处。这正如钱钟书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主张，对东西方文化应“察其异而会其通”。皆可谓精辟通达之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学习和吸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不要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即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从深层次探讨起来都有相通之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自然科学成就，但它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因此，对西方文化中积极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尽可以坦然地学习和吸收，就像鲁迅所主张的那样，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而没有必要羞羞答答。这里的关键是不要失去自我，是“我”在吸收，不是要把“我”变成西方人，不要把自己的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俘虏。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对欧洲文化影响的一种无奈的抗争。在晚清那种时代背景下，这大概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种口号。自张之洞之后，大家都可以比较坦然地学习“西学”了，这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逐渐开放的心态。文革结束后，有人进一步提出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甚至“西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敞开胸怀学习西方先进东西的心态固然可嘉，但这些口号都有一个通病，即一定硬要把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划分为“体”、“用”两个部分，甚至还要进一步理论化为“形而上者为体，形而下者为用”。实际上，“体”和“用”的关系是辩证的，“体”中有“用”，“用”中有“体”，“体”可以变为“用”，“用”也可以变为体，有的则既是“体”，又是“用”。例如民主，既可以视为手段，也可以视为目的。因此，没必要一定要在西学中分出哪些是“体”，哪些是“用”，只要对我们自己有用的东西，就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用今天的话说，只要这种东西有利于我们建设先进的文化，有利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吸收。这种心态才是一种成熟的心态，也是一种更有利于我们自己发展的心态。

近些年来，尤其是自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后，“欧洲文化中心论”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尤其是以下三点应特别予以警惕。

（一）对文化全球化的误解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兴起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了一种趋势。但是，这种文化的全球化指的是知识，而不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手机这种先进的通信工具，西方人可以使用，东方人也可以使用。西方人一觉醒来可以用手机先问候妻子或情人，东方人一觉醒来可以用手机先问候父母。通信技术全球化了，东方人和西方人各自的文化价值仍得以保持。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也成为强势文化。文化全球化在许多人那里似乎就是西方化，不仅仅是文化知识，而且包括文化价值的全面西化。这正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现在，殖民主义时代已成过去，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如果赤裸裸地对别的国家进行殖民统治，都会遭到文明世界的普遍反对。文化扩张则比较隐蔽，更何况这种文化扩张和经济活动可以相辅而行，因而更具欺骗性和危险性。如果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失去警惕，失去文化自觉，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那么，文化帝国主义就真的要在不流血情况下“不战而胜”了。实际上，越是经济全球化，各民族越是顽强地维护自己的文化特性，以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比国内同胞维护民族习俗还要认真，即是明证。因此，我们既反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又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人类的未来应该是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

（二）所谓“中国威胁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中国人民刚刚吃饱肚子，西方的一些人就变着法地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这实质上还是“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阴暗心态的反映。是哪些人在鼓噪“中国威胁论”呢？不是非洲、拉丁美洲欠发达国家，而是西方发达国家。按照常理，一个国家如果要威胁别人的话，只能威胁比自己弱小的国家，而不应该是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现在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却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这些国家过去大都曾欺凌过中国，宰割过中国。它们明明知道今天的中国对它们并没有构成威胁，而且中国也没有威胁别国、侵略别国的传统，却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叫喊“中国威胁论”。这显然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别有用心，是不希望中国发展，不希望中国富强，是在为“遏制”中国制造舆论。我们的学者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还要义愤填膺地进行批驳，义愤可以理解，也应该，但实际上于事无补。他偏要这么喊，你又怎么能不让他喊呢？中国怎么样才能不成为所谓“威胁”呢？那就退回到晚清，连葡萄牙那样的弹丸小国都可以在中国随便啃上一口，大概就可以说中国不是“威胁”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是“超级大国”，例如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至少在亚非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郑和所率领的舰队十分庞大，可以说想占领什么地方就能占领什么地方。但郑和“七下西洋”，却并未在海外驻一兵一卒，也没占领别国一寸土地。似乎更令西方人不可理解的是，当时随着中国睦邻友好政策的推行，有些国家和地区主动要求归附中国，但中国却不予接纳。例如满剌加（即马六甲，今属马来西亚），据《明实录》永乐三年十月“壬午”条记：“其国使者言，其王慕义，愿为中国属郡。”张燮《东西洋考·麻六甲》所记文字略有不同：“永乐三年……遣使上表，愿内附为属郡。”《明会典》、《明史》诸书所记意思都是一样的，即满剌加自愿归附中国，而当时的明朝皇帝明成祖却没有接受。无论怎么说，这也不能说成是“威胁”别人的文化传统。

现在，美国一年的军费支出已超过4000亿美元，比世界其它国家中前16位的国家军费总和还要多，但没有人叫喊“美国威胁论”，这其中的奥妙不就很清楚了吗？但凡事都有两面性，那些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也是从反面对中国发展的一种宣传。倘若将这类言论汇集出版，不仅可以使国人了解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心态，还说不定可以激发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

（三）所谓“文明冲突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论”。其主要观点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主要不是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明的冲突，或文化的冲突，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将是对西方最大的威胁。“9·11”事件发生后，亨廷顿的语气有所缓和，但他的主要意思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争论。这并不是因为“文明冲突论”具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而是这种理论对世界和平可能造成的危害引起了人们的高度警觉。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亨廷顿表面上是谈文化，实际上是谈政治。亨廷顿本人就是搞政治学的，曾在美国政府担任过高官，他还是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由他提出这种言论就不足为怪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为了配合这种独霸世界的需要，亨廷顿便不失时机地提出这种“文明冲突论”，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言论。

稍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融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或称之为辩证统一的关系，有冲突，有融合，融合中有冲突，冲突中有融合，人类文明就在这种冲突和融合中发展。只是亨廷顿在这里只强调冲突，这就不能仅仅说不全面了，而显然另有用意，即顽强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和统治地位，不惜随时以“冲突”的手段扼制非西方文明的兴起。这可以说是“欧洲中心论”在新时期的新形态。

历史和现实都可以证明“文明冲突论”的主观和谬误。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无论基督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内部都有不同的派别，这些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往往更为惨烈。时至今日，非洲国家的战乱最为频繁，但显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却恰恰是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世界不同文明的国家都一致支持反对恐怖主义。这充分表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冲突虽然有时也有文化的因素，但最根本的不是文化，而是国家利益。

亨廷顿把儒家文明说成西方文明的对立面，并预言这两种文明的冲突是最大的危险。这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众所周知，儒家主张“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最富有包容性的文化体系，有的学者甚至把儒家文化说成是“和合文化”、“和平文化”。世界上的其它文化进入中国，虽然有时也有冲突，但最终都能和儒学这种主流文化并存，甚至融为一体。儒家不奉祀神灵，没有这样那样的宗教仪规，能比较容易地与其它文化和平相处。佛教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和儒、道相互吸收，相互融合，最终形成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即为明证。亨廷顿硬要把儒家文化说成是西方文明的威胁，甚至是最大的威胁，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更危险的说法。

《展望21世纪》一书是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录”。汤因比被西方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主宰者”，池田大作是日本文化界名人，曾获联合国“国际和平奖”。汤因比是基督教徒，池田大作是佛教徒，两人的“对话”可视为两种不同文明代表人物的对话。“他们经过交谈一致认为，彼此在世界观与人生观上具有惊人的共同之处，几乎在各个领域的问题上两人都是相通的”。汤因比还认为，“历史与现实均已证明中华文明具有广泛的兼融性，它不仅不排斥其他文明，而且主动汇合融通其他文明”。这些可能是亨廷顿所不愿意承认的。

亨廷顿作为一个美国学者，他似乎忘记了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是一个多种文化的融合体。正是这多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才使美国社会富有竞争力，以致于在短短的二百多年间迅速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在美国，不同的文化之间尽管也时有冲突，但并未影响整个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么，对“地球村”的整个人类社会也应作如是观。

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有对立，有统一，有冲突，有融合，这才是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永远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强势文明如果凭借强力有意发起“冲突”，将其他文明逐一消灭，只要自己这一种文明存在，那么，这种文明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它自身大概也快要“寿终正寝”了。

对不同的文化学会宽容，比动不动就去“冲突”更值得提倡，也更有价值。同时，这种宽容更体现出一种文化的境界和品性。一些理智的、富有责任心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此有过许多精辟的言论。例如，在《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一书中就记有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一段话：“这个世界不可能成为‘泛美式的’。未来世界要么属于所有的人，要么它将不再存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全球化和道德重建》一文中说：“危险在于西方大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经常把文化和宗教的对立用作权力斗争的工具。”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关系概括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共美，天下大同。”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哲学教授杜维明对此说大加赞赏，他本人也在多种场合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对话的最后结果是“庆幸多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如果不想把“地球村”变成相互仇杀的地狱，就必须断然拒绝“文明冲突论”的误导，学会对话和宽容。否则的话，大家就像《红楼梦》中所说的乌眼鸡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那么，人类文明也就会像贾府那样走向衰亡，尤其是今天的乌眼鸡长着核嘴巴。

张学良曾给友人写过一张条幅，就短短的几个字：“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张学良是个军人，不研究高深的哲学，但就他这句话的思想含量和文化价值来看，不知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数十万言论著要丰富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