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古代东西文明交往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王　欣

历史交往是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的重要理论基石和主要组成部分。早在1998年9月中国西北大学与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联合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生就从历史交往的角度指出，“历史交往有丰富的内涵，结合丝绸之路上历史个案的分析，会总结出东西方历史上许多具体的特征和规律，并提示丝绸之路的开拓、盛衰、复兴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都需要从历史交往的角度来观察”⁽¹⁾。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以东亚中国文明、南亚印度文明、西亚波斯文明和欧洲希腊、罗马文明为主的东西方文化诸因子在古代世界范围全方位的交流与互动，并在这种交互影响下极大地推动了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充分说明了先生“文明交往论”立论之高远。本文拟从中古时期东西方诸文化因子沿丝绸之路交往的角度，从历史的剖面进一步对此试加解析。

一、科技与思想的交往

如李约瑟博士所言，中国古代数学对印度数学的影响是“无可怀疑的”。例如中国古代所创造的筹算制传入印度，直接导致了印度位值制的产生；而印度的大数记法亦通过丝绸之路被引入了中国。但是李氏认为“中国与印度的接触在科学技术上的影响却微乎其微”，⁽²⁾似乎与事实不符。以天文学为例，《隋书·经籍志》即记载了一批来自印度的天文历算书籍，诸如《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天文》、《婆罗门阴阳算历》、《婆罗门算法》、《婆罗门算经》等。在唐代，瞿昙撰等天竺历数家经丝路来到当时的长安，其活动颇为引人注目；高僧释一行则参阅印度历法制定了大衍历，随后又传入日本；在元代，波斯天文学家贾玛如丁于1270年曾向元朝献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并献“万年历”，将古代波斯天文学的主要成就介绍到中国。所以在天文学方面，古代印度、波斯的历法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在医学上，中国古代的中医与历史上的波斯、天竺、阿拉伯等医学曾通过丝绸之路交互影响，并行闻名。中保存有一些来自西域和印度的药方，诸如《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西域波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等，而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就借鉴了印度医学理论，其中所记的“悖散汤”等药方则直接取自波斯和大秦（东罗马）；唐末五代波斯人李珣所著的《海药本草》将大量域外的药物和药方引介到中国，并为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加以采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医学宝库。以反映西部少数民族和阿拉伯医学为主要内容的《回回药方》在元明时期亦在中国流传开。另一方面，中国的炼丹术早在公元八、九世纪时就沿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地区，后又经过这里传入欧洲，促进了近代化学的产生与发展；⁽³⁾十一世纪时，中医的经脉理论传到了波斯，在阿维森纳的《医典》中可见到其影响。

在工艺与技术上，随着丝路的开通，中国的丝绸开始大量输出，养蚕和缫丝技术也很快传播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并与当地的毛织、棉织技术相结合，形成鲜明的区域性特色，进而在丝路沿线的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于阗（今和田）等出现了几个丝织品制造中心，波斯也成为西亚丝织品的重要产地之一。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文书中可以见到“疏勒锦”、“丘慈（龟兹）锦”、“鉢（波）斯锦”等记载，而在《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中甚至将“波斯锦”和“魏锦”并列；⁽⁴⁾同时这里还出土了一批类似的丝织品实物，它们无论在图案风格和制造技术上均带有自己的特点，诸如连珠纹图案以及斜纹组织、纬线起花等工艺。为了满足出口贸易的需要，当时内地的丝织品织造也借鉴了这些工艺和风格，生产出供出口的织锦，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据吴震先生研究，吐鲁番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丝织品事实上均产于内地甚至高昌本地。⁽⁵⁾另一方面，唐代摩揭陀国（今孟加拉）的熬糖工艺随其遣使而传入中国，而中亚、西域高超的葡萄酒的酿造和玻璃器的制作工艺也引起了中原内地的注意并得到了引介和借鉴。

公元751年唐朝与大食的怛罗斯之战，直接导致了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并在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大约在1140年前后，造纸术又从西亚传入欧洲，由埃及人发明的草纸和羊皮纸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在蒙元统治时期，中国的火药制造技术和雕版印刷术传入了波斯，并经过这里传入欧洲，对近代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生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相对而言，古代中亚、西亚与欧洲宗教与宗教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具典型性。以建筑为例，中国古代受印度、阿拉伯的影响较大，而这种影响与宗教的传播密不可分。随着佛教沿丝路东渐，佛寺建筑的兴起，印度式窣堵婆式塔经过改造后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并与中国式的佛寺建筑交相辉映，最后完全融为一体；从西域到内地的石窟开凿也明显受到印度、中亚，尤其是健陀罗风格的影响，并由丝路从西向东逐渐中国化。从保存至今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的建筑风格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发展脉络。伊斯兰教的传入，则使得一清真寺建筑为主体的阿拉伯建筑技术经中亚地区影响到中国，如发券的砖石结构、拱顶建筑形式等。唐玄宗时所建之“凉殿”、京兆尹王鉷宅中之“雨亭子”，均说均是仿中亚建筑而建造的；玻璃瓦亦是从中亚传入并被广泛应用于古代中国的一些建筑上。

在思想与文学方面，随着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沿着丝绸之路相继传入及其经典、教义被引介，它们各自所主张的学说、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在中国当时的思想界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并深入民间。如佛教的传入对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教义和逻辑学对此后中国的许多思想和流派产生了十分长远的影响，而魏晋时期流行的浑天说实际上源自印度婆罗门的金胎说；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印度寓言、童话，对中国古代志怪、传奇文类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代以后的佛教变文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影响很大，而佛教戏剧也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形成与发展发生过直接的影响。在音韵学方面，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和分裂，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内迁，汉语的音韵体系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甚至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唐代高僧守温仿古代印度梵语体系，制定汉语三十个字母，为汉语音韵学的重建奠定了基础。所谓“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而“华僧从而定之”，⁽⁶⁾盖即指此而言。

另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制度在丝路上也曾有过三次较大的西传，对丝路沿线各民族、国家，尤其是西域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内地的汉人为避战乱而移居西域，并在高昌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的文化圈；第二次是唐代统一西域以后，中原文化制度在西域和中亚地区得到了广泛的移植；第三次则是随着西辽在中亚的建立，把当时最先进的汉文化引介于此，从而促进了中亚经济文化的发展。

不仅如此，佛教传入中国并被加以改造后，又倒传入西域和印度，⁽⁷⁾而在高昌国时期，当地的佛教和从中原传入的道教并为民间所信奉，并都成为时人思想中驱邪避鬼的一种实践方式。所以，丝绸之路上所传播的各种文化思想之间的影响是交互的，这种交互影响中又包含着各民族根据各自的传统对各种外来思想观念的改造与调适，而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搬。

二、宗教与艺术交往

对于宗教在古代文明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彭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宗教是文化基因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所有民族文化的各门类，都体现了该民族文化的宗教精神。同时，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又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从而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文明交往离不开宗教或近似宗教的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⁸⁾事实上，作为集思想、语言、文字、艺术等为一体的古代各种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影响，最为集中地体现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成果。

佛教由与孔子同时代的净饭国王子乔答摩·悉达多所创立，经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的大力弘扬而得到广泛传播后，为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民族所信奉，成为丝绸之路上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大约在东汉末年，佛教传入内地。此后，众多东西方僧侣不畏艰险，东来西往，或弘法或求法，使佛教深深地根植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许多中外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下，大量浩繁的佛教典籍陆续被译成汉文，形成世罕其匹的汉文《大藏经》，终成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壮举。如果再加上几与汉文《大藏经》比肩的藏文，那么作为传入地的中国反而成为佛教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且最为兴盛的地方，佛教在其起源地却日渐衰落。正是通过这种丝绸之路上文明交往的形式，佛教的中心得以从南亚移植到中亚，并得到延续、保存和光大，从而成为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除了前面提及的思想方面外，在雕塑、绘画以上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正是印度文化与希腊表现形式相结合的健陀罗艺术的兴盛时期，随之兴起的印度笈多式艺术形式也随着佛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雕塑、绘画的艺术内容和表现形式等方面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并在石窟艺术中反映得淋漓至尽。在雕塑艺术上，新疆的热瓦克佛寺遗址、库木吐拉石窟、吐峪沟石窟都发现了具有鲜明健陀罗风格的泥塑佛像；在甘肃敦煌莫高窟中我们也可以见到犍陀罗风格的泥塑菩萨。公元四世纪开凿的山西云冈石窟中的有些塑像不仅图样取自印度，而且还有来自西域和印度工匠参与开凿，其雕塑风格中犍陀罗艺术的特征更为明显；而在甘肃麦积山石窟中的摩崖石塔雕刻中，既保留有印度窣堵婆塔的原型，又融入了汉陶仓舍的风格，反映了东西艺术风格的融合。

伴随着佛教壁画艺术形式的东传与普及，源于印度的凹凸派画风被引入到中国，对古代的绘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认为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大变局。如唐代从西域于阗流寓长安的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时人称之为“大小尉迟”。乙僧尤善佛画，其作品“匠意极险”，人物形象“身若出壁”，⁽⁹⁾并直接影响到了吴道玄等几代画风。在丝路沿线的石窟中，无论是库车的库木吐拉还是敦煌的莫高窟中，均可见枫树不同时期的印度、西域乃至中原风格的壁画，反映出东西方绘画艺术的交互影响。此外，在丝路壁画中我们也可以见到萨珊波斯文化的影响。吐鲁番出土的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织物，尤其是所谓的“复面”上，多见有连珠对禽、对兽等纹样，均属古代波斯造型艺术的风格，甚至一些唐三彩在表现主题上也受到萨珊波斯以兽头装饰风格的影响。而在中亚贵霜匿城左之城楼上，北绘中华古帝，东绘突厥、婆罗门，西绘波斯、拂箖（大秦）等君主的画像，形象地体现了东西南北各种文化在中亚的汇聚于交融情况。另一方面，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现的墓室壁画，则明显源于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墓室砖画，也说明了古代丝路绘画艺术影响的双向性。

祆教原产生于公元前七世纪的波斯，起初影响甚微，经萨珊王朝的创建者阿尔达希大力弘扬后，其经典《阿维斯塔》得以编纂成文，随行于天下，并一度成为萨珊波斯的国教。祆教后来为中亚粟特人所信奉，并随着粟特人在丝路的上的商业活动而在西域的焉耆、高昌等地找到了自己的信徒。祆教至迟在北魏时期已经传入内地，受到历代中央王朝的优待，并专设“萨甫（保）”一职，主管祆教事务。在高昌国时期，祆教的神祇还与汉民族的传统信奉对象并列，同时被供祭，而唐长安城周围也多建有祆祠。近年来在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和史君墓以及山西太原发现的隋代虞弘墓中出土了一批石椁、石棺床上，可以见到许多祆教内容的雕塑，可见祆教在内地的流行状况。至于在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中，祆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被人们所认识；而祆教对中国绘画、雕塑、建筑方面的多方面影响也得到了揭示。如姜伯勤先生所言：“中国祆教艺术，在主题、符号、象征力量等都反映了中国礼制的天人观对外来宗教的改造，从而反映了中国文明与伊兰及中亚文明的互动。”⁽¹⁰⁾祆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与发展，也映证人类文明交往的动态性和交互性特征。

摩尼教为公元三世纪时摩尼在波斯创立，其主要教义是所谓的“二宗三际说”。摩尼教在波斯被禁、教主被杀之后开始向外部发展，沿丝绸之路向西传入法国南部以及北非的埃及、迦太基，向东则传入中亚的撒马尔罕，为粟特人所信奉，并随着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在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中找到了坚定的信奉者，一度还成为回鹘汗国的国教。在西域的高昌地区，摩尼教的影响较大。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就保存有一些摩尼教的石窟寺，并出土了一批摩尼教的幡画、纸画等。摩尼教的经典曾被译成汉文、突厥文、回鹘文和粟特文，反映出其在丝路东段影响的广泛性；而其自从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年）传入内地后，便在长安、洛阳等地出现了一批摩尼寺。摩尼教教义在内地民间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五代至两宋时期的许多农民起义都曾利用其“明暗”两宗的斗争学说来鼓动民众，元末农民起义中也可以见到摩尼教（明教）影响的影子。当摩尼教在其发源地几乎湮没无闻的情况下，中国福建晋江的元代摩尼教草庵却成为了其在世界上最后的消亡地，其命运与佛教在东方的发展有某些相似之处。事实上，摩尼教本身固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为其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除了主张使用传入地民族的语言传播教义外，摩尼教在西方借助基督耶稣、在东方借助佛陀的名义宣教，使其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之一，⁽¹¹⁾从而也映证了人类文明交往的手段与途径的多样性。

景教又称聂斯脱里派之基督教，公元五世纪上半叶由叙利亚人聂斯脱里乌思创立于东罗马帝国，在被作为异端遭到禁逐后得到了萨珊波斯王朝的庇护与支持，遂在波斯建立总教会，有许多波斯人甚至一些高级官吏也皈依景教。景教徒们将古希腊的哲学、科学著作译成波斯文或叙利亚文，从而把古欧洲文化系统地介绍到亚洲。景教沿丝绸之路从西向东发展，经过中亚和西域，至迟在唐代传入内地，并在中原地区广建景寺。唐人不查，最初以波斯寺名之，后随着认识的深入而将其改称大秦寺，以明其本源。据立于781年、现存西安碑林的著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景教在当时内地的传播已经是“法流十道。国富元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兴盛状态。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有汉译《三威蒙度赞》等景教经典，其所附尊经的记载中称，当时被译成汉文的景教经典多达三十余部；在吐鲁番高昌故城中亦发现有景教寺院遗址，表明其在丝路影响的广泛性。虽然景教在唐武宗灭法时曾遭到禁绝，但在蒙古汗国建立后又在中亚和西域等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并向东影响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

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在唐代中后期经海路两道传入中国，并在此期间通过大食的武力征服，将其势力扩张到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在喀拉汗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又借助武力征服，使西域的疏勒、于阗等地改宗。蒙古帝国的西征又使得大量中亚、西亚的穆斯林沿丝路东徙并定居中原内地，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回族；与此同时，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亦藉此传入中国。

三、乐舞与百戏的交往

起源于印度和波斯的印度乐系和波斯乐系首先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亚与西域，并与各地的音乐传统相结合，形成了著名的天竺、龟兹、高昌、于阗、悦般、安国等部乐，并传入内地对西凉、燕乐等部乐的形成影响甚巨。中国古代音乐体系，经魏晋乱世，诸少数民族内徙而“礼崩乐坏”。但魏晋南北朝以后大量印度、西域的所谓胡乐胡声沿丝绸之路被大量引介，并为最终为唐代充分借鉴和吸收，从而使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如唐代十部乐中沿丝路传入或受其影响着多达十分之七，其中龟兹乐的影响尤甚。唐代燕乐二十八调就源于由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带入内地的琵琶七调，而龟兹七调又是从印度传入的；唐之宴享之乐分为坐、立二部，坐部伎六部乐中的长寿乐等四部乐直接用龟兹乐，而立部伎八部乐中有六部均“杂以龟兹声”。⁽¹²⁾

隋唐之际，大量来自中亚和西域的音乐家汇集长安，如苏祇婆、白明达、曹保、米嘉荣、康昆仑、安叱奴等，皆闻名于当时，康昆仑被时人称为“琵琶号第一手”。与此同时，大量印度、波斯的乐器亦经过西域传入中原地区，诸如琵琶、竖箜篌、羯鼓、觱篥等，其中琵琶已成为唐代音乐中的主角，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唐王建《凉州行》中尝云，“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反映出胡乐、胡声在内地影响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即使在异域胡乐风靡的情况下，内地的音乐也曾在丝路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秦王破阵乐》就传入到了印度。

自古以来，乐舞从来就是相伴相生的整体，二者密不可分。伴随着西方音乐沿丝路的东传，印度、波斯和中亚、西域地区的舞蹈艺术也一起传入内地，为中国古代舞蹈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古代中国传统的舞蹈原分为文舞和武舞，丝路开通后，来自西方的域外舞蹈不断被引介到内地，至唐代时则形成了软舞、健舞、字舞、花舞、马舞等多种类型，其中又以健舞和软舞最为流行。健舞中包括稜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等，软舞则分为凉州、绿腰、苏和盉、屈柘、团圆旋、甘州等。这些舞蹈大都由印度、中亚等地经西域传入，如胡腾、柘枝舞起源于中亚石国（今塔什干），胡旋舞起源于康国（今撒马尔罕）；或受域外影响而形成的地方性舞蹈，如凉州舞、甘州舞等。无论健舞或软舞大都与沿丝路东传的域外舞蹈有关，其中尤以胡旋舞为最。唐代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多有献胡旋女入朝者，深受时人喜爱，并多有诗赋歌咏之。唐玄宗、安禄山均擅此舞。据研究，健舞的姿态在梵文中作Tandava-Laksanam，梵文《乐舞论》中有专章论之，说明印度舞蹈先影响到中亚和西域，复又由此传入内地。⁽¹³⁾东西方文明交互影响和交流的的递次性特点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显著。此外，丝路舞蹈艺术的交互影响在保存至今的各地石窟中也有形象的体现，例如库车库姆吐拉新1窟窟顶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呈强烈的“S”形扭摆，具有浓厚的印度舞蹈的风格；而在陕西境内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壁画、佛座、陶乐俑等所表现的乐舞则大多与龟兹乐或所谓的“胡部新声”有密切的联系。

早在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随着安息（波斯）使者沿丝路来到长安，就把黎轩（大秦，即罗马）被称为“眩人”的魔术师带入内地，而古代罗马杂技百戏在丝路的影响甚至已到达今天的缅甸等地。东汉时掸国（今缅甸）国王所献“幻人”自称为大秦人。这些罗马眩者所表演的杂技百戏内容庞杂，种类繁多，从“角氐奇戏”到“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等，技艺高超，深受内地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到了唐代，从印度、波斯、中亚等地沿丝路输入中原的杂耍百戏的种类更加繁多，“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¹⁴⁾。史乘中也有胡人在唐玄宗面前表演幻术的记载。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36号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一组杂技俑中就包括顶杆倒立俑、双人狮舞俑、大面兰陵王及一些戏弄俑，具有浓厚的异域风格，其中甚至还有一个黑人百戏俑，反映出丝路杂技艺术交往的广泛性。

从域外传入的马戏曾经深受唐玄宗的喜爱，为此他还专门养舞马百匹，遣塞外人教习表演。此外马球（又称波罗球）在唐代也从波斯（或以为从吐蕃）传入中原，当时上自宫廷皇族、宫娥，下到军队、闾里少年均热衷于马球活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元明。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就出土有打马球泥俑，而陪葬乾陵的章怀太子墓室壁画中也保存了一幅打马球图，形象生动地反映在这一活动在当时的流行状况。

有唐一代，泼胡乞寒戏亦曾风行一时。此种百戏原起于波斯，后沿丝路传入印度、中亚及西域龟兹等地，复又在北周时从中亚、西域等地传入中原。唐代该百戏在长安、洛阳两京颇为流行，皇帝及诸王多喜之，戏弄时则以苏莫遮曲伴奏。或许因其在戏耍时裸体跳足、挥水投泥不合唐人礼法，故屡遭士大夫们的反对，终于开元三年（713年）遭到禁断。由此可见，文明的交往与传播程度还受到各地、各民族传统的规范。

四、丝路文明交往的启示

彭树智先生指出：“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与交往的互依互存是由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组成的复杂过程。文明脱离了交往，便会衰亡，交往离开了文明，便会走向野蛮，只有文明交往才是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键问题。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¹⁵⁾古代东西方各种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与命运不仅映证了先生的上述论断，而且还可以带给我们如下启示：

1.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常态性规律。任何文明的生成与演进都离不开与其它异质文明的交往与互动，只有在于其他文明的交往与互动的状态下才能兴盛和繁荣；文明的发展一旦陷入相对封闭的状态，那末就离其衰落不远了。张骞通西域打通了西汉与西方文明交通的道路，大量异域文明的各种因子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不仅使西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而且使得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与文化影响首次从东亚扩展到中亚地区，并间接影响到南亚、西亚乃至欧洲，而汉帝国因此便具有了世界性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中原地区基本处于分裂状态，但是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活动却并没有因此停止，西方与周边各民族文化因子如涓涓细流不断涌入，经过累积与交融，终于随着隋唐政治上的统一而达于兴盛，东亚的中国文明与西亚的阿拉伯、波斯文明首次在中亚的历史舞台上发生了直接的碰撞，使得两者均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两大文明。汉唐盛世的出现固然有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活动，没有面向西方文明的开放、包容与兼收并蓄，其蔚为大观的文明风貌是不可想象的。

2.通过文明的交往，文明可以得到移植；某种文明即使在其缘起地走向衰落甚至衰亡，却可以通过交往与移植，在异地获得保存与新生。起源于南亚次大陆而兴盛于东亚的佛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沿丝绸之路经由中亚西亚传入欧洲，对欧洲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指南针技术的传入和罗盘导航技术的日臻完善，促进了航海技术的提高，导致地理大发现，进而使得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以完成；造纸和印刷术的传入和普及，则打破了封建教会对知识的垄断，促进了资产阶级思想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瓦解了欧洲封建社会的思想与经济基础，为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条件；而由火药的传入所引发的近代火器，则在欧洲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封建骑士阶层，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¹⁶⁾至于四大发明在其缘起地中国与传入地欧洲的迥然不同的命运，则是彭先生所指出的文明产生和发展的本土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古代各大文明间的交往与互动大多是通过一些中间地带间接进行的，具有第次传播和影响的特点。在前工业化时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大文明之间通常难以产生直接的接触与交往，而是通过一些中间地带渐次传播，间接交往。在古代文明交往史上，处于东亚中国文明、南亚印度文明、西亚波斯和阿拉伯文明以及北亚草原文明之间的中亚、西域地区就发挥了各大文明之间东渐西传、南播北达的中介性作用。不仅如此，各大文明在经过这些中间地带的时候一般都会受到当地传统的影响乃至改造，从而在与另一大文明接触前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如以佛教为代表的佛教文明最初就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内地的，而是通过中亚和西域并借助当地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的表述方式间接将其经典和教义引介到中土。如法国学者列维所言：“龟兹于佛教感奋之下，文学发达。其输入之印度经文，并不拘泥原文，到处具见其独立精神。尝考此种文学运动之初期，不无线索可供寻究。夫中国佛经之初译，在纪元二世纪时。其间有佛教所用之语，非印度之原字所能对照；惟用龟兹语始能解其译音。”⁽¹⁷⁾季羡林先生则径直指出，“‘佛’这名词不是由梵文译来，而是间接经过龟兹文的pūd或pud（或焉耆文的pāt）”。⁽¹⁸⁾正因为如此，早期汉译佛教典籍与梵文原本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不合甚至乖谬之处，于是才有东晋法显和唐代玄奘西行印度，求取真经。而中古时期祆教、摩尼教等波斯文化的东渐，中亚粟特人的中介作用则是十分重大的。

4.宗教在古代文明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宗教是古代各主要文明的承载者和代表；另一方面，虔诚的信徒在传教的同时也就完成了文明之间交往的主要使命。正如佛教之于古代印度文明，祆教、摩尼教之于古代波斯文明，犹太教之于古代希伯来文明，基督教之于古代欧洲文明，或者儒教、道教之于古代中国文明，各种宗教均为其所处的文明所孕育，并且无不是集古代各文明诸因子之大成的承载者。一方面，某种宗教原本就是建立在其物质文明上的精神文明的最高体现，是某种文明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的集中反映；另一方面，宗教又借助其所处文明的语言、文学、艺术等形式宣讲和传播。以佛教为例，其在产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古代印度文明的烙印，并在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成为古代印度文化成就的最高代表；在丝绸之路传播的过程中，佛教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吸收和借鉴了包括古希腊文化在内的东西方各种文化因素，并在与其它文明交往的过程中，将印度文明的各种因子有机地融合在丝路沿线的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之中，从而借助佛教完成了印度古代文明的整体传播、移植及其与东方中国文明的全方位交流。加之，虔诚的佛教徒在丝绸之路上克服重重苦难，东行传法，西行求法，才使得佛教的传播成为中古时期东西文明交往史上最为华彩的乐章。事实上，在古代东西文明交往史上，没有哪种因素能够像宗教那样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离开宗教，古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往是不可想象的。

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永恒的主题之一。如彭树智先生指出的那样：“文明交往的发展总特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是由自在走向自为，是由情绪化走向理智化，是由必然走向自由，是由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合作。”⁽¹⁹⁾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日益提高，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到当代信息化化社会所导致的全球一体化，文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与古代相比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文明交往发展的总的特点并没有改变。相反，各文明中所具有的共性与普世性价值日益为不同民族、国家所接受和遵循。通过文明交往，人类之间的了解与认识更加全面和加深：追求世界的和谐、人类社会的大同事实上是各个文明追求的共同的也是终极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与途径各不相同。对此，人类之间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和宽容。

【注释】

(1)彭树智：《丝绸之路是世界性历史交往之路》，载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中华科学文明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3)沈福伟：《中西文明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86页。

(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5)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丝织品考辨》，载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日本奈良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吐鲁番地域与出土绢织物》，奈良2000年版，第102页。

(6)郑樵：《通志》，七音略第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53页。

(7)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版。

(8)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9)段成式：《寺塔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9-20页。

(10)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28页。

(11)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43页。

(12)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1060页。

(13)常任侠：《东方艺术丛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1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1073页。

(15)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6)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17)列维：《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0-41页。

(18)季羡林：《浮图与佛》，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专号》，上册，页93-105，1948年。收入《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9)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