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草原丝绸之路的法国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耿　昇

穿越戈壁绿洲的西域丝绸之路、穿越北方沙漠和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在西南重山峻岭中盘亘交错的西南丝绸之路、漂移在世界三大洋万顷碧波巨浪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举世闻明的“丝绸之路”网络中的四大交通干线。草原丝绸之路也被称为北方丝路、毛皮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和铁器之路等等。草原丝路研究意义重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空白领域甚多，非常值得作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

从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代来看，北方草原丝路与西北戈壁绿洲之路，基本上应为同期的。早在公元前7—2世纪之前，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干线，还不应该是环塔里木盆地四周的戈壁绿洲之路，而更应该是从中国黄河河套地区出发，经蒙古草原向西北逐渐延伸，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流域北行，穿越南西伯利亚草原，到达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中，再从那里向中亚和欧洲伸展的草原之路。在这条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蒙古草原与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应该是起着枢纽作用。继西域戈壁绿洲丝路处于鼎盛时代后，草原丝路略却遭冷落。继15—16世纪之后，海路大举开通，西北丝绸日趋衰落，并有被海路大规模取代之势。但北方草原丝路却无法完全被海路所取代，只有骆驼队、汽路和铁路的更新换代。中俄之间的交通，以及经俄罗斯而沟通的中西交通，始终在稳定地发展。在18世纪时，西方入华传教士们在向欧洲寄送中国的文献资料、植物种籽和苗木、动物标本以及中草药等物品时，由于海难频发而导致损失残重，以及那些需要干燥保存的物品，难抵海洋潮湿环境的侵蚀。他们于是便毅然地选择了“莫斯科之路”。这些欧洲传教士们，为此目的，还想方设法地成为帝俄皇家科学院的院士或通讯院士。这就使俄罗斯及其占领的中亚地区成了中西交通中的大驿站。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北方草原丝路的中俄（甚至中西）之间的茶叶、毛皮、瓷器和中草药（尤其是大黄）的交易。依然兴旺发达，特别是存在着一条“恰克图之路”。直到从20世纪中叶起，由于中俄国内形势巨变和东西冷战诸因素，北方草原丝绸才开始走向萧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草原丝路又开始复兴。

从草原丝路所覆盖的地理和民族范畴来看，它与西域戈壁绿洲之路在西部有重合，在北部有交错，在东部有独特区域。这条路线或这片路网，几乎涵盖了阿尔泰语系的所有民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的民族；中国古代北方的狄与胡系的诸多民族，尤其是匈奴人；古代印欧语系的诸多民族，如斯基泰人、贵霜人、塞人和口压哒人等；南西伯利亚的许多土著民族与部族；斯拉夫语系的某些民族。虽然北方草原丝绸穿越的地域，没有西域丝路那样辽阔，但它仍形成、支持并促进了多地域和多民族之间的联系网络。

从输送商品的角度来看，北方草原丝路输送的商品，除了永远的丝绸之外，主要是茶叶、皮毛和羊毛制品，瓷器、铁器和中草药，而且其数量很有可能会达到和甚至超过西域丝路。在物质交流之外的文化交流方面，北方草原丝路传播了世界的几大宗教：佛教（以喇嘛教或藏传佛教为主）、萨满教、祅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宗教（景教和天主教方济各会），以及各种土著巫教和图腾崇拜（草原石人和岩画等）。它将中华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中亚穆斯林文明、沙漠绿洲文明、草原文明、斯拉夫文明和远东其他文明，都互相沟通和互相融合起来了，从而为中西或东西文化物质交流的发展，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这条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就吸引了中外许多探险家和从事考察的学者。在近代以来，西方的各种人士，也络驿不绝地来往于这条道路上。本人试对几位法国探险家、外交官、学者与传教士在这条道路上的考察活动及其成果，略作钩沉。

一、法国探险家莱斯丹伯爵对准格尔旗和成吉思汗陵的考察

莱斯丹伯爵（Le Comte Jacques Bouly de Lesdain,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是法国的探险家。早在1902年，他便从事了一次赴蒙古的旅行。两年之后，也就是在1904年，他在其刚刚20岁的新婚妻子的陪同下，又从事了一次“从北京到印度”的探险旅行，由北至南地穿越了蒙古地区以及康藏高原。这些地区当时已不再是陌生之地，但旅行的困难和危险性依然很大。由于他们夫妻出身于富家，故而可以雇佣一支骆驼队和一支人数不少的卫队，从而大大地方便了其旅行。他们在进入蒙古之前，曾在大同云岗石窟作过较长时间的停留与考察，属最早对外报告云岗石窟艺术的外国探险家之列。他们在穿越康藏高原时，又详细地考察了长江的源头。他们于1906年，考察蒙古地区（草原丝绸之路）时，重点考察了准格尔旗与成吉思汗陵。莱斯丹伯爵于1908年出版了其游记《经蒙古赴西藏的旅行，从北京到印度》⁽¹⁾一书。

马可·波罗是西方第一个介绍成吉思汗被安葬在“阿尔泰大山中”的人。他甚至还具体解释说：“人们甚至遵守某种惯例，在大汗和大王公逝世后，都被运往一个叫做阿尔泰（Alta觙）的大山中安葬。”无论死者在哪里，即使有百日行程之远也一样。因为他们不愿意被安葬在其他地方。⁽²⁾

无论是中国人、穆斯林的还是西方的任何作家，在有关成吉思汗陵的地点问题上，其看法从不一致。据说，唯有某些蒙古人才知道成吉思汗的安葬地。出于安全原因，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的陵寝（很可能在同一地方），从不向外泄露。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所选择的陵寝在肯特山。

莱斯丹伯爵夫妇于1906年到达伊金霍洛旗（Edchen Koro，Ejin Horo）。他们认为成吉思汗晏驾于陕西西部的六盘山，埋葬在伊金霍洛。他们对该地区作了专门考察。

他们的本意是沿一条直通宁夏的斜向大道，而横穿整个鄂尔多斯地区。他们沿途曾向4名蒙古王子支付款项，并且参观了闻名于世的蒙古大征服者成吉思汗墓地的建筑遗迹。该墓葬在当地颇受尊崇。

他们为了前往拜访的第一位蒙古王爷准格尔王的王府，经过了大批沙丘和汉族农民耕耘的平原农田，也有山丘地带。该地区唯一的一条河乌兰木伦河，经过东北而流经高原，其水深在7月间最多不会超过5～6法尺（pouce,法国古代长度单位，约合27.07 mm）。

准格尔旗王府，在数年前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地位。很可能是那里的牧草变得越来越劣质了。因为当时执政的王子将其旗政府所在地迁到了别地。当他们到达一座小山山巅时，突然间发现了多座建筑物，位于几乎是在绝对荒凉的地方，显得格外壮观。它们是一些宫殿。王子居住的那座王府，由一道已坍塌的5米高的围墙环绕。它有两个大门，其一为南大门，直接向王府内建筑物开放。这些建筑物是一幢纯汉式的大房子，按照“天子”们所钟爱的风格建造，即带有三进中心院、由小块玻璃装饰或有时糊窗户，建筑物的墙和围墙均以砖砌成，从而使建筑整体产生了一种几乎是赏心悦目的外表。在距那里不远的地方，又插着小军旗、经幡。它们标志着王子在重大场合下举行祭祀的寺庙，如当畜群爆发瘟疫、缺雨，或者是他们在北京朝廷中的事务逆转的时候，都一概举行祭祀。

该王公不失时机地起来迎接远来的莱斯丹伯爵。莱斯丹伯爵刚刚于其王府的厢房安顿下来，便前来拜访他们。他身穿官服，由一群满身污垢的官吏扈从。他送给他们一只烤全羊，这在蒙古地区是一种高贵规格的待客礼遇。他还为他们带来一席他自认为是欧式烹调的晚餐。他在回答法国人有关成吉思汗陵的问题时，声称距那里很远，并且根本不可能到达那里，而且任何人都没有墓地的钥匙。一切都显得很不友好，因为其前任于1898年因接待的法国探险家博安（Charles Bonin）受责一事，即发生在鄂尔多斯的北部。

蒙古王公表现得非常倾向于为欧洲人服务。他首先向法国人博安洩露了义和团攻打北京使馆区及其起义的时间。博安认为自己有义务立即通知法国公使馆。但法国公使馆却既未立即采取措施，甚至也没有从事调查并通知其他国家的公使馆，而是将博安视为一个性格古怪和反复无常的人，将其信件装入档案袋中，然后便忘在脑后了。法国驻北京领事馆确实在该王公指出的时间遭到了攻击。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于1900年爆发的事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也可能会使许多人免遭血腥。

准格尔旗的原王公，此时并未居住在该王府。他在稍靠北部一些的地方，于一道卫墙之外，也建立了一座漂亮的王府。它被建造得很精致，恰恰建于一个公园的中心。在该建筑物的第一进内院中，有一些玫瑰花盆和喷水池，这一切在鄂尔多斯堪称一种真正的豪华。他身后留下的众多王妃中的一、二名，至今尚生活在那里，并以怀念昔日的美好日子或吸鸦片而消耗时光。

现任王爷与一名很年轻的女子结婚，而只有一房合法妻子。但他慷慨地收养了其婶母与其女儿。在这两个女子的蒙古包中，具有一般比在任何中国家庭中都更强烈的鸦片烟味。他们的日子绝对是毫无意义和无所事事地虚度的。

人们实在不知道她们是怎样奈得住无聊的，这很可能是由于她们完全缺乏任何教育。由于当时已经天近傍晚，王公的首席协理坚持要去拜访法国客人，并邀请他们参观其司法部“衙门”，法国客人们屈从了其愿望。王公的“大臣”引以非常自豪的司法部“衙门”，其实也很寒酸。其全部家具就是一个木雕保险柜，巧妙地用铁棍和本来是为了控制囚犯的铁链加固。保险箱都空空然，铁链锈迹斑斑。因为在鄂尔多斯，犯罪率很低。一旦当发生犯罪行为时，罪犯始终都会成功地逃之夭夭。

晚上，法国客人们又一次收到了蒙古王公送上去的晚餐。次日清晨，他们在官吏以及武装以大刀和土铳的士兵们护送下，离开王爷府。那些土制火铳很长，很笨重，由很细的木枪托维持。它完全同西藏人的火枪一样，借助于一个叉头射击，其火力仅在短距离中才会奏效。

无论准格尔王府多么简陋，但与法国游客们后来拜访过的那些王府的贫寒和狭小相比较，却依然使人感到“豪华”。向导们又将他们带到了“王子”府。游客们一直在把话题引向成吉思汗墓，但始终都受到了冷淡的避而不答，或者任何答复都明显是谎言。法国游客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提问题。但拉科斯特并没有放弃，并且为达到目的，而打算依靠博安留下的记述，完全依靠运气和手段行事。

这条路直接通向西南，中间由无数中小河流阻断。事实上，该地区与人们称之为真正的“沙漠”大相径庭。在法国人一行经过的无数小河谷里，到处都是耕田、茅屋、正在太阳下晾晒的粮食。鄂尔多斯的这部分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从而会使耕农获得更多的收获。但这里的耕民，几乎全部都是汉族人，他们普遍在故乡曾经经历过灾难性考验，曾与当地官吏们发生过纠纷，因而前往一个蒙古王公旗下寻求食品、住处和安宁的生活。该蒙古王公也看到，于其狭小的旗内安置这些人，对自己也有双重利益：强迫他们交税和纳赋，无论税款多么微薄也罢；他可以用比在中原市场上廉价多得价款，来收购供王府及其部属所需要的粮食。蒙古人的天真和缺乏生气的性格，反而使他们成了中原人的获利对象。该蒙古王公既从不在自己的店铺中作生意，又绝对不会耕耘其土地。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过分卑微的职业。他们从不开采矿山，因为这样会为该地区招来山神的诅咒。总之，他不懂得开发利用任何地下自然财富。他的傲慢、懒惰和迷信，造成了极其悲惨的结果。他认为唯一堪与其高贵血统相符的职业，便是行武兵戎。北京宫廷每年要向每名蒙古士兵支付很微薄的军饷，但也足以满足其急需。他再通过向汉族商贾们出售其马群或羊群，来筹集其他生活必需品，而这些汉族商人又永无停止来往于其地区。在鄂尔多斯，一匹良马（走侧对步的马例外）的价格为10～15两白银，折合30～45法郎。凡是那些已经被打上了走侧对步标记的牲畜，绝对是良马，其价格可能会高达40～50两白银。一只绵羊可卖一两白银，一头牛价值5～6两白银。

法国游客在经过几程的旅行之后，便被迫在一个汉族小山村中逗留数日。因为莱斯丹伯爵突然发烧了。他们当时已经紧傍清朝大皇帝畜群的牧地了。为了不引起其蒙古卫队的怀疑，伯爵迎上了一批前来观看骆驼队的汉族农民，并询问他们成陵的所在地伊金霍洛（Edchen-Koro）位于什么地方。他们回答伯爵：“你们只有一日行的距离了”。伯爵立即就下令出发，而不是沿向导指给他们的路前进。他们那虔诚的外貌，曾使伯爵一行在一段时间内感到了欢乐。但有几个人很快就去向准格尔王公禀报，有人要拜访伊金霍洛成陵的不幸消息。

当莱斯丹伯爵等一行到达成陵时，太阳尚很高。他们发现成陵仅仅为一片白色的土堆，既没有建筑物，又缺乏装饰，其上面只有两个金色球。那里正是伊金霍洛。成陵位于一座小山的山麓上，地处距掌管钥匙的守陵人居住的那个贫穷小村庄上部，约有50米处。陵寝由北向南开放，由约一米高的一个台阶加高。该台阶又由一个间隔很大的木栅栏环绕，只有一座朝南开放并不停摇曳的陈旧大门，大门的外貌非常破旧。当人们穿过此门而进入被称为“圣墓”的地方时，便会产生一种很痛苦的感觉。有两顶幕帐在那里前后支起，又由一道很低矮的内门将它们连接起来。幕帐由足够结实的毡毯制成，可以使风雨从其裂缝中通过。这就是为纪念那个最大的世界征服者的“古墓”。成吉思汗生前曾创造过一个从黄海直到波兰边境的庞大帝国，它比世界上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帝国都更加辽阔，仅仅其名声就会传播威慑并导致世界归附于他。

成吉思汗的遗骸被安葬在一种成正方形的棺匣中，再置于另一个木棺之上。木棺以彩色小圆木柱制成，在多侧都装饰以绘画。只有朝南的一侧例外，它由一层加工更加精巧的镀铜板覆盖，绘有一尊由千头动物簇拥的神，但人们很难辨认出其种类。在充当骨灰瓮的棺匣每端，又都配备一个加工精良的铜把手，用于拉起棺匣。它很可能是成吉思汗一生的象征，他生前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征战，死后也不会得到绝对安息。其陵墓并非始终都占据此墓址，而且人们也很难知道大皇帝的最早后裔在那里安葬了其遗骸。但从蒙古人坦承的情况来判断，伊金霍洛的幕帐是在较晚的时代支起来的。

莱斯丹伯爵到达准格尔旗时，蒙古人对于成吉思汗及其民族的历史，已经所知无几了。他们对于蒙古人对古大陆的征服、入主中国中原、由于缺乏组织而最终失败等等，几乎是一无所知了。他们对于成吉思汗生活时代的一切，所知也不太博厚。当守陵人被询问到这一切时，他甚至回答说，自成吉思汗晏驾，已有3000多年的光阴流逝过去了。当伯爵试图向他解释具体时间，并使他相信自己搞错了时，他竟然转过身去，谨慎地关好第一顶帐篷的门，熄灭了进门处的酥油灯，然后便跪在地下，举起双手作祈祷状。

总之，当莱斯丹伯爵到达成陵时，那里已经没有很多东西可供参观了，甚至了连整个伊金霍洛旗都没有多少可供参观的古迹了。除了棺匣之外，幕帐中大大小小的帐篷都一个模样，那些彩色的经幡、布满灰尘而又遍是污垢的丝绸片、某些古文物、棺匣之上的一面镜子、写在织物上的无穷无尽的愿文、一顶丝绸御座华盖，完全充斥了4.5×3m的中心幕帐。该帐篷也是旅行家们在草原丝绸之路上见到的唯一圆形帐篷；位于那里的另一顶帐篷，却完全是空的。

伊金霍洛旗的领土当时正处于王子旗的控制之下。成陵的钥匙就放在其王府中。至于负责守墓的蒙古人，他们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达拉特部（Targat，在蒙古语中，系指“不纳税”的部族）。他们由于看守成吉思汗陵，故而被免除每年都压在其同胞们身上的税赋，尽管税额甚微。但在成陵，若无那两个镀金的球，那么游人就很难发现这两顶帐篷，那里的一切都有些令人失望，其现状有些破烂不堪。

在伯爵一行离开伊金霍洛之后不久，该地区的自然面貌则彻底改变了。继河谷和被小河隔断的小山之后，便是辽阔的绿色平原，汉族人越来越少了，而畜群却越来越多了。那里零星分散着某些小村庄。法国人一行在那里很难获得生活必需品。准格尔旗的王子命令一名头戴三级镶蓝顶子的蒙古族官吏，将伯爵一行带往邻旗之中，并为他们沿途提供食宿。但该官吏却不值得信赖。他如同所有吸食鸦片的人一样，没有任何活力。法国人必须等待他一上午，以候他吸足大烟，然后才能上路。由于此人的错误，伯爵一行沿途受累甚多。

二、法国探险家拉科斯特对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察

埃米尔·布雅纳·德·拉科斯特（Emile Bouillane de Lacoste）是法国军队的一名军官，曾负责研究经满洲的横穿西伯利亚大路的延伸问题。他于数年间走遍了波斯、卑路支斯坦、喜马拉雅山、阿富汗、帕米尔，最后是蒙古。他在世界的这一地区，考察中蒙古和西蒙古的诸多考古遗址，特别是穿越了阿尔泰山，从而完成了法国最大的探险活动之一。他于1904年间考察了蒙古地区，直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拉科斯特于1911年出版了其探险考察报告《在古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神圣地区》⁽³⁾。本文就简单地介绍一下他对草原丝路的考察。

1904年5月13日。中午时，拉科斯特一行略作打尖，以使其所乘的三驾马车能在一个宽阔的山口中休息。温暖的春天，使许多莲花生长了出来。那些巨大的落叶松在一片蓝天下映出了诱人的轮廓。阵阵微风吹来森林的香味。拉科斯特一行离开中俄西伯利亚的边境城市恰克图已有5天了。他们沿一条由悬崖和沼泽环绕，由深壑和崩塌的山岩阻断的道路。他们翻过了峻岭纵横的肯特山脉，到达了卡伦奎山口。便由此而进入了蒙古人的“圣城”。

由拉科斯特率领的这个考察团是由法国公教教育部主持，由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地理学会、自然科学博物馆和法国亚洲委员赞助成行的。此时，共有两名法国人陪同他：法国海军一级军医沙佐（M·Chazaud）、拉科斯特在阿富汗周围旅行时的合作者扎比耶哈（Zabieha）。他们3个希望穿越草原丝路，甚至还曾试图记录沿途地貌、研究民俗、发现遗址，因为那里的文明进化尚未改变这一切。一旦那些技术工程人员赶到那里，一切都太晚了。工厂将会竖起其巨大的烟囱，铁轨将会穿越这里。那些甚至曾使欧洲人感到恐怖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可能会发生彻底变化。

两座大寺院出现在他们前进道路的左侧。于其围墙的半墙高处，都绘有白色、黑色、红色、蓝色和黄色的竖线条，因为这是五行（火、水、金、木、土）的颜色。这些五颜六色的寺庙沿草坡而筑，那些虔诚的喇嘛们又于围墙上写下了佛教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Om mani padmé houm）。“六字真言”是无法翻译的。因为佛教如同所有宗教一样，均为秘传而是公开传授的。它们对于不懂任何现成真言、咒语、仪轨和初级信仰的人，与对于祭司、思想家、高水平的哲学家和贵族的传授方式完全不同。当一个贫穷的人念诵六字真言的时候，他仅仅为求子。但那些已接受奥义者，却清楚地知道，这是为了祈求由“爱”而实现的天人合一。

1904年5月13日。当太阳落山时，法国人一行终于到达了由木格楞房组成的库伦郊区。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古寺院的金脊，晚风吹动了旗杆顶上的那些写满题记的经幡（风马），迷信的蒙古人都喜欢用经幡来环绕其住宅。

库伦（今乌兰巴托）郊区的市场已不再是空荡荡的了。狭窄的街道上，形色匆匆的人员来回拥挤。一条小河边，有饮马的水槽。小土屋由一个诚实的西伯利亚商人家庭居住。主人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法国行人及其行李。在他们于库伦停留期间，都下榻于那里，而且每天只付5卢布。这比巴黎旅馆要无限便宜，当然不太舒适。法国游客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切。

5月14日。蒙古人的宗教建筑共包括两片相距6公里的寺庙，建于土拉河畔。其中第一个建筑群被称为“博格达·库伦”（Bogda Kouré，神庙），海拔1350米。它是土著人的城市，其中有许多寺庙、喇嘛庙、活佛旧宫等。至于第二个建筑群，它完全由汉人居住，被称为“买卖城”（Ma觙matchin）。在这两城之间，又矗立着俄罗斯人坊间区的漂亮建筑物。那里正是这批法国人这次出行的目的地。因为他们要拜访俄国总领事施什玛里耶夫（Chichmarieff）,并对他前一天通过其随员而向法国人表达的欢迎一事回谢。

王子殿下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法国游客，并且提供他们于此居住期间所需要的一切。他于其住宅中为他们准备房间。但法国游客们却一口拒绝，因为那里距城市中心太远了。他们更愿意居留在西伯利亚式的枞木木格楞中，从而会更方便他们研究当地的风俗习惯；其次是为了使他们离大巴扎更近一些，因为他们需要采购许多物品。

法国人一行经过多次拜访中国官吏和俄罗斯军官之后，便尽快地决定“全家”重新登程。但他们又必须不失时机地拆阅正在那里的大批邮件，它们会使行人与其在法国的朋友们联系起来。在巴黎时，一封信不值得大惊小怪。在草原之路上，法国人必然会感到远离了一切事和一切人。一个普通的信封，便会使人心情激昂。方寸之书信中，充满了对另一方珍贵的思念、美好的回忆并麋集着无数细小事件。

5月17日。法国人首先去拜访了清朝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他以一座古佛寺为府衙。这是一次非常“官方”的拜访，其中根本不涉及他们旅行的问题。他们与中国官吏礼尚往来，互赠礼品。在天朝大国中，只有送礼之后才能商谈公务，这至少是由他们的千年礼仪所决定的规则。

法国旅行家们于前一天还在博格达库伦的各个坊里间，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散步，并且与蒙古人有了初步接触。库伦的郊区绝对荒凉，没有一棵树或一株绿草去打破砾石平原的单调与寂寞。几乎每天都会刮起北风，扬起了阵阵黄沙，有时甚至是在地平线上出现一片昏暗。城市本身的面貌也丝毫不会使人心情欢乐。大街和公共场所，到处都堆满了动物尸体与垃圾。成百只野狗四处流窜，它们斜眼、杂毛或长毛，到处在搜寻食物。整个夜间属于它们，其狂吠和哀叫，一直持续到天亮。若无这些野犬，库伦就会变成一片真正的墓地。因为蒙古人，从不埋葬死人，其宗教禁止他们这样作。他抛尸于城门口处。从而使圣城形成了一条遗骸地带。这种阴森景象使旅行家们感到心惊胆颤。那里甚至不等到垂死者咽下最后一口气，便将他抛在大路旁。因为人们害怕，死者的灵魂有朝一日会骚扰家庭的茅屋，故而使死者被陈尸大街之上，等待野狗的吞噬。

除了寺庙与少数以汉地方式建造的干打垒住房之外，圣城的住宅大部分是由毛毡帐篷组成的，完全如同西域所有游牧民族拥有的那种住宅。这些具有圆锥顶的圆帐篷被柯尔克孜人称为（Yourte）,被蒙古人称为ghir（蒙古包）。它们于由落叶松嫩树枝扎成的方形篱笆所环绕。唯有那些带金光的寺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其中最著名的寺院是迈达里（Ma觙dari）呼图克图的道场。根据佛陀的授记，他将于其一日统治整个世界。

库伦的居民均为喀尔喀部蒙古人，他们代表着纯蒙古种族：面庞呈红棕色、喉头凸起、鼻子深深扁塌。无论是男子，还是少女，均以汉人的方式扎辫子。已婚女子们的梳妆方式非常特殊：头后的分路发型将其头发分成了均等的两部分，如同略微深陷的一个圆盘的两部分，刚好围住了脑袋。为了维持其头发的坚挺性，她们使用了强力胶，再用以珐琅镶嵌的和经雕镂的银叉加固。她们的头发披到肩部，然后再扎成两条长辫子，末梢以一种银首饰而结束。

喀布尔蒙古人的衣着，基本上与他们的近邻柯尔克孜人相似。其长袍一直垂到脐盖以下，肥大的裤子扎在厚底靴子中，唯有某帽子才使他们整套装束具有一种新颖别致的特征。这是一种尖顶翘边并配有皮子的帽子。蒙古人把它戴在头顶上，两条彩带飘在背后。少女们与其父兄们具有同样的服装。已婚妇女除了具有呈象耳状的发髻之外，又身穿织锦长袍，袖口配有一块淡色布的装饰，肩部以上是一片经填充的隆起物。

5月18日。拉科斯特一行在由店主公引荐的一名圣僧喇嘛的陪同。他来自博格达·库伦的主要寺庙之一。佛寺前面的小巷墙上绘满了深红色的宗教画。围墙上那些带有血色彩绘的落叶松木大门，不时地打开。人们通过大门可以遥望到小院中长满野草，偶尔还有蒙古包，或者是带有糊纸玻璃窗的汉式小屋。所有一切都显得破烂不堪和长期遭遗弃。

在一块宽阔的平地上，矗立着多座漂亮的汉式建筑寺庙。那些镀金色的小钟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其绿色瓦脊和沿墙壁绘制的畏怖神像形成了一大特征。据说，一名在整个库伦地区受崇拜的“活佛”寝陵便位于那里，但令人遗憾地禁止世俗人迈进圣地的门坎，甚至也不允许他们去欣赏朝圣进香人于圣墓上布施的无数珍宝。

一顶巨幅帆布帐篷支成了灰色金字塔状，从其内部发出了阵阵如同小学生读书的朗朗声。一名老者身缠紫色袈裟和头戴黄色小帽，他监督着100多名已经剃度的沙弥，他们规规矩矩地和双手合十地静坐在那里，高读诵读佛教经文。突然间，所有的长板凳上都发出阵阵欢呼，因为诵经已告结束，小沙弥们奔出帐篷之外。他们的年龄一般都在15～20岁之间，爱嬉戏和打闹。但其中也有几名灰白胡子的人，显得被苦难折磨得愚头呆脑了，这些人永远不会成为住持。他们永远不停地转动嘛呢筒，并且在不断地数其念珠。

法国人一行，又进入了一个用灰色金子造成的祭坛前。上师念颂了最后一句愿文，其五六名弟子们正在对经堂作洒扫。他们有的人正安排覆盖板凳的地毯，其他人正以大扫帚清扫由成千人磕的西瓜籽和葵花籽皮。寺内很少装饰，未供奉任何神像。但那里挂有柔性戒尺，以惩戒不听话的学生们；长夹板，上面用蒙古文或藏文雕有多供信徒们使用的愿文。

5月31日。法国人一行于这一天走到了一个在蒙古特别受崇拜的寺院。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草原人赶往那里礼佛。法国人沿那些寂静的小巷前进。小巷始终由令人乏味的围墙、木桩、小房子或由僧人占据的蒙古包环绕。唯一一条小溪的潺潺流水声，才打破了其沉寂，使该城具有了一点生气。他们必须在架于河上的圆木搭成的原始桥上，而反复渡河。该民坊在强烈的晨光之下，显得无限荒凉，但寺庙的街道却比较洁净。

在陪同法国人一行的喇嘛的帮助下，他们进入了圣地之内，并且向一块空旷地走去，空地中央矗立着一座令人吃惊的建筑。它带有很粗的四边形的大柱子，柱子上涂以长彩条，其柱头上镶饰以金钉，其狭窄的窗户使人联想到了古代埃及的寺庙。

一名衣衫褴褛的老年看寺人突然从一个蒙古包中出现，面对法国人而半开了第2道门的门扇，并把他们让进了寺院中。他们恍惚地进入了一个供像和绘画的世界，到处是一片混乱的经幡和还愿物。空气中充满了一股檀香木和混合有其他世俗香味的香气。昏暗、寂静、神祇扎堆，从而使人的神经产生了某种奇怪的印象。这就是某种神秘的感觉，细微得如同一丝影子一般，始终飘荡在人们的周围。

当进入寺院者的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时，他们也就会逐渐认出佛陀大像，也就是迈达里活佛的供像，系包银镀金的黏土像。迈达里寺为库伦佛教建筑中的最宏伟者，建于清道光年间。正殿佛像以黄铜铸造，后附黄金，其体内藏以经文。其西壁佛像林立，数以万计，系清嘉庆年，由库伦四世哲布尊丹巴呼克图铸造。其中巨大的佛像高达12米，几乎完全被无数青色的轻纱长哈达覆盖。蒙古人将这种哈达，既奉献给他们的神祇；又在每当他们提出请求时，奉献给其王公。

佛陀的真正荣誉护卫，便是那些雕塑粗糙和并着彩绘的菩萨像，他们都集中在未来救世主的脚下，正如一群小人围绕在沉睡的格列佛周围一样⁽⁴⁾。沿着墙排列着许多小佛像，那里还有一个由汉地织锦覆盖的法台，库伦的活佛就在那里就座。其周围都是舍利盒。但这些豪华的背后依然是凄凉的感觉。大家都更会觉得正置身于一座地穴中，而不是身处一座寺庙中。那里的一切都是沉闷和僵化的。没有运动，也没有生命，这是佛教的一种令人失望的特征，它毁灭了人类意志并使人格蒙尘。所以，只有短短的几个世纪，佛教就足以把这个过去为全世界最勇敢的民族，改造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和胆怯懦弱的民族。

当看寺人于访客之后而关闭沉重的红色大门时，法国旅行家又在春天那温暖而又微弱的阳光下，奔走于寺院的广场上。那些瘦骨嶙峋的喇嘛们（人们可能会怀疑他们已经年逾百岁了）两两结对地转塔。他们慢慢地行走，以10步而计算，面朝地地磕长头并喃喃诵经，然后站立起来又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对人都完成同样的动作，诵读同样的真言，并于同一位置停下来，以一种机器人般的刻板仪态活动，这使得人们在圣址附近甚为激动。

一家用被虫蛀的木板建成的奇怪小店铺吸引了游人们注意力。这是喇嘛们开办的一种档铺。那些曾经受过堪布的贪婪盘剥的进香礼佛人，又来出售其微薄的首饰，甚至是用他们的衣服来交换银条或茶砖，这是为了兑现他们长期表达的心愿而奉献最后的布施。当这些可怜的进香礼佛人再一无所有时，便两手空空和囊中一无所有地返回去了。但他们心中怀有希望，而且是任何因素都不能战胜的一种希望。这样一来，如果说蒙古人民越来越贫穷，而寺庙的财产却飞速增长。民间的财产，都被逐渐地转入到了大批僧侣手中，他们慢慢地使该民族被动地信仰佛教。喇嘛们或于寺庙中组成僧众教团，或者是分散在草原中的蒙古包里，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敛财和聚钱。这些喇嘛们在作为法师的同时。又是巫师、巫医、银行家和兽医。他们不断地介入普通游牧民的生活中，即那些既非法师，又非贵族的“黑蒙古人”。“黑蒙古人”与已被剃度的“白蒙古人”相对立。

居住在库伦大喇嘛寺中的佛教出家人都是“黄喇嘛”，属于藏传佛教的格鲁巴。在蒙古的库伦，共有12000多名喇嘛，他们是逐渐集中到其“格根”（佛爷喇嘛）周围，而格根的权威及其神力，几乎可以与达赖喇嘛相媲美。但据当地民众认为，此时的该活佛并不太虔诚，反而热衷于凡世的利益。其住宅为一座优雅的欧式别墅，位于距库伦有两公里左右地方。他由此而享受到了远离其世俗崇拜者们的某种独立地位。有些人也声称，他过着一种不太具有教化人角色的典范的生活。但此人较其前任都更为聪明，也有一班很好的谋士。他从来不想晋京入宫，因为他害怕这样的旅行会危及其在人世间的统治。现任格根刚刚43岁，而前任们从未超过25岁。他成了一种特殊例证。

三、法国地质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德日进对鄂尔多斯地区的考察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年）是法国的入华耶稣会士神父，曾在耶稣会天津传教区任职。他本人是古生物学家，曾任法国地质学会会长，也是全球大旅行家。他很早就受东方的吸引，首次赴埃及旅行，并于1906—1908年间在那里考察。他将其一生三分之一的光阴用于了在亚洲的科考。德日进于1924—1940年间，考察了中国的许多地区，而且多次进入蒙古地区。1929年4月13日，他在一封书信中，介绍了他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北京的会见。当雪铁龙（Citro觕n）公司组织穿越亚洲的“黄色巡洋舰”远征时，德日进属于中国组，于1931年4月间，从北京出发。他记述了中国政治与社会气氛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近代民族意识”。他曾指出过：“从科学观点来看，外国在华大探险时代已告结束。今后，唯有像我这样孤立的个人才会被中国接受并受到器重”。德日进于1926—1930年间，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曾参与过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的牙骨化石。

德日进于1923年夏秋间，曾赴鄂尔多斯旅行。由于中国中原农民的大量涌入，那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少了。他在旅行期间所写的书信，已由克洛洛德·阿拉贡雷斯搜集整理出版：《旅行书简，1923—1955年》⁽⁵⁾。他于蒙古地区的考察报告发表于《蒙古事态》中，载《黄河》1923年10月。

1923年6月。数日之前，他们离开了北京经喀勒干（Kalgan，张家口）和呼和浩特（青城）而赴蒙古地区，这条铁路终点站是包头，沟通了中国接近欧洲文化的地区和沿海地区，一直到达蒙古的边界。他们通过赴阿拉善和藏区商队大道的西部门户，越过了筑有雉堞的长城。在长城之间，遍布平顶小房和小镇。德日进一行共带领10头驮着探险物资的骡子，在那些通向宁夏的大迂回小路上缓慢地前进。他们穿过了将黄河流域与整个亚洲高原分隔开的山间天堑，从第2程起，便进入了乌拉山山口。乌拉山系由带有小石榴石的片麻岩和白色大理石组成。在狼山山脚下，褶皱岩层突然间从中间的深岩层中冒了出来。当时，赴北方探险的心愿深深地吸引着德日进一行。因为再有几程，他们便进入僻静的戈壁了，那里是进入一片神秘土地的大门。

但他们必须转向南部的骆驼队大道，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进入蒙古大沙漠，而是要设法到达鄂尔多斯地区。它在甘肃和陕西的北部形成了一片陌生的高原，也是一片矩形的丘陵地带。其三侧由黄河水流经，还有一条漫长的山中“镶嵌之地”。当时由于干旱和土匪骚扰，直接通向沙漠之路已经无法通行了。他们在瞪羚群中穿过了三道河那低矮的草原。其周围是由黄河水冲积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那里风吹草底波浪起，青草有时会高过骑马的人。草丛中遍布开白花的小灌木，其沙棘果酷似石榴籽。柽柳丛中又露出了一间间土房，生活着古铜色和半身裸露的汉人。蒙古人已经不再在那里生活了。因为蒙古人如同牧民一般，慢慢地便将祖地出让给自东部迁来的农耕民族了。这些法国人在三道河地区，只见到过一顶蒙古包。

经过黄沙风暴季节之后，从西部吹来的风已经不再会搞得天昏地暗了。它们仅以小旋风的形式来回吹。在那些高达50～100米的小旋风中，人们还可以看到10个或20个人在大草原上奔驰，使法国人不禁理想到了佛兰德平原上落下大炮弹时的烟雾。他们于其右手，看到了蒙古高原的东部边缘恰拉纳里木乌拉（Chara-Narim-Oula），接着又出现了在尼罗河两岸发现过的一种赭色和淡色山石。向西看，便是“红海”，也就是在黄昏时，由滚烫的沙漠砾石和沙丘。这就是鄂尔多斯，一块“福地”。

7月。德日进一行将帐篷支在了鄂尔多斯西北角的沙漠中。其周围是高达百余米的宽大山口，弯弯曲曲地伸向了红土崖。天气很炎热，他们一行只能饮用汲自一种其周边已结盐霜的泉眼中的水。那里只有沙漠所特有的植物，长有木质枝条和肉质的或带刺的叶子。这就是旋花属植物、荞麦苗或唇形花冠植物。它们都是蒙古草原上以奇特外形出现的常见植物。

他们宿营的地方应该是“魔鬼城”，那里既无树荫，又无乘凉的地方。其土地如同在美洲一样，其光秃秃和遍布裂缝的地表层与古生物不相容。在他们周围那些围绕红土崖的土质浅薄的地层中，毫无秩序地乱躺着巨大厚皮动物和小啮齿动物的遗骸。在鄂尔多斯，上新世时代的动物很丰富。那里还有如同驴驹一般大的大角野羊。法国人一行花费了很大力气，才在宿营地抓到几只这种动物。小鹿也因发情而在山岩上嘶叫。在草原—沙漠上显得一片生机。

德日进一行并未立即着手实施他们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搜集和发掘古化石资料。蒙古是一片令考古探险家们神驰向往的地方。他们南下翻过阿尔布斯山（Arbous-Oula,今之桌子山），直达土地肥沃和盛产瓜果的穆斯林地区宁夏平原。那里有高耸的长城环绕。在大阿拉善的绿色屏障之下，又有长势茂盛的稻田。在法国人一行的记忆中，翻越阿尔布斯山是他们此行中最赏心悦目的一程。该山脉的诸多地层酷似黄河右岸阿拉善的一道防波堤，它们平静地延伸成两道同心腐蚀沟，一直向东郊的僻静地带延伸。这些空旷地带最东部是已有坍塌的山峰，腐蚀作用已形成一片长宽各达数公里的宽阔平原。蒙古人声称这就是成吉思汗的“铁砧”。在距“铁砧”不远处便是一片水源地。法国人曾请求寺院收容他们一天，那里的喇嘛也如同所有修道人一样，始终都会巧妙地选择其住处。每当人们在最出乎意料的僻静地深处，突然发现一座寺庙时，都会感到极大欢乐。那里是一组长方形建筑群中的几何图形建筑，红白相间，还有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旗杆。身穿紫色或黄色袈裟的喇嘛们来来往往，其目光自我陶醉，其心境平静而开阔。但是，为了尽情欣赏喇嘛和喇嘛寺，人们必须从远方遥望。只要靠近一看，那些闪闪发光的门面就显得暗淡无光；那些具有鲜艳色彩的袈裟就会黯然失色，脏破不堪。那些在沙漠中最早创建这些“圣城”的人，肯定是真正的大人物，也就是其思想发现了本世间和彼世间最美好的某种东西的先知。今天，人们还在他们后人那暗淡的面庞上，发现某种古老观念那飘忽不定的反应。

8月间。德日进一行翻越了无数山坡，它们均被芳香蒿草覆盖，特别是长有宽大刺叶的甘草、长有木贼枝茎和覆盆子一类果实的麻黄草。他们到达鄂尔多斯的东南角，这是他们旅行的终点站。他们将帐篷支在一片土崖的中央，其峡谷被喀喇乌苏河（Chara-Oussou-Gol，小河）冲刷成80多米的深壑。其旁边又有蒙古人旺舒克（Wanschok）在土崖上挖掘的最早住宅。人们可以通过一条地道而通向这个小小堡塞的内部。在其城墙上，人们完全可以监视在峡谷底部形成的整个小平原，它是由河流于其河床中不太深的季节冲积而成的。当地的土匪们也不敢冒险攻击该小城堡。蒙古人旺舒克于其地面上接待了法国人一行，并允许他们在属于他的地层上发掘。此人及其5个儿子成了帮助法国人的最佳探宝者，但必须为他们单独开辟一片工地。那个年迈的蒙古人在回填土旁边认真地查看被挖出来的化石，将那些打开的石片仔细地放在一旁，并且还慈祥地指挥那几个有一副古铜色胸膛和披着长发的青年人工作。

该蒙古宅的女主人走出内室，赶着其难以控制的黑山羊与温和的白绵羊群外出放牧。她如同本地的所有女子一样，梳着带有珊瑚装饰的发式，前额悬挂着圆形银饰，双耳带有巨大耳环。在这种沉重首饰的压力下，使其头脑无法灵活运动，走起路来就像肩背双耳瓮一般。她爬上了在深壑中形成的一个金冠式最高沙丘，在那里解下头巾，并为自己而引吭高歌。

法国人一行于整整一个月期间，始终停留在喀喇乌苏河两岸，那里长满了丁香花和生有深色大黄穗的熏衣草，蒙古人称之为“羊蒿”。在沙丘之间，一种带玫瑰红色小花的野蒜类植物的茂密枝条，铺展得酷似一种波纹状地毯，从而为戈壁的凄凉环境增加了一丝欢乐。

9月。德日进一行在一星期期间离开了蒙古。向东探险，直至中原地区，也就是进入了长城以内。那一段老城墙已几乎完全坍塌并被掩埋在黄沙之下，但其基本轮廓仍屹立着。人们从沿环绕蒙古草原的东、南两侧的大山上，便可以遥望到它们那越来越小的侧影。他们已经旅行10天的这些山麓，均为黄土山，这就是中国那著名的黄土高原。它们是在非常古老的时代，受大雨和暴风驱动，而于陕西与甘肃堆积起来的，从而形成了波浪状和有时厚达百米之多的一种“外套”。其后，又由于所有江河与溪流那突然而又剧烈的渗蚀，这种“外套”被撕破了，而且仍在继续撕扯，越来越深。该地区现已变成了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撕裂缝网，其土崖垂直，人们会顿感到如同在森林中或海浪中一样，不知所措和寸步难行。行人无法直接向前走，唯一可走的路是河床或山间小道。人们有时会撞在沟壁上，有时又会在深壑的土脊上盘亘。那些自然形成的羊肠小道，很不稳定，都是随时会改变的临时性小道。至于那些河床小道，人们更要格外小心。有时在上游很远地方降下一场暴雨，一条小溪也会突然间变成激流，而且深达数米，其速度比一匹奔驰的烈马还要来势汹汹。

在这个交通困难的地区，当地居民都居住在于小丘山麓上，或挖掘的地窑洞中，所有那些位被侵蚀的土地，都被艰难地耕耘着，种植着谷子、高粱、黑麦和麻，它们生长在沟壑之间的小片地块中。在那些未被水侵蚀的地方，丘陵上长有几簇枣树，或者是孤零零地生长着一棵臭椿树。在这片植物稀疏地区，旅行家很乐意地看到了中国中原向他们展现出的笑脸。

但德日进这些人是作为地质学家而到达鄂尔多斯的，是为了考察“魔鬼城”，他们不会满足于安逸的生活。他们一行深入到群山最深的沟壑中，也就是直到红土如同是在厚厚的红土层中受伤的肉一般而真绽现的地方。犀牛、麋鹿和羚羊于中世纪时，就在那里奔跑，完全如同它们今天在非洲热带草原上奔驰那样。其遗骨甚至使这片土地变得一片灰白了。在那里的黄土墙之下，埋藏着一种古人类的遗迹。他们在被黄土掩埋之前，双眼都遥望着中国中原方向。

蒙古耕田中沉重谷穗和巨大高粱穗，又使大地变成金黄色或黑色了。秋季和冬季即将降临在亚洲高原上。这对于旅行家们来说，是应该重返中国中原平原地带的季节了。

10月下旬。法国人一行，乘一只沉重的矩形船，沿咆哮的黄河水顺流而下，从宁夏到达包头。他们于水上重走了4个多月之前骑骡子而跋涉过的那条路。但在遍是天鹅、鹈、鹕、野鸭和大雁的水面上，却很难辨认出他们来时的道路了。阿尔布斯山那堆积成波浪形的沙丘，其后是他们曾猎杀大角野羊的沙漠红土崖，有时又是三道河的磴口。再接着是环绕鄂尔多斯的阿拉善荒凉山脉：首先是由南向北延伸的喀喇—诺音—乌拉，然后是狼山，再其后是由西向东延伸的乌拉山。

德日进于此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他从这次在蒙古的4个月旅行中，能够带回去些什么东西呢？其实，其船舱中已经装满60箱沉重的石头和化石。但这都是从地面搜集的资料。于其心灵深处，他又能从大亚细亚带回些什么东西呢？因为当他20多年前开始这次旅行时，就曾希望在一片未知领土上探讨历史，揭开掩饰了人类巨大秘密的大幕。古代那些单纯幼稚的人曾认为，神灵居住在世界上的这些最隐蔽的地区，它们曾向人类最古代的先祖们显现过。德日进认为，只有通过一次旅行，才能接近真实情况。他在离开欧洲时也清楚地知道，人们自信在遥远过去闪烁的光芒，仅仅是来自天域的一种形象或一种反映。把世界的历史追朔得越远，其中许多内容的存在就逾加疑窦丛生。因此，德日进于这一年间并未感到任何失望，他对于羚羊奔驰的蒙古草原和蒙古人历代居住的蒙古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于黄河南岸的中原地区，却怀有更大的希望。因为他会在中国中原发现许多新思想和狂热信仰，而这一切对于使欧洲更加年轻化和更加富裕，则大有裨益。世界为变得成熟起来。需要其各种血液。在人类于远东的这个古老分支中，蠕动着一种巨大的活力。

德日进在数周期间，都被淹没在亚洲民族的大众之中了。但在开始时，其研究成果不太丰硕。他总觉得未在这些民族中发现发展人类未来生活的因素，因为他们总是或缺乏思想，或者只具有陈旧的和幼稚的思想。有一位西藏族祖师自青海湖前来。他向德日进等一行人断言，那边有两、三个修道山僧。他们以静修来修持自己内心生活，只会冥想佛陀创造宇宙的时代及其永久的童年。但天主教教徒德日进认为，一种崇拜思想的这些罕见的继承人，并不像他那样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为一个新时代保留下来的种子。德日进在蒙古未找到任何能启发他产生“彼世”的思想。但从某种方式来看，“过去”是可以变成“未来”的。对于过去一切的一种更为开阔的意识，正是任何思想进步的主要基础。德日进个人那古生物学家的全部生涯，也正是受唯一的一种与“前进”相协调的思想支撑。他觉得蒙古过份“沉睡”了。

德日进在进入中国中原之前，曾依附在巴勒哈逊（Belga觭om）那个基督教小城堡那带有堞垜的城墙上，遥望太阳落入草原时的灼热阳光。期待着能在中国中原寻求所有这些秘密。在左侧是黄土坡和沟壑。山脉在斜阳光芒掠过后，变成圆形的了。在右侧，在那些尚为玫瑰色的荞麦地中，还可以认出一座西夏古城的遗址，它是过去被蒙古游牧部落摧毁的。

这些地区的居民们，为了能生存下去，曾经作出过绝望的努力。许多畜群也在贪婪地寻找牧草和晒太阳。在紧靠喀喇乌苏河的地方，有许多人类的遗骸被埋在60多米深的黄沙之下。那里的人类一直在与难以置信的荒蛮自然因素作斗争。但成吉思汗却满怀胜利的傲慢而穿越过这片平原。今天，只有某些耐贫瘠的植物，艰难地抗击着沙漠的侵蚀。

四、法国外交官布尔布隆夫妇对库伦的考察

法国外交官布尔布隆（Alphonse Bourboulon,1890—1866年退休）于1890年12月15日诞生于法国南部。他由当时刚刚升任法国外交部长的阿纳多尔·布雷尼耶（Anatole Brenier）推荐，于1851年2月20日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驻华公使，接替原任公使陆英（Forth Rouen，1809—1886年）。布尔布隆于1851年10月8日，偕其夫人到达澳门，于1852年10月19日被任命为驻华“全权公使”。他曾与太平军的代表会晤，并且继1851年之后，又于1852—1857年和1859—1862年共二次任驻华公使。他特别是参与了第2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签订《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事件，成了中法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布尔布隆夫人卡特琳·法妮·马克莱奥（Catherine Fanny Macleod，1827—1826），诞生于苏格兰家庭，她在24岁时，嫁给了法国外交官布尔布隆。经过在远东和中国的长期生活之后，这对夫妇于1862年5月17日离开北京，经蒙古和俄罗斯的陆路返回欧洲，途中对草原丝路作了考察。

布尔布隆夫人于其短暂的一生中，身体始终欠佳。对于她来说，穿越草原丝路，实在是太艰难了。他们夫妻特别是考察了内蒙古、外蒙古、戈壁、沙漠草原。她于离华的同一年便逝世了。她执笔写成的考察报告于她逝世后才面世：《骑行亚洲，从上海到莫斯科，1860—1862年》，发表于《环球》，1864—1865年，又于1991年被再版⁽⁶⁾。本文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夫妻对库伦城内外的考察。

布尔布隆一行很早就起床，于清晨7点种左右离开了多伦（Dolon），于11点左右，便到了库伦（Ourga）前站苏苏鲁图（Sousouloutou），驻该城的俄罗斯副领事谢什玛洛夫（Schechmaroff）率一名军官和200名哥萨克兵，列成战斗行而迎接旅行家们，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俄式马车，即三套马车和四轮马车，在一个装饰以鲜花和各种颜色的丝绸帷幔的帐篷内，备了一顿豪华的午餐。因为午餐桌上有一张在西伯利亚前所未见的台布，还有黄油、新鲜面包、一只烹大雁。烤羊肉是用真正的木柴烤的，而不是像在沙漠中那样马粪烤的。

尽管她彻底病倒了，但她仍非常高兴地在苏苏鲁图发现了哥萨克人那长毛帽子和长矛枪。三套马车的强健马匹，被以其马具而套成扇状，马具上挂满了小铃，当马匹踢地和咀嚼其马嚼子时，都能摇动铃铛叮噹作响。这一切与那些野蛮骑士们所骑的长毛小骏马相比较，则显得具有一种欧洲气派。她肯定更多地具有了与沙漠打交道的心态了。哥萨克人的举止得体、品德端正和严守纪律，他们官服上的镀金纽扣，直至副领事的燕尾服，都使布尔布隆夫人感到是一种文明的典范，并且使她感到心动。她觉得经过一段不安的经历之后，现在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了。

旅行家们的欢乐，又由于北京派出的一位信使的到达而倍增，因为他带来了欧洲的报纸和书信。收到亲人的信息、他们亲手封好信封，而且一直寄到最不为人熟知和最难以进入的偏僻地方，这是一封具有残酷感觉的欢乐。

俄国副领事的这种隆重接待，是奉俄国驻库伦领事波罗伊京（Boro觙kin）先生的命令而安排的。领事当时正在北京过冬，并从那里向谢什玛洛夫发出就命令。继非常盛情的午餐之后，每个人都在俄国的汽车上就座，汽车以三倍的高速奔驰。因为俄国人认为，缓速前进，是对就座人身份的怠慢。为了保持身份，有时还要冒被粉身碎骨的危险。

他们从苏苏鲁图开始，便一直向西行，经过一片美丽的草原，那里根本没有已被人踏出来的道路。其左侧是被松树覆盖的植被良好的大山；其右侧是后来注入土拉河的溪流，这些溪流都弯弯曲曲地流向了山谷。在接近库伦时，牧场缩小了，座座大山彼此越来越近，川谷地逐步减少。他们遇到了一条清澈而又疾速的河流，但可以在砾石河床上涉水而过。人们从这个渡口，可以欣赏到一幅美丽的乌瞰图：土拉河中遍布小岛屿，河岸口栽种桤树，柳树和白杨树。它们将清莹见底的河水分成了许多支流，河水于砾石中发出低沉的流动声，并且反映出了其风景如画的河岸倒影。接着便是库伦所在的辽阔草原，它如同一片绿绒地毯一般地伸展开来，直到它与天际融为一体的地平线为止。一丝运动，一种剧烈的骚动，都会使这种壮丽的风景变得活灵活现。黄牛群、绵羊和山羊群分散在大牧场中，由衣着褴褛的牧人放牧。那些半野生的马群互相追逐嬉斗；全部牦牛群形成了圆形，如同绿色原野上的斑点；一群妇女和儿童前往河中汲水；渔民、踏水车的人和洗澡的人，在河岸上来回奔走。人们从遥远地方便可以暸望到带有栅栏的街道、作为住宅的蒙古包。库伦城酷似一座大兵营，其左侧占突出地位的是圆顶、小尖塔、喇嘛们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两座大殿的成千座金塔。其右部则矗立着蒙古的圣山，那里是蒙古佛教所有迷信活动的聚集地，山中覆盖着难以进入的森林植被，还有巨大的白色切割石块以供书写象征性文字。

在到达库伦后，他们一行立即前往俄国领事馆，法国国旗与俄国国旗在那里并列飘扬。法国旅行家们的到达，受到了放鞭炮和鸣枪的欢迎。一大群好奇的人互相拥挤在一起。卫队中的哥萨克人粗暴地对待蒙古人，用鞭子驱散了那些最大的顽抗者。领事馆的所有人员都穿制服，翻译和军官都整齐地镶有饰带。在服装的豪华成了个人威严标志的地区，这一切都是必不可缺的。

俄罗斯领事馆是过去由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的中国官吏旧府。库伦办事大臣负责维持大清王朝与喀尔喀尔教俗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克图的关系，该府由三进宽敞的大院组成，其中栽了许多树，并由带有汉式屋脊、建筑平庸而又不太高大的房子环绕。整座建筑形成了一个长方形，其深度以一道稠密的树桩栅栏为界，人们甚至可以在栅栏（篱笆）上放一把椅子。那里为法国公使保留的阁楼位于第3进院子的深处，配备有相当舒适的俄式绿色摩洛哥皮的家具、英国地毯、油漆桌案。但房间里不设床，因为在西伯利亚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床。这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必不可缺的家具，在西伯利亚都被认为是多余的。布尔布隆夫人感到非常难受，以致于她无法去参观领事处。人们立即为她安排了一个房间，她可以在那里消除疲劳并恢复体力，以便迎接在喀尔喀山区和森林中遇到的新困难。至于布尔布隆先生的随从，由于缺乏接待他们的充足房间，只好安排他们下榻于第一进院子中的宽大帐篷中。他们并非是置身于远东最神秘的城市中，而是一座仅仅在数年前才由欧洲人所熟悉的城市，而且他们也未从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好奇心。从布尔布隆先生到达的第二天起，他就希望不带护卫而于蒙古人的首府中散步，因为有人已向他保证了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宽容，他一大清早便经俄国人民坊向土拉河畔走去。库伦居民放牧畜群的大草原，于此地占据两公里宽的一片领地，当那些庞然大物黄牛看到他们的奇迹服装时便哞哞地叫，牦牛使其弯角朝前，马匹尥着蹶子地奔跑，浅黄褐色的犬类龇着牙并发出了沉闷的叫声，而牧民却以凶狠的大眼睛凝视着他们。布尔布隆先生冒着这些危险，到达了土拉河畔，坐在一个小土岗上的白桦树下。他面对这种壮丽的风景而浮想联翩，这是为人类欣赏而提供的最美风景之一；他兴高采烈地聆听其脚下这条碧清河中的河水潺潺流动。他经过在沙漠中经受了艰苦而又单调的考验之后，享受着这片富饶而又风景如画地区的富裕。正当他在那里沉入甜美梦乡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身后某些蒙古人嘈杂的喧闹声。这都是一些高层次的蒙古人——台吉，或者是贵族们。他们通过多种手势，而力图使法国公使理解：如果他希望渡河，他们很愿意在其马臀部带他过河。正当他对于他们的好意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们的仆人却将刚从库伦采购的一大批马驹赶下了河中。这些蒙古人的态度充满了庄重和自尊，同时又以一种温和而又极其文雅的表情，使这种态度缓和了许多。他们头带深红色丝帽，配有貂皮面，上插孔雀翎；身穿一件黄色丝绸面子的上衣、一件同样也为深红色丝绸面子的皮大衣、长长的黑绒护腿套，形成一套文雅的服装。他们随身佩带的兵器只是一把汉式薄刀。由于缺少翻译，布尔布隆先生无法与这些人对话。他们向他庄重致意之后便离开，再无其他冒险地返回了俄国领事馆。

布维埃上尉在同一日散步得并不太快乐。他度过土拉河之后，曾想进入神山中。但驻扎在围墙下的喇嘛们成群地围住了他，并通过威胁的手势而让他明白，他不能进入佛爷的圣地。他通过其他地点而作出的多次类似尝试，同样也都失败了。神山到处有人把守，实施最严厉禁止进入的命令。任何世俗的东西进入供神之地，都是与圣地不相容的。布尔布隆先生特想参观神山，这是一种被禁物的吸引力。谢什玛洛夫先生费了很大力气，才从哲布尊丹巴的一位大谋士处获得了准许，巴吕塞克（Baluseck）夫人和布尔布隆夫人希望随意散步，法国公使和俄国副领事乘一辆三轮马车前往，由一队哥萨克士兵护卫。一旦到达土拉河，那些哥萨克人便准备依照其故乡的方式，而表演一场大捕鱼的场面。这些人是在由两条小支流环绕的一个小岛附近度过土拉河的。人们让来访客坐在百年垂柳与白桦树树阴下的绿色“地毯”上休息。那些渔夫们以脚击深及下额处的水面，用三层刺网堵住了河水，再将一张类似大拖网的渔网折迭成半圆状，最奇怪的是那些武装以带齿大刀的哥萨克人，能够轻易地砍死那些试图飞蹦过屏障的鲑鱼和鳟鱼。渔民们连打三网，而且每次都由代上师为在场夫人们的祈祷声相伴。因为任何西伯利亚人，都不敢在未经上师代为之祈祷的情况下，完成类似的活动。在当地，这种保护极受尊重，哥萨克人显得非常重视捕鱼的成果，奉献的网次是根据人数而决定的。那些神奇的收获物，将被陈列在众人脚下。他们捕到的鱼有许多品种，其中最漂亮的鱼要装在鱼篓中，那些小鱼则被遗弃给牧民和女子们，他们以到河边取水为借口而参与了哥萨克人的捕鱼活动。法国人一行在山上那些经打凿过的白石上，发现写着许多偈句，系用巨大的金色字体写成：“希望克服其瑕疵的人，应该模拟数念珠上的珠子的人；如果他想肉搏战，那就会面临被战败的危险。”所有这些题记，都节录自被归于释迦牟尼的佛经经书中。其中部分题刻包括最纯洁的伦理准则，其余的题记则反映了佛陀生平中的主要事件。

任何喇嘛都不能进入神山的这一部分地带，唯有大僧官们才有权去与佛陀共同静修，因为佛陀在整个这座山到处化现。从山谷中逃出的几头半野生的牦牛或黄牛与獾子、狐狸、猛禽等，形成了山谷中的“常居民”。当地人对于这些圣地的崇拜如此强烈，以致于任何牧人都不敢进入神山赶回逃群的牲畜，害怕因冒犯佛陀的尊严而受到死亡威胁。

库伦城又称为“大库伦”。“库伦”本意为“围篱”，指环绕每座住宅的篱笆围墙。它建于距土拉河有两公里的一片丘陵上，并由一个大牧草隔开。在最高的山峰上，屹立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旧宫，当时已被遗弃。富裕的喀尔喀人及其喇嘛们的帐篷都是围绕“篱笆栅栏”而支起来的，分布非常规律，以致于形成了大广场和盘旋街道。在山麓上是由俄罗斯和中国中原商人居住的坊间，那里矗立着几间木格楞屋，形成了库伦商业中心；在对面的山麓上，是数年前建成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新宫。其东北部，在由一公里距离相隔的地方，便是“汉人城”（买卖城），完全由天朝的商人和移民居住，最后，第2个山岗则由建造了木格楞房的俄罗斯人占据，包括宽敞的储货仓库，其中占突出地位的是俄罗斯领事馆的建筑以及喀尔喀王公府邸的楼阁。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第3座宫的圆形屋顶之外，库伦没有任何历史古迹，它只是游牧民的一片大帐篷。该城拥有大量喇嘛庙，据说其中有3万名喇嘛或佛教祖师。据俄国人估计，该城还拥有4万名世俗人。帐篷和木格楞屋的结合，使库伦形成了亚洲东北部最重要和最奇特的城市。该城街道的狭窄与不佳的维护状态，使人除了骑马之外，再无其他出行手段。

人们经过平原而到达“汉人城”。汉人与喀尔喀人的那种漫不经心和懒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汉人城”，形成了一种最具活力的景象。那里有一大批汉族菜农居住。他们为了浇田，而使用了流经圣城小溪间的水。汉人的菜园中种植着芦笋、白菜、胡萝卜、萝卜、黄瓜、西瓜与各种生菜，特别的葱头与大蒜，还大面积地种植土豆。此外尽管那里的早春严寒，却仍然培植有梨树、桃树、苹果树和葡萄。它们最早是为供应天朝驻军而栽培的，这种富饶的景象证明了人工技巧能够从这块土地的种植中所获得的一切。库伦位于与巴黎相同的纬度线上，但当地人的习惯却是只饲养家畜和马匹。尽管那里冬季严寒，但其土地肥沃和夏季充足的阳光以及丰沛的雨水，从而使北蒙古形成了温带最丰饶的地区之一。其中的“汉人城”，是中华帝国大城市的缩影。其街道如同用拉线规划的一样整齐，周围是彩绘和油漆建筑。那里还有许多茶馆、娱乐场、装满加工制造商品的店铺。汉人利用这些加工制品，而利润丰厚地交换蒙古人的生产原料：毛毡、裘皮、油脂、毛皮、粗宝石等。布尔布隆夫人进入一家店铺购物。她声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沙漠旅行之后，有幸遇到了一座汉人城市的文明，其中有燃烧着檀香木的气味、衣服上充满的麝香味、当地居民吃蒜的气味，却使她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似乎置身于一个熟悉的地区。

无论如何，库伦“汉人城”的空气并不太好，汉人在附近的湖泊与河流中打鱼，接着在篱笆上露天凉晒和熏制其鱼产品，最后向喀尔喀人和中国内地出售，因为懒散惯了的喀尔喀人不屑于从事这项工作。汉人还将劣质的和无法吃的鱼呕烂，以备肥田。“汉人城”还有许多猎户，设陷阱捕杀水獭、青狐、黑貂，还从事大规模的毛皮交易。

法国旅行家们从“汉人城”的高大城门进入，又通过草原的下部地区出去，从由两个山岗环绕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新建宫转了一圈。这座建筑受到了蒙古人的极大崇拜，以致于每当他们接近它时，便会头触泥地而顶礼膜拜。该宫四周由宽大的大理石围墙环绕，以最优雅的方式砌成月牙形，包括其上部带有瑞兽雕刻的巨柱，屋顶覆盖以金瓦。人们通过间缝，便可以遥望到围绕宫殿的广阔公园、百年大树、修在假山中的水池、四周塑像与大理石台阶。其中有成千的僧房，供前来朝拜活佛的喇嘛们居住。活佛宫建筑宏伟，使用了大理石或方解石，其汉式寺庙上建有圆屋顶，凉亭和小塔同样也带有金顶，其用松树扎成的篱笆栅栏街道，环绕着每个家庭的帐篷，如同迷宫一般。有些喀尔喀人也模仿俄罗斯人，开始自建固定的木格楞房。人们再向高处的城市走去，那里居民甚为稠密。数千名喇嘛身穿红色和黄色袈裟，骑马而行。那些全身裸体的小孩、身穿脏破衣服的老喇嘛、衣衫褴褛的牧民，都从帐篷中出来，欣赏一种新奇场面：一队哥萨克护卫为旅行家们开路、身衣穿花花绿绿衣服的外国女子等。

五、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对鄂尔多斯地区的考察

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1813&1860年）于1813年6月1日诞生于孟斗班（Montauban）地区的蒙唐（Montans）,与第2次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期间法国远征军司令孟斗班（Charles-Cousin-Montauban，1796—1878年）是同乡。他于1836年10月9日在巴黎加入遣使会，于1839年8月莅华。他偕其长上秦神父（Joseph Gabet，1808—1953年）受遣使会主教孟振生（Martial Mouly，1807—1868年）的派遣，于1841—1846年间对全中国作了一次考察，特别是1844—1846年间，共用18个月的时间，从蒙古的西湾子（今属河北省崇礼县）出发，历经热河、蒙古许多旗、鄂尔多斯、宁夏、甘肃和青海，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拉萨。后遭清朝驻藏大臣琦善驱逐，于1841年10月间到达澳门。其考察记发表于两部著作中。《鞑靼西藏旅行记》⁽⁷⁾记载了其在蒙古与西藏的旅行。此书成为19世纪西方旅行家在蒙藏地区考察的经典之作，仅此书在1850—1868年间，就至少出版了7个法文版本。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统计，此书在1926年之前，便有12—13个法文版本，后被译成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字与日文。《中华帝国》⁽⁸⁾，系记述古伯察一行从西藏被逐至澳门一段经历之经历。本文仅对他有关鄂尔多斯地区的考察作以简介。

古博察神父对于鄂尔多斯地区的行政机构、历史与农奴制，都作了口头和田野调查。

鄂尔多斯地区共分7个旗，它从西向东共包括100法里的地面，而从南到北则为70法里。黄河从东、西和北3个方向环绕而过，万里长城则从其南部经过。这些地区在所有时代都经受过震撼中华帝国的那些政治变革的影响。汉族和蒙古族征服者轮番夺取该地区，并把它变成了流血战争的舞台。在10—12世纪期间，它们都被置于了自称起源于西番人地区的拓跋族西夏王的的统治之下。1227年，西夏王国，也包括鄂尔多斯，被蒙元王朝的缔造人成吉思汗的胜利埋葬在一大片废墟中了。

在蒙古人被明王朝驱逐之后，鄂尔多斯又落入了察哈尔汗的权力之下。察哈尔汗于1635年归附了满族征服者，鄂尔多斯也奉他为楷模，作为内附臣民而被纳入了大清帝国的疆土。

康熙帝在1696年平定额鲁特部时，曾在鄂尔多斯人中停留过一段时间。他在写给留守北京的皇太子的一封信中，对该民族作了介绍。他说：直到现在，朕从未想到要组成鄂尔多斯部。这是一个非常文明开化的民族，他们丝毫没有丧失真正蒙古人的那些古老风俗习惯。他们之中的所有王公都生活得极为和睦，从未爆发过敌对之争。虽然他们从来不采取措施看守骆驼和马匹，却从未听说过在他们之中有盗贼。如果这些牲畜之中偶尔有走失者，那么发现它的人就会竭力照顾它，不求任何私利地将牲畜还给失主……鄂尔多斯人在饲养牲畜的行业中特别聪明。他们的大部分马匹都很驯服和容易接近。他们北部的察哈尔人，具有成功地饲养马匹的名声，但鄂尔多斯人在这方面要远远地超过他们。尽管鄂尔多斯人具有这些优势，却生活的远不如其他蒙古人那样富裕。

蒙古分成许多旗，其王爷内附中国皇帝。这些首领们所享受的尊号就相当于西方的王、公、伯、子、男等。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统治其辖地，而任何人都无权介入他们的事务，他们仅仅承认大清皇帝为其君主。当在他们之间爆发冲突时，他们便求助于北京调解，而不是像欧洲中世纪的那些非常好战和不安本分的君主们那样，彼此之间大动干戈。他们始终都怀着尊敬的心情服从北京宫廷的决定，无论这些决定如何，都一样。虽然蒙古君主们自信每年必须去朝拜天子，但他们坚持认为大汗无权推翻蒙古各旗的执政家族。他们可以由于某些重要过失将该王爷革职，但又必须让其子嗣位。

十多年之前，巴林部王公在北京被参奏策划了一次反对皇帝的阴谋。他被理藩部未听申诉地判决执行砍头剁脚刑。王公托人送给那些奉旨监斩官一笔巨款，于是监斩官便仅割下他的发辫，扒去其靴底，然后呈报说敇旨已执行，接着便由其子嗣位。

在蒙古地区。与王公具有某种亲戚关系的所有家族，共同形成一个贵族阶级或等级，全部土地均属于他们。被人称为台吉的这些贵族，均以其帽子上的蓝顶子为标志。各旗的领主就是在他们之中选择其协理，协理台吉的数目一般是3名，世人称他们为图萨鲁克齐，也就是帮助和协理履行职务的人。在图萨鲁克齐之下是图默勒，即负责管理具体事务的低级官吏。

在漠北的喀尔喀人中，有一个完全被台吉们统治的地区。他们是出自由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王朝的后裔。在发生了使中原恢复其民族独立的那场变革后，他们便逃往喀尔喀人中，毫无困难地就获得了这些人辽阔领土中的一部分，采纳了其先祖们在入主中原之前曾有过的那种游牧生活。这些台吉们自由自在地过日子，没有任何负担，也不向任何人纳贡，更不承认任何君主。他们的财富由帐篷和牲畜组成。台吉地区恰恰就是人们曾确切描述过其族长制的蒙古地区。

古伯察神父对于当时在鄂尔多斯存在的农奴制作了详细描述。但他描述的却是一种“温和”的农奴制。

那些非王公家族的蒙古人都是奴隶，他们生活于对其主子们的绝对依附中。他们除了应纳税之外，还必须为其主子放牧畜群，但禁止他们为自己饲养畜群。如果有人认为鞑靼地区的奴隶隶制是严酷和残忍的，如同在某些民族中那样，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贵族家庭几乎与奴隶家庭表面上没有任何区别。从他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很难区别出主子与奴隶。他们彼此都居住在帐篷中，同样也以放牧畜群营生。人们在他们之中从不会发现豪华和富裕傲然地与贫穷相杂。当奴隶进入主子的帐篷时，主子也会向他献奶茶。他们很愿意一起抽烟，互相交换其烟袋锅。青年奴隶和青年王爷在帐篷附近一起玩耍，混乱地和不分贵贱地作摔跤游戏，强者把弱者摔倒在地。这就是一切。大家也发现不少奴隶家庭成为大批畜群的主人并过着富裕的日子。甚至还会有许多奴隶比其主人还富裕，这对于其主子的身份又丝毫无损。这种奴隶制与在罗马存在的奴隶制之间该有多大差异啊!

蒙古鞑靼人中的奴隶在人道方面，远不如中世纪的奴隶制那样严厉和违背人伦。蒙古王爷们从来不给他们的奴隶起那些有辱人格的绰号。他们也称其奴隶为兄弟，从不称他们为“奴仆”和“下人”。

蒙古贵族们曾拥有过对其奴隶的生杀大权。但他们自我赋予这种权力，却从不武断地行使这一特权。当一名奴隶被处死时，有一个最高法庭将审查其主子的行为。如果证明他滥用了其权力，那么无辜者的血债就必须得到偿还和报复。属于奴隶家属的喇嘛们在进入僧侣集团之后，于某种意义上说变成自由人了，人们既不能要求他们服徭役，也不能纳税。

虽然主子和奴隶的关系都普遍充满了温和与善意，但也有鞑靼领主滥用其所谓权力的例子，压迫其民众和要求他们交纳繁重的赋税和服徭役。他从其畜群中挑选最老和病得最重的绵羊与马匹，然后交由其辖地中的富裕奴隶放牧，这些奴隶们认为替他们的领主放牧牲畜沾沾自喜，甚至是他们的一大荣誉。经过数年之后，王爷又要索回他那些其实已经全都病死或老死的牲畜。他于是便去其奴隶的畜群中选择岁口最小和最强壮的牲畜，甚至还往往不以此为满足，而索取两倍或三倍之多。

对于蒙古的藏传佛教（喇嘛教或黄教）的活佛转世问题，古伯察所作的调查与藏蒙地区的现行习俗，基本相吻合。

喇嘛教活佛的挑选和坐床是一种非常特殊方式完成的。当一名大喇嘛圆寂时，这件事不会成为喇嘛寺的一种吊丧活动的原因。他们不会完全陷于哭泣和哀悼之中,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沙布隆很快即将转世。这种表面的死亡只不过是生死轮回中的一环。当大师处于脱胎转世的麻木中时，其弟子们则处于焦急不安中。因为他们最重要的事是发现他们的大师将在哪里转生。如果长空出现彩虹，那么他们便会将此看作是已圆寂的大喇嘛向他们发出的信号，以便帮助他们寻找其转世灵童。于是所有人立即就会开始祈祷，正当失去其活佛的喇嘛寺强化其斋戒和法事时，一支由高僧组成的队伍，便去请教懂得人生奥秘的著名占卜师，人们便向他诉说活佛的长虹于某月某日在长空中出现在蒙古的什么方向、发亮程度如何和使人看到多长时间，然后它又在什么背景下消失。当占卜师掌握所有这一切后，便诵读某些经文，打开其占卜书并最终讲出了神谕。当时前来向他问卜的蒙古人跪着聆听他的话，显得毕恭毕敬。他对他们说：“你们的大喇嘛已转世于西藏，在距你们的喇嘛寺有多远的地方，你们可以在某某家庭中找到他。”那些蒙古人听到这种神谕之后，便充满喜悦地返回，向喇嘛庙宣布喜讯。

圆寂活佛的弟子们往往不需要多么辛苦就就能找到他们大喇嘛的摇篮，大喇嘛自己也不辞劳苦地向他们泄露其转世的秘密。一旦当他在西藏转世，刚一生下来自己就会表现出某种特征来。他在一个普通儿童尚不会讲任何话的年龄，就以权威的口吻说：“是我，我是大喇嘛，某某寺庙的活佛。请把我带到我原来的喇嘛庙中，我是该寺永生的堪布。”当神童这样讲了后，人们于是便匆匆忙忙告知他指出的寺庙中的喇嘛们，声称他们的活佛已转世到某一地点，以活佛的名义前往迎请他。

无论蒙古人是怎样发现其大喇嘛的诞生地，无论是通过彩虹的出现，还是活佛自己的揭示，他们始终都会感到按捺不住的喜悦。人们很快就兴致勃勃地为一次长途旅行准备。因为他们几乎永远都是前往西藏迎请活佛的转世灵童，该活佛喜欢与他们作一番恶作剧，总是到那些遥远和几乎是无法进入的地区转世。所有人都乐意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帮助组织这次神圣旅行。如果当地王爷不亲自率领一支骆驼队光临，那么他会就派遣其亲生儿子或王室一位要员前往。王爷的大官吏或协理台吉们，也将这种启程上路视为自己的一种义务和荣耀。他们选择一良辰吉日，骆驼队就出发了。

这些蒙古人有时在可怕的沙漠中、经过令人难以置信的疲劳奔驰之后，最终却落入青海土匪的手中了，土匪把他们从头到脚抢劫干净。如果他们在这些地区未被饿死或冻死，如果他们尚能返回其出发地，那么他们将为再次开开始新的旅行作准备。最后，当他们由于毅力和坚持而到达圣地时，便会跪在人们指给他们的那个孩子的面前。人们举行一次隆重的会议，活佛要在所有人面前被仔细考察。众人询问他声称为其大喇嘛的那个寺院的名称、它有多远距离、那里居住的喇嘛数目等。然后再向他询问已圆寂大喇嘛的习惯以及导致其圆寂的主要情节。经过所有这些提问之后，人们便把各种经书、家具、茶具、杯子放在他面前。他应在所有这些物品中辨认出其前世曾用过的东两。

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年龄最多不过5～6岁的儿童都会顺利地通过所有考察。他会准确地回答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并毫不困难地清点其动产。他说，“这是我习惯使用的经书……这是我习惯用茶的漆钵”等等。

蒙古人不止一次地受那些为使男孩成为大喇嘛而谋利者们的骗。这一切都是经双方简单而互相信任地安排好的。从值得信赖的人中获悉的情况来看，人们所说的有关活佛的一切情况，都不能列入幻象和错觉中。一种纯粹的人类哲学肯定会否认类似事实，或者是毫无犹豫地将这一切记在喇嘛教骗术的账上。

一旦灵童的活佛身份得到确认之后，大家便凯旋般地迎请他返回他应重新成为其大喇嘛的那个素木。在他行进的沿途中，轰动了一切，各地都处于熙熙攘攘之中。蒙古人大批地跪拜于途中并向他奉献供品。当他到达喇嘛庙时，便扶他登上法台，于是王、公、官吏、喇嘛和从最富裕直到最贫穷的所有蒙古人，都赶来在这名他们花费巨资从西藏腹地迎请来的灵童面前顶礼膜拜。

藏文经书是蒙古唯一被奉为经典并在佛教改革的仪轨中接受的经文，蒙古喇嘛们终生学习一种外来语，而丝毫不为他们自己的语言担忧。他们之中许多精通藏文经文却不懂蒙古文字母的喇嘛。可是在某些喇嘛寺中，人们也学习一些蒙古文字，有时也诵读蒙古经文，却始终是藏文经书的译文。一名会读藏文和蒙古文的喇嘛被认为是博学者。如果他具有某些汉文和满文文献知识，那他就被认为是超人了。

古伯察一行对于古人的婚姻习俗也以其传教士的目光，作了实地考察。

蒙古人很年轻时就结婚了，他们始终是在家长绝对权力的影响之下成婚的。这件非常严肃和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始终是在两个最有关系的人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着手准备、商谈和决定的。如果在童年或在较大的年龄许婚，那都是由父母出面订立婚约，甚至不与他们的孩子讲清楚。两名未来的夫妇互不认识，也可能从未谋面。他们结婚时，互方仅仅可以知道其性格是否相合。

姑娘从不携带嫁妆，而是由男青年向未来的夫人家庭送聘礼，聘礼的价值也很少，由新郎双亲的慷慨程度所决定。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并要公证登记，连其最详细的情节也商谈妥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结婚聘礼，而更像是由一方出售和另一方采购某种物品的价格。这种事在语言中也往往都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了。大家会说，“我为我儿子买下了某某少女”，或“我把我的女儿卖给某某家庭了”等。所以，婚约完全是如同一桩买卖一般缔结的。人们通过媒人，而互相讨价还价，各有抬价和压价，一直到达成协议为止。当决定要纳多少匹马、多少头牛、多少只绵羊、多少尺布帛、多少斤酥油和烧酒、白面作聘礼时，便把这一切交给妻子的家庭，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在证婚人面前写好婚约，少女就变成了获得她的人之专属财产。但她却住在娘家，一直等到举行婚礼为止。

当通过媒人而缔结了婚约时，新郎的父亲便在他最亲近的亲属陪同下，将喜讯报告新娘家庭。他们一进门就跪在家庭小祭坛前，向佛像供奉一颗煮好的羊头、牛奶和一条白哈达。由新郎的父剖提供一次聚餐。在吃饭期间，新娘的父母双亲都获得一块钱，放在一个斟满了马奶酒的杯子中。新娘的父亲喝完酒而留下钱，这种仪礼在蒙语中叫作“塔希尔一塔比苏”，也就是订立婚约。

当由喇嘛们推定的结婚吉日良辰到来时，未婚夫于一清早便派亲人去迎娶许配给他的少女，或者是他已经得到的女子。未婚夫的迎亲队快要到达时，新娘的亲朋好友们便围绕着大门互相挤成一圈，似乎是要阻挠新娘的离去。于是便开始了一场模拟的哭婚，最后始终是或顺理成章地是以抢走新娘而告结束。大家把她扶在一匹马上，在让她围绕娘家住宅转三圈之后，就迅速地把她带到事先为她准备好的、紧挨其公爹住所的帐篷中去。人们前往参加婚宴并向未来的夫妇送贺礼。这些由牲畜和食品组成的贺礼都由客人的慷慨程度所决定。它们实际上是送给新郎父亲的，往往是作为对他被迫设法为其子娶妻开销的丰厚补偿。

当新娘梳妆完毕时，有人便把她领到其公爹处，当诵经班的喇嘛们念诵由仪轨规定的祈祷经文时，她首先向佛像顶礼，接着依次跪拜灶神、新郎的父母和其他近亲，而新郎则向聚集在附近一顶帐篷中的其岳母家的人行同样的礼。继此之后，便是婚宴，有时一直持续七八天。有时还要有音乐伴奏，甚至要邀请蒙古说唱艺人到场助兴。

蒙古地区接受多一夫妻制，多妻制既不与民法、又不与教法和民俗相悖。正妻始终是家庭主妇，也是家庭中最受尊重者。续娶的妻子叫作小老婆，偏房必须服从和尊重大房。

从他们社会的现状来看，一夫多妻制成了阻止生活放纵不羁和伤风败俗行为的一道屏障。喇嘛们必须过独身生活，那些削发为僧和在喇嘛庙中生活的男人数量很大。如果女子们无法以小老婆的身份而跻身于一个家庭中，那就会导致许多女子因无人赡养而难以独自生活。

蒙古人中的离婚现象很频繁。离婚的实施不需要官府或宗教当局的任何参与。那些休掉其妻子的丈夫，甚至可以不屑于为其行为找到某种辩护的借口。他可以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托词而把其妻子休回娘家，仅满足于说他不想再要她了。这种做法完全符合蒙古人的习惯，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丈夫仅仅是得到了众人作为婚礼而送给他的绵羊和马匹。被休女子父母，对于休回他们的女儿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其父母甚至有时对于他们可以再次获得利益而感到高兴，他们确实可以把同一“商品”卖两次。

在鞑靼地区，女子们过着一种相当独立的生活。要让她们如同在亚洲共他民族中那样受压迫和受奴役，则是很难的。她们可以自由地来往、赛马和沿帐篷地串门。蒙古女子并不像汉族女子那样容貌纤弱而又郁郁寡欢，她们相反却于其精神面貌和举止方面，更显得强壮和有力，完全与她们那充满活动的生活与游牧人的风俗习惯相一致。其服装更突出了她们身材上表现出来的男性化和高傲的外貌。大皮靴、在腰间用一条黑色或蓝色的腰带扎起来的黑色或紫色的长袍，外面再套一件小褂。女子的头发分成了两根辫子，包在一块塔夫塔绸的发套中，并一直垂在胸前。她们的豪华品也仅仅是用金银片、珍珠、珊瑚和各种其他小饰物来装饰其腰带和头发。

西方探险家、人类学家、外交官和传教士，对于北方草原丝路的考察，固然有为西方殖民主义东进服务的因素，但他们的科考成果，对于当时的草原丝路在外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对于今天的开发与利用、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他们首先考察了草原丝路的大致走向、所覆盖地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交通路线、天然要塞等。这对于证实草原丝路的存在与运作，提供了佐证。

其次，他们考察了所跋涉地区的民情民俗、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这是研究草原丝路社会生活史的宝贵资料。

他们特别注意地区的物产和资源。这一方面是为了将来的开发所堪明的资源，另一方面是为将向该地区推销所匮缺的物资。这是西方殖民主义掠夺和瓜分海外市场的组成部分。

西方人以他方的观点、不同的角度和为着不同目的，对于草原丝路的考察成果，对于我们今天澄清某些事实，还原历史真相，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填补了汉文和地方民族文字资料在某些方面的空白。

他们在草原丝路上的活动及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国际合作，振兴草原丝路、开通欧亚大陆桥，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注释】

(1)Comte de Lesdain：Voyage au Thibet。Par La Mongolie.De Pékin aux Indes，Paris.Plon，1908。

(2)韩百诗：《马可·波罗寰宇记》（Louis Hambis，La Description du Monde de Marco Polo，Klincksieck，1955）的注释。

(3)Emile Bouillane de Lacoste，Au Pays Sacré des anciens Turcs et des Mongols,Paris,Emile—Paul，1911。

(4)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笔下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有许多对于大人国与小人国的描述。

(5)Pierre Trilhard de Chardin，Lettres de Voyage（1923—1955），recueillies et présentiées par Claude Aragonrès，Paris，Crasset，1956.

(6)Catherine de Bourboulon,L’Asie Cavalière,de Shangha?à Moscou，1860—1862.Le Tour du Monde，1864—1865.Rééd，Phébus，1991。

(7)Régis-Evariste，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ibet，Paris,1850。

(8)R—E·Huc，L’Empire Chinois，1854，P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