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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原本是一条中西方以贸易为主体，涵盖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道路，而路总是人走出来的。⁽¹⁾因此，丝绸之路沿途的诸民族、国家的兴衰历史，自然也就成了丝绸之路发展、兴衰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丝绸之路沿途诸族的历史，有其自身社会发展兴衰的规律，但是，它们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有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

从丝路及其沿途诸族发展的历史来看，大致可将丝路上的诸族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种类型，属于丝路本源文化类型的民族。丝路的中西方文明的传播，主要可归结为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古代四大文明，即西方古老的希腊、罗马（包括古埃及文明）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和南亚古印度文明的东向发展，以及中国东方文明向西的扩展。属于这四大古文明圈的各族，分别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化，各有其特点。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半岛上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东征，将古希腊文明广泛传播于今西亚、中亚和印度北部，影响极为深远。公元一世纪后，古印度的佛教由中亚传入中国，影响了整个东方。这些都可视为通过早期丝绸之路，将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向东方传播与发表的突出例证。公元前二世纪，东方的中国秦汉时期向西开拓，特别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及对西域的经营，此后中国丝绸之远销西方，则可视为东方文明向西扩展的实例。而越靠四大古文明之地的各民族，则越受此文明的影响，各种本源文明像一个水波纹一样，各自向东、西方扩散。但是，这种扩散，即文明的传播，是靠沿途人们——民族来进行的，通过这些民族的居地构成的道路来进行的。这些道路就是我们所谓的“丝绸之路”。

第二种类型，属于丝路东西文明交往中继文化类型的民族。他们主要处于东西方四大文明本源文化类型的民族之间，起到一个传播东西方四大文明的作用，即扮演着文明交往中继者和桥梁的角色。从西向东、从古以来，大致有希腊古文献所称的斯基泰人（Scythia，古波斯称为“Saka”人）、萨尔马提亚人（Sarmathae，其中最强大的称为Massagetae），稍后的帕提亚（Parthia，中国史籍称为“安息”）、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史籍称为“大夏”）、粟特（Sogdian，昭武九姓）、大月氏、乌孙、西域三十六国、氐、羌、吐谷浑、吐蕃等，以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族等。他们虽然各自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也深受来自东西方本源文化诸族文化的影响。如南亚印度佛教，西亚、中亚流行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和稍后兴起的伊斯兰教对他们的影响；从中国内地向西传播的汉族的传统儒学及包括丝绸、漆器、瓷器、造纸、火药、印刷术等物质文明，对他们的影响等。

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大致均可以归入上述两大类型，各个类型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又不尽相同。

在丝绸之路上，属于第一种丝路本源文化的民族，是世界几个大的古代文明发源地的的民族。如古埃及、希腊及后来的罗马等各族，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人、闪族人、亚述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南亚印度各族，东方最早养蚕织丝的中国华夏族等。他们创造的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了世界古代历史的潮流。正是由于有了丝绸之路，才使代表各种世界文明的民族的本源文化得以相互交流，相互促进，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因此，丝绸之路才被学者们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运河”、“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等。作为丝绸之路本源文化各族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丝路的本源和基础之上，可以说，没有这些创造世界各大文明的本源文化民族，就没有中西文明的对话和交往，就没有丝绸之路的存在。

但是，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处于中西方的各本源民族之间，通过丝绸之路的直接对话和交往，并不是普遍的规律和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丝路本身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另一方面是丝路沿途众多的民族、国家割据和战乱等。

就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公元前139年、公元前l19年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远仅达中亚大宛、大夏等国，传闻奄蔡、安息、条支等国。⁽²⁾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曾遣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安息），临大海（今地中海，一说波斯湾）而还。⁽³⁾至公元二至九世纪，由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于是印度的僧人及内地僧人的弘法、求法活动十分频繁，见于中国史籍及佛教典籍记载颇多。这是古代中国与印度佛教文化通过丝路直接交往的不多的例征。这一时期，中国内地因各种原因到达西亚、并有记述的人，仍然是屈指可数。如唐代，波斯萨珊王朝为大食灭亡前后，其王卑路斯、子泥涅斯等曾到长安；⁽⁴⁾唐朝与大食的通贡。公元751年唐与大食的怛逻斯之战，唐军战败，被俘的杜环（《通典》撰者杜佑侄子）曾被带大食，周游地中海沿诸国，前后11年，回国后撰《经行记》一书。只是到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三次“西征”，势力曾达欧洲和北非，东西方才有了一些正式的交往；但是，东西方诸本源民族相互之间的直接沟通，仍然是屈指可数，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了觧，仍然是不十分清楚的。这种情况，直到十八世纪西方列强、殖民主义者（包括传教士）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后，才有所改变。

就西方的古代文献所记，在公元前四世至公元五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希腊拉丁作家关于远东文献中，提到一个叫“赛里斯”的民族，说他们能从森林里树上摘取羊毛，即丝绸，可见这一时期西方人对东方的中国及丝绸了觧不多。⁽⁵⁾只是到六世纪，养蚕织丝的技术才由中国的新疆逐渐传入到欧洲。关于养蚕织丝技术的传播，有玄奘《大唐西域记》、敦煌石室发现藏文文书《于阗国史》及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北丹丹乌尼克遗址出土的著名的板画，描述了嫁至于阗的东国公主藏蚕种于帽絮中，而将养蚕织丝技术传入西域；六世纪时，才由西域传到拜占庭，“从此之后，拜占庭使开始饲养蚕了”。⁽⁶⁾从六世纪至十三世纪，有文献记载到过中国内地的西方人也是屈指可数，如上述波斯萨珊朝国王卑路斯父子，还有从海路来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等。⁽⁷⁾当然从丝路到中国沿海城市及内地贸易的阿拉伯商人甚多，有的则居住于广州等城的“蕃坊”内。到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兴起后，曾三次“西征”，丝路复兴，到中国内地的西方人，见于记载的有著名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奉教会之命出使蒙古的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carpin）、法国圣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及意大利人鄂多立克（Friar Odoric）等。⁽⁸⁾就是到十七世纪初，西方对东方中国的了解仍然有限，西班牙国王甚至支持在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传教士鄂本笃（Bento de Goes）“探查”西藏及“震旦”，目的之一就是弄清西方及印度所谓的“震旦”，是否就是中国。鄂本笃于1602年启程，经叶尔羌到甘肃的肃州，最后病死在那里。他最后弄清了震旦即中国，并探索到中国的便捷道路。⁽⁹⁾

总之，在古代东西方的丝路上各本源文化的民族的直接交往和相互了觧并不多，他们在丝路上的主要作用是在于提供了中西方文明交往的本源和基础。

属丝绸之路第二种中继文化类型的民族，是丝路上最为活跃的民族。他们不仅在丝路上深受东西方文明的影响，进行着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最重要的是起到了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中继和桥梁的作用。

以丝路作为中西方贸易道路的本质而言，其路程的遥远与艰辛，使相距甚远的西亚、欧洲、北非、南亚的民族或囯家与中囯内地的直接贸易，十分困难。事实上，东西方的贸易，往往是通过上述第二种中继文化类型的民族的转手或中继的形式，才得以实现的。就如中国的丝绸之成为欧洲罗马等地的时髦商品，实际上是通过漠北、中亚或印度、波斯一站一站转买到罗马的。公元六世纪，波斯为垄断与罗与的丝绸贸易，曾将经中亚贩丝至西亚的康居（粟特）运来贡献之丝，“对众焚之，以示其不用来自突厥之丝”，致使突厥与波斯交恶。⁽¹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立国于青海的吐谷浑族，中亚阿姆河南的哒人欲与南朝梁朝贸易，经青海的吐谷浑，史称“其（哒）

言语待河南人（即南朝对吐谷浑的称呼）译然后通”。⁽¹¹⁾公元553年（魏废帝二年），西魏凉州刺史史宁截获一个出使北齐归来的吐谷浑使团，“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¹²⁾。此两例将作为丝路中继文化类型民族的中继和桥梁作用显现无遗。

在丝路的文化交往方面，同样如此，印度的佛教、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及稍后的伊斯兰教等，也是多由中亚粟特人、西域诸城郭国人、漠北回鹘人等中继文化类型的民族，沿着丝路，逐渐传入中国内地。印度乐系和伊兰乐系的音乐舞蹈，也总是先传入西域，进而到凉州，形成著名的“龟兹乐”、“西凉乐”等，再传到京师长安，引领唐代之风尚。在科技方面，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由于751年怛逻斯之战，唐军俘虏中的造纸匠首先在中亚撒马尔罕造纸，于是“撒马尔罕纸”才风行欧洲，随后造纸术才传入欧洲。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丝路第二种中继文化类型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相信一定能发现他们在中西交往中突出的中继和桥梁的作用。他们是丝路上最有活力和最具多元文化特性的民族，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

丝绸之路的本质应是由东西方贸易道路为标志，涵盖着东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往的内涵。除此而外，我们还认为，丝绸之路还涵盖着丝路沿途诸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也就是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民族迁徙和融合的路。

早在丝路正式开通之前，即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囯西北古代民族就因各种原因，已经在丝路上迁徙。如公元前200年左右，匈奴崛起于蒙古草原，冒顿单于西击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迫使其沿丝路迁于伊犁河流域，以后又由于乌孙族攻占其地，月氏迁于中亚阿姆河地区，征服大夏而居之。乌孙族遂居伊犁河流域。⁽¹³⁾又如，东汉初，汉逐北匈奴，使之经西域而达中亚、欧洲，称匈（Huns）人，据学者研究，今日欧洲的匈牙利内民族就有匈人的成分。此后，漠北和东北的游牧民族如鲜卑、柔然

哒、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族，均有西迁之举，致使到10世纪后，中亚地区各族突厥化、伊斯兰化。

以上大致是由东向西迁徙之民族。由西向东迁徙的民族，同样是数不胜数，如公元前数千年西方的雅利安人向印度的迁徙；希腊人随亚历山大的东征，而进入西亚波斯等地；塞种（Sakas）向西南迁至罽宾和帕米尔高原；贵霜人之进入天山以南地区；阿拉伯人之东进中亚，等等。总之，近二千年的丝绸之路上，许多民族因各种原因而迁徙，即是说，民族的迁徙是在丝路上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民族迁徙之路。

不仅如此，丝路上的诸民族，因政治、军事或经济、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等原因，在历史上，有的民族消亡了，或并入、融合到另一个民族之中，有的民族则同化四周的其他民族，而日益兴盛、壮大；甚至于有新的民族不断的形成、发展。即是说，丝路上，不仅存在着民族频繁的迁徙，也存在着民族同化和融合。历史上，丝路上民族融合的例证很多。比如原在辽东的游牧民族鲜卑的一支吐谷浑，西迁阴山，后又迁至青海、甘南，与当地羌、氐等族长期杂处，最后形成为吐谷浑族。⁽¹⁴⁾魏晋南北朝时，极盛一时的鲜卑族西迁、南下，最终大部分融入汉族。又如漠北的回鹘汗国灭亡后，其部众西迁西域，与当地土著融合，到十六世纪正式形成为今天的维吾尔族。回鹘西迁的一支黄头回纥，最后成为近代中国裕固族的组成部分。由于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使大量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工匠、兵士等东迁入中国西北各地，他们娶妻生子，称为“回回”，到明初最终形成为中国的回族，等等。

总之，丝绸之路又是一条民族迁徙和融合的路，应是毫无疑义的。

(1)本文所论之“丝绸之路”，是指狭义的丝绸之路，即学界最早提出的陆上丝绸之路，也即是后来所的“沙漠路”、“绿洲路”及“草原路”。

(2)参见《史记》卷《张骞列传》；《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5)参见〔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6)见普罗科波（500—566年）《司特人的战争》，转见[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2-423页。

(7)见佚名著，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伊本白图泰著，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参见党宝海注本《马可波罗行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9)见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117页。

(10)〔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9-210页。

(13)参见《汉书》卷九六上下《西域传》“大月氏国”条、“乌孙国”条。

(14)参见拙著：《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