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西文明的桥梁——丝路文化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乃至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

兰州是丝绸之路重镇，自两汉以来，军队、使节、商队、僧侣、诗人等，不断过往兰州，渡过黄河，西去东来。魏晋至隋唐时期，中亚的胡人组成商团，驱赶满载商品的驼队，沿丝绸之路东进，来中国贸易，有许多人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这些胡人6世纪以前多称为粟特人或大月氏人，6世纪以后则以昭武九姓称之。他们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具有高明的经商本领，极其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所到之处，或建城而居，或自成聚落，或依附于北方民族政权，成功地融入对方社会，并用他们信奉的祆教和文化方式，对当地社会的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西晋时期，粟特商队沿丝绸之路往来于中亚撒马尔汗、敦煌、姑臧、金城、长安等地，进行商贩，并在金城等地建有聚落。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八月，粟特商团首领纳尼班达在姑臧（今武威），写信给撒马尔汗（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纳尼达·巴尔，说：“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携带金钱和米酒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作难，这期间我们共卖掉十四件纺织品和毛毡。对我们来说，尊贵的老爷，我们希望金城至敦煌间的商业信誉，尽可能长时期得到维持。”可知金城是粟特商人的重要经商之地。法国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也说：粟特“商人的驿站或代理商行主要建立在阿富汗和北印度方向，尤其是在中国和从拉姆河到兰州一线”、“在600—650年之间（隋朝到唐高宗时期），粟特人也在蒲昌海（今罗布泊）以南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最后，他们在兰州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商人聚落”。据此可知隋唐时期兰州已形成了大型的粟特商人聚落。有聚落就辟有葡萄园，就酿造葡萄酒，宴饮时有胡人歌舞助兴。粟特人信奉祆教，当然就有祆祠。祆祠的教长称为萨宝。萨宝的原意就是商主，商队之主。萨宝既主持祆教，也管理聚落的粟特商人，起着凝聚昭武九姓胡人的作用。

粟特商人从敦煌携带大麻纺织品、毛毡及金钱，来金城等地出售。之后，从长安等地购回丝绸，及金城附近的麝香，送至撒马尔汗。

从金城过黄河也是佛教徒往来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渡口。晋隆安三年（399年），东晋僧人法显西行取经，途径苑川（今榆中县）“夏坐”后，过金城黄河渡口，沿丝绸之路又继续西行，赴天竺（印度）取经。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高僧智猛与15名僧人，自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从金城渡过黄河，取道凉州（今武威），到达天竺，取得《大泥洹》梵本一部，《摩诃僧祇律》一部，自丝绸之路东返回国。唐太宗贞观时高僧玄奘自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取道兰州，并往一宿，渡黄河西去天竺取经。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位于丝绸之路通西域中道入口的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王麹文泰捐资在兰州建嘉福寺（在今金塔巷北段）。此寺带有印度佛寺风格，木质宝塔高13层，四周建殿阁围成庭院，主次分明，气势恢宏。

总之，兰州以丝绸之路黄河渡口，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发挥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