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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鼎盛的唐代，中国的山川河流、番地边塞，无不有游僧的足迹。公元702年，武则天令万善寺尼妙胜于五台出设斋供养，从四方拥锡而来的僧人多达上万。唐代的许多高僧如玄奘、法藏、澄观、湛然、神秀、慧能、道宣等，都曾裂裳裹足访师于千里之外。为了弘扬佛法，玄奘、义净与鉴真等人舍身忘死，或东渡沧溟传律于东邻，或西跨大漠求法于五天竺，足迹到达了亚洲的许多地区。唐代佛教充满了勃勃生机，宗派林立，此消彼长，兴衰更迭。这一阶段成为中国古代佛教最兴盛的时期。西游僧人怀着对宗教的极度热忱，涉流沙至印度瞻仰圣迹，传播佛学，给中国古代文化注入了新的养分。许多高僧博学百家之长，在医学、史学、文学、天文学、目录学等许多方面获得巨大成就。

游方活动曾极大地影响了唐代佛教的发展。

佛教的发展与佛典的翻译是并行的。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的佛教经典多自西域转译或由来华的天竺僧人传译，意义混淆，漏洞百出，给佛教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障碍。高僧玄奘广拜名师，刻苦钻研，“每慨古贤之得本行本，鱼鲁致乖;痛先匠之闻疑传疑，豕亥斯惑。窃惟音乐树下必存金石之响，五天竺之内想具百篇之义。遂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奈苑”^[30]。唐沙门步玄奘之后尘，也纷纷西行以寻访知识，遍求善本。太州沙门玄照，齐州道希、师鞭，并州道方、道生，京兆末底僧诃，长安玄会，洛阳智弘，益州明远、义朗，义玄，荆州道琳，襄阳灵运等人行程几万里前往印度，掀起了一股西天求法的热潮。同时，印度的高僧金刚智、菩提流志、佛陀波利、善无畏、那提，般若等闻支那佛法崇盛，也锡指东方，远涉流沙来到中国。中国佛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僧人的西游直接导致了翻译僧的活跃，引起了新译的产生。唐代历代帝王经常组织译场翻译，成绩颇为可观。译场的译主多为印度来华高僧和唐朝前期西游高僧，其中以玄奘成就最高。玄奘曾在印度广为游历，享誉于印度各国。回国后系统地对印度佛学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前后所译佛经达95部之多。由于他精通梵文，所译精确异常，开辟了译经史上的新纪元。另一位西游僧义净也译了50多部，以补玄奘之不足。此外，梵僧不空又翻译了不少密宗的经典。高僧赞宁高度评价了玄奘等人在译经史上的地位，称唐以前高僧法显等人“多善一方，罕闻通解。唯奘三藏究西土之音训瞻诸学之川源。如从佛闻曲尽其意，次则义净躬游彼刹，妙达《毗尼》，改律苑之妄迷注密言之引合。遂得受持有验流布无疑矣”^[31]。大量梵典的翻译，校正了从前翻译上的许多错误，为解决遗留几百年的疑难问题提供了丰富完整而可信的资料。印度佛学的源流发展被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给当时混乱的佛学界注入了活力，为唐前期各宗派的成立和佛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西游求法活动本身对教界冲击也很大。玄奘到达长安时，全城居民倾城出迎，盛况空前。唐太宗非常敬重法师的人品与学识，常召奘师入内殿长谈。太宗在看了玄奘所译《瑜珈论》后叹道:“朕观佛经譬如瞻天俯海，莫测高深。……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瀅之池方溟海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32]应玄奘奏请，太宗诏京城及天下各州各度五人。佛教经隋末大乱，原本受到很大破坏，但经玄奘等人的努力，又重新兴盛起来。

西游僧人的东述促进了佛教宗派的成立。魏晋南北朝以后，佛教书籍虽不断出现“成实宗”“摄论宗”“涅槃宗”等说法，但皆无完整的教义。时至唐初，随着对佛教教义总结概括的完成，有系统的理论和规仪的宗派才逐渐形成。僧徒们周游讲席，精研教义，融汇前人之说而成一家之言，佛教进入了全面开花结果的阶段。唐太宗、唐高宗统治时期，法相宗盛极一时，其创立者玄奘的门徒多达三千。与此同时，法藏广泛求学，吸收了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创立了华严宗。净土说法早已在流传，但至唐代高僧善导撰写了《观无量寿经疏》《转经行道原往净土法事赞》等重要著作后，方完备地形成了宗义行规。律宗也建立完备。隋末唐初高僧智首撰《四分律疏》，其得意门生道宣发扬师说，并跋涉山川至四方广泛求学，终于融通百家而开宗阐化。密宗也是在唐代形成的。玄宗时，“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相继从印度来到唐朝，带来了不少密宗经典，并于两京大弘密宗，密宗至此形成完备并风行于天下。

此后，僧侣们参学于各宗大师，不断有后起之秀创立新说，脱颖而出。唐初法相宗达于极盛，玄宗时密宗大盛于两京地区。天台宗一向弘法于东南一角，无法与北方宗派相抗衡，但至湛然重振教门，声势大震。华严宗也由清凉澄观再度振兴。澄观广泛地到各地游历，先学相部律，又从昙一学南山律学，再从金陵玄壁学三论。后又至钱瑭天竺寺听法铣讲《华严经》，至牛头慧宗、洛阳无名和北宗慧云咨决禅理。澄观的思想中掺有禅宗、天台宗等派的内容，体现了诸宗融合的倾向。禅宗在北方佛教兴盛之时，也在南方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慧能及其弟子怀让、行思、再传弟子希迁、道一等传法于南方各地，使长江以南整个地区在其影响之下，其他的宗派无法与之相抗衡。总之，整个唐代，各地僧人负笈奔走，博采众说而后成一家之言。不断有僧人开辟新的固地，使佛教的发展到达了最鼎盛时期。

佛教虽以解脱为本，讲究佛教教义的举习，同时也很注重博采众家之说。唐代高僧游学四方，遍学印度五明，博取儒释道三教，对唐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

汉唐两朝皆为中国封建社会盛世，但唐文化较之雄伟古朴的汉文化更为绚丽多彩。这是因为，唐文化不仅融合了大量蛮族文化的内容，而且从印度古文化的宝库中吸收了不少养分。唐代西游高僧对中外文化的交流功不可灭。中国与印度由于喜玛拉雅山脉的阻隔，使得古代的文化交流较少。唐初玄奘到达印度后，向天竺人盛赞唐太宗皇帝的英武与唐帝国的强盛，戒日王开始遣使入唐，唐朝亦派使者还访。玄奘巡礼印度意义十分重大，它直接导致了两国间政治、军事与文化的接触，其后百年不到的时期内，使者、僧侣与商人接踵于道路。唐前期，两国往来使者虽多，但文化交流的使命主要是由僧侣担当。博学高僧在印度访学的数年间，深入地观察和借鉴印度文化。如玄奘在云游印度途中，除寻访经义外，还广泛地拜访学者、居士、治吏，深入各阶层，了解各地的政治制度、历史和各家教派。归国时，他带回了大量的佛教经典、雕像、服饰、种子等。玄奘、义净等人还有关于印度的著作留传后世，这些著作如今被世界各国视若鸿宝，对今人研究古印度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在这些著作中，游僧曾将两大文明古国作了比较，认为天竺无法与唐王朝的繁荣相提并论，但同时也肯定了印度文化的不少长处。玄奘在书中盛赞中华“衣冠济济，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贵仁贵义，尚齿尚贤。加以识洞幽微，智与神契”^[33]。义净也认为唐朝“其风流儒雅礼节奉迎，食啖淳浓仁义丰瞻，其唯东夏，余莫能加”，且“神州之地礼教盛行。敬事君亲尊让老长。廉素谦让顺义而后取。……皇皇为农歌吠亩之中，济焉商咏舟车之上”^[34]。但是，义净又认为唐人在某些方面应向印度学习，如印度人净食、饭后嚼杨枝，寺厕建于屋外等卫生的习惯都值得中国人学习。唐代的木枕，使人易患头痛及伤寒，不如印度的袋枕更益于健康。与此同时，印度许多高僧也纷纷来到中国传授印度的各种技术，如印度的达摩战涅罗特别善长医术，曾向玄宗皇帝敬献印度的医书。密宗大师善无畏则擅长工巧匠术，还擅长画画，所绘佛画尤为精妙。另一印度来华高僧菩提流志更为博学，阴阳历数、天文地理、咒术医术无所不通。

随着唐梵沙门的频繁往来，佛教的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佛教完成了理论上的总结概括，道教进一步发展了它的教义，儒家学说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代的语言文字、建筑雕刻、数学天文、医学、药物学、哲学、史学等广泛地受到了天竺的影响。游方僧们融合中印文化之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僧的文史著作甚丰。玄奘、义净等人著有《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优美流畅的历史著作与地理著作。唐代还产生了大量的译经目录，其中如《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明显地受到了印度目录学的影响，组织系统而合理，分类复杂而完备，在目录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唐后期出现的一大批声震文坛的诗僧，如皎然、贯休、灵澈、寒山、拾得等写作一种带禅味的山居诗，留下了大量不朽之作。书法、绘画艺术方面，诗僧贯休、长沙僧怀素都是当时一流的书法家与画家，贯休的罗汉画，怀素的狂草都著称于世。音韵学、医学、天文学等方面，唐僧颇有成就，慧琳撰写的《大藏音义》一书受到当时文人的一致称赞。僧一行参考印度历法，发明了《大衍历》，其基本结构一直沿用到明末。他们之中还出现了当时一流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书法家、画家、诗人、地理学家、探险家以及众多的能工巧匠，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对唐文化的繁荣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古语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唐代各个山区，都有游方僧修建的庙宇。游僧精勤刻苦，毅力远超常人，无疑是当时最杰出的开拓者。许多虎狼鸟兽之乐园，逐步被他们改造成香客蜂拥的名山圣地。

风光绮丽、人烟罕至的深山峻岭，对游方僧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被视为理想的修禅之地。如浙东一带山林稠密、峰峦迭起，吸引了许多僧人。明觉游方过天目山，留恋山色而挂锡。^[35]僧光瑶、道树则分别于沂水蒙山和寿春三峰结草成庵。千峰竞秀、万壑藏云的安徽黄山，唐代有游僧志满结茨山上。^[36]诗僧贾岛在《送灵应上人》中感慨道:“遍游尊宿游方久，名岳奇峰问此公。”^[37]唐代几乎所有景色秀丽的山区都有僧人挂锡。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骊山，洛阳的伏牛山、香山，山西五台山、太行山，河南嵩山，山东泰山、长白山，四川峨嵋山、抱腹山，湖南衡山，安徽九华山，江苏牛头山、钟山，浙江天台山、四明山，福建武夷山、雪峰山，广东罗浮山等，它们都是游方僧川流往来的地方。

这些山区虽然风景宜人，但生存环境往往极其恶劣，先行开山者多与虎狼为伴，以野果为食，以野草为衣。僧本净至虎狼横行的霍童山修行，结茅于毒窟之侧，与毒蛇为邻。^[38]遗则至佛窟岩，“盖薜荔，荐落叶而尸居，饮山流，饭木实而充虚，虎豹以为宾，鹿以为徒，兀然如枯”^[39]。为了谋生和弘法的需要，他们披荆斩棘，艰难创业。名刹大寺的路最先是游僧所踏，山中水源也多是由他们发现。民间流传着许多云游僧发现水源的故事。据说蓝田悟真寺上方北院原来并无水源，僧人们须到很远的地方取水。游方僧清虚路经此地，经祈愿而得到泉水。^[40]僧寰中住南岳常乐寺，此处没有水源，必须要到很远处取水，“俄尔深宵，有虎吠哮庐侧，诘旦视之，果滥泉坼地而涌。足其汲用”^[41]。透过这些神话传说，不难想见当初山僧寻水之艰难。

为了改善环境，沙门还劝人植树。慧旻在海虞山隐居，先后劝励植树，当地僧众和百姓植树多达几十万株。玄泰住衡山，见山民斩木烧山，山岭树木受到损毁，他就作了一首《畲山谣》劝谏百姓。《畲山谣》广为流传，居然上达天听，天子也知道了当地的情况，下令衡州太守保护山岭，禁止百姓的砍伐。一些僧人还在山中开垦荒地，自耕自食。百丈怀海、雪峰义存等著名高僧都曾经率领门徒在山中耕田垦荒。

僧人在山间修建道路、寻找水源、垦荒自饶，这些活动大大促进了山区的建设与开发。许多著名的寺院都是由唐代游僧的草庵发展而来。灵佑游方至湖南大沩山，一开始过着与猿猱为伍的生活，后来当地百姓为他修建屋宇，建立了同庆寺。禅宗高僧寂然观方路过浙东，留恋山景而挂锡，四方禅徒风闻源源而来。元稹等当地官员遂帮寂然修建寺宇，剡沃洲山禅院逐步发展为著名的大禅院。

当时，兴建最为频繁、庙宇最为壮观的无疑是天台山、五台山等几个著名的宗教圣地。五台山丛岩叠嶂，山势雄伟，相传为菩萨居住。至唐代，寺庙建筑达于极盛。先后有巡礼僧神英、常遇、法兴等人在此挂锡建造福业。五台山方圆几百里，寺院达几十所。日僧圆仁不远万里，从日本观方来到五台山，见众寺院辉煌庄严，誉为金色世界。天台山为天台宗祖庭，唐代也屡有兴建。僧遗则挂锡于佛窟岩，山民共同为他筹构精舍，著名的佛窟寺由此而成。禅宗高僧普岸也驻锡于天台，四方禅侣辐凑，共同修建寺院，院号“平田”，是开成年间著名的大道场。

九华山是中国古代四大宗教圣地之一，也是在唐代发展起来的。九华山的开山祖是一个新罗僧，人称是地藏菩萨转世。地藏振锡观方至九华山，上山修行，山下百姓共同为他修建禅宇，此地逐步成为天下闻名的宗教圣地。^[42]南岳是南方最雄伟的山脉之一，为群山组成，山势绝险而多猛兽。南岳开山祖是南朝的慧思，慧思欲贯通南北佛教，提倡定慧双修，结果遭到南北僧侣的多次毒杀，不得不率徒循至南岳深山。禅门南宗兴起之后，南岳佛教兴盛起来。曹溪门下固、瓒，让三禅师同时在南岳山中修禅。禅宗大师希迁、道一、怀让等也相继结庵于山中，四方求学之侣从此络绎不绝，此地发展成为著名的宗教圣地。

唐代僧人深入各偏远地区传教，对各地的文化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唐代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南方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病虫猖獗，被认为是未开化的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是禅宗兴盛的地区。禅宗历代大师慧能、希迁等人毳衲锡杖，奔走于瘴厉之地。他们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开岭垦荒，凿井修路，改善了自然条件，大大促进了山区的开发，促进了南方地区文化的发展。

[21]［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11，中华书局，1987年版(以下引文从简)。

[22]［日］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记》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5]［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中华书局，1995年版。

[26]［唐］彦立等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中华书局，1983年版。

[27]［唐］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

[28]［唐］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

[30]［唐］彦立等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

[32]［唐］彦立等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卷5，中华书局，1983年版。

[33]［唐］彦立等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卷5，中华书局，1983年版。

[34]［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中华书局，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