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纤萝自合依芳树:依附卑下的女性人格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松、萝咏颂模式在唐代得到普遍推广。与以往咏作多描述它们的自然形态不同，隋唐时期的文人多用来拟喻人类社会中的性别关系。女萝缠绕松树而生，高松伟岸强健，被喻作“室家君王”的男子。女萝卑弱无力，必须依附前者而生存，被拟喻卑弱的女子。唐人笔下的“兔丝”和“女萝”寄存缠绵于他物生长而不能自立，象征着现实生活中的弱女人。

唐人在诗歌中频频以松之高大自立衬托女萝的弱小依附，松与萝构成了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江陵士子的《寄故姬》中就以“芳树”和“纤萝”比拟男女情人:“阴云幂幂下阳台，惹著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22]诗人李白就将自己诗歌中的女主人公比作缠绕松柏的绿萝:

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草木有所托，岁寒尚不移。奈何夭桃色，坐叹葑菲诗。玉颜艳红彩，云发非素丝。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23]

元稹以高松和女萝比拟新婚的夫妇:“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当年二纪初，嘉节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萝附。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24]

松、萝比照的模式还影响到墓志的撰写，以女萝青松拟喻妻子丈夫在墓志中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极其常见。如:

夫妻并穴，瘗此南坡。飒飒青松，绵绵女萝。^[25]

这一类比拟极为形象地显示了古代社会两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关系，反映了社会性别制度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唐传奇小说中的女子也好以丝萝自喻。《虬髯传》中的红拂妓主动投奔青年才俊李靖，并说:“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红拂妓原是隋权臣杨素的家妓。她以柔弱的丝萝自喻，希求可以寄存的大树。眼看“尸余气息”的杨素不足依附，她主动投奔了如“乔木”般高大英俊的年青人李靖，遂成就了历史上慧眼识英雄的佳话。由于女性依附低下的生存状况地位，男子普遍对她们持一种轻视的态度，女子本身也有很深的自卑心理。著名爱情小说《霍小玉传》中的女主人公霍小玉也以丝萝自喻。出身低微的霍小玉与青年文人李益一见钟情，感情非常深厚，霍时刻担心被李益抛弃，她对李益说:“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

在将女萝与松树比照的同时，唐人也将兔丝与松树比照，如诗人王建的诗歌《宋氏五女》。宋氏五姐妹是唐代有名的才女，以文才闻名天下，却不愿嫁人，不愿如一般女子那样去依附于某个男子，而是自强自立，希望尽孝侍奉父母，如男儿般以学问扬名天下。因为文才出众，她们先后被召入宫中，成为公主皇子的老师，连帝王也尊称她们为学士。诗人王建在《宋氏五女》中称颂了这几位不肯依附的女子:“五女誓终养，贞孝内自持。兔丝自萦纡，不上青松枝。晨昏在亲傍，闲则读书诗。自得圣人心，不因儒者知。少年绝音华，贵绝父母词。素钗垂两髦，短窄古时衣。行成闻四方，征诏环珮随。同时入皇宫，联影步玉墀。乡中尚其风，重为修茅茨。圣朝有良史，将此为女师。”^[26]王建以“兔丝自萦纡，不上青松枝”称颂了她们刚强自立的个性。

如果说兔丝与松树比照的模式意味着弱者和强者的联姻，兔丝与蓬麻比照的模式则意味着弱者与弱者的联姻。兔丝和蓬麻都是自然界以柔弱为特征的植物，它们的联姻往往预示着悲剧的开始。杜甫的著名长篇叙事诗《新婚别》便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为开头，叙述了一位卑微的平民女子凄凉无助的人生命运: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27]

隋唐时期战争频繁，这给成千上万的以“夫”为天的妇女带来巨大灾难。隋炀帝穷兵黩武，远征高句丽失败，出征的几十万军队回来时只剩下几千人，损失惨重。唐代是一个疆域辽阔、战争频繁的帝国，四处征讨的军队死亡惨重。《新婚别》中的贫家女虽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穷人家的女子，但父母也希望她结婚后能有一个好的归宿，“父母养我时，日夜将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现在，她嫁与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卒，“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等待她的将是一个怎样凄凉的前景。现实生活中柔弱的“兔丝”和“女萝”有着曲折艰难的人生道路，尤其是那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贫民女子，“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是这样一种惨痛的命运!诗歌中“兔丝”依附的对象不是高大的青松，而是同样弱小的蓬麻，暗示着女主人公无法逃避的可悲命运。

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性别制度的发展，松、萝模式在魏晋至隋唐间不断得到发展，其文化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松、萝模式极为鲜明地反映了两性之间的强弱和依附关系。女子如女萝般依附于男子和家庭，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是社会不可怀疑的法则。在豪迈洒脱、壮志凌云的诗人们看来，男儿依附他人生存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诗人元稹的《兔丝》对兔丝的“依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兔丝蔓，依倚榛与荆。”他以兔丝的无根寄生特性比拟那些趋炎附势的无耻小人，并借此抒发了他们的人生感慨:“翳荟生可耻，束缚死无名。”^[28]徐夤的《松》也以附依青松的“女萝”比拟攀附权贵的小人:“涧底青松不染尘，未逢良匠竞谁分。龙盘劲节岩前见，鹤唳翠梢天上闻。大厦可营谁择木，女萝相附欲凌云。皇王自有增封日，修竹徒劳号此君。”^[29]男子的“依附”是可耻的，但女人依附男人却是天经地义的。《白虎通·嫁娶》:“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故传曰‘阳倡阴和，男行女随。’”^[30]“依附”的观念深入渗透到唐代社会心理中，女子普遍希望可以找到可寄托终生的“乔木”，这已成为她们人生的最大目标。诗人魏求己的妹妹创作的《赠外》就反映了这种心态:“浮萍依绿水，弱茑寄青松，与君结大义，移天得所从。”^[31]女子在家中依附于父亲，出嫁后依附丈夫，父亲和丈夫都如天一般不可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