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史之乱”后的伤痛怀旧心理与杨玉环形象的衍变
在贵妃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诗人们寄托了种种复杂的情感:失意、愤慨、反思、怀旧、伤感等，有国破家亡的伤痛，也有浓郁的怀旧情感和人事兴亡的沧桑之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和士人心态的不断变化，杨玉环形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一)国破家亡的伤痛情结和祸国殃民的嬖宠:杜甫等诗人眼中的杨玉环形象
最早在诗歌中涉及杨妃事迹的是亲身经历了叛乱的一批诗人，他们亲身感受了社会大动乱，对杨玉环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叛乱期间和叛乱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文学创作中涉及杨玉环的不多，也未出现长篇的咏杨作品，只有杜甫等在感慨家国破亡之际，部分诗句涉及对杨玉环及马嵬事件的看法，谴责嬖宠祸国，同时流露出对李杨旧事的伤感之情。
“安史之乱”使北方许多地区在兵火中被洗劫一空，富庶繁荣的东都洛阳在战后竟然成为人烟稀少的地区，史载:
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16]
仅仅在几年前，这一带地区尚是人烟稠密，商业繁盛，一派繁荣景象。杜甫在《忆昔》中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由于战争的突然爆发，经历了繁荣旧世的中原诗人们从此过着穷困不堪的生活。杜甫在《逃难》中描述了这种惨痛的生活状况:
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17]
文人们亲身经历了颠沛流离之苦，饱受家国不幸，他们痛恨杨氏家族祸害国家，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为一妃子的死亡过多地哀叹。
回首战乱前的生活，诗人们充满了对往日繁华的眷念，韦应物《酬郑户曹骊山感怀》未对杨妃进行直接评论，只是无限留恋地回首往日盛事:“我念绮襦岁，扈从当太平。小臣职前驱，驰道出灞亭。翻翻日月旗，殷殷鼙鼓声。万马自腾骧，八骏按辔行。日出烟峤绿，氛氲丽层甍。登临起遐想，沐浴欢圣情。朝燕咏无事，时丰贺国祯。日和弦管音，下使万室听。海内凑朝贡，贤愚共欢荣。合沓车马喧，西闻长安城。事往世如寄，感深迹所经。申章报兰藻，一望双涕零。”[18]
诗人杜甫出身于官宦之家，亲历开元天宝年间的繁华岁月，也深受“安史之乱”中的颠沛流离之苦，著名诗篇《北征》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是最早对杨妃进行直接评价的诗作，诗文如下: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
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
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
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
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
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
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
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
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
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能说。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祆气豁。
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
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
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何俱发。
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19]
这首五言古诗写于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是长篇的叙事诗。这首诗歌纵论古今，从家庭的遭遇写至天下大事，只是在诗中涉及了马嵬之变和杨妃事迹。诗人在极其困苦的逃难生活中不忘天下事，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也对一去不复返的美好生活充满了眷念。诗人迷茫痛苦，哀叹自己和家人的贫困潦倒，痛感国家和人民的不幸，向我们呈现了一幅“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的惨痛画面。在长诗的最后几句，诗人提及了马嵬之变和杨贵妃。他高度评价龙武将军陈玄礼率军诛杀杨国忠的行为，热烈欢庆杨氏家族的覆灭:“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他指出，陈将军一举剪除奸臣宠嬖，力挽狂谰，对国家有再造之恩，杨氏家族的诛灭和太子北上灵武主持平叛使得国家政治有了希望。杜甫的观点反映战乱中的庶民对马嵬之变的普遍看法。
诗歌中，杨贵妃第一次被比拟为“褒妲”，被斥为祸国殃民的嬖宠。这也是唐人在诗歌中第一次对地位高贵的后妃提出直接批评。纵观整个唐代的历史，诗人极少对地位崇高的后妃进行批评，杨贵妃是一个例外，对杨妃的直接评价也出现在杨氏家族被诛灭以后。杜甫在战乱前创作的《丽人行》虽然对杨氏家族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仍然是很隐晦的。《北征》则不然，它直指杨妃为“褒妲”，对杨氏进行了最严厉的谴责。“褒妲”是商纣王的宠妃妲己和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她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色祸国的宠妃。周武王伐纣，在檄文中声讨妲己是祸灭家国的祸害，称她为“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周人在灭商后又将妲己之头示众，告诫天下人警惕女祸。杜甫以妲己和褒姒比拟杨妃，无疑对她彻底予以否定。杨贵妃在以后的史书遂被描述成一个以美色诱惑君主，导致天下大乱的宠妃，许多文人们将这一时期国家的衰落、社会的动荡、百姓的痛苦等诸种现象都归罪于玉环，杨妃遂成为被人唾骂抨击的女性历史人物。杜甫的评价对以后史家和诗人们的创作影响极大，许多文人沿用此说，用传统的女祸论解释国家的盛衰，认为杨玉环以美貌蛊惑君心，导致国家衰落。诗人刘禹锡贬称杨妃为“妖姬”，温庭筠指斥杨妃为“内嬖”，白居易也反复告诫君主警惕后宫宠妃的诱惑。这一类诗歌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位以美色蛊惑君主，导致国家衰败的后妃形象。
谴责杨氏家族的同时，杜甫等人也流露出一丝对杨妃的哀怜之情，杜甫的《哀江头》满怀悲凉:“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面对“黄昏胡骑尘满城”的景象，回忆昔日的繁华，诗人不由得同情起美人的下场，哀痛之情充溢全诗。天宝十三年登第的襄阳人张继也创作了《华清宫》:“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朝元阁峻临秦岭，羯鼓楼高俯渭河。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诗中提及华清宫和霓裳歌舞，一句“呜咽声中感慨多”寄托了作者无限的哀思。
诗人李益在少年时代目睹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动乱，其创作的《过马嵬二首》表现了十分复杂的情感，既谴责红颜祸水，又感慨红颜薄命。《过马嵬二首》其一告诫人们警惕女祸:“路至墙垣问樵者，顾予云是太真宫。太真血染马蹄尽，朱阁影随天际空。丹壑不闻歌吹夜，玉阶唯有薜萝风。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过马嵬》其二伤感地悲悼李杨旧事:“金甲银旌尽已回，苍茫罗袖隔风埃。浓香犹自随鸾辂，恨魄无由离马嵬。南内真人悲帐殿，东溟方士问蓬莱。唯留坡畔弯环月，时送残辉入夜台。”他的另一首诗又公然为杨贵妃鸣冤翻案:“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20]
(二)浓郁的怀旧情结和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元稹、白居易等诗人眼中的杨玉环形象
中唐，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至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主要是德、宪两朝。这一时期，社会趋于稳定。德宗即位后，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废除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改成两税法，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重整国家的赋税制度。德宗想矫正肃宗、代宗以来对割据藩镇姑息的政策，用兵征讨山东、河北等跋扈的节度使。宪宗元和年间，唐军在宰相裴度的指挥下打败跋扈的淮西吴元济，淄青镇的李师道企图顽抗，也被打败。成德、卢龙等藩镇也表示归顺，国家出现了短暂的统一局面。这一时期，经济初步得到发展，诗歌创作也逐步繁荣。元稹、白居易、窦巩等一批战争后出身的中原诗人痛惜国家的衰落，哀怜李杨旧事，感慨人事兴亡，创作了一些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长篇诗作。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他们凭着主观情感对杨妃旧事进行文学加工，杨玉环的个人魅力及其在国事中的作用在作品中得到极大的提升，被描绘为魅力超凡的绝代佳人。
此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有几十年时间，战争的烽火硝烟已经远去，国破家亡的伤痛逐步淡化。但是，“安史之乱”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精神上的创伤却并未消弭，怀旧的情结充溢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这一代诗人虽未亲历国家的盛衰变化，却亲眼目睹疮痍满目、生民凋敝的社会景象。他们和杜甫等人一样，对开元天宝时期的繁盛追恋不已，美化战前社会生活成为文学作品普遍特征。杨贵妃死后，民间围绕唐玄宗杨贵妃的事迹出现种种传闻，文人们对这些夸大历史事实的传闻加以汇编，写成了多部杂史小说，如记载开元天宝年间事迹的《开天传信记》和《开元天宝遗事》，专门记载“安史之乱”的《安禄山事迹》，专门记载玄宗朝异闻琐事的《明皇杂录》，专门记载宦官高力士事迹《高力士外传》等。在人们的记忆中，战乱前庶民的生活是何等的安定幸福!帝妃生活更是何等富丽风雅!
《开天传信记》就向人们描述过如此美妙的景象: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隍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麋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犹惕励不已，为让者数四焉。[21]
这段记载常被史家引用，但是否属实很值得怀疑。开元年间的社会有如此美好?众所周知，武后以来各种社会问题已经相当尖锐，国家的基本制度均田制和府兵制逐步瓦解，对外战争不断失败，士兵的大量死亡和农民的破产逃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会“路不拾遗”呢?杜甫就曾在“安史之乱”前写下了《兵车行》《前出塞》《丽人行》等著名诗篇，尖锐地揭示了政治的黑暗腐败和人民生活的惨痛不幸。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美化开元天宝社会的诗文呢?这是因为，对于那些经历了离乱苦痛，又生活在国家走下坡路时期的诗人们来说，回想昔日的繁盛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莫大的安慰。天宝十四年实在是唐人记忆中异常伤痛的一年，他们不得不亲眼看着世代居住的富庶的故土沦为血腥的战场，不得不亲眼目睹亲族家人的离散，历时八年的战争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战争前的安定生活在记忆中越来越美好，杜甫无限留恋地回忆昔日的美好生活: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二首》之二)
昔日的回忆已经成为挣扎在苦痛的现实世界的诗人们的慰藉，人们在回忆中重构了开元、天宝的历史。西方著名的心理学家Barttett在《记忆:实验与社会心理学研究》(1932)中认为记忆具有功能上的重构性，记忆是为了迎合当前意愿的需求而对过去事件加以重构。[22]
开元、天宝年间的生活成为再也无法回去的美丽世界，而这个旧日世界的核心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帝妃旧事成为诗歌中咏颂不绝的主题，寄托着人们无尽的追忆和感怀。《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和《开天传信记》等都用了许多的笔墨描述宫廷生活，贵妃的美丽成为渲染的重点。她的娇媚之态，她的爱情故事，甚至她的眼泪和汗水都加以描述，如《开元天宝遗事》就记载了贵妃的眼泪凝成红冰的奇异故事:
杨贵妃初承恩召，与父母相别，泣涕登车。时天寒，泪结为红冰。
又记录贵妃汗水为桃红色:
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23]
在浓郁的怀旧情结观照之下，诗人元稹、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探讨后妃与政治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谈论马嵬旧事，抒发自己的女性观。如同贞观时期的人们喜好探讨隋亡原因一样，中唐以后的人们热衷讨论开元、天宝之际由盛而衰的历史。宪宗时的宰相崔群屡次以开元、天宝年间的故事为例子，劝谏皇上任用贤能。他认为天宝末年天下大乱原因在于用人，开元年间用姚崇、宋璟、卢怀慎、韩休、张九龄等，天下治理得井然有序。天宝以后，重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天下则乱。他希望宪宗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24]
诗人元稹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严肃地思考国家的盛衰之变。《连昌宫词》以“连昌宫”为题，涕述宫阙往日的繁华和今日的荒落，引出诸多感慨。目睹“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的旧日宫阙成为“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的荒野，诗人不仅“心骨悲”，甚至是“恸哭”。作者回顾了玄宗初年的太平景象，李隆基重用贤相姚崇、宋璟，听从大臣的进谏，吏治清明，国家安定富足。痛定思痛，作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即“太平谁致乱者谁”。答案是“后庭渐渐由妃子”。诗人认为是由于玄宗对后妃的宠爱，导致外戚祸国，最终天下大乱，国家因此蒙受天翻地覆的巨变，“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中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此诗对国家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论述多而艺术粗糙，但因具有明显的惩戒之意而受到宋人的特别赞赏。宋人将元稹的《连昌宫词》与《长恨歌》作比较，认为元诗优于白诗:
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长官清贫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至。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其末章及官军讨淮西，乞“庙谟休用兵”之语，盖元和十一二年间所作，殊得风人之旨，非《长恨》比云。[25]
与元稹的《连昌宫词》不同，王建的《华清宫感旧》《宫词百首》《霓裳词十首》等着力刻画开元、天宝时期的宫廷生活，想象帝妃宫女生活，反映了中唐时期的人们对旧日盛世的遐想。《霓裳词十首》想象当年的宫廷生活，述及梨园和霓裳、洗儿钱、寒食节、宫人打球等生活场景，展示了逝去的繁华旧梦。《华清宫感旧》回首宫廷旧事，也满是伤痛的情怀:“尘到朝元边使急，千官夜发六龙回。辇前月照罗衫泪，马上风吹蜡烛灰。公主妆楼金锁涩，贵妃汤殿玉莲开。有时云外闻天乐，知是先皇沐浴来。”
中唐时期的诗歌普遍笼罩着浓郁的怀旧情感。诗人窦巩无限留恋地咏颂骊山旧事:“翠辇红旌去不回，苍苍宫树锁青苔。有人说得当年事，曾见长生玉殿开。”(《过骊山》)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以一偶遇沦落江南的宫廷梨园老人的行者身份，叙述宫廷盛衰:
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珮合，万国会同车马奔。金钿照耀石瓮寺，兰麝熏煮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冬雪飘颻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豳土人迁避夷狄，鼎湖龙去哭轩辕。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尊。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暗锁春云。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26]
全诗充溢伤痛之感，诗人回首帝妃往事，述及长安宫阙的变化和自身的落魄遭遇，“鼎湖龙去哭轩辕”“骊山渭水如荒村”等诗句抒发了诗家无限感伤的情怀。
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刘禹锡的《马嵬行》都是围绕杨贵妃的事迹展开的叙事诗。它们刻意渲染杨妃魅力，从不同的角度渲染杨玉环的迷人媚态。《长恨歌》和《马嵬行》不同的是，《长恨歌》主要歌咏了李杨的爱情，诗歌流丽自然、宛转动人，在谴责玄宗重色轻国的同时歌颂李杨爱情，想象君王对已故后妃的真挚爱情和无尽的追思;《马嵬行》则着力宣扬了美色祸国的理论，诗中的杨妃不仅美色无双，更具备一股妖媚之气:
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驿。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贵人饮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属车尘已远，里巷来窥觑。共爱宿妆妍，君王画眉处。履綦无复有，履组光未灭。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邮童爱踪迹，私手解鞶结，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
诗歌中痛斥杨妃为“妖姬”，夸称杨玉环的美貌达到了“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的地步。诗中还提到具有香气的“凌波袜”“指环”“首饰”等，可见此时民间已经在传播有关贵妃的种种传闻，她用过的物品因此也染上了种种神异的魅力。
此外，白居易还创作了《李夫人》《胡旋女》等，它们也以“监戒规讽”为创作目的，诗歌渲染贵妃美貌以告诫人们美色祸国。《李夫人》和《胡旋女》的创作宗旨是“戒嬖惑”，要求身处权力核心的皇帝要增强修养，克制自己的欲望，抵御后宫美色的诱惑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李夫人》历数汉武帝对李夫人和李隆基对杨妃的无尽的思念，刻意拔高美色的力量:“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要求君主警惕妍艳后妃的诱惑。《胡旋女》由一舞蹈联想到:“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重申了女色祸国的论调。
《长恨歌》《马嵬行》《胡旋女》和《李夫人》等将杨妃的个人魅力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塑造了一位具有倾城倾国的魅力的后妃形象。根据历史记载，杨玉环是一位天生丽质的妃子:“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27]她丰满艳丽，擅长音乐舞蹈，是一位有才智的美人。但是，杨玉环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绝代美人，却得力于唐文学作品对她的渲染，白居易尤其功不可没。杨妃在杜甫诗中仅是“明眸皓齿”，到了白居易笔下达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地步，其魅力不仅使得“汉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而且光耀门第、改变风俗，“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陈鸿撰写的《长恨歌传》也刻意夸大杨妃之美丽:“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为衬托杨氏之美丽，贬称宫中其他女性“粉色如土”。同样，刘禹锡笔下的杨玉环也具有“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的神奇力量，甚至她用过的物品也具有了神秘色彩。
白居易等人的诗文千古流传，家喻户晓，在民间有极大的影响力。唐中期以后，由于渲染美色祸害的诗文增加，人们普遍对美色有了一种惧怕心理。汉代美女王昭君出塞与可汗成亲，许多文人为之鸣不平，谴责画工毛延寿太过贪婪，使得王昭君遭受不公平的命运。但是，到了唐代，人们用红颜祸水的理论解释历史。毛延寿摇身一变，成为高瞻远瞩的将国家祸水外引的功臣。[28]白居易《古冢狐》专门描绘古冢狐的美丽姿容，告诫人们:“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
(三)惆怅失落的情怀和哀怨可怜的后庭妃子:杜牧、李商隐等诗人眼中的杨玉环形象
晚唐诗坛上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如杜牧、李商隐、杜荀鹤等，他们大多出生在九世纪以后，心态与元、白等人有很大的不同。面对政治腐败、宦官横行和农民流离失所的局面，他们普遍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沮丧绝望，多借李杨旧事抒发失落、惆怅的情怀和叹息人生的无奈。这一时期咏杨诗数量最多，且反复以帝妃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点“马嵬”“华清”“骊山”等为题，或斥责嬖宠倾国，或哀怜贵妃下场，或渲染帝妃爱情故事，喜笑怒骂、哀怨悲凉与讥讽挖苦兼而有之。诗家对杨妃往往持同情态度，想象贵妃的冤屈和愁苦，哀怜后妃的可悲下场，诗歌充溢着悲凉哀婉的色彩，语言则精致细腻、凄美哀婉，以“红凄碧怨”和“调苦词高”为共同特征。
晚唐诗人生活的时代，距马嵬坡事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时间淡化了伤痛，所以他们在回首李杨旧事时，少了那种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也缺乏《长恨歌》中的浓郁情感，而是借托史事，寄其吊古伤今之意。对这些诗人而言，马嵬之事与其他历史遗迹和遗闻并无多少不同。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感叹贵妃旧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首诗与他创作的另一首伤悼六朝旧事的咏史诗《江南春》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同一种情调，无非是怀古伤今，感慨人世变迁和朝代盛衰。李商隐《骊山有感》的“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也表现了人事兴衰的感慨。
由于距离“安史之乱”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晚唐诗人在评价杨妃和马嵬事件时顾忌较少，多直抒己见，观点迥然不同。部分诗人受杜甫、元稹等人的影响，继续重复红颜祸水的理论，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张祜的“细音摇翠佩，轻步宛霓裳。祸乱根潜结，升平意遽忘”(《华清宫和杜舍人》)和温庭筠的“才信倾城是真语，直教涂地始甘心”《马嵬佛寺》)等都在继续演绎红颜祸水的断论告诫人们。另一些诗人则对白居易等人演衍制造的“倾国倾城”的神话冷嘲热讽，李商隐的《马嵬二首》就对杨玉环倾覆国家的非凡魅力提出怀疑:“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既然杨贵妃有倾国之魅力，又怎么会落到仓皇南奔、惨死马嵬的地步!他的《华清宫》更具讽刺性:“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黄滔的《马嵬二首》也反对以女人作为国家祸乱的替罪羊:“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蛾眉。”他们不仅反对杨妃祸国的说法，而且质疑历史上盛行的女色祸国的理论。罗隐指出: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29]
他对西施的美色导致吴国灭亡的说法提出怀疑。诗人苏拯提出“美女是上天为惩治淫佚君主而生”的见解，别有一番新意:
吴王从骄佚，天产西施出。岂徒伐一人，所希救群物。良由上天意，恶盈戒奢侈。不独破吴国，不独生越水。在周名褒姒，在纣名妲己。变化本多涂，生杀亦如此。君王政不修，立地生西子。[30]
陆龟蒙则更加尖锐地指出吴王是吴国灭亡的祸首:“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官。”(《吴宫怀古》)末世民众对官府充满怨恨，诗人们也充满着叛逆精神。皮日休尖锐地指出，古代的圣贤因得民心而取天下，今天的统治者却牺牲百姓而得天下。他对君主制度的神圣性提出怀疑，认为帝王如果不为尧舜之行，则百姓可以造反作乱和杀戮暴君。综观封建王朝的兴衰过程，他们对历史兴衰的原因提出了与以往学者截然不同的看法，发人深省。他们普遍反对杨妃祸国的说法，将抨击的矛头指向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李隆基，徐夤《开元即事》指出:“曲江真宰国中讹，寻奏渔阳忽荷戈。堂上有兵天不用，幄中无策印空多。尘惊骑透潼关锁，云护龙游渭水波。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他反对用美色祸国为君主开脱责任的做法，认为国家动乱的起因在于朝中的君臣，而非一个柔弱的女子。
诗人们此时再经过马嵬坡时，他们已不再有“中自诛褒妲”的激动，而是更多地将贵妃作为柔弱不幸的可怜女子看待，伤悼美丽后妃的不幸人生，同情帝妃的爱情悲剧，热衷于描述贵妃的的愁苦、贵妃的情爱、贵妃的的哀怨，凄美哀怨成为这些诗歌的普遍特色。他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恨”“怨”“冤”“愁”“哭”“呜咽”“泪”等字，着力渲染贵妃的“艳笑”“香魂”“花肤”“雪艳”“玉艳”“冤气”“蝉鬓”“香囊”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楚楚可怜的弱女子形象。
杜牧的《华清宫》绝句无限伤痛地回首马嵬:
零叶翻红万树霜，玉莲开蕊暖泉香。行云不下朝元阁，一曲淋铃泪数行。
高骈的《宴犒蕃军有感》也在述说帝妃的遗恨:
蜀地恩留马嵬哭，烟雨濛濛春草绿。满眼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梁州曲。
同样风格的还有张祜的《太真香囊子》:“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谁为君王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雨霖铃》:“雨霖铃夜却归秦，犹是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诗人郑嵎在《津阳门诗》中完全推翻了杜甫《北征》中对马嵬事件的评价，抨击陈玄礼等人逼杀杨妃的行为，刻画了一位“花肤雪艳”的含冤妃子形象:
马嵬驿前驾不发，宰相射杀冤者谁。长眉鬓发作凝血，空有君王潜涕洟。青泥坂上到三蜀，金堤城边止九旂。移文泣祭昔臣墓，度曲悲歌秋雁辞。明年尚父上捷书，洗清观阙收封畿。两君相见望贤顿，君臣鼓舞皆歔欷。宫中亲呼高骠骑，潜令改葬杨真妃。花肤雪艳不复见，空有香囊和泪滋。
韦庄《立春日作》的“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和高骈《马嵬驿》的“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销渭津。蝉鬓不随銮驾去，至今空感往来人”也都为后妃之死感到伤感惋惜。这些作品融入了诗人们自身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和自身情感状态的体验，反映了他们凄苦而惆怅的内心世界。
人们普遍哀怜佳人的惨死，对杨妃的下场表示同情。诗人于氵贲感慨道:“常经马嵬驿，见说坡前客。一从屠贵妃，生女愁倾国。是日芙蓉花，不如秋草色。当时嫁匹夫，不妨得白头。”多愁善感的诗人李商隐的《马嵬二首》也为杨妃不得善终而伤悲:“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李商隐的《华清宫三十韵》用惨澹的蜀峰和远微的秦树描绘出一幅贵妃被冤杀的惨淡哀痛的情景:“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倾国留无路，还魂怨有香。蜀峰横惨澹，秦树远微茫。鼎重山难转，天扶业更昌。望贤餘故老，花萼旧池塘。往事人谁问，幽襟泪独伤。”温庭筠的《过华清宫二十二韵》则用“艳笑双飞断，香魂一哭休。早梅悲蜀道，高树隔昭丘。朱阁重霄近，苍崖万古愁。至今汤殿水，呜咽县前流”将马嵬旧事渲染得惨烈浓艳。
同情怜悯之余，人们喜笑怒骂、讽刺挖苦皆而有之。诗人罗隐在《帝幸蜀》为杨妃诉冤:“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同时，他在《华清宫》又嘲弄聪明睿智的玄宗无法抵御美色的诱惑:“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人们没有杜甫的那种国破家亡的激愤的情感，也少了白居易等人浓郁的怀旧之情。这些晚唐咏杨诗虽然语言精致细腻，却缺乏《长恨歌》那种催人泪下的魅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繁荣，李杨的故事越来越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贵妃的生死、帝妃旧事、旧日的宫阙，甚至杨妃的袜子都成为他们创作的题材，这类诗歌往往沾染了几许香艳的色彩，如李远《老僧续得贵妃袜》和李群玉《李远获贵妃袜》。李远《老僧续得贵妃袜》咏颂贵妃的香袜:
坠仙遗袜老僧收，一锁金函八十秋。霞色尚鲜宫锦靿，彩光依旧夹罗头。轻香为著红酥践，微绚曾经玉指搆。三十六宫歌舞地，唯君独步占风流。[31]
晚唐此类怜香惜玉的哀艳作品颇多，引起一些文人的反感。《唐阙史》卷上《郑相国题马嵬诗》中记载当时文人经过马嵬，往往睹景伤情，为美人之死而黯然泪下，所赋之诗数量众多，“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高，而无逃此意”。只有丞相荥阳公郑畋与众不同，他在过马嵬时力排众议，题诗再度颂扬诛杀杨妃的行为: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32]
后世诗人在回顾诛杀杨氏家族的马嵬事件时，也对晚唐诗人过于看重贵妃个人的悲剧下场而深感不满。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由贵妃之泪想到了那些在战火中号哭的寡妇的眼泪，其诗作《马嵬》道:“倚仗营门泪数行，君臣此际太仓皇。兴元一诏三军泣，何必伤心向佛堂。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33]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唐玄宗的昏庸无能，玄宗重用贵妃家族祸乱国政，造成成千上万家庭的生离死别和无数孤儿寡母的绝望号哭，这一切远比杨玉环个人的命运重要得多，战场上的累累白骨和“哀哀寡妇”的眼泪也比一后妃的眼泪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