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杨玉环生平及评价

杨贵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史书上有关杨玉环的历史记载是清晰而可信的。她生于繁荣富庶的开元六年，是天宝时期大唐地位最崇高的一位女性。天宝十四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诛杨”为名在范阳(治今北京)发动叛乱，并攻克潼关进军长安。贵妃杨玉环随唐玄宗逃出长安后，在距离京城仅几十里地的马嵬坡被赐死，年仅38岁。杨玉环的祖父为金州刺史，父亲杨玄琰为蜀州司户，因父亲早逝，玉环由叔父养大。开元二十三年，玉环被策为寿王妃，朝廷颁布《册寿王杨妃文》，希望这位出身名门的女子“尔其敬宣妇道，无忘姆训，率由孝敬，永固家邦。”^[1]开元二十五年，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去世，杨玉环在天宝初年进册为贵妃，受到玄宗的宠爱，宫中号“娘子”，杨氏一门因此权势熏天，史书记载:

天宝初，进册贵妃。追赠父玄琰太尉、齐国公。擢叔玄珪光禄卿，宗兄铦鸿胪卿，錡侍御史，尚太华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见宠遇。而钊亦寖显。钊，国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为姨，封韩、虢、秦三国，为夫人，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每命妇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台省、州县奉请托，奔走期会过诏敕。四方献饷结纳，门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与妃家忤，至追内封物，驸马都尉独孤明失官。^[2]

不学无术的杨国忠依靠裙带关系升为中书令，他把持国政、祸乱国事。贵妃姐妹也骄横跋扈，搜刮民脂民膏，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由于他们有皇帝作为靠山，群臣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安禄山军队攻破潼关之际，贵妃及杨氏家族随玄宗南逃，愤怒的禁军在马嵬坡发动兵变，贵妃被逼自杀，杨国忠和韩国、虢国二夫人也为乱兵和地方官吏所杀。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前后持续八年，人民流离失所，唐代社会因此蒙受了巨大灾难。最后，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大唐的盛世也一去不复返了。

唐王朝立国长达三百年，以天宝十四年为界，政治和经济呈现截然不同的风貌。“安史之乱”的爆发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但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最高统治者的种种错误的政策。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时期(712—755年)，是唐王朝国力鼎盛的时期。玄宗即位初期年轻有为，他针对武后以来的弊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效显著。他的主要改革有:一是裁减冗官。他严格控制官员的铨选，亲自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精简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二是抑制食封贵族。中宗时期，食封贵族达到一百四十家以上，封户多达万户。玄宗削减封户，并规定:封家的租调统一由政府征收;三是淘汰天下僧侣。武则天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全国的僧侣人数急剧增加，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强令一万二千余人还俗，控制佛寺的创建。四是重视农业生产，检括逃户，大兴屯田。唐玄宗在位前期也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但在做了三十年皇帝后逐渐懒于政事，居于深宫以声色自娱。安禄山的势力在玄宗的宠幸纵容下一天天壮大，李林甫和杨国忠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视。李隆基的老迈昏庸使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中，皇帝在国家政权中处于主宰的地位，皇权操纵一切、涵盖一切，皇权周围不存在任何与之平行的、能够制约的权力主体。因此，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素质和品行会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严重的影响。由于地近天颜，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后妃和外戚对国家政治也有相当的影响。后妃及其家族受到君主的宠信和信任，得以干预政事，从而影响国家命运。因立后立嗣引起国家剧烈动荡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们就意识到国家政治与宫廷的后妃有关，告诫君主警惕美色。玄宗因宠幸杨妃而使杨家姐妹兄弟权倾朝野，危及国家和人民利益。君主对美色的贪恋和对后妃家族的宠幸和骄纵，导致国事腐败，最终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变成社会的破坏性力量。但是，李氏王朝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又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大唐子民不敢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多归罪于他周围的人，一类是宠臣，另一类就是宠妃。唐天宝年间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奸臣，《旧唐书》评价李杨两人:

李林甫以谄佞进身，位极台辅，不惧盈满，蔽主聪明，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得非彼苍假手，以示祸淫者乎!杨国忠禀性奸回，才薄行秽，领四十余使，恣弄威权，天子莫见其非，群臣由之杜口，致禄山叛逆，銮辂播迁，枭首覆宗，莫救艰步。^[3]

李林甫和杨国忠之外，杨玉环也承受了千古骂名。《旧唐书》的作者在总结国家治乱和后庭宠妃的关系时指出:“三代之政，莫不以贤妃开国，嬖宠倾邦。秦、汉已还，其流浸盛，大至移国，小则临朝，焕车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洎末涂沦败，赤族夷宗。”他认为唐玄宗宠幸武惠妃和杨玉环，导致李氏家族“几丧天下”。史家将杨玉环与前代的妲己、褒姒、赵飞燕等归于一类，称之为祸乱国事的嬖宠。嬖宠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女性的反面人物形象，和历史悠久的女祸论有密切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后妃被分为两类鲜明的形象，一类是辅佐君主的贤妃，如唐代的长孙皇后;另一类是嬖宠，指那些因美色而受到君王的宠幸而造成家国不幸的后妃，类似的称谓有多种，如嬖幸、嬖人、内嬖、艳嬖、宠嬖、嬖姝、嬖姬、嬖阴、嬖艳等，都明显带有贬意。古代文人认为君王对美貌女性的宠幸使国事败坏，国家的灭亡和女人的特殊魅力密不可分，杨玉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唐以后的历代大臣经常提醒君主以唐天宝变局为鉴，保持对身边的宠妃和宠臣的警惕。宋人指出:“唐明皇以嬖宠奸邪，内外交害，身播国屯，兵交关下，亡乱之迹如此，由狃于承平，肆行非义，稔致祸败。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乃欲倡导陛下而为之，臣切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4]奄至清代，赵翼在《廿二劄史记》中重申唐亡于女色的观点:

是两代开创之君(高祖、太宗)，皆以女色纵欲。孰知贞观之末，武后已在宫中，其后称制命，杀唐子孙几尽，中冓之丑，千载指为笑端。韦后继之，秽声流闻，并为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丑行于天津桥，以倾陷张柬之等，寻又与安乐公主毒弑中宗。宫闱女祸，至此而极。及玄宗平内难，开元之始，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虽安史之变不尽由于女宠，然色荒志怠，惟耽乐之从，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酿成大祸而不知，以致渔阳鼙鼓，陷没两京，而河朔三镇从此遂失，唐室因以不竞，追原祸始，未始非色荒之贻害也。然则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败，所谓君以此始，亦以此终者，得不谓非天道好还之昭然可见者哉。^[5]

受女祸论的影响，赵翼任意夸大女子在国事中的作用，将唐的兴衰治乱归咎于“女宠”，尤其是夸大了杨贵妃的个人力量，认为“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将亡国的主要责任归于一个后宫的妃子的看法显然是浅薄的。

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湖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6]他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中又说:“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7]综观中国历史的发展，确如鲁迅先生所说，后宫的女人一直在替那些掌握权力的男人作替罪羊。一个王朝的衰亡，后宫宠妃确实能起一定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男人，是那些手握权力的男人。就杨贵妃而言，她不是一个专权跋扈的妃子，也未显示出在政治上有多大的才干，若将国家败亡的责任完全推向这位后宫佳丽，委实有些不公平。在唐前期的政治舞台上，后妃在政治活动中十分活跃，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太宗母亲窦氏、太宗皇后长孙氏、高宗皇后武氏、中宗皇后韦氏和昭仪上官婉儿、肃宗皇后张氏等皆出身关陇大族，性格刚毅果决，敢作敢当，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以隋独孤皇后为例，每次上朝，她都与文帝方辇而进，并公然干预朝廷的大政方针。太宗的皇后长孙氏也是太宗的得力政治助手，太宗称为“良佐”。杨妃虽出身北方大族，但曾长期生活在南方，受到南北文化的熏陶，是一位具有南国风韵的妃子，在政治上却并未显示出多大的才干和野心。

虽然将国家败亡的责任完全推向杨妃是不公平的，但若说杨玉环对“安史之乱”的爆发毫无责任也偏离了事实。杨妃及其家族积极干政，为家族谋取私利，使得万民离心，正如马嵬之变中的龙武将军陈玄礼所言:“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杨国忠保持禄位的重要原因是杨贵妃在后庭为他周旋，贵妃并未置身事外，而是在内廷积极为杨国忠传递消息，如驸马张垍的冤案就是一明显的例子:

驸马张垍，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赞相礼仪，雍容有度。玄宗心悦之，谓垍曰:“朕罢希烈相，以卿代之。”垍谢不敢当。杨贵妃知之，以告杨国忠，杨国忠深忌之。时安禄山入朝，玄宗将加宰相，命垍草诏。国忠谏曰:“禄山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于唐。”玄宗乃止。及安禄山归范阳，诏高力士送于长乐陂。力士归，玄宗问曰:“禄山喜乎?”力士对曰:“禄山恨不得宰相，颇有言。”国忠遽曰:“此张垍告之也。”玄宗不察国忠之诬，疑垍漏泄，大怒。黜垍为卢溪郡司马，兄均为建安郡司马，弟为宜春郡司马。^[8]

杨贵妃在一些重大事情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国家危难的时刻，贵妃姐妹依然在拼命干预皇上的决策，误国害民，祸害委实不浅。在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军队已经向长安进军的危急时刻，玄宗决定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时，杨氏兄妹便作了干预。

玄宗闻河朔变起，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土请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关，诸将以函关距京师三百里，利在守险，不利出攻。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翰不获已出关，及接战桃林，王师奔败，哥舒受擒，败国丧师，皆国忠之误惑也。^[9]

安禄山以“诛杨”为名发动叛乱，形势万分危急，玄宗推出众望所归的太子担任天下兵马元帅，这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可以调动各方力量一致抗敌。然而，杨氏姐妹唯恐家族利益受损，贵妃采取以死相逼的极端手段迫使玄宗放弃重用太子的主张，杨国忠也得以继续祸乱国事，直接促成潼关失守，局势急转直下遂无法收拾。“败国丧师”局面的出现，贵妃难辞其咎。之后，玄宗率少数王子公主及大臣南奔，贵妃姐妹及杨国忠跟随左右。国势危急至此，年老昏庸的玄宗依旧迷恋贵妃，宠信杨氏家族，愤怒的禁军在龙武将军陈玄礼的率领下发动兵变:

亭午，上犹未食，有老父献麦，帝令具饭，始得食。翌日，至马嵬，军士饥而愤怒，龙武将军陈玄礼惧乱，先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遮国忠诉事，军士呼曰:“杨国忠与蕃人谋叛。”诸军乃围驿擒国忠，斩首以徇。是日，贵妃既缢，韩国、虢国二夫人亦为乱兵所杀。^[10]

禁军诛杀祸害国家的杨氏家族后，关中军民遮道恳请李亨留下率领军民抗敌，表示愿意跟随太子奋勇杀敌，收复都城。唐玄宗被迫同意让太子留在关中，太子在宦官李辅国和张良娣的劝说下决定北返抗敌。当时，跟随太子留下的仅有广平、建宁二王及将士二千人。太子退至平凉(今陕西平凉县)，得监马数万匹。太子又北上灵武，在一批大臣和边镇将领的支持下登上皇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在肃宗的率领下，全国军民开始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敌斗争。回顾“安史之乱”爆发到玄宗奔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认为，天宝末年国家发生的巨变，杨玉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史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杨妃未参与国事而被诛杀，是被冤杀的。这种观点显然无视历史事实。杨国忠和贵妃祸乱国事，使得吏治腐败，国家政治黑暗，士庶离心，安禄山等胡将有了可乘之机。在国家万分危急的关头，龙武将军陈玄礼毅然率禁军造反，扭转了颓势，国家和民族有了希望。马嵬之变的出现，反映大唐的民心所在，天下军民百姓对跋扈的杨氏家族的诛灭普遍感到欢欣鼓舞。贵妃家族的诛灭和太子的北上使庶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此举为叛军的镇压和大唐重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