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风深沉、哀痛，蕴涵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贫妇诗的作者不是简单地描述和控诉，而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下去观照贫妇生活，观察细致、思维敏锐，深刻揭示她们人生悲剧的时代根源。贫妇诗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历史记录，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社会现实的记录。唐代开国后，人口持续增长，至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顶峰。当时国家人口达到九百多万户，但这么多的人口仅仅在十几年的时间内，至代宗广德年间却仅剩下二百九十万户，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对于这一时期人口的急剧减少非常震惊，他认为叛贼的杀掠、蕃夷的蹂践、乱军的搜刮固然是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政府的苛敛和贪官污吏的欺压更是人民死绝逃亡和陷入贫困深渊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盖国家所以安集其人民而足其赋役者，恃夫法之不乱、政之不苛，汙吏无所容其奸，猾胥无所雠其伪耳。丧乱猝兴而典籍乱，军徭数动而迁徙杂，役繁赋重，有司以消耗薄征输不及之责而利报逃亡，单丁疲户，徼幸告绝，而黠民乘之，以众为寡，以熟为莱，堕赋于僻远愿朴之乡，席腴产、长子孙者，公为籍外之游民，墨吏鬻版籍，猾胥市脱漏，乃使奉公畏法之愿民，代奸人以任国计，户日减，科敛不得不日增，昔以三而供太平之常赋，今以一而应军兴之求索，故其后两税行而税外之苛征又起，杜甫所为哀寡妇诛求之尽者，良有以也。

民之重困，岂徒掠杀流亡之惨哉?第五琦、元载之箕敛愈酷，疲民之诡漏愈滋，官胥之欺诬愈剧，此二百九十余万者，犹弗能尽隐而聊以塞上之求者也。以此知广德之凋残，上损国而下病民，诚有以致之，盖乱世必然之覆轨矣。赋轻役简，官有箴，民有耻，虽兵戈之余，十年而可复其故，亦何至相差之邈绝乎?^[17]

贫妇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力的盛衰、赋役的征收、吏治的好坏都直接影响普通农夫和农妇的生存状况。赋役不均的弊端历代皆有，但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的情况特别严重。赋役制度的不合理，再加上民户的大量逃亡，造成国家户籍大乱，农民陷入困境。唐初承继北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主要是根据丁身决定租调徭役的征敛。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府兵负担过于沉重，从武后时期开始，他们在不断地逃离故土。至天宝年间，府兵的基本单位折冲府已经达到无兵可交的地步。府兵制的衰亡促使了募兵制的盛行，边陲强大的节度使逐步发展成为割据势力，军事力量也由“内重外轻”发展到“内轻外重”。为了与地方强藩作战，政府又不得不大量征调农民参与战争，并不断巧立名目，征收各种新的杂税。普通百姓不堪重负，继续逃亡，杜甫诗中“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和“哀哀寡妇诛求尽”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惨痛的社会现实。

“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的户籍和赋税长时期处于极度混乱之中，直到杨炎实行两税法后才逐步走上正轨。两税法的实行，初期效果较好，但不久后税外加税的老问题再度出现，农民依然处在饥寒交迫的状况，不得不远徙他乡或加入军队，根本无法安居乐业。而农民的破产和大量流民的出现又成为社会的严重问题，流亡贫民成为藩镇军队稳固的兵源。张国刚教授在研究唐代政治制度后，认为唐代后期之所以出现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就是那些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18]农民不能稳定地在土地上进行生产，社会也就无法稳定。唐代的士大夫们已经意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及其与土地制度的紧密关系。曾经担任盐铁转运使的杜佑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政治制度的专史《通典》，书中将《食货》放在九门之首，又首次将田制列在《食货》的第一，这说明了文人们目睹哀鸿遍野的惨痛景象的同时，已经看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认识到要想封建国家的政治稳定，必须让农民稳定下来。而让农民稳定的首要条件是必须让他有一小块土地，耕种收获，交完赋税之后可以保证衣食的基本需要。

唐代文人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诸代。他们怀着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写实纪事，向人们展示了富贵奢华的上层社会之外的世界，那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着绝大多数贫民的真实世界。他们以深邃的目光观察贫妇的人生悲剧，揭示下层社会的悲惨生存状况，诗风通俗简朴而哀痛深沉、寓意深远。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真实可信的社会画面:官吏凶狠、权贵骄奢、边将跋扈，生活于乡村的广大女性在困苦无望的生活中苦苦挣扎。他们倾诉蚕妇、卒妻、贫女、织女的哀怨愁苦，痛斥时政、直言无忌地控诉贪官污吏的暴行，大胆揭露引起民病的种种社会弊端，蕴涵了“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诗作词语激烈、情感浓厚、喻意深厚前所未有。杜甫《三绝句》控诉盗贼:“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同时直斥朝廷官军和盗贼一样的奸淫掳掠的罪恶行径:“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另一首《又上后园山脚》，直接指斥戍役对农力的伤害:“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唐末诗人更加大胆直白，皮日休的《橡媪叹》:“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贯休的《偶然作五首》:“一春膏血尽，岂止应王赋。如何酷吏酷，尽为搜将去。”诗歌直接将矛头指向贪官污吏，对倍受压榨的下层女性寄予深切的同情，诉说了民众的心声，扩展了诗歌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魅力。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后，唐诗中大量出现“贫妇”形象，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戴叔伦、王建、刘言史、孟郊、皮日休、杜荀鹤、于氵贲、曹邺等诗人在整个社会政治背景下观照贫妇生活，他们所创作的贫妇诗语言质朴而深沉哀痛，蕴涵了深厚社会内容，有极大的艺术魅力。这些诗歌直接以“卒妻”“征妇”“织女”“苦妇”“寡妇”“贫女”等为题，描述了在征戍徭役和苛捐杂税压榨下挣扎的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贫苦女性形象。古代社会的妇女不仅共同处于卑下的“第二性”的群体，而且其内部也存在着阶级的差异，女性内部生活状况的巨大差异超过两性之间的差异。唐诗歌中众多的的贫妇形象反映了占女性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女性的生存状况，显现贫弱女性的孤苦哀穷的悲惨境地。

【注释】

[1]《艺概》卷2。

[2]《读通鉴论》卷20。

[3]《诗薮》外编卷3。

[4]窦常《酬舍弟牟秋日洛阳官舍寄怀十韵》，《全唐诗》卷271。

[5]《新唐书》卷157。

[6]《全唐诗》卷207。

[7]《全唐诗》卷19。

[8]《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9]《全唐诗》卷382。

[10]刘允章《直谏书》，《全唐文》卷804。

[11]《资治通鉴》卷252。

[12]《全唐诗》卷592。

[13]《全唐文》卷799。

[14]《全唐文》卷798。

[15]《全唐诗》卷608。

[1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2。

[17]《读通鉴论》卷23。

[18]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的第四部分《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